超普通心理学/动机与情绪

本章节“动机与情绪”探讨在外在行为表现之前，决定行为的内在心理过程。

动机(Motivation)

定义

动机是指使个体活动，并促使该活动朝向某一个目标进行的内在心理历程（张春兴，1991，现代心理学）。动机可以促使个体产生行为，并将行为导向一个非随机的目标。动机亦指能够引导与刺激个体行动的因素，并且使行为持续到目标达成为止。而不论动机是来自内在或外在，它都是一种驱动力，并涉及了行为的开端、方向、强度和持续性，负责引起并维持活动直到该活动达成目标为止。在组织行为学中，激励主要是指激发动机的心理过程，此心理过程为通过激发和鼓励，使人们产生一种内在驱动力，使之朝著所期望目标前进的过程，而此目标不为盲目的或随机的。在此过程中，动机通常不会是一成不变的。应当注意的是，动机会激发行为，行为也会反馈而产生新的动机。

动机的分类

动机可依生成原因可分为生理／生存、心理，而心理动机又分为个人性心理及社会性心理，差异如下：

动机分类：依照生成原因
分类	产生方式	范例
生理／生存	人类生理需求	睡觉、饥饿、性行为
个人性心理	个体的性格、想法、意念、能力不同	新奇／好奇、乐趣／精熟、成就／习惯
社会性心理	与他人、群体或外界的互动	亲和／归属、认同、权力

依据动机的来源可分为内在动机（intrinsic motivation）和外在动机（extrinsic motivation）。内在动机包含为驱力（drive）和本能以及特定学习行为。驱力是源自于满足生物的需求（need）。当生物的需求无法被满足时，会产生驱力，而驱力促使生物产生行为来满足需求，使其能够生存。外在动机是基于行为结果的外部回报，跟行为本身带来的愉悦感关联较小。

动机分类：依照来源
分类	来源	范例
内在动机	需要（兴趣、信念、世界观）	因为肚子饿了想吃饭
外在动机	诱因（目标、压力、责任、义务）	因为餐厅促销想吃饭

动机的特征

动机属于一种驱动力，过程可视为：need→drive/motive→behavior 需求若没有被满足，就会产生驱动力；驱动力会使人们产生相应的行为，直到达到目标，又抑或是在理性衡量后，目标达到成本已成为无法负荷。

不论动机是来自于内在或外在因素，它皆是一种引发与驱策行为的动力。与驱力相关的理论有驱力骤降论（drive reduction）、马斯洛（Abraham Maslow）的需求层次理论和耶克斯．道森法则（Yerkes-Dodson law）。
动机并不盲目或随机，具有明确的目标跟方向性。
目标未达成前，行动将维持，不会消失。

一般而言，心理学家对于下列五种情况，可以应用“动机”的概念：

建立行为与生物活动行为的关联
说明行为的变异性
诠释一些反常的行为现象
了解公开行动与内心状态的关联
解析在强大外力介入时作出的行动

内在动机与外在动机

内在动机(Intrinsic Motivation)

指来自个体内在的需求或刺激，包括好奇心、成就、认同感与互惠感。研究显示即使在没有奖励的情况下，许多动物本来就会因好奇心而参与有趣的活动。内在动机是源自对于获取知识、寻求新事物和新挑战的渴望，是一种天生的动机倾向，是身体、认知和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而驱动它的力量源自于我们对于事物本身的兴趣或是享受，而不考虑外部给予的压力（压力可以是正向奖赏、负面惩罚或其他形式，将在后续的篇章内讨论）。

内在动机的现象最初在动物行为实验的研究中被发现，例如，20世纪初期，爱德华·L·索普（Edward L. Thorndike）的“问题箱”（puzzle box）实验，他在这系列实验中主要使用猫作为实验动物，在实验中，他将猫置于一个闭锁的箱子里，箱子内设有能触发开门机关的装置。猫初次被放入箱中时会随机地尝试各种动作来逃出箱子，例如抓挠、推动和跳跃。通过一系列的尝试错误，猫最终会学会如何操作触发装置以打开门逃脱。一旦学会这个技巧，猫在后续的实验中便能更快地逃出箱子。索普的实验提出了所谓的“效果定律”（Law of Effect），这是他心理学理论中的一个核心概念。效果定律指出，当一个行为被其结果所加强（如逃脱并获得自由），该行为在未来出现的概率就会增加。相反，如果行为的结果是负面的（如没有逃脱，仍被困），则该行为在未来出现的概率会减少。这些发现对于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发展非常重要，对于后来的学习理论，包括斯金纳的操作制约理论有深远的影响。虽然索普的研究主要关注外在动机，即效果定律，但这些实验间接提供了动物学习和解决问题能力的证据，这些能力后来被理解为内在动机的一部分。这突显了奖励和惩罚在学习过程中的重要性，并且是心理学中研究条件反射和行为改变的基础。自1970年代初以来，开始出现大量针对内在动机的研究。内在动机的四个因素是自我决定、感知能力的提高、自我效能信念和任务价值。自我决定是指个体感受到自己对行为的控制和自主选择的能力。感知能力的提高是指个体在参与活动过程中感受到自身能力的提升和掌控感。自我效能信念是指个体对自己能够成功完成某项特定任务的信念。这种信念影响人们在面对挑战时的态度和行为。任务价值是指个体对某项活动或任务的价值和意义的认知。当个体认为某项活动具有内在价值（例如，它有助于个人成长或满足兴趣），他们会更倾向于参与并投入其中。简而言之，个人必须发自内心驱动行为，而产生行为的个人也必须对任务有所认知，才会从行为中得到报偿，例如能力的提升或其他形式的益处。具有内在动机的学生更愿意参与任务，并努力提高自己的能力。如果学生将学习成果归因于自己、相信自己有能力达到预期目标、因为兴趣而掌握一个主题，而不仅是为了取得好成绩，可能激发更多学习的内在动力。以上内容可归类为两点：

将学习结果归因于自己控制的因素，称为内部控制点，例如：得到高分是因为自己努力地念书，因此提升念书的动机。
相信自己有能力成为达到预期目标，称作自我效能信念（self-efficacy），例如：认为进到台大的自己有能力竞争系上排名，因此提升念书的动机。

各种内在动机的范例：

因为想要了解计算机用户如何与计算机网络交互运作，故设定目标成为 IT 专业人员（好奇心）。
“为艺术而艺术（法语：l'art pour l'art，英语：Art for art's sake）”，此为 19 世纪法国早期的运动口号，认定艺术唯一且真正的价值，在于艺术作品与艺术行为的价值，而不受外在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的影响（自我对艺术的认同）。

＊一名学生对学习数学感到极大的兴趣和热情。他不是因为外部的奖励（例如奖学金或好成绩）而学习数学，而是因为他对数学本身有强烈的好奇心和热爱。他享受解决数学问题的过程，并从中获得满足感和成就感。这种学习动机是来自于内在的兴趣和快乐，而不是外部的压力或奖励。

外在动机（Extrinsic Motivation）

来自个体外在的刺激或诱因，意指个体行为非受行为本身导致的后果所影响，而是受行为以外的因素或奖惩所影响。根据心理学家 Tim Kasser 和 Ryan 的理论，外在动机的产生不在于活动本身，而是活动所带来的结果，通常与追求名利、物质的拥有、地位、财富、形象等有关，是受安全感和自卫的心理需要所驱使。假使行为带来的奖赏消失了，活动本身也即时失去了其魅力：缺乏奖赏，学生不再用功读书，雇员不再勤力工作。因此，外在动机不应被视为理想的诱因和推动力，其自发性和持续性发展成疑。换言之，当一个人的行为系因获得奖赏或避免处罚而产生时，该行为即受到外在动机的影响，例如：竞争属于一种外在动机，因为它鼓励人们胜过其他人，而非享受行为内在的回报。然而，心理学上对于外在动机的看法并非完全一致。有些研究表明外在动机确实可以激发行为，但它们可能不如内在动机那样持久或健康。此外，人们的动机往往是复杂而多样化的，可能同时受到内在和外在因素的影响。因此，外在动机不一定完全缺乏价值，但将其视为行为的唯一驱动力可能过于简化了动机的本质。然而，心理学上对于外在动机的看法并非完全一致。有些研究表明外在动机确实可以激发行为，但它们可能不如内在动机那样持久或健康。此外，人们的动机往往是复杂而多样化的，可能同时受到内在和外在因素的影响。因此，外在动机不一定完全缺乏价值，但将其视为行为的唯一驱动力可能过于简化了动机的本质。然而，心理学上对于外在动机的看法并非完全一致。有些研究表明外在动机确实可以激发行为，但它们可能不如内在动机那样持久或健康。此外，人们的动机往往是复杂而多样化的，可能同时受到内在和外在因素的影响。因此，外在动机不一定完全缺乏价值，但将其视为行为的唯一驱动力可能过于简化了动机的本质。当一个学生在学习上投入辛勤努力，可能有不同的动机驱使：

1. 内在动机：学生可能因为对知识的渴望、对学科的兴趣或享受学习过程而努力学习。 2. 外在动机：学生可能因为想要取得好成绩、得到家长的认可或奖励、避免惩罚或失去奖学金等外在因素而努力学习。

虽然外在动机可以激发学生学习，但研究表明，内在动机对于长期的学习动机和成就表现更具有稳定性和健康性。

1973 年，雷波（M.R. Lepper）及格林尼（D. Greene）曾对三组喜欢绘画的 3-5 岁儿童进行实验^[1]，纪录他们空闲时在绘画所花的时间长度，并将儿童分为三组，分别为预期奖赏组、不预期奖赏组、没有奖赏组，说明如下。

预期奖赏组：研究人员向小朋友说明，只要画画，就可以得到一份奖品
不预期奖赏组：研究人员只要求小朋友画画，并没有提及任何奖品。但若小朋友画画，就可得到一份和第一组相同的奖品
没有奖赏组：孩子画画后，并不会得到任何酬赏

在实验后的两星期，研究人员再次纪录他们空闲时的绘画时长时，实验结果显示预期奖赏组的儿童，绘画时间较其他两组有明显的下降。此时，对绘画的兴趣已经不是驱使他们绘画的原因，此现象又称为动机偏移（Overjustification effect），即因外在回报而产生行为，造成内在动机被削弱。^[2]

克鲁格兰斯基（A.W. Kruglanski）从归因的观点来解释外在动机对行为的影响，认为一个人的行为究竟是受内在动机或是外在动机所促动，主要看他将行为当作是达成目的的一种手段，或是当作目的本身而定。

狄西（E.L. Deci）的认知评价理论（Cognition Evaluation Theory）也同意外在的奖赏具有控制人的行为之功能，亦即当一个人的行为是为了获得某种奖赏时，就会被此奖赏所牵引。但若因表现好而获得不曾预期的奖赏时，奖赏就有了提供讯息的功能，而会提高其工作兴趣。克鲁格兰斯基还进一步指出，若一个人的行为受到外在动机影响时，可能会采取极小极大策略(minimax strategy)，即是会试图只做最小的努力而想获得最大的报酬。

自我决定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由德西（Edward L. Deci）和瑞安（Richard M. Ryan）提出的自我决定理论认为，人类行为的动机可以分为内在动机和外在动机。外在动机虽然能够促进短期行为，但长期来看，内在动机更能持续地推动个体的行为。外在奖励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削弱内在动机，特别是当个体感觉到行为被外在奖励所控制时。

传统上，研究人员认为使用计算机系统（Computing System）的动机，主要是由钱财、名声等外在因素驱动。然而，许多现代系统的使用，反而是由内在动机驱动。此类系统主要用于满足用户内在动机的例子包括：线上游戏、虚拟世界、网路购物、教育学习、线上约会、数位音乐储存库、社交网络、网路色情等。甚至传统的管理讯息系统（例如：ERP、CRM）也被“游戏化”，可见内在动机带来的影响不容小觑。

内在与外在的转换

动机并非绝对不可改变，有些行为的动机原先是内在的，而在行为者接受奖赏并经过一段时间后，可能偏移为外在动机，进而成为行为的主要动机，如前述之儿童分组绘画实验。而对行为给予处罚亦可能使外在动机转成内在动机（例如作弊）。此外，不够强度的奖赏或惩罚，会使外在动机和内在动机互相转换，并可能造成反效果。比如说原本没有作弊的想法，被提醒之后就觉得作弊可行。

几乎每一个人（如雇主、监督者、父母、老师）偶尔都会希望能激励他人去做某些特定的事，或者为自身的利益采取一些特定的行动。有时你可能需要利用一些外来刺激物（如金钱或赞美）做开始。接著才能使对方将此事变成内在动机。Edward Deci（1991）和其他研究者（R. Ross, 1975; Swann & Pittman, 1977）提供几个方式可以激励某人将外在动机转变为内在动机。

激励内在动机的方法

适度的挑战和自主性：给予他人适度的挑战和自主性有助于增强内在动机。当个体感到有能力完成挑战且拥有决策权时，他们更可能发展出对行为的内在兴趣。这是因为自主性和胜任感是内在动机的两个重要来源。

回馈与表扬：建设性的回馈和真诚的表扬可以巩固内在动机。这些回馈应该是具体且相关的，让个体感受到自己的努力和成果被认可。这种回馈可以增加个体的自我效能感，进而强化内在动机。

目标设定：帮助个体设定明确且可达成的目标，有助于内在动机的发展。这些目标应该是具挑战性但不至于过于困难，让个体在达成目标的过程中获得满足感和成就感。

控制外在奖赏的使用：适当使用外在奖赏而非过度依赖它们。过多或不适当的奖赏会削弱内在动机。应该将奖赏用于表现卓越或达成特定目标的情况，而不是日常的基础行为。

促进内在动机的环境：创造一个支持内在动机的环境，这包括鼓励创造力、支持自我表达、提供多样化的活动选择等。这样的环境可以激发个体的内在兴趣，并使其持续参与。

理解和支持个体需求：理解并尊重个体的需求和兴趣，并根据这些需求和兴趣提供支持。当个体感受到他们的需求被重视和满足时，他们更可能发展出对活动的内在动机。

实例应用

教育中的应用：教师可以通过创造有挑战性的学习活动并给予学生自主选择的机会来增强学生的内在动机。避免过度依赖成绩和外在奖赏，而是更多地关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成就感。

工作环境中的应用：雇主可以通过设置清晰且具挑战性的目标，提供持续的回馈和表扬，并给予员工自主决策的空间来增强员工的内在动机。这样可以提高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和生产力。

亲子关系中的应用：父母可以通过支持孩子的兴趣和需求，提供适度的挑战和自主性，并给予真诚的回馈和表扬来增强孩子的内在动机。这样可以促进孩子的自信心和独立性。

通过这些方法，我们可以有效地将外在动机转化为内在动机，并促进个体在各个领域中的持续参与和发展。

帮助此个体感觉是有能力的，并感觉与他人有社会的关联，避免使用降低胜任感或降低归属感的策略。
在激励此行为时，尽可能提供较多的选择，包含材料、子作业、工作的组织与安排。
避免以惩罚作为恐吓的手段。
使用奖赏时，避免使用会让人感觉到强烈欲望的实体物(譬如钱、奖品)。给予非实体的奖赏会更好，例如微笑或赞美，这些对于内在酬赏的伤害性较小。
使用奖赏时，不要刻意强调它，或许可以给他一个意外的惊喜。无论如何，都不要以这个奖赏作为外在控制的工具。
不要强调外在控制，如竞争或设定期限。
接受此人对工作的感觉，即使他的感觉是负面的。
使用的语言要能够显示你了解或欣赏他的独立及能力，而不要使用类似“应该”或“必须”等字眼。

不够强度的奖赏或惩罚

美国知名的经济学家 Aldo Rustichini 曾在《The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发表一篇名为《A Fine is a Price》的文章中提到，他在以色列的一家育儿中心做了一个为期 20 周的实验，因育儿中心素来有放学时间家长应来接回孩子却迟到的问题，因而其提出“家长迟到就罚三美金”的规定，观察此规定是否能减少家长迟到的情形，没想到此规定一出，家长迟到的比例竟显著上升，罚款不但无法遏止迟到，反倒造成了家长更加心安理得的迟到的反效果。他认为出现此现象的原因是罚款太低，并没有影响家长外在动机的效果，反而使家长能合理化原先“不迟到”的内在动机，即无故麻烦老师的罪恶感。换句话说，罚款在家长眼中变成“使用者付费”的概念，家长多付一点罚款，使老师照顾孩子久一点是正当的，使原本的罚款成了合理的代价。(Uri Gneezy &Aldo Rustichini（2001）)^[3]。

反之亦然，强度不足的奖赏会造成外部动机和内在动机互相转换，反而造成反效果。捐血也是一例，为了救人而捐血者，若给予新台币 50 元的奖励，可能会使捐血者的捐血意愿降低。因金钱的出现使得人的焦点转向外部动机而忽略了自己原先的内在动机（救人一命的高贵情操）。但大部分的人不会愿意为了 50 元去扎针受苦，也就是在奖励强度不足的情况下，不但外部动机不足，更使原本足够的内在动机被忽略，造成反效果。

此外，美国哈佛大学教授Michael J. Sandel在他的著作《What Money Can’t Buy: The Moral Limits of Markets》也提及，金钱会腐蚀某些好东西的内在价值，挤占掉那些原本出于高尚道德价值而做出的利他主义行为，造成内在动机和外在动机的混淆和替代关系。

在《International Review of Law and Economics》(Volume 63, September 2020, 105905)中，Cherie Metcalf试图重现此实验，然而结果并未重现 Gneezy 和 Rustichini 的“A Fine is a Price”效应，但类似的轶事表明这种效应可能仍然存在于该领域。虽然其结果表明大多数人不会打算这样做，而且他们不太可能这样做，因为罚款的简单存在取代了社会控制，但可能需要许多研究方法来充分解释这种行为。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144818819302741

动机理论(Theories of Motivation)

有许多理论尝试解释动机来源、功用、历程等所扮演的角色。有些是一般性理论，有些则主要探讨动物或人类的动机。本章节将会讨论动机的几种理论。

本能论(Instinct Theory)

本能论是最早被提出的一个动机理论，是经典比较行为研究一个整体概念，人们经由这种理论，就可以用统一的观点去观察动物可观察得到的和所谓的先天的行为方式。通过这种总的概念，人们可以将从实验中所得的结果联系起来，进而揭示不同的现象间可能有的共同规律。另一方面，人们可以依据这种理论作出一些预测和判断，从而推动人们作进一步的实验和提出新的问题。自1930年代，本能理论成果丰硕，并为社会生物学和行为生态学开辟了道路。一个全面的理论带来一个好处就是，人们可以通过它会建立一些直观的模型。经典比较行为研究的结果和理论就是借助这些模型而取得成功并进入教材。

动物生来便具有一些“特定的先天倾向”，这些倾向是他们维持生存所需的，并可提供动机力量来引导行为。有些本能论的研究者认为，这种生物性的力量是机制性的，激发的行为并没有特定的目的，并且个体是无法支配这种动机的。但另有其他学者认为本能容许动物在不同行动方向上有一些选择权利。像是小孩第一次爬行，小松鼠打开第一颗核桃，小婴儿第一次哭、笑都是本能的行为。

动物本能(animal instinct)

动物本能是动物们从事一种有规律的循环活动，为同族群内不必经过学习的行为，使种族得以生存延续。例如鲑鱼逆游而上，回到当初孵化的上游，存活下来并求偶、交配、产卵；住在巴西外海的田绿龟，在繁殖期迁移 1400 英里，回到当初孵化的海滩上产卵；生活于温带的蛙及蛇等，会在天气严寒的冬季进行冬眠；黑面琵鹭及其他候鸟会随著季节改变而集体迁移等等都属于循环运动之范畴。

上述都是本能的例子。这样的行为有时是针对外界特殊刺激的反应，即这些行为是被引发出来的，出自于内在分泌(如荷尔蒙)和外在刺激（如气味）的共同作用。这种会引出某些动物特殊反应型态的环境线索，称为释放因子（release factor）。当动物发展到特定阶段，第一次接触到这种特定刺激，本能的行为将会显现出来。尽管这样的行为缺乏学习或训练，但在第一次被引发后就会有适宜的展现。

趋性(taxis)，或称为趋向性是一生物天生的行为反应，在接收到外界刺激后所反应的行为，且这种行为是具有方向性的，向性会有趋进(正趋性)或远离(负趋性)刺激的行为。趋性还可以分为简单趋性和复杂趋性。 简单趋性是指动物对单一刺激的反应。以昆虫的向性为例：向性分为三种，趋目标性（telotaxis）、转动向性（klinotaxis）、恒定角度趋向性（menotaxis)。趋目标性是昆虫直直朝目标移动的趋向性，举例像是捕捉猎物，转动向性一般常见在雄性循著费洛蒙找寻雌性的行为，因为费洛蒙是以雌性为原点散发出一个扇型面积的化学讯号，雄性会在讯号变淡时转向讯号浓的一边，并逐步向原点前进。恒定角度趋向性之行为举例来说像是飞蛾绕著光源转的行为。 复杂趋性是指动物对多种刺激的综合反应。例如，蜜蜂寻找花蜜的行为。蜜蜂会受到花蜜的气味、颜色、形状等多种刺激的影响。例如：大多数昆虫在夜间会有趋向光源反应的正趋光性，蟑螂、涡虫及蚯蚓遇光则出现背离光源躲避的负趋光性。

而许多社会行为皆为先天行为，不需经过后天学习。蜜蜂以跳舞的姿势告诉同伴食物在何处，蚂蚁则以轻拍同伴触角或释放化学物质、完成讯息的沟通。

动物本能的形成：动物本能的形成过程非常复杂，涉及遗传、环境和个体发育等多种因素。其中，遗传是动物本能形成的基础；环境可以促进或抑制动物本能的发展；个体发育过程中的刺激和经验也可以对动物本能的表现产生影响。
动物本能的分类：动物本能可以根据不同的标准进行分类。例如，根据行为的复杂程度，可以将动物本能分为简单反射、本能模式和复杂行为等；根据行为的目的，可以将动物本能分为觅食行为、繁殖行为、防卫行为和迁徙行为等。
动物本能的进化：动物本能在进化过程中不断变化和完善。在自然选择的压力下，那些有利于动物生存和繁衍的本能会得到保留和强化，而那些不利于动物生存和繁衍的本能则会逐渐消失。

19 世纪，一些学者主张有些动机会直觉地表现出趋向其诱因目标，换句话说，动机是一种本能，一种先天的行为或特殊的倾向。从 1950 年代起，就将动物的行为本能概念融入心理学。以动物行为学的意义，一个可以称为本能的行为会有以下特色：

物种特有的：不论生长的环境如何且无须特意学习，物种的所有个体皆会拥有此种动机、行为模式。
固定的行动模式：有非常刻板化与可预测的组织形态。
受到某些刺激原因后而自然引发：当个体第一次遇到这样的刺激时，能轻松自然地完成该行为。

人类本能（human instinct）

早期神学家认为只有动物是受到本能引导，他们相信上帝赋予人类行动的理由、行动的自由意志以及行动的责任。然而，1859年达尔文提出进化论后，这一观点发生了转变，人类的动机也被认为受到本能的支配。

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在1890年曾表示：“人类行为甚至比低等动物更依赖本能；除了与动物一样具有生物性本能之外，人类还拥有其他‘社会性本能’，如同情、谦逊、社交、性和爱等。”威廉·麦独孤（William McDougall）在1908年进一步扩展了詹姆斯的观点，将本能定义为天生的倾向，并包含三个构成要素：能量、行动和目标导引。

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则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认为本能没有意识上的目的，也没有既定的方向，满足本能的方法是可以被学到的。弗洛伊德相信本能驱力的存在是为了“满足身体的需求”，因此本能会产生一种紧张感，这种紧张感会驱使我们朝向一些减少紧张的活动或目标（类似驱力减缓说）进行发展。

根据弗洛伊德的说法，人类本质中最根本的是生的本能与死的本能之间的冲突。生的本能（Eros，希腊神话中的爱神）旨在维持生命和繁殖；死的本能（Thanatos，希腊神话中的死神）是一种负向力量，所有生物会因病老而逝去。从这个观点来看，所有毁灭的行为（如残忍、攻击、自杀和杀人）都是由死亡本能所激发的。

本能论面对的质疑

1920 年以前，心理学家所搜集的人类本能已超过 10000 种。但同时，怀疑和指责本能论的声音也逐渐产生^[4]。在本能论的全盛时期，几乎人类的每一项行动，都能被认定是由本能所激发（甚至包含皱眉或者吐口水）。但他们并不是真正在解释原由，很多时候这种解释甚至是一种循环论证（点的真确性最终由自身支持的推理方式）。本能论者并不曾提出历程、机制或架构说明所观察的行为，而仅仅以“命名”的方式提供便利的标签。例如“攻击的本能”被用来解释人类为什么会有攻击的行为，然而攻击行为又被视为“攻击的本能”的证据。

在此时，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和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等人发现不同的文化间有很大的行为差异。行为型态被认为是人类本质的普遍性表现，但现在却被发现是可变的，也就是说行为型态会反应特殊的文化经验与价值。

此外，行为主义学者也从实验中证实了一些重要的行为是透过学习而得来的，并非天生。从华生（John B. Watson）开始，不断有行为学家提出“行为是由环境因素决定”的“实证”。渐渐地，因为天生本能的模糊概念无法进行实证研究，开始被一些注重精确分析的理论所取代。今日的心理学界有一个普遍认知：动物行动上的复杂性通常受到外在与内在因素交互作用共同影响，也就是受到生物机制以及学习这两个因素共同影响。

驱力减缓说(drive reduction theory)

驱力减缓说亦称驱力减弱理论，最早由心理学家霍尔（Clark L. Hull，1943）提出，是解释人类求生动机非常重要的一个理论。该学说主张，人及动物有强烈的倾向保持内在的平衡状态，当他们的状况有所偏离时，便会感到不适，从而驱使个体做出有利于回复内在平衡的行为。这种让身体紧张不适而驱动行为的力量称作“驱力”(drive)，驱力(drive)是一种假设的能量来源，由人类的基本需要组成。任何会减少驱力的行为会被人以及动物反复进行，因为驱力的减弱会被当成这种行为的正向强化（positive reinforcement）。相对于“本能是间接不特定”的本能说，驱力引起的反应是直接而特定的。

例如：人为恒温动物，体温必须维持在摄氏 36 至 37 度方能正常代谢，人类下视丘就有特定区域负责侦测及保持体温的恒定。当你身在超强的冷气房之中，一面吃著冰棒、喝冰水，下视丘很快就会检测出你的体温低于平衡范围，这时除了会引起发抖、毛细孔收缩等自动性的生理反应以外，身体发冷的感觉会驱使你添加衣物、调高冷气以试图让自身的体温恢复正常，消除这种让身体感到不舒适的驱力。

驱力缓解说模式

缘起

霍尔在耶鲁大学工作时开始发展驱力减缓理论。其理论是建立在早期有关动机（motivation）方面的理论上。他的立论基础是恒定性（homeostasis），并相信个体是为了要达成一个恒定的状态或平衡才有某行为。驱力减缓理论后来在 1940 年代被霍尔的同行史宾塞（Kenneth Spence）更深入发展，成为重要的动机理论。

基本假设

Ser(反应潜能) = K(诱因动机)×D(内脑力) ×H(习惯强度)

习惯强度(habit strength),是指传入与传出神经冲动之间的动力关系,亦称习惯反应的力量,用H符号来表示,他认为,时间上的接近是学习的一个重要条件,若效应器的活动与感受器的活动在时间上紧密接近,则从感受器发生的传入神经冲动在其后被足够重复,就会加强引起该反应的倾向,赫尔指出，习惯强度的形成除了受到刺激与反应之间时间接近性的影响外，还强调强化的强度（次数和质量）和强化与反应之间时间间隔的制约。习惯强度随著强化的增加而发展，是反应被强化的次数和质量的函数，强化次数越多、质量越高，习惯强度的上升曲线就越高。但是，强化与反应之间的时间间隔与习惯强度呈负相关，即强化的延迟时间越长，其效应越弱。

该公式的要义是：只有当个体对刺激反应之后获得强化，从而减弱了内在驱力，个体才会学到该反应，这说明了强化作用在学习历程中的重要性。只有反应后得到强化，个体的内在驱力才会减低，随著内在驱力的减弱，学习反应得到强化。因此，赫尔的学习理论又称为内驱力减弱论（drive reduction theory）。然而，该理论的局限性在于过于简单机械地将学习过程和结果都归结为习惯的形成，但该理论有助于说明和解释非认知行为方式的形成。

理论论述

一些心理学家认为，“驱力”是由生理或心理需求触发的内在力量，具有激励性和紧张感。驱力促使个体行为以满足需求，减轻紧张感，维持生理平衡。霍尔指出，驱力是动机的来源，当个体生命受威胁时，驱力使其处于不愉快、紧张的状态，促使行为以恢复平衡。生理需求满足后，驱力逐渐消失，称为驱力减降（drive reduction）。因此，动机帮助维持内在平衡，确保人类在多变环境中生存。

争议与问题

1. 无法解释所有行为与因素驱力减弱理论主要适用于解释基于生理需求（如食物、水、睡眠等）的行为，但对于一些不涉及基本生理需求的行为解释力不足。例如，探索、好奇心、创造性活动和冒险等行为，并不能完全归因于内在驱力的减弱。另外此理论也主要集中于生理驱力，忽视了认知和情感因素在动机中的作用。 2. 对内在动机的忽视该理论强调内在驱力的减弱，但未充分考虑内在动机在行为中的作用。内在动机是指个体因为活动本身的乐趣或兴趣而进行的行为，而不是为了减少内在驱力。例如，很多人进行艺术创作、运动或学习是因为他们喜爱这些活动，而不是因为这些活动能够减少内在的紧张。 3. 无法解释强化和奖励的作用驱力减弱理论难以解释行为如何通过强化和奖励来维持和增强。B.F. 斯金纳（B.F. Skinner）的操作制约理论就指出，行为的强化和奖励能够增加行为的频率，但这并不完全依赖于内在驱力的减弱。例如，获得社会认可、金钱奖励或成就感的行为强化机制，不能简单地用内在驱力减弱来解释。 4. 对复杂行为的解释力不足驱力减弱理论对复杂行为的解释力有限。现代行为和认知心理学认为，许多行为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包括情绪、认知、社会环境和个人价值观等。驱力减弱理论的简单线性模型无法充分解释这些多层次的行为动机。

最适激发水准说(Optimal arousal theory)

最适激发水准说，亦被称为“适当程度理论”。

有研究者曾训练公鼠跑Ｔ型迷宫，一边终点是空的，另一边则有一只发情的母鼠。当公鼠找到母鼠时，便会与之交配，但研究者总是在公鼠射精前将他们分开。以驱力减缓论来看，公鼠应会处于极不舒服的高驱力状态，但经过多次实验，公鼠即便获得这样的经验，仍乐此不疲的往有母鼠的那边前进。

此理论说明了驱力减低并非个体行为的唯一目标，个体也可能有寻求将驱力维持在某个最佳水准的倾向。而激发（或称刺激）指的是生理上产生警觉、专注的状态，我们会倾向将刺激维持在最佳的程度。例如：在无聊时，我们可能会从事一些比较刺激的活动，像是社交；如果接受过多刺激的话，我们可能会进行一些能够舒缓内心的活动，像是睡觉、阅读。因此不全然如驱力减缓说所言，单一的以降低驱力为目标。相反地，有时甚至会喜欢追求不平衡的激动状态，例如：喜欢看惊悚电影、喜欢坐云霄飞车，使自己处于紧张不安的驱力状态。也有证据显示，许多人会尽量延长达到性高潮的前戏时间。

1950 年代的感觉剥夺（sensory deprivation）实验的内容是这样的：为了营造出极端的感觉剥夺状态，实验者将自愿参加实验的被测学生关在有隔音装置的小房间里，让他们带上半透明的保护镜以尽量减少视觉刺激。接著，又让他们戴上木棉手套，并在其袖口处套了一个长长的圆筒。为了限制各种触觉刺激，又在其头部垫了一个气泡胶枕，同时用空气调节器的单调嗡嗡声限制他们的听觉。除了进餐和排泄以外的其他时间，实验者都要求被测学生躺在床上。等于是一个所有感觉都被剥夺的状态。结果，尽管报酬很高，却几乎没有人能在这项感觉剥夺实验中忍耐三天以上。被测学生参与完实验后，实验者再继续进行追踪调查，发现被测学生在实验结束后，需要３天以上的时间才能回复到正常生活状态。

通过这个实验的研究结果，发现人类对环境刺激皆有其独特“激发之适度水准”（optimal level of arousal，OLA），且个体对刺激所做的反应强度因人而异。多数人会避免过多的环境刺激和内在压力，或寻求使其处于适度激发状态的刺激水平，以减少不愉快反应，并借此获得适宜的刺激。简言之，个体唯有在适度刺激的环境下才能感到愉快、自在。

总结而言，最适激发水准说是解释刺激与人的行为之间的关系。生活中的刺激影响人类很多面向，例如：决策行为、情绪、工作表现以及人格特征的形成。

认知论(Cognitive Theory)

认知论源于 21 世纪初的完形心理学 (Gestalt Psychology)，重视知觉的整体性、环境中众多刺激之间的关系。认知论者不同意联结论所说“单凭刺激反应的重复练习即可产生学习”的看法。个体如对所学事物不知其关系，不理解其意义，纵有多次练习，亦无从产生学习，在日常生活中有很多事例是属于先知而后学的。认知论认为动机是人们思考与预期的产物，亦即动机是个人认知的结果。举例来说，公司提供巨额奖金以激励员工提出具创意且能大量生产的设计，虽然奖金是相当具有价值的诱因，但并非每位员工都会积极地争取，因为当个人思考衡量自己的创意、能力之后，发现这是遥不可及的目标，便不会激发其动机；反之，如果有这方面能力的员工，可能就会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相当具有动力。

认知论进一步将动机区分为内在动机和外在动机，也就是本章节动机的区分及定义，该理论也认为内在动机较外在动机更能促使个人维持努力程度，产生高品质的成果。特别的是，该理论有研究指出，当人们从事自身感兴趣（内在动机高）的任务，如果给予太多的外在奖赏（提高外在动机），反而可能降低其内在动机。而对行为给予奖赏可使内在动机转为外在动机，反之对行为给予处罚可以让外在动机转成内在动机。（更多可参见内在与外在的转换）。

认知论主张个体面对一个学习情境时，能否产生学习效果，需参考两个条件：

新情境与旧经验符合的程度：个体面对的学习情境中，通常包括熟悉的与生疏的两类刺激。熟悉的刺激较多时，即表示学习情境较符合个体已有的经验架构，这种情境中个体较容易认知、了解，故学习的效果较佳。如果阅读资料中生字、新词、专业术语超过了个人的能力和经验时，无论怎样努力熟读强记，都很难学习到书本中真正的意义。
新旧经验的结合并重组：学习并非是零碎经验的增加，而是以旧经验为基础在学习情境中吸收新经验，并将两种经验结合重组成为经验的整体，因此认知论者不重视被动的知识注入，而强调主动的吸收。

诱因理论(incentive theory)

诱因理论于 1940、50 年代提出，建立在 Clark Hull 等心理学家建立的驱力减缓说上。所谓诱因指的是能满足个体需要的刺激物，它具有激发或诱使个体朝向目标的作用。此理论不聚焦于内在动机，而是认为人们会趋向做出最终产生奖赏的行为，而不做导致负面结果的行为。动机既非来自外界诱因，也不是来自内在驱力，而是源自人对现实的主观预期及认知解释。产生需求后（如肚子饿），受到外在刺激（如看到香蕉），进而获得诱因动机，产生意识欲求（如想要香蕉）、行为吸引（伸手拿香蕉）、意识愉悦（香蕉很好吃）。

诱因理论认为，在相同情境下不同的两个人会依据当下不同种类的刺激做出不同行为，同时也强调了外部刺激引起动机的重要作用，认为动机可以唤起并指导行为。人们所接触的事物若对自己有吸引力，就会激发个人产生动机。例如为了得到异性的芳心而投入运动、关注时尚、注重打扮和整洁。行为后的有形或无形奖励，能够使行为再次发生。根据研究结果显示，如果收到立即性的奖励或惩罚，改变行为再次发生频率的效果会更大，并且随著延迟的延长而减少。重复的刺激 x 奖励组合可以使刺激成为一种习惯。它有助于激励在公司中的员工、在学中的学生，鼓励他们做更多的事情来提升在不同方面的表现。

特色

大多数诱因都是透过后天学习得到的：例如金钱。金钱对刚出生的婴儿没有吸引力，但人透过后天学习了解金钱的重要，金钱因此成为人努力工作的有效诱因。
有些诱因由天生的生物层面决定：例如人的性欲会因为他人体味中的费洛蒙而增强。
人们是受外在诱因而产生行动的：诱因理论跟其他认为“行为由内在驱动”而产生的理论不同（例如驱力减缓说、唤醒理论、本能理论），而与操作制约(operant conditioning)相似。在操作制约中，行为是为了得到奖励而强化或是避开惩罚而生，而诱因理论较倾向认为行为是为了获得奖励而产生。诸如“成绩”、“他人的尊重”、“师长的赞美”等等，这些外在奖赏可以刺激我们，使我们去做原本不想去做的事。
诱因可用于停止执行特定动作：诱因虽然可以引诱人们做出特定行为，但只有在个体认为奖赏具一定重要性且要是能够得到的(obtainable)情况下，诱因才能构成足够强大的动机。例如作业难度超出学生能力，那么即使学生对成绩的渴望非常强烈，也不会受诱因而行动，因为此奖励（好成绩）在现实上是无法达成的。

简而言之，动机通常是行为朝向一个能产生愉快或减少不快状态的特殊诱因。例如：食物、饮料、性等等。而快乐趋向能使生物走向好的结果，即增加生物与后代的生存力。而痛苦与挫折的结果如：身体的伤害、生病或失去资源则与打击我们的生存有关。也就是说，行动的酬赏结果通常反应了行动是否值得重复，快乐、痛苦可以化为记忆存于大脑，在将来能够导引我们选择表现更好的方法。

实验

1.赫洛克实验──正诱因与负诱因

利用奖励与谴责两种诱因，测试其对受试者之工作表现造成的影响。实验开始前，赫洛克将受试者分为四组^[5]，每一组在每天工作结束后，给予诱因并观察其表现，整理如下表。

组别	诱因	表现
第一组	给予赞美及鼓励	表现持续进步。
第二组	进行惩罚与训斥	最初两天有进步的趋势，但随后不但没有继续进步，反而逐渐下降。
第三组	旁听前两组的表扬以及惩戒	表现也有略微的提升。
第四组	无（且看不到其他组的表扬及惩戒）	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其最后的表现平庸，没有任何进步。

综合以上实验结果，可以说明无论是正诱因（奖励）或是负诱因（惩罚）对于他人的行为表现都有著一定程度的影响，而正诱因之效用又大于负诱因。

然而，根据此实验推论出的结果可能存在著争议，例如：哪些奖励被认为是有效的、效果持续时间，以及是否适用于所有学习者等等。此外，实际应用的有效性和是否为长期影响也不明确。奖励在短期内可能会显著提高受试者的表现，但其长期效果尚不显著。如果其效应主要体现在短期行为改变上，那么这些诱因是否能持续产生积极影响仍存在疑问。

2.马勒实验^[6]──奖励

心理学家马勒（Maller.J.B）对于竞争的诱因方面进行了一个实验。他先选择了一所小学作为实验地点，接著向所有的孩童宣布他们即将要参与一场数学能力测验，以检验每位孩童的加法运算能力。接著马勒将学生分成三组，详细整理如下表。

组别	对测验的解说	成绩表现
第一组竞赛组	这场测验是一个竞赛，谁作答的速度最快、正确率越高，他将会获得一份精美的奖品并接受颁奖	最好
第二组合作组	这是一场合作的竞赛，以班级为单位进行分组，得分为全班的平均分数，表现最好的班级可获得礼物与颁奖	其次
第三组控制组	这个测验只是一场练习，就算赢了也不会有任何奖品，但希望每个人尽力去准备	最差

实验结果显示，在诱因的成效方面：团体间的竞争不如个人间的竞争来的有效，这个结果可能是因为个人的身分需求得不到直接的满足，例如，部分学生可能会认为尽管自己努力学习，对全班也不会有太大的帮助，或者，有些人会贪图他人努力的结果，而自己不想付出精力去准备，这些都可能是影响最后结果的原因。

马勒实验虽然提供了一些有趣的结论，但在研究设计和结果解释方面存在一些争议和问题：

1. 样本代表性问题：仅选择一所小学作为实验地点，样本数量有限，无法确保结果能够代表更大范围的学生群体。除此之外，不同学校的学术环境和学生背景可能会影响结果的普遍性。

2. 伦理考量：让小学生参与竞赛和测试，并以奖品作为激励，可能会对他们的心理产生影响，由其是那些未能获得奖品的学生，可能会感到失落或自尊心受损。这在实验设计和实施过程中需要慎重考虑。

3.研究应用──正向诱因的利弊表现

节录改写自班哲明．凡鲁吉（Benjamin van Rooij）、亚当．范恩（Adam Fine）《行为失控》The Behavioral Code: The Hidden Ways the Law Makes Us Better...or Worse^[7]

降低犯罪

加州里奇蒙市谋杀率位居全美之冠，每十万名的居民当中，每年有46起谋杀案发生。2010年，该市社区安全处邀请25位曾犯下市内七成枪枝罪刑的年轻人参加会议，在会议中，市政府告诉他们，市内的和平透过他们来达成，假如他们带来和平，这座城市将会支持他们。该市并在会议结束后提供每个月1000美金的津贴给那些高危险年轻犯罪者，鼓励他们“朝人生目标努力迈进”。这项计划实施七年以来，里奇蒙市凶杀案下降了百分之五十，远高于其他邻近的城市。

乐透公车

义大利亚得里亚海岸的里米尼是著名观光胜地，但游客经常搭乘当地公车却不付钱。即使公车公司试图以65欧元的重金处罚逃票，不遵守规定的情况仍十分猖獗。公司因此寻求研究者的协助，开始在当地299辆公车的其中54辆张贴海报，告知乘客凡买票者皆有机会获得500欧元的乐透，然后比较这些“乐透公车”逃票情况是否减少。结果发现，乐透公车的售票率增加了三成，而且由于太多中奖主最后没有去领奖，公车公司获得了更高的收益。

不过，奖励机制存在限制。首先，奖励必须大到足以起作用，有时候并不能符合成本效益。再者，如同本教科书前面段落所提及，研究显示外在诱因可能在无形中破坏内在动机，一旦移除奖励，会更加降低人们从事特定行动的意愿，而导致适得其反的效果。

丹尼尔卡尼曼在其代表作“思考，快速与慢速”（Thinking, Fast and Slow）提及许多与激励和决策相关的主题，包括认知偏差、风险偏好和后设奖励等，卡尼曼和他的同事进行了许多关于奖励和惩罚的实验，以探讨人们对于奖励和惩罚的反应以及这些反应对于行为的影响。强调了人类幸福的复杂性以及仅仅依靠经济增长作为社会福祉指标的局限性。这种复杂性激发了“朝向快乐主义”的范式转变，在这种模式中，自由、意识和对幸福的追求被视为人类进步的最终指标

为何有些诱因较其他种类更吸引人呢？

诱因对于不同个体而言都不是等价的，因为大家的价值观都不同，因此每个人对于诱因的强弱都有不同的看法，有些极具诱惑力的奖赏在其他人眼里不一定具有吸引力，因此不足以驱使他人投入行动。在这种差异当中，心理、社会和认知因素扮演重要角色。

心理学家 Stephen L. Franzoi 曾在他的教科书《心理学：一趟发现的经验》(Psychology: A Journey of Discovery)中提过：“诱因对个体的价值在不同情况或经时间过去可能有所改变。”举例来说，得到父母的赞赏在某些情境下可能对你是一个正向的诱因，但在某些情境下则否。例如只有家人在家时，得到赞赏是件好事，但当朋友来家里玩的时候，家长的赞赏可能会让你被同学揶揄。

双因素理论(two-factor theory)

双因素理论，又被称作激励保健理论（Motivation-Hygiene Theory），是由心理学家弗雷德里克·赫茨伯格（Frederick Herzberg）于1950年代末提出的。这个理论试图解释为何有些激励方式可以提高企业员工的工作绩效与动机，而有些则无效。赫茨伯格的双因素理论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麦克利兰的成就激励理论类似，重点在于试图说服员工重视某些与工作绩效有关的因素。这是目前最具争议性的激励理论之一，主要是因为它具有两个独特的特点。

理论概要

工作满足与不满足的区分

首先，这个理论强调一些工作因素能导致满足感，而另外一些则只能防止产生不满足感。其次，对工作的满足感和不满足感并非存在于单一的连续体中。该理论将工作因素分为两类，分别是“激励因素”与“保健因素”：

激励因素（Motivating Factors）

激励因素涉及对工作的积极感情，与工作本身的内容有关，对职位本身具有正面效果。它能增加产量、提高工作效率，因此被称为激励因素。这些因素包括成就感、受赏识感、工作本身、责任感、事业成长和升迁发展。当激励因素存在时，会引起员工的满足感，但当这些因素不存在时，并不一定会引起员工的不满足感。

保健因素（Hygiene Factors）

保健因素涉及工作的消极因素，与工作的氛围和环境有关。如果这些因素欠缺或不满意，将造成员工的不满。然而，这类因素本身并没有激励作用，也无法提高工作效率，仅能预防不满与因工作自限产量所造成的绩效损失，即防止“负激励”的状况发生。保健因素包括金钱报酬、工作地位、工作保障、工作环境、督导方式、公司政策和人际关系等。当保健因素不存在时，会引起员工的不满足感，但当这些因素存在时，则不一定会引起满足感。

理论贡献与应用

满意与不满意的对立

该理论认为：满意的对立面不是不满意，而是没有满意；不满意的对立面不是满意，而是没有不满意。与马斯洛的层次需求理论不同，赫茨伯格认为低层次需求的满足并不会产生激励效果，反而只会导致不满意感的消失。

资源分配的启示

双因子理论的最大贡献在于发现品质与满意度之间的关系并非完全线性。有些品质只要做到不差的水准（保健因素），有些品质则要做到优异（激励因素）。这有助于在成本预算限制下，进行更有效的资源分配。赫茨伯格告诉我们，满足各种需要所引起的激励深度和效果是不一样的。物质需求的满足是必要的，没有它会导致不满，但即使获得满足，其作用往往是有限且不能持久的。要影响人的积极性，不仅要注意物质利益和工作条件等外部因素，更重要的是要注意工作的安排，量才录用，各得其所，注重精神鼓励，给予表扬和认可，提供成长、发展和晋升的机会。随著温饱问题的解决，这种内在激励的重要性越来越明显。

理论的批评与限制

赫茨伯格及其同事所做的试验被一些行为科学家批评为是他们采用方法本身的产物。人们总是倾向于将好的结果归结于自己的努力，而将不好的结果归罪于客观条件或他人身上。问卷没有考虑这种一般的心理状态。此外，被调查对象的代表性也不够，赫茨伯格的实验样本仅有203人，数量并不庞大，而且实验对象多是工程师、会计师等薪水待遇和工作环境相对较好的职业。然而，事实上，不同职业和不同阶层的人对激励因素和保健因素的反应是各不相同的，不能一概而论。为了提高理论的普适性，应扩大实验样本的多样性，涵盖不同职业和阶层的员工，这样可以更全面地反映各种因素对不同群体的影响。

通过结合量化研究和质化研究的方法，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员工的内在动机和外在需求，从而完善双因素理论。随著社会和技术的发展，工作环境和员工需求也在不断变化。研究应探索动态激励机制，根据不同时期和情境下员工的需求，灵活调整激励和保健因素。

双因素理论与其他激励理论的整合

双因素理论可以与其他激励理论结合使用，以达到更好的激励效果。例如，将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与双因素理论结合，可以更全面地理解员工的需求结构和激励因素。这种整合可以帮助企业制定更加全面和有效的激励策略。

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整合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分为五个层次：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这些需求层次可以与双因素理论的激励因素和保健因素对应，从而更全面地理解员工的需求和动机。

生理与安全需求（保健因素）：金钱报酬、工作环境、工作保障。
社交需求（激励因素）：良好人际关系、团队合作。
尊重与自我实现需求（激励因素）：成就感、受赏识感、事业成长、升迁发展。

与麦克利兰的成就激励理论的整合

麦克利兰的成就激励理论（McClelland's Theory of Needs）强调三种基本需求：成就需求（Need for Achievement）、权力需求（Need for Power）和亲和需求（Need for Affiliation）。这些需求可以与双因素理论中的激励因素和保健因素相结合，形成更加全面的激励策略。

成就需求（激励因素）：挑战性工作、成就感。
权力需求（激励因素）：责任感、升迁发展。
亲和需求（激励因素）：良好人际关系、团队合作。

与自我决定理论的整合

自我决定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SDT）强调内在动机和三个基本心理需求：自主需求（Autonomy）、胜任需求（Competence）和关系需求（Relatedness）。这些需求可以与双因素理论中的激励因素和保健因素相结合，提供更深层次的激励。

自主需求（激励因素）：自主权、责任感。
胜任需求（激励因素）：技能提升、成就感。
关系需求（激励因素）：良好人际关系、团队合作。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 (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

人本心理学家马斯洛(Abraham Harold Maslow)曾提出需求阶层的动机理论，他将人类的需要分为五个层次。这些层次构成一个金字塔型的架构以说明人类动机的范围。而这五个层次的需求是循序渐进的，在满足下方需求之后才能向上追求更高的需求，但社会上绝大多数人无法到达最高层次。此外，需求是一种先天的倾向，且可以受到经验、教育等因素被影响而改变。

马斯洛的五个需求层次
需求层次	说明	范例
自我实现需求(Self-actualization needs)	是最高层次的需求。这层的自我实现需求促使个人本身的潜能得以发挥，成为自我人生所追求的理想型，为了这个理想即使牺牲很多也在所不惜。自我实现可以理解成人生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在古希腊众多哲学家的理论中也能窥知一二。	亚里斯多德所认为的德行与幸福。
自尊需求(Self-esteem needs)	又分为内部尊重与外部尊重。内部尊重也就是所谓的自尊，希望拥有个人价值、自我肯定；外部尊重则是希望自己有成就、有信心、受到社会他人的认可与重视。多数人的一生都在追求这个层次。	高收入、优秀的高薪职位、名声。
爱与归属需求(Love and belonging needs)(又称社交需求)	对于关心与爱（亲情、友情、爱情）的需求，明确希望被接纳成为团体的一份子。同时也可以被理解成对人际关系和社会互动的需求，并不仅限于爱情。	交际与朋友圈、职场人际关系。
安全需求(Safety needs)	免于身体的威胁、伤害以及心理上的恐惧、混乱的需求，多数人在乎的面向从过去的生理安全转为现今的心理安全。	人身安全、财产的保障。
生理需求(Physiological needs)	是生存和维持生命所必需的，缺乏它们会导致身体和心理上的紧张和不适。只有在满足了这些基本需求后，人们才能进一步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如安全、社交、尊重和自我实现。因此，生理需求被认为是需求层次理论中最基础和最优先的需求，对个体的健康和幸福至关重要。	呼吸、睡眠、饥饿、性欲。

对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的应用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已被应用于许多领域、行业和社会议题。以下是一些例子：

教育

教育专家有时使用需求层次理论来帮助孩子发挥其学习潜能。

例如，在2020年，教育科学研究所应用了这一理论，对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在家接受教育的儿童进行研究^[8]。

处于这种情况下的儿童面临独特的挑战，可能因周围发生的变化而感到不安全。作者解释了照顾者如何在困难情况下满足他们的生理、安全、社交、尊重和个人成长需求。

医疗保健

在一项较旧的2014年研究中^[9]，研究人员主张将马斯洛的理论应用于重症监护室（ICU）中的患者护理可能具有好处。

ICU中的患者往往被过度镇静和固定。作者认为，尽管这些措施对少数患者是必要的，但对于大多数患者并非必要。事实上，这可能对心理健康和认知功能产生负面影响。

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作者建议改变ICU护理方式，将整体生活质量纳入考虑，而不仅仅是身体康复。他们主张尽可能减少镇静剂的使用，并促进患者活动^[10]。

值得注意的是，在ICU的病人情况几乎都是危急的，用所谓的心理疗法除了患者本身的健康安全问题外，医师操作的难度也会增高。如果脱离了危险，转至普通病房再实施或许会是更好的选择。

社会组织

为了在公司和其他组织的团队建设中利用马斯洛的五个需求阶段，有必要创建一种利用这一理论的文化。在创建文化过程中，领导者如果只是向每个成员讲述旨，是无法让他们理解思想并自己采取行动的。重要的是，每个成员都要理解组织的理念和目标，并将其与个人的自我实现结合起来。因此，领导者必须首先创造一种环境，让每个成员都能在满足其社会需求的环境中获得安全感和信任感。

对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的批评

M·A·沃赫拜（M. A. Wahba）与L·G·布里德韦尔（L. G. Bridwell）曾针对马斯洛的理论进行广泛回顾，并没有发现到任何证据显示存有马斯洛所定义的需求层次^[11]。

吉尔特·霍夫斯塔德则批评这种需求层次的排列（例如自我实现为最高需求）已经成为一种种族优越的表现^[12]。马斯洛的需求层次无法进一步描述社会与思想的需求，在个人主义社会与集体主义社会中是否有差异性。个人主义社会的需求，比起集体主义社会更偏向个人中心取向，常聚焦于自我改善、自我实现与极致地自我完善。在集体主义社会当中，认可与社群的需求会高过自由与个人的需求。

除此之外，在研究方法上，马斯洛仅研究了他所谓的模范人物，包含了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珍·亚当斯、爱莲娜·罗斯福与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但没有研究有精神病或神经症的人，其表示“对于残废、发育不良、不成熟与不健康的个案研究，将只会产生一种残缺的心理学与哲学。在实际研究中，马斯洛也仅研究了大学学生人口中前1%的最健康个案^[13]。由此可见，马斯洛的理论有其局限性。

对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的修正

首先要辟谣的是如今广泛流传的金字塔图表，是由管理顾问发明，扭曲为企业管理所用，而非马斯洛本人所发明，奈何很多教科书仍然奉之为金科玉律。而以企业架构为原型的金字塔可追溯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史隆管理学院教授 Douglas McGregor，在 1944 年最先在管理学期刊引用马斯洛论文；战后 1950 年代开始，他积极推广需求层次理论，但内容经他演绎却开始变质。譬如说，为了解释有员工得到高薪后丧失工作动力，McGregor 于 1960 年的文章便写道：“当一个人的低层次需求得到满足后，这些需求便再无法带来动力。从实际角度来说，它们已经不再存在。”

这种观点其实违背马斯洛的原意。马斯洛认为，各个层次需求可以同时发挥作用，同时为人带来动力；高低层次没有先后之分，满足低层次需求，并非追求高层次需求的先决条件。McGregor 曲解了马斯洛的意思，却为理论图像化成金字塔铺路。

再说，马斯洛早在半个世纪前承认，人生需求层次并非普世标准，并不是所有文化都适用，亦未必适用于所有人。譬如现实中有不少人，都是不顾低薪条件而追求理想。巴黎里昂高等商业学院（EM Lyon Business School）后博士研究员 Pedro Monteiro 亦指出，在硅谷科技巨头任职的雇员，不会因为享受高薪厚职，就追求“更高层次”人生价值。“假如这样的理论说得过去，那边所有人岂不是都成为圣人？”。

此外,马斯洛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强调了动机的层次结构，但忽略了文化和个体差异。例如，不同文化对某些需求的重视程度不同，这会影响需求的层次结构。此外，个体的经历和价值观也会影响他们的需求优先级。仅依赖层次结构来解释人类动机过于简单，需考虑更多可能影响的因素，以全面理解人类动机的复杂性。

ERG理论

Alderfer的ERG理论和Maslow的需求层次理论相似，ERG理论同样将人类需要由至高分为三类，分别为生存需要（Existence）、关系需要（Relatedness）以及成长需要（Growth）。

生存需要（Needs of Existence, E）：相当于马斯洛（Maslow）的生理、安全需要。
关系需要（Needs of Relatedness, R）：相当于马斯洛（Maslow）的爱与归属需要。
成长需要（Needs of Growth, G）：相当于马斯洛（Maslow）的自尊、自我实现需要。

ERG理论强调人不会单单专注在一方面的追求，而是同时寻找能满足生存、关系和成长的方法。生存需求是最基本的需要，具体包括食物、水、安全等和人类生存相关的资源，换转到Maslow的需求金字塔，亦即是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关系需求指的是和他人交流、从关系中获得支持、尊重的需求，和Maslow的社交需求和尊严需求的概念相似。成长需求则是人在个人成长和发展中建立自信和自我价值的需求，涵盖了Maslow的尊严需求以及自我实现需求。ERG理论和需求层次理论最大的不同之处并不是在需求上的分类，而是需求之间的关系和人在满足需求时的过程。ERG理论中有三个过程︰满足—进级（satisfaction-progression）、挫败—退级（frustration-regression）、满足—强化（satisfaction-strengthening）。

其内涵除上述外，亦包含以下论点：

满足—进级：“满足—进级”指的是人需要先“满足”基本层次的需要，才可以“进级”到高层次的需要。Maslow在需求层次理论中十分强调“满足—进级”的过程，认为只要人满足了下层的需求，注意力就会自动转移到更高的价值追永；然而在ERG理论中，满足—进级并不是一个必然过程，ERG更加重视“挫败—退级”和“满足—强化”两个过程，不再将人类追求形容一个线性的过程。
挫败—退级：在Maslow的理论中，人如果无法满足某层次的需求，追求就会停留在该层次中。ERG理论则指出人若在尝试满足需求时遇到“挫败”，就会放弃该范畴的需要，退而求其次“退级”到较低级的追求。当员工认为工作未能为他们带来认同感，对他们个人以言没有意义时（无法满足成长需求），他们就会要求更高的薪金或者将更多时间投放在和同事建立关系上，由追求个人成长改为追求更理想的生活环境或者人际关系。
满足—强化：在Maslow的需求层次理论中，达到自我实现仿佛就是人生的终点，再没有更多的事情可以推动到已经实现自我的人。ERG理论认为当一个需要被“满足”到后，这个需要会被“强化”。当员工发现工作能让他挑战自己，过程使他得到满足感（满足成长需求），该员工的成长需求会不减反增，反而更希望继续在这份工作中寻找能够挑战自己的地方。

成就动机理论Expectancy Value Theory of Motivation

又称成就需要理论、三种需要理论。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戴维·麦克利兰(David·C·McClelland)和他的同事所提出。麦克莱兰根据亨利·默里(Henry Murray)早期人格研究中使用的一长串动机和明显需求延伸发展了他自己的理论。这个需求理论与学习理论密切相关，动机与需求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因为他们相信需求是通过人们在环境和文化中经历的各种事件来学习或获得的。麦克利兰把人的高层次需求归纳为对成就、权力和归属感的需求，并对这三种需求，特别是成就需求做了深入的研究。

成就需求(Need for Achievement)	希望做得最好、争取成功的需要。
权力需求(Need for Power)	不受他人控制、影响或控制他人的需要。
归属感需求( Need for Affiliation)	建立友好亲密的人际关系的需要。

成就需求（Need for Achievement） 有成就需要的人会喜欢解决问题，并透过困难的任务来挑战自己。目标与任务导向的一群人，会不惜一切代价赢得胜利，并希望获得所有的赞美。受到成就和晋升机会的激励、强烈渴望完成复杂的任务、创造记录或做一些以前没有做过的事情、喜欢定期收到反馈、不喜欢成就感或超出控制范围的任务。成就需求低的成员往往会避免任何可能失败的情况。

麦克利兰发现高成就需求者有三个主要特点(性格特征):

①高成就需求者喜欢设立具有适度挑战性的目标,不喜欢凭运气获得的成功,不喜欢接受那些在他们看来特别容易或特别困难的工作任务。他们不满足于漫无目的地随波逐流和随遇而安,而总是想有所作为。他们总是精心选择自己的目标,因此,他们很少自动地接受别人为其选定目标。他们要是赢了,会要求应得的荣誉;要是输了,也勇于承担责任。例如:有两件事件让你选掷骰子(获胜机会是1/3)和研究一个问题(解决问题的机会也是1/3),高成就需求者会选择研究问题,尽管获胜的概率相同,而掷骰子则容易得多。高成就需求者喜欢研究、解决问题,而不愿意依靠机会或他人取得成果。他们对成功有强烈的需要,对风险采取了一种现实主义的态度。如果目标过低,伴随著成功的是较少的成就满足感;而目标过高,则风险很大,成功的机会过于渺茫,会使他们难以体会到成功的喜悦。

②高成就需求者在选择目标时会回避过分的难度。他们喜欢中等难度的目标,他们会揣度可能办到的程度。然后再选定一个难度力所能及的目标。高成就需要的人,重视的是个人成就而不是成功或报酬本身。他们喜欢独自解决问题,一有时间就考虑如何把事情做得更好些,在工作中相信自己的能力,敢于作出决断,愿意承担责任。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成功,这样他们才会有成就感。

③高成就需求者喜欢多少能立即给予反馈的任务。目标对于他们非常重要,所以他们希望得到有关工作绩效的及时明确的反馈信息,从而了解自己是否有所进步。这就是高成就需求者往往选择专业性职业,或从事销售,或者参于经营活动的原因之一。他们对工作的结果非常关注,希望立即得到信息反馈,因此他们不愿意从事成果要很长时间以后才见分晓的工作。

权力需求（Need for Power） 有权力需求的人会希望能对环境有控制力和影响力，并渴望成为在群体中有影响力的人，可能夸大自己的能力，想要控制一切。会想要对他人负责、享受胜利和竞争、享受地位和激励他人。权力需求较低的成员会是附属和依赖。

归属感需求（Need for Affiliation） 有归属感需求的人会想被他人接受，并渴望在工作场所中与他人有互动和合作关系，可能会盲目的忠诚，不能容忍任何分歧。喜欢被人喜欢、遵守组织的社会规范，以免被拒绝（讨厌、排挤）、喜欢合作但太不喜欢竞争的环境、避免暴露在高风险和低风险情况。归属感需求低的成员往往是孤独的人、内向的人，在工作中没有强烈的社交欲望。

归因理论（Attribution Theory）

归因理论（Attribution Theory）来自于有些心理学家们认为，动机既不是来自于外在的诱因，也不是来自于内在的驱力，而是源自于人对于现实的主观预期以及认知解释。以维纳（B. Weiner）的认知动机理论为代表，内容表示一个人通常会为自己的行为结果找适当的解释理由，也是对某件事或某个行为成因的知觉，针对行为结果解释“为什么如此”。也就是说归因（attribution）是对事件或行为的起因做出推论的过程。也可以说是为自己的行为结果找适当的解释理由。归因的基本假定是：个人会主动了解产生行为的原因，原因可能有多个，但多归纳成一个方向，一种归因的取向使未来的行为受过去取向的影响。归因历程开始于个人所根据的内在信念，然后产生情感反应，进而影响对后续行为的预期。我们每天都会归因，但有时会意识不到更深层的过程中，偏见是如何影响最终的归因。

举例来说，当考试考差，可能以为自己不用功（努力因素），并希望下一次成绩能进步（未来结果的预期），乃下决心要用功读书（后续行为）；也可能会怪老师讲课讲得太差（外在因素），而不是检讨自己不够认真学习（内在因素），导致不想听老师讲课；甚至也可能觉得考题太偏、自己一时失误（情境因素，situation forces）；自己资质驽钝、天生不是读书的料（性格因素，dispositional forces）。而过去成功的次数、社会楷模、别人的表现方式、工作时间等都影响归因，但也有很大的个别差异。

整个程序为：知觉到原因、归因、情绪反应、预期未来、及未来的行为倾向。尽管结果不同，但是我们可因此得知，内在驱力及外在诱因虽然会指引个体的行动方向，但诉诸的情境归因不同。我们在特定情况下会使用不同种类的归因，而心智偏见常扮演重要角色，致使同时进行内在归因与外在归因，透过改变对事件的认知诠释调节原始的行为动力，导引出不同行为。典型的行为成因是：能力、努力、工作难度和时机或运气，其性质又分为：内在与外在、可控制与不可控制、稳定与不稳定等三种。若长期将失败归因于不可控制的因素，容易对眼前的事情提不起劲，进而影响心理健康。

典型的行为成因与性质
成因	内在与外在	可控制与不可控制	稳定与不稳定
能力	内在	不可控制	稳定
努力	内在	可控制	不稳定
工作难度	外在	不可控制	稳定
运气	外在	不可控制	不稳定

种类

人际关系归因(Interpersonal Attribution)

当跟朋友讲故事时，我们通常会倾向以最美化自己的主观方式陈述故事，因为自己在故事中扮演的角色，会影响到该段人际关系中的自身形象。我们会希望借由故事美化自己在对方面前的样子，因此调整说法。举例来说，当与室友因为生活观念不合吵架，在跟闺蜜叙述这段冲突时，可能会倾向抱怨室友的生活习惯不佳，强化自己做对的部分，掩盖自己失误的部分，借此维持在闺蜜眼中的好形象，同时获得同情和认同。

预知型归因(Predictive Attribution)

为了做出预期而产生归因。举例来说，当我们去开车时发现车窗被刮花了，我们可能会认为是停车地点的问题，因此未来会避开在相同的地方停车，以免车子又被破坏。尽管刮花车子的人可能只是刚好经过的随机行为，我们未来依然会避免将车子停在该地点，因为我们对于此处已经有了不祥的预知。

解释型归因(Explanatory Attribution)

解释型归因帮助我们理解这个世界，当看到一段事实时，人们会想出一套合理的解释去贴合事实，并让自己相信。举例来说，有些人对特定的事情有自己的一套乐观想法，而有些人持悲观态度。乐观者将好的事情归咎于稳定、内在和总体性的因素，而将坏事归咎于不稳定、外在和特定因素；悲观者则相反。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解释事物的方式，这与性格、生长背景、周遭环境甚至宗教等都有关系，而这套解释事物的方式，会造成不同人对于同一事件有不同的看法，影响人们感受这个世界的样貌。

归因方式

稳定性：一致
成败经验的感受，会影响个人对于未来的期望，而不同的期望会影响归因于不同稳定性的因素，所以成功经验与稳定性有关。例如：高成功经验者可能会将成败经验归因于工作难度（稳定），因此在同样难度的情境下，成功与否也会与经验一致；而低成功经验者可能会将失败归因于运气不好（不稳定），也就是说成功与否与经验不一定会一致。
控制性：自信
而成功与经验的一致与否，是否是可以被自己掌握的？这与个人个性是有关的。如果个性偏向有自信，将会把成败归因为可控制的因素；但如果个性偏向没有自信的，将会把成败归因为不可控制的因素。例如：高成功经验者可能会将成败经验归因于努力（可控制），而低成功经验者可能会将失败归因于能力（不可控制）。
内外性：动力
内外性的归因，也会影响到个性。如果倾向将成败归因为外在性的原因，其在个性上会显得较消极且没动力；而如果倾向将成败归因为内在性的原因，其在个性上会显得较积极且有动力。如：成败归因于努力（内在性）者，会更有动力去投入在努力上；而将成败归因于运气（外在性）者，并不会促进人去努力。

共变模式（covariation model）

在弗里茨·海德 (1958) 提出归因理论后不久，心理学家哈罗德·凯利 (1967, 1973) 提出了一套理论来解释，什么时候人会倾向采内向归因，什么时候倾向采外向归因；这套理论称为“共变模式”（英语：covariation model）又或称三维归因理论。与Heider一样，Kelley认为人在做归因的过程中，会搜集各种个人与情境的资讯来辅助判断，并比较判断他人的行为如何随著时间、地点、自身角色、参与者、其他情境因素而“一起改变”（英语：covariate）。此际有三种重要的资讯，或称三个“维度”（面向）的考量：

共识性（英语：consensus）：不同人在面对相同刺激时，行为反应是否与观察对象的行为一样？
特殊性或区分性（英语：distinctiveness）：观察对象是否对同类其它刺激做出不同的反应？
一贯性或一致性（英语：consistency）：在不同时间点、不同情境中，同一行为人面对同一刺激的反应是否相同？

例如：你看到一间餐厅的老板（行为人、观查对象）在骂员工（刺激），你会认为是老板有问题（内向归因，行为人的问题。如面对此员工时特别苛刻？或刚好今天心情不好？）？还是此员工有问题（外向归因，行为人身外的问题。如笨手笨脚，或工作不专注）？还是今天某个客人或店的其他地方有问题（外向归因，并否定本次观察到刺激来源的因果关系）？

凯利 (1967, 1972, 1973) 认为：

若：共识性高（大家都会骂此员工），特殊性高（老板不常骂其他员工），一致性高（老板常骂此员工，几乎是一见到就骂）→人们倾向于做外向归因，亦即问题出在刺激（员工）身上。
若：共识性低（除了老板之外，其他人不怎么骂此员工），特殊性低（老板经常骂许多员工），一致性高（老板经常骂此员工）→人们倾向于做内向归因，亦即问题出在行为人（老板）身上。
若：一致性低，则不管共识性及特殊性是高或低→人们难以判断问题出在行为人（老板）还是刺激（员工）上，则倾向于做这二者以外的外向归因。例如：猜测是老板刚得知失去亲人，心情很糟所以发泄在今天第一个犯错的员工身上，但同时会想，这种事极少发生，所以老板（行为人）和员工（刺激）都没问题。

共变模式或三维归因理论，其实运用的原则跟科学上认定因果关系时的方法一样，都在观察某一刺激是否为结果的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观察同一刺激是否在各种情境下皆能稳定地造成结果（充分条件），以及是否缺少了此刺激时，尽管情境中其他因素不变，结果仍稳定地不发生或减少发生（必要条件）。共变模式理论在此告诉我们的是：每个人，不管科学家或一般人，或多或少都习惯于运用充分、必要条件的逻辑在认识世界、解释身旁的人事物。

但其他（McArthur, 1972; Wright, Luus & Christie, 1990）针对共变理论的延伸研究得出，在三个维度中，人们较少搜集与思考“共识性”的证据，也经常不会等到三种维度证据都充足了才做判断。这告诉我们的是：虽然每个人都有科学观察和推理的能力，但是一般人，甚至科学家在研究领域之外，经常只看片面的证据就下结论，或者过份看重（同时也是过份轻视）某方面的证据。所以人身为世界观察者、诠释者、认识者时，经常犯下“归因错误”（英语：attribution error）。

补充：: 在归因因素与性质上，实际上区分并不一定是二分的，例如：身心上，某种程度是可以透过自我调节或是他人帮助，来控制与稳定身心的状态。还有各个归因性质也是会互相影响的，稳定性、控制性与内外性三者都会彼此流动，这也回应到归因的性质其实像是光谱一样会变动，且这三道光谱并不是单独存在且发生，而是相依且互相影响的事件关系。

常见的归因错误

自我服务偏见(self-serving bias attribution)

在成功的时候归因于自己，而在失败的时候归因于他人。

基本归因谬误(The 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

将他人的行为归因于个人特质，但却低估了情境因素的影响。

乐观者偏误(optimism bias)

对于自身的处境相当乐观，认为自己不会遭遇不幸的事件。

公平世界谬误(just-world hypothesis)

假设人们视这个世界是公平、公正的，个体皆是得所应得，使得受害者受到轻视。

群体归因谬误(Group Attribution Error)

群体归因错误（Group Attribution Error）是一种社会心理学现象，其中个体将个人行为错误地归因于整个群体的特性或信念，忽略个别差异和情境因素。这种错误可能导致对特定群体的刻板印象加深，从而影响对该群体成员的公正对待。

行动者-观察者偏见(The Actor-Observer Bias)

当解释自身行为时，我们会倾向归因于外在因素，而解释他人行为时则归因于内在因素，此现象称为行动者-观察者偏见。产生这种偏见的可能原因在于我们对情报的了解程度。当自己是“行为者”(Actor)，在解释自身行为时，我们能充分了解自己当下的外在情境，因此能综合内在个人因素、外在情境因素，做出更全面性的判断。例如：自己作业缺交时，知道是因为昨天身体不舒服，无法写作业所导致（外在因素），而不会归因于自己个性懒惰（内在因素）；解释他人行为时，我们身为“观察者”(Observer)，无法得知影响当事人行为的各种外在情境因素，因此可能只根据片面的内在因素作出判断，例如：因为不知道他人缺交作业时背后的情境，所以推论出对方是个懒惰的人（内在因素）。

另一种常见产生行动者-观察者偏见的例子发生在媒体识读。身为“观察者”的阅听人在阅览媒体的时候，只能根据媒体守门过后所提供的片面资讯来对他人行为做归因，却无法充分理解当事人的情境因素，因而倾向将对方行为做内在归因，做出偏颇的判断。然而，针对熟识的人则不会产生这种偏见，因为了解的程度较高，因此较能理解对方所陷的情境、站在他们的角度思考，并考虑到他们的行为在特定外在因素下导致的结果。

低估一致性信息

在凯利的方差分析模型中，强调一致性信息作为进行归因推断的证据，理论上来看是很合理。但是在某些情况下，个体会忽视一致性信息，导致人们的预测偏离归因理论。

例如，对员工的评估过程中，如果员工无法达成工作的目标，主管会先认为是员工本身的问题，是不是工作能力差或者是不够积极等推断。管理者应考量的是：“其他员工是不是也能顺利完成呢？”如果不是的话，就代表工作本身目标的制定有问题；反之，如果大部分员工都能达成，这时再进行个人归因也不算太晚。

社会生物学(Sociobiology)

社会生物学认为个体的行为动机源于帮助个体或族群的基因扩散和繁衍、确保生存，人类的行为也是确保生存。例如为何男性在择偶时倾向选择丰满的女性呢？社会生物学认为在演化的历程中，胸部丰满的女性能提供足够的母乳，而臀部丰满的女性能顺利生产。动物科学研究中发现，许多动物在交配季节时，雄性动物会有打斗行为，使战胜者能够获得交配的优先权，这也是因为在打斗下，雌性动物能选择出较为“强壮、健康”的对象来交配出下一代，产下可能较为健康、能够忍受环境变动的子嗣，使得该基因有被传承下去的机会。有这样能力的雄性动物会有较多的子嗣，使其基因易于流传散布。

至于人类与其他动物的社会性动机，例如：象群会联合保护该群体内某一母象的幼象，人类产生社会结构各司其职地付出、合作，使女性有更多时间能照顾幼童，看似与个体的利益相悖，但事实上是帮助大我的行为，也有助于小我的基因扩散。个体与族群间常共享高比率的基因，故若该社会性行为对整个族群的生存有益，则帮助大我也等于有机会让小我的基因扩散，使得该群体有机会繁衍下去。反之，若无人肯牺牲奉献，则整个群体可能面临灭绝危机。正如若是无人愿意成为军人保卫国家战斗，则很有可能会使该民族被灭绝而失去繁衍生存的机会，所谓“覆巢之下无完卵”，正是这个道理。

就基因的观点而言，许多科学家皆提出利他基因的相关理论，阐述为何生物会有互惠与利他行为。社会生物学者使用“利人行为基因”的解释，以说明互惠行为对种族繁衍上的有利。但也有说法认为，并无法确切证明利人基因存在，也更没有限制社会改变的可能，并批评社会生物学是一种生物性决定论与化约主义，也就是单纯以基因或种族繁衍的观点，解释一切人类的行为。这样过分单纯化人类社会的行为，不但忽视人性中爱与关心作用，而且很多观点与理论不易以严谨的科学研究证实，因此也被批评为不良的科学或伪科学，且有可能被用来支持种族主义或性别偏见的隐忧。

耶基斯–道森法则(Yerkes–Dodson law)

耶基斯-道森法则描述刺激-表现之间的关系，表现会与精神或生理方面的刺激（即动机）呈正相关，但当刺激达到高峰后，表现便会随著刺激的增加而下降。这种刺激-表现关系常被绘制成图表，可在图表中看见一钟形曲线。这条曲线说明了适当的动机能使人表现得更好，然而如果动机过强，表现反而会下降。例如些许的压力可以促使学生读书得到较好的成绩，但是当压力太大时可能会造成情绪崩溃等负面影响，使结果较差。耶基斯–道森法则最初由心理学家罗伯特．耶基斯(Robert M. Yerkes)和约翰．迪灵汉．道森(John Dillingham Dodson)于 1908 年发现^[14]。

耶基斯–道森法则图

缘起

耶基斯与道森最初的研究是关于迷宫中的老鼠。迷宫中只有一条正确的道路，老鼠若是走到错误的道路就会被电击。他们两位要寻找最适当的处罚使老鼠最快学会走对路径。当他们把电压调升时，老鼠们的表现（学习速度）确实有所提升，但是当电压的值超过一定临界点时，老鼠们的表现（学习速度）却变差了。有些老鼠开始变慢、僵住以及撤退而不愿意去冒险尝试那些电击，甚至开始忘记哪边是安全的、哪边是危险的。实验结果指出透过增加压力所带来的激励效果只能到某个点，过了临界点后，个体便会开始把专注力摆在处理遭受的压力而非眼前的任务，此时提升其紧张程度，它对眼前任务的专注度也随之降低。

刺激程度

研究者发现，不同的任务需要不同的刺激程度以达到最佳表现。举例来说，对于较困难或需要高度专注力的任务，较低的刺激程度可能更有利于集中注意力，而一些需要体力或耐力的任务则需要较高的刺激程度来增加动机。

由于任务种类的多元性，耶基森-道森曲线（Yerkes-Dodson Curve）的形态也十分多样。对于简单任务来说，曲线通常呈现S型函数（sigmoidal），随著刺激程度增加，表现也会增加，但会渐趋饱和。然而，对于复杂、不熟悉或困难的任务，曲线通常呈现倒U字形，即表现最初随刺激程度上升而提高，但超过某一临界点后，表现会随刺激程度的增加而下降。

这一曲线的上升和下降可以用刺激对表现的正面及负面效果来解释。曲线的上升部分表明刺激对表现具有激励作用，而下降部分则显示过多的刺激会削弱表现。

不同观点及例子尽管耶基森-道森曲线在心理学领域得到广泛支持，部分研究者认为该理论过于简化了刺激与表现之间的关系。以下是一些不同的观点及例子：

认知负荷理论（Cognitive Load Theory）

认知负荷理论是由约翰·史威勒（John Sweller）于1988年于名为《 Cognitive Science》的期刊上所发表了一篇的论文提出此理论。“认知负荷”指的是工作记忆在同一时间内可以容纳的讯息量。根据Richard Atkinson和Richard Shiffrin提出的讯息处理模型，讯息处理由三个部分进行：感觉记忆、工作记忆和长期记忆。感官记忆会筛选掉大部分讯息，保留最重要的讯息进入工作记忆。工作记忆则会再进一步处理筛选哪些讯息需要被长期记忆。史威勒认为，由于工作记忆的容量有限，教学方式应尽量简化避免工作记忆负荷过度，以提高学习效率。

个体差异（Individual Differences)

个体差异是心理学的其中一个分支，研究个体在心理特征上的差异及这些差异形成的原因。包括对多个领域的研究，如人格特质、情绪、动机、心情、心理健康和智力。上述因素可以用来预测工作、教育和更广泛的生活以及认知能力的成果。

情境依赖性（Context-Dependency)

情境依赖性是指当身处于之前学习时所在的环境中，可以更容易回想起曾在此处学习过的知识和技能。

当你在一个情境中学习某事时，你可能会更容易在同一情境中记住它。例如，有些人习惯在学习某项知识时嚼口香糖或喝茶，在参加该知识的考试时，他们透过嚼同样的口香糖或喝相同的茶恢复记忆。

情境依赖性包括几种子类型。这些子类型的区别通常与所处的情境类型有关。

环境(Environmental)，如处在相同或类似的环境中
状态依赖型学习(State-dependent learning)，处在与初次学习时相同的生理、心理状态，例如在学习时抽烟
认知(Cognitive)，使用学习时相同的语言或回想起学习某项事物的动机
心情(Mood)，当下的心情与事件发生时的心情相同，例如当人们感到忧郁悲伤时，比较容易想起之前悲伤的记忆

三种程度指标

低度刺激(Low arousal level)
即倒 U 字形曲线的上升段。此状态通常与睡眠不足、动机不足、疲劳、体温偏低……等等有关。在此状态下，个体没有预期要做任何复杂的任务，因此专注机制不是那么地活跃。
最适刺激(Optimum arousal level)
即曲线中的顶点。在这个状态下个体处在一个良好的平衡状态，没有过高或是过低的刺激。因此对该个体来说，简单或是复杂的任务都能够有最佳表现。
高度刺激(High arousal level)
即曲线中的下降段。个体在该状态下的刺激程度超越最适平衡，通常与紧张、焦虑、专注力低下、身体紧绷、失去决策能力、过度反应‧‧‧等等有关。个体会因为紧张程度上升而对于周遭所有事物的专注力下降，导致表现变差，被压力击溃。

情境案例

案例一
能够验证耶基森-道森法则的一个良好范例就是在考试中所经历的焦虑。倘若焦虑程度适中，我们会发现透过适当压力督促学习可以增进考试表现。然而，倘若过度焦虑紧张，则会影响到原先为了考试所记忆的资讯。
案例二
另一个良好范例可以应用在运动员的运动表现上。一位正在比赛最后时刻执行罚踢的美式足球员，可以想见其压力有多大。如果他的压力程度适中，他便会感到镇定然后成功踢进那一球。然而，若他压力太大，他可能会太晚踢到球，或是连门柱都没摸到。
案例三
另一个相似的案例可以是面对考试、求职。例如在面试过程中，求职者可能会面临各种程度的压力和焦虑。当压力适中时，求职者可能能够表现得自信、冷静和思维敏捷，使他们能够清晰地回答问题，展示出自己的技能和经验。然而，如果压力过大，求职者可能会感到紧张和不安，导致思绪混乱、口干舌燥，甚至忘记自己原本准备好的答案。这可能会影响到求职者在面试中的表现，进而影响到他们是否能够获得心仪的工作机会。

四种影响因子

上述的倒 U 字形曲线是为了方便解释这套理论所使用的，在日常生活中，个体与个体之间会有些许的差异导致曲线长的不太一样。以下介绍四种主要的影响因子。
影响因子	描述
技术能力	个体的表现会受到其技术能力的影响。受过高度训练的个体会对自己的技术很有信心，便能够在高度压力下有比较好的适应力去仰赖长期训练所获得的成果。
人格特质	一个人的人格特质会影响他对压力的处理能力。心理学家认为外向的人较内向的人善于处理压力，而内向的人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表现会较好。
特质焦虑	一个人的自信很显然地影响他处理事情的能力。如果他的自信十足，他就不会反复地质疑自己的能力而能够在压力中保持沉著。
任务复杂度	如前所述，当任务难度越高，个体所需要的专注力就越高。比方说，在半睡半醒的状态仍然可以进行洗澡等相对难度低的动作。但值得注意的是，任务复杂度的感觉会随著不同个体而有所不同。

觉醒-需求理论 (Awakening - Seeking Theory )

该理论最早由伯莱茵（Berlyne）提出，其观点经埃利斯（Allis）进一步发展和修正，奠定了该派理论的基础，并成为觉醒理论的基本观点。 觉醒-寻求理论的基本观点为：环境刺激是觉醒的重要源泉，机体具有维持体内平衡过程的自我调节机制。

理论基础(内驱力理论)

内驱力理论属于行为主义理论。内驱力是由机体的需要状态引起的，其功能在于引起或激起行为，或给予行为以动力。分为原始内驱力 ( 如饥、渴、睡眠、性等基本生理需要 ) 和习得内驱力 ( 即以习得反应如惧怕等为中介的原始内驱力 ) 。内驱力理论以人的生理需要即原始内驱力为基础来解释人的行为。它认为，学习是由刺激—反应联结而产生的结果，而这些反应因满足了机体的生物需要而降低了这些基本的驱力。在传统的内驱力理论中，一般讲到的只是与食物、水、空气、体温调节等生理需要密切联系的原始内驱力 ( 或称生物内驱力 ) 。这些内驱力经过自然选择而进化，成为有机体生存所必需的机能。

理论内容

基本观点 “觉醒”一词是该理论的核心概念，它是指中枢神经系统的机能状态，或机体的一种驱力状态。觉醒与两个因素有关，一个因素是外部刺激或环境刺激，另一个因素是机体的内部平衡机制。觉醒理论主要包含两个基本观点

环境刺激是觉醒的重要源泉。新异刺激，除了对学习提供不可缺少的线索作用之外，还可能激活机体，改变机体的驱力状态。
机体具有维持体内平衡过程的自动调节机制。中枢神经系统能够通过一定的行为方式来自动调节觉醒水平，使之维持最佳水平。

觉醒-寻求理论作为一种新的游戏理论，对学前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工作有重要作用。它将研究延伸到了游戏的生理机制这样的一个微观领域，同时，对与生理心理学的术语的运用，使得游戏过程的描述更为精确和严谨。

耶克斯-多德森定律与糖皮质醇的关系

皮质醇:属于肾上腺分泌的肾上腺皮质激素之中的糖皮质激素，在应付压力中扮演重要角色，故又被称为“压力荷尔蒙”。皮质醇会提高血压、血糖水平和产生免疫抑制作用。在药理学，人工合成的皮质醇称作氢化可体松（hydrocortisone），除了补充皮质醇不足外，也会用作治疗过敏症和发炎。最初被用作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时，皮质醇被称作 Compound E（化合物E）。血液中皮质醇含量在日中会变化，早上的水平最高，下降至午夜时最低。刚出生婴孩的皮质醇日中含量变化并非跟随上述规律；相关规律成形于两周至九个月大。有关昼夜节律的讯息，被认为是由视网膜传送至下视丘的视交叉上核所影响。研究发现，特定的皮质醇水平变化与失常的促肾上腺皮质素水平、忧郁症、压力有关，也与血糖过低、疾病、发热、创伤、恐惧、痛楚和极端温度等会引起因压力而来之生理反应的事件有关。

2007 年针对压力激素(糖皮质激素，GC)和人类认知影响的研究结果显示，记忆能力与糖皮质激素循环水平的关系呈现倒 U 曲线，作者指出这与 Yerkes-Dodson 曲线相似。例如，当糖皮质激素水平轻度升高时，长期增强作用 (LTP)（形成长期记忆的过程）是最佳的，而在肾上腺切除术(低 GC 状态)或外源性糖皮质激素给药(高 GC 状态)后观察到 LTP 显著降低。这点符合前述所讨论的耶克斯-多德森定律的内容，即人受到压力时，糖皮质激素的浓度会升高，进而造成部分能力的提升；但在压力过高的环境下可能会造成其他生理机能或能力的减低，因此压力造成糖皮质激素的增加进而造成能力的提升并非无上限提升的绝对正相关。

此研究也表明要产生压力反应，必须满足“新的情况、不可预期性、不可控制性、与社会价值观相冲突”此四种情形的一种或以上。

压力这把双面刃

2008年时芝加哥大学的席安·贝洛克（Sian Beilock）让学生解数学题目，接著从中挑选出一组算数能力一样好的人，要他们对自己做算数的紧张程度进行评估 ^[15]。她发现有些人虽然数学很好，但却会对做算术题目这件事感到非常紧张。贝洛克要求这群学生在观众面前做心算，不仅检视他们的表现，也同时测量学生在实验前后的皮质醇。对于做数学题感到紧张的那组学生，当他们感受到的压力越大，在测验中的表现就会越糟；对于做数学题不会感到紧张的那个组别，他们的数学能力并不会比做数学题会感到紧张的另一个组别还要好，然而这组学生让人惊讶的情况在于，体内压力贺尔蒙皮质醇的浓度越高，他们的表现就会越好。压力是一把双面刃，如果你太过于担心或质疑自己的能力，就会产生反效果，反之，则如同Kelly McGonigal在2013年的TED演讲“How to make stress your friend”中提出的，只要以正面的心态看待压力，压力不仅不会成为敌人，还可以影响生理，让人有更好的表现。

然而，Kelly McGonigal的演讲仍然存在争议。批评者认为，在不解决导致长期痛苦的潜在问题的情况下，美化充满压力的生活是危险的。虽然少量的压力对你有好处，但慢性压力的影响绝对不是。以Dr. Sapolsky在《Why Zebras Don’t Get Ulcers.》一书为例，书中深入研究了慢性压力的生物学效应，他认为，长期的压力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严重破坏。

自我毁坏(Self-destructive behavior)

自我毁坏广泛来说是一种对执行者有害或可能有害的行为，最早在1895年由佛洛伊德与费伦齐所研究。

自我破坏与人类行为有很大关系。美国佩珀代因大学(Pepperdine University)的临床和法医神经心理学家、心理学副教授朱迪·何(Judy Ho)博士认为，自我毁坏的倾向已经根植于我们的神经生物学中，并且已经深入到我们人类的本质中。她解释到，“自我毁坏的根源是我们祖先进化适应的一部分，这使得我们能够作为一个物种一直延续下去。为了理解自我毁坏是如何与我们人类的存在联系在一起的，我们需要看看研究一下驱动我们生存的两个简单原则：获得奖励和避免威胁。”有时候自我毁坏是一种应对的选项，特别是当事态超出执行时所能预期或控制的程度时，比起面对眼前的情况，会倾向以酗酒等自我毁坏的方式去逃避。而这样的情况也与耶基斯–道森法则相符，压力可以使人们在要完成的事项有更好的表现，但当压力超出负荷时，表现会开始下降，甚至走向自毁的道路。《大飞跃:征服你隐藏的恐惧，让生活更上一层楼》一书的作者盖伊·亨德里克斯（Gay Hendricks）博士在他的书中解释道，“我们每个人内心都有一个自动调温器，它决定了我们允许自己享受多少爱、多少成功和多少创造力。当我们超出了内部恒温器的设定时，我们经常会做一些自己破坏的事情，进而使自己回到以前熟悉的安全区域。”而同样，自我毁坏的发生与否也与上述提及的四个因子有关，例如需完成事项的能力高低与人格特质等等，具有良性自信的人们比较不容易发生自我毁坏的情形。想要避免或是脱离这种情况，可以先从较小的事项完成，不但可以培养自信心，也是帮助自己去了解自己的能力。当对于自己预期的能力与实际能力相符时，才会具有良好的刺激与表现。

吸引基础论

大部分能够吸引人的事物，其实有许多共通之处的，可大致归纳为以下六点：

1. 与人有关

举例而言，所有能够吸引人的电影，都是和“人”或是将动物、物体“拟人化”有关。例如：在电影《脑筋急转弯》中，将各种情绪用不同的颜色、性格的角色来呈现，藉用情绪的拟人化来发挥创意。而在艺术作品中，大多数能够吸引人的画作也是包含人物的，像是《蒙娜丽莎》就是一个经典的例子。从上述可知，只要一件事物与人有关，通常就会比较吸引人的注意。此外，这个特点也会影响我们对事件的解读方式：相较于机械性、系统性的解释，人们会比较倾向于关注“与人有关”的说法。

另一个例子是阴谋论的形成。阴谋论会对人产生吸引力，主要是因为它通常涉及“人”与“秘密”，最常出现的剧本就是，某个政府高层秘密策划了某些计划、或是刻意伪造或隐瞒某些秘密欺骗社会大众。这种由人策划的阴谋论远比单纯的“事情就是这样发生了”，更具有戏剧性及吸引力。因为先相信再找证据，比先用证据证明再相信要简单得多，因此诸如阴谋论这种缺乏证据的说法才会如此吸睛。

2. 恐惧与希望

恐惧源自于对生存的威胁，和演化过程是会相互影响的，甚至会影响人们的判断、决策能力。例如：人们的恐惧来源大多是惧怕一些较为原始、或演化过程中对人具有威胁性的事物，像是惧高症、幽闭恐惧症、怕毒蛇等等，但就不会怕手机、电脑等现代科技不具威胁性的产物。而只要是牵扯到最原始的恐惧，像是饥饿、疾病、老化、死亡等，人们就会产生“宁可信其有”的想法，于是各种迷信、偏方、伪科学便层出不穷。而与恐惧相反的希望则是源自于更有利生存、更为富足的生存条件，有艺术家做过统计，在风景画当中，人们偏好有水、有动物、有花草树木的创作，这些画作看起来通常较为赏心悦目，背后的原因其实就是它所营造出的环境更有利于人类生存。在恐惧与希望这两种极端情况，人们会给予较多的注意力，而在两个极端的中间，人们通常会因为它没什么有趣的点而不太关注，即便它更贴近现实。

在商业行销上，较常见的操作手法为先抛出一个会让你恐惧的事物，再提出带来希望的解决办法，常见于广告中。例如：先显示“肥胖会对健康造成极大的危害”的标语，然后再趁机推销为减肥带来希望的减肥药；还有美国戒烟广告(CDC: Tips From Former Smokers - Terrie H.’s Tip Ad)中以会引起恐惧的视觉，听觉模式来让人们借此害怕吸烟以达到劝人戒烟的目的。

3. 具有固定模式

常见于音乐的表现形式，特别是流行音乐。特征是会让人产生听上瘾、甚至是被洗脑的感觉。产生吸引力的大部分是“重复的模式”，像是：重复某段旋律的副歌，或是有押韵的句子等等。我们可以发现，近期很多说唱节目受到大众欢迎，就是因为连续的押韵，具有节奏感且音韵重复性很高，会使人有动力继续听下去。或是我们可以观察到最近非常火红的“抖音”软体，就是运用一些人们能快速接受的音乐、轻松易懂的手势，吸引大众的目光，在各大串流平台上，可以见到素人争相模仿，都是所谓“重复的模式”之应用范畴。然而，在现今的音乐审美与艺术性的要求之下，过度以“文化工业”方式，大量制作的“制式化”旋律、歌词、编曲......等，有时反而无法满足部分听众渴望音乐的新鲜感与内涵，沦为通俗化而无美感的“商品”，反而会造成听众的反弹与厌恶。例如：中国抖音歌曲〈科目三〉，因其重复而洗脑的旋律与舞蹈动作，受到国内外争相模仿；然而因其于社交媒体过度泛滥，且在歌曲艺术价值上备受争议，也因国情与政治因素，受到两派极端支持与反对。

但偏好固定模式也是人类演化出来，有利于生存的特质，因为它可以掌握事物运行的规则。例如：一些基础的物理规则，像是：看到有乌云，代表等会儿可能会下雨；或是树上成熟的苹果会往下掉等等。有时候也会无意间为随机事件强加解释。例如：古代祈雨仪式，若一次、两次成功，那人们就会相信第三次之后也是可行的，即便前两次只是巧合。如果第三次失败，人们不会反思前两次是巧合，也不会认为祈雨仪式是不合理的，反而会解释成激怒了神明而需要献祭以安抚之，这也成了许多宗教仪式产生的原因。这些现在看来普通的例子，都可能是“模式辨认机制过于活跃”的产物。

4. 不协调与矛盾

不协调与秩序就如同天秤的两个极端，它们会带来张力并引起人们的好奇心，当事物看似不协调，但却隐隐约约地感觉得出事物其实是遵循著某种特定模式时，就会非常具有吸引力。举例而言，赌博电玩中的吃角子老虎(Slot machine，拉霸)，每次拉下一个拉杆之后，出现的图样都不一样，这就是所谓的不协调，但若此连线却又差一点就中奖时，就会让人感觉似乎内含一些规则，尤其是差一个就中奖时，就会有下一次一定会连线成功的心理。

另外，流行音乐也是利用相同道理，因此常会在歌曲中听到一些不协调感。就像是歌连续唱了好多次以后，最后要进入副歌(chorus)的前副歌(pre-chorus)尾音会突然上扬，或是直接在副歌中做出变化，像是转调等技巧，以及夹杂在副歌中的 bridge，以完全与副歌不同的编排，这就能创造一个刚刚好的不协调感，同时维持整个乐曲编排、和弦架构的规则。

5. 演化而来的心理特质

现代人常见的思考偏误——重复曝光，是我们几乎很难抵抗的演化特性。人通常会有一个倾向，当一件相同的事物不断出现在眼前，我们就会将它视为是重要的、可信的。举例而言，若远古时代的人们每次在进入一个洞穴时，旁边的树丛就会有毒蛇出现，即便后来毒蛇已经离去，人们还是会对这个洞穴敬而远之；而很少出现在生活当中的事物，只要他不影响我们的生存，就会被视为无关紧要。

回到现代，现代的新闻媒体常常会利用这种手法来把原本无关紧要的事放大，变得像是紧急且重要的事。像是：在新闻中报导的事，其实内容和自己生活相关性没有很高，但我们在观看的当下往往会觉得这件事很重要，有种被吸引住的感觉，其背后原因可能只是因为这则新闻不断被报导，重复地曝光而已。

2001年的论文 Mere Exposure: A Gateway to the Subliminal^[16]针对偏好对于稳定和变化的重要性，探讨重复曝光导致偏好形成的影响。该研究著重于在曝光期间缺乏惩罚后果是如何起作用作为无条件刺激，通过一种形式的条件作用导致偏好的形成。该研究探讨了重复曝光如何增强积极情感，并导致偏好的形成，而无需认知枢纽的参与。论文结论是重复曝光对生物体在与即时的有机和无机环境（immediate animate and inanimate environment）的关系中有益。它们使生物体能够区分安全的对象和栖息地与不安全的对象和栖息地，并且它们是社会依附的最原始基础。重复曝露效应为形成偏好和情感倾向提供了一种较灵活的方法，只需投入极少的精力，甚至在曝光的条件无法被意识到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因此演化而来的心理特质仍然是对保障人们得以生存这一条件是有利的。

另外，人类还有一个有趣的心理现象，就是社会感染(Social contagion)。社会感染分为两大类，分别为情绪感染( Emotional contagion ）以及行为感染(Behavioral contagion )。简单来说，一个人的情绪或行为（无论好坏）往往会连带影响到周遭的其他人。例如，发生一件热心助人的好事，人们便会觉得这样的事会让周围的人们感到暖心，也会促使其他人变得热心，让整个社会充满爱；相反地，若发生抢劫案，大家可能就会觉得这个社区不再安全，而且坏事会持续发生、坏人也会越来越多，所以我们必须时时提高警觉。研究表明，个人的情绪和行为可以迅速传播并影响周围人的情绪和行为，这在社会互动中是非常普遍的现象。^[17]

6. 公正世界理论(Just-world hypothesis)

此说是一种认知偏见，它假设“人们得到了他们应得的”——行为必然会对行为者产生道德上公平和适当的后果。例如，高尚的行为最终会得到奖励，邪恶的行为最终会受到惩罚的假设就属于这个假设。换言之，公正世界假说是一种倾向，即将后果归因于恢复道德平衡的普遍力量，或将后果归因于行为的本质与其结果之间的普遍联系。许多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已经观察过公正世界的信仰现象，至少可以追溯到西元 180 年左右的 Pyrrhonist 哲学家 Sextus Empiricus。而近代最具代表性的研究者为Melvin J.Lerner，他自1960年代起便致力于相关研究。并在1980年的著作The Belief in a Just World解释了此一现象。

这也表现在许多宗教或是道德理论主张上：好人有好报、恶人会受到惩罚，死后可以上天堂、下地狱，或是来生会有报应等等。根据该假设，人们有强烈的信念或需要相信世界是一个有序的、可预测的且公正的地方，人们在那里能够得到他们应得的东西。人们也常将这类型主张视为原因。因此若性侵事件的受害人明明是个好人，却遭受强暴，就会违背公正世界的原则，当人们坚信的原则受到挑战时，会陷入自我怀疑，甚至有强烈的不安全感。在这样的情况下，大脑就必须找个理由来调节“认知失调”所带来的恐慌。因此人们常常会反过来指责受害者，认为一定是他/她做了什么坏事，才会遭受到这种对待。举例来说：在“房思琪事件”中，社会大众一开始皆积极地谴责并控诉加害者，后来却渐渐转而指责受害者，将此认定为单纯的婚外情事件。另外许多影视作品，特别是那些被设定成要来讨好大众的创作也是运用这样的原则，好人到最后的结局应该都不差，坏人最后则会受到一些惩罚，或许我们也可以用这样的概念来解释为何英雄系列的电影会深受大家的欢迎了。

吸引人之共通处	举例说明	原因
与人有关	所有能够吸引人的电影，都是和“人”或是将动物、物体“拟人化”有关在艺术作品中；大多数能够吸引人的画作也是包含人物的，像是《蒙娜丽莎》。	只要一件事物与人有关，通常就会比较吸引人的注意。此外，这个特点也会影响我们对事件的解读方式：相较于机械性、系统性的解释，人们会比较倾向于关注“与人有关”的说法。
恐惧与希望	人们的恐惧来源大多是惧怕一些较为原始、或演化过程中对人具有威胁性的事物。而只要是牵扯到最原始的恐惧，像是饥饿、疾病、老化、死亡等，人们就会产生“宁可信其有”的想法。希望则是源自于更有利生存、更为富足的生存条件，在风景画当中，人们偏好有水、有动物、有花草树木的创作，这些画作看起来通常较为赏心悦目，背后的原因其实就是它所营造出的环境更有利于人类生存。	在恐惧与希望这两种极端情况，人们会给予较多的注意力，而在两个极端的中间，人们通常会因为它没什么有趣的点而不太关注，即便它更贴近现实。
具有固定模式	常见于音乐的表现形式，特别是流行音乐。特征是会让人产生听上瘾、甚至是被洗脑的感觉。连续的押韵，具有节奏感且音韵重复性很高，会使人有动力继续听下去。	产生吸引力的大部分是“重复的模式”
不协调与矛盾	1. 赌博电玩中的吃角子老虎(Slot machine，拉霸)，每次拉下一个拉杆之后，出现的图样都不一样，但若此连线却又差一点就中奖时，就会让人感觉似乎内含一些规则。 2. 流行音乐也是利用相同道理，因此常会在歌曲中听到一些不协调感。	不协调与秩序就如同天秤的两个极端，它们会带来张力并引起人们的好奇心，当事物看似不协调，但却隐隐约约地感觉得出事物其实是遵循著某种特定模式时，就会非常具有吸引力。
演化而来的心理特质	若远古时代的人们每次在进入一个洞穴时，旁边的树丛就会有毒蛇出现，即便后来毒蛇已经离去，人们还是会对这个洞穴敬而远之。	人通常会有一个倾向，当一件相同的事物不断出现在眼前，我们就会将它视为是重要的、可信的。
公正世界理论	影视作品中，好人到最后的结局应该都不差，坏人最后则会受到一些惩罚。	可以解释将受害者视为他们正义应得的接受者的需要。

生理动机(Survival motive)

生理动机是指个体与生俱来以生理为基础的动机，其行为的激发因素来自于生理因素，这类动机通常与本能和生存有关，通常为个体因生理丧失而产生需求时，为了恢复均衡、补足需求，由内在促动力量，迫使个体有所活动。心理学家习惯称生理动机为驱力，例如：口渴动机、饥饿动机、性动机、母性的行为，如告子曾说：“食色，性也”（吃饭与色欲都是人的本性）等。

摄食动机

摄食是维系生命的重要行为，在生理机制作用下产生饥饿感时就会有进行摄食的欲望。然而，即使身体没有发出饥饿的讯号，人们仍会想要吃东西，由此可见，诱因也是摄食动机的来源，例如时间、味觉与文化都会影响摄食行为。

引发饥饿感觉的机制是血液中葡萄糖的浓度以及体内的荷尔蒙分泌，如 胰岛素、由小肠内脂肪细胞制造的瘦素（Leptin）、胃促生长素（Ghrelin）等。人的肝脏及下视丘均有检测葡萄糖浓度的受器，当葡萄糖浓度过低时，他便会使肝脏释放出葡萄糖，一并引发饥饿的感觉；瘦素和胰岛素的分泌量与身体脂肪含量成正比，并在下视丘内刺激分解代谢途径及抑制合成代谢途径；胃促生长素在饥饿感中也扮演著关键角色，其浓度在进食前升高，进食后降低。

我们通常会持续进食到接收肠胃和其他消化系统饱足的讯号，表示我们已经摄取足量食物才停止。在进食一开始，我们是否要进食特定食物主要是取决于食物的味道，在进食过程中，改变我们所正在进食的食物类型将会持续促进我们的食欲，而食物的滋味和我们对此食物的想法将会影响胰岛素的释放并且引起更多的饥饿感。我们过去对特定食物的想法（如这一类食物是否曾经历自己作呕），以及食物的外型、形状等皆会影响它的吸引力与美味程度。

人类摄食的动机也会受环境影响，例如即使体内葡萄糖浓度还很高，但色香味俱全的食品广告仍然会让我们食指大动。此外，进食时间到了，不少人也会自然产生饥饿的感觉。同样有趣的是，当有人与我们争食时，因为我们受到此类竞争的环境影响，所以胃口也会变得特别好。事实上，许多原本无关饥饱的生理、心理和社会刺激，都可以透过古典条件连结而成为进食与饱足的条件刺激，例如当我们在喜宴中看到甜点与水果时，便很容易觉得酒足饭饱。从上述说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环境对于人类摄食的影响力占有一定分量。饥饿的控制与口渴的恒定有著相似的生理概念，都是基于维持身体内部环境的稳定。然而，进食行为的心理动机和生理机制比饮水来得更加复杂。进食行为不仅受到生理驱力的影响，还受到心理因素和环境因素的多重影响，例如情绪、压力和食物的可得性等。饮水行为主要是基于体内水分和电解质平衡的需求，较少受到情绪和环境的影响。因此，理解和管理摄食行为需要考虑更多的变量和干扰因素。情绪影响包括压力、焦虑和孤独感等，这些情绪状态常导致人们寻求食物作为安慰；环境影响则包括食物的可得性、社会文化背景和广告宣传，这些因素会影响人们的进食选择和行为。

生理饥饿线索

饥饿时，胃可能会发出声响，这是胃壁的肌肉在收缩，其内容物产生气泡运动所致。人类感到饥饿、胃里空空如也时，胃的收缩最为频繁。胃收缩与饥饿感受的连结，导致早期的研究者假定﹕胃的压力受器侦测到胃的排空程度会同时引发收缩和饥饿的心理。后来心理学家和生理学家才知道这纯粹是巧合，胃收缩的感受并非饥饿的真正原因，事实上，做过胃切除手术的患者仍有强烈的饥饿感受（Inglefinger, 1944）^[18]。胃的受器确实可以侦测饥饿变化，但主要是依据化学受器，而且与饱足感的关联比较密切。他们由胃里的糖份和其他营养素所活化，并将神经讯号传递至大脑。

饥饿的生理讯号与神经细胞和其他细胞的热量来源有关，如：体内的葡萄糖和其他营养素。脑本身就是热量不足的侦测受器，脑只能利用葡萄糖作为主要能量来源，脑干与下视丘的神经细胞又对葡萄糖浓度特别敏感，因此当葡萄糖浓度太低，这些神经细胞的活动会受到干扰，进而发出讯号到其他脑部位，产生饥饿感。

饥饿和饮食的生理观点

如果动物暂时被剥夺食物，它们通常会在此之后吃更多的食物，使身体恢复原来的体重。如果替动物强制喂食额外的食物，它们便会减少接下来的进食量。这些观察显示动物会尝试维持一个恒定的热量或体重。换句话说，动物的摄食行为似乎有一个内部的“食欲中枢 appestat”，用以保持相对稳定的体重。即便有自由供应、自由获取的食物来源，动物通常仍只需食用适量，即可满足其需要，保持体重大致不变。这里的“适量”不是指每单位食物体积，而是指食物中所含的热量以及它可以提供的代谢能量。多年前的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在大鼠的食物中添加非营养性纤维素，借此降低大鼠食物的热量水平。研究发现，食物的热量水平越稀释，老鼠吃的越多，其总卡路里摄入量大致保持不变^[19]。类似的理论也适用于人类，研究数据显示，我们每个人似乎都有一个目标体重。然而，这个设定点在某种程度上是可调节的，而一个人体重的逐渐变化似乎改变了被保护的重量^[20]^[21]。

人体固定点的存在有许多证据。举例而言，崩溃性节食者在节食结束、开始恢复饮食后，很快就会回到起始体重。此外，节食者体重的减幅远不如我们预期的那么多，因为虽然摄入的热量减少了，他们的身体却也燃烧更少的热量；可能是因为身体通过降低其代谢率来补偿热量损失（Guesbeck 等，2001）^[22]。换言之，当身体获得较少的食物时，它通过燃烧更少的卡路里来响应，以维持设定点的重量。这样的特性让少吃没有办法变轻。

摄食与脑部机制

透过老鼠实验可得知，动物的摄食行为主要由下视丘的侧核（LH）和内核（VMH）所拮抗控制。当老鼠的下视丘侧核（Lateral hypothalamic nuclei,LH）被破坏时，老鼠便会拒绝进食，注射营养液两周才会恢复进食，这称为侧下视丘症候群（LH syndrome；Teitelbaum & Epstein，1962）。若破坏的是下视丘腹内核（Ventromedial hypothalamic nuclei，VMH），则老鼠在前两个月会疯狂进食，体重增加为正常的三至四倍重，然后才恢复正常进食，但体重仍在超重的范围，这称为腹内下视丘症候群（the VMH syndrome；Teitelbaum & Epstein，1962）。此结果导致下列主张，下视丘的侧核及腹内核共同作用决定个体体重的稳定水准：若腹内核受损，水准会提高，引发摄食行为直到达新体重水平为止；反之，若侧核受损会降低该水准，使个体减少摄食。若同时破坏这两个区域，则作用互相抵销，体重不受影响^[23]。

肥胖

与饥饿相对立的另一现象即为肥胖，根据行政院卫福部的定义^[24]，当18岁以上成年人的身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 BMI=体重(kg)/身高(m²))大于 24 时，代表体重过重；大于 27 时，即为肥胖。研究显示，BMI 达 24 以上时，罹患代谢症候群的危险性即明显增加，而过高的 BMI 将大幅提高机率罹患如高血压、心脏血管疾病、关节炎、糖尿病(Diabetes)、女性不孕症等疾病。导致肥胖的原因有很多，从环境因素的观点分析，如果环境中存在多种导致肥胖的因素，例如：鼓励大量饮食、食物过于精致化且高脂高糖、缺乏运动等，就可能产生肥胖的结果。若从心理动力观点分析，当人们处于压力的情况下，可能会将进食作为一种缓解压力的防卫机制，尤其是肥胖者，在面对压力时更可能大量进食。然而，对此观点的研究证据分歧，有些人在压力下的确会透过进食来降低焦虑，有些人却反而会抑制食欲。此外，研究发现肥胖者对外在诱因的反应强度明显超过正常人，但对内在讯号却较不敏感。例如：肥胖者不会因为进食时间到了而感到饥饿，想反地，当食物好吃时会吃得比正常人多，但当不好吃时则会吃得比正常人少。^[25]

体重控制

过量饮食会导致体重的快速增加，而且这些增加的重量是很难减去的。当然，体重取决于很多影响新陈代谢和行为的因素，包含个体原本的体重基数、活动类型、所处的环境、情绪状态等。大脑的决策系统有时会超越下视丘的影响能力，使人们在没有饥饿感时进食。

研究发现节食是既痛苦又缺乏成效的体重控制方法，因为在节食状态下，个体为了应付食物减少的现状，会降低个体的代谢率，而使得节食的效果大受影响。更严重的是，节食会让大脑误以为食物不足，故而驱使个体提高进食的量，所以一但节食者忍耐不住，便可能会吃得比以前还多。许多采取节食策略减肥之人，经常因节食过久、过当而产生后续病症，如厌食症、暴食症等进食障碍(Eating disorder)。因此减肥并不需要节食，多运动增加代谢率以及改吃低卡路里的食物可能是更有效的策略。此外，采取长期抑制饮食（chronic restrained eating,CRE）也是一种有效控制体重的方法，长期抑制饮食是一种生活哲学，指正在控制体重的人，对于自己吃进肚子里的食物要保持高度警觉，例如：事先计划三餐内容、只在肚子饿的时候进食、不沉迷于甜食与其他高脂肪食物。

其他用于控制进食的信号

肝脏只是身体内进食调节系统的一部分。除了肝脏系统以外，脑部下视丘中有些细胞能侦测血液中的葡萄糖含量，如果这些葡萄糖受体被破坏，就会导致贪食（Gluttony）。其他信号来自身体的其他部位，例如：胃壁含有受体，能侦测到溶解在消化液中的营养素。当这些受体发出信号，向大脑预告了即将到来的营养供应，生物就会停止进食。还有其他信号来自脂肪组织本身。由于生物无法预测下次需要能量时是否能顺利取得食物，因此必须先摄取足够的食物，不只满足当前的需要，也储存营养物质。这个长期储存机制有赖于身体各处所分布的脂肪分子或脂肪细胞。这些细胞吸收肝脏产生的脂肪酸，并在此过程中膨胀，使细胞能长期容纳营养，随时待命，以防动物的肝糖供应耗尽。一旦肝糖供应殆尽，脂肪酸会从脂肪细胞排出到血液中，并转化为葡萄糖。

过去的学界始终相信，脂肪组织只具备储存功能，但我们现在知道它在控制饥饿方面也有重要的作用。脂肪细胞在脂肪多时会将一种化学物质：瘦素（Leptin）分泌到血液中，经过血液循环，被身体各处的的受体侦测到，如大脑、下视丘等。瘦素增加时意味著身体储存有大量的物质，不需要再吸收更多热量，因此瘦素可能是长期控制生物体食物摄入量的关键因素之一。瘦素似乎也能抑制几种其他神经化学物质，例如神经肽 Y（Neuropeptide Y, NPY）。NPY 在下视丘和肠道中制造，目前已证明它是一种强大的食欲兴奋剂。因此脂肪细胞的瘦素分泌似乎可以借由负回馈，调控 NPY 的含量。

	说明
生理饥饿线索	饥饿时，胃可能会发出声响，这是胃壁的肌肉在收缩，其内容物产生气泡运动所致。
饥饿和饮食的生理观点	动物会尝试维持一个恒定的热量或体重。换句话说，动物的摄食行为似乎有一个内部的“食欲中枢 appestat”，用以保持相对稳定的体重。
摄食与脑部机制	下视丘的侧核及腹内核共同作用决定个体体重的稳定水准：若腹内核受损，水准会提高，引发摄食行为直到达新体重水平为止；反之，若侧核受损会降低该水准，使个体减少摄食。若同时破坏这两个区域，则作用互相抵销，体重不受影响。
肥胖	当18岁以上成年人的身体质量指数大于 24 时，代表体重过重；大于 27 时，即为肥胖。研究发现肥胖者对外在诱因的反应强度明显超过正常人，但对内在讯号却较不敏感。
体重控制	体重取决于很多影响新陈代谢和行为的因素，包含个体原本的体重基数、活动类型、所处的环境、情绪状态等。大脑的决策系统有时会超越下视丘的影响能力，使人们在没有饥饿感时进食。
其他用于控制进食的信号	除了肝脏系统以外，脑部下视丘中有些细胞能侦测血液中的葡萄糖含量，如果这些葡萄糖受体被破坏，就会导致贪食（Gluttony）。其他信号来自身体的其他部位，例如：胃壁含有受体，能侦测到溶解在消化液中的营养素。当这些受体发出信号，向大脑预告了即将到来的营养供应，生物就会停止进食。还有其他信号来自脂肪组织本身。由于生物无法预测下次需要能量时是否能顺利取得食物，因此必须先摄取足够的食物，不只满足当前的需要，也储存营养物质。

摄食内在驱力

生理上有十分繁复的机制，告诉我们现在的身体状态到底是饥饿还是饱足，这些机制包含以下四大要素：

生理对于食物需求的状态
唤起并启动进食行为
确认所摄取的食物营养、数量等等符合生理需求
在已经摄取适量食物时停止摄取行为

摄食的原因包含维持恒定的驱力——恒定作用所驱使。

食物提供身体细胞和脑部细胞足够养分产生能量，以维持能量的恒定。身体内的细胞运用摄取的营养产生三磷酸腺苷（ATP），燃烧这些养分产生能量，使细胞能够执行功能。身体各种活动都不断地促使细胞燃烧能量，以满足新陈代谢需求，即便只是坐著不动也一样。当燃料不够时，身体会自动挪用其他能量储存形式的燃料，例如脂肪。当我们阅读的时候，脑部的脑细胞也都在不断燃烧养分，以满足生理新陈代谢的需求，确保神经细胞能顺利地产生电冲动、制造并释放神经传导物质。而葡萄糖是脑部细胞燃烧的主要燃料，如果没有葡萄糖，身经细胞就没有足够的能量来执行功能。

水果和其他的食物都储存了葡萄糖，人体内也有肝脏等器官，可以借由合成其他糖类、碳水化合物来产生葡萄糖，称为糖质新生作用。当我们摄取足量食物，食物中的葡萄糖被消化并且进入血液循环中，而其他的葡萄糖则经由肝脏作用转换成其他营养素形式储存使用。饥饿的产生来源可能源自燃烧的养分不够，然而，尽管为了维持体内恒定是产生饥饿冲动的驱力因素，但是诱因也同样重要。也就是说，我们对于是摄取食物的动机同时来自于需要这么做、以及想要这么做。因此饥饿的原因来自于恒定和诱因的交互作用影响。(Lowe and Butryn，2007)^[26]

肝脏的作用

保持某人的体重在其设定点需涉及许多内部信号，包括反映血液中葡萄糖可用性的信号。如果身体中的葡萄糖供过于求，以便多馀的可以转化为肝糖（Glycogen）和各种脂肪酸并储存时，肝脏会发出饱腹感信号，动物停止进食。如果身体对葡萄糖的需求超过供应，正在使用能量储备，那肝脏便会产生饥饿信号，使动物进食，以让葡萄糖浓度大幅增加。这个转换过程由肝脏控制，肝脏让其他器官知道代谢作用的方向，从葡萄糖到肝糖，反之亦然。^[27] 。

这个恒定系统必须可以“预测”动物的需求。当葡萄糖供应已经很低时，肝脏只能告诉动物去进食。因为经常需要时间来寻找食物、吃及消化它，因此在肝脏发出“需要葡萄糖”信号的时刻与葡萄糖最终到达的时间之间可能已经过数小时，营养供应将耗尽，动物可能会死亡，因此生物体有一个明确的机制来避免这种灾难。当一个生物体暂时没有吃东西时，血液中的葡萄糖水平开始下降，在水平下降太多之前，肝脏采取行动，从储存中抽取一些肝糖并将其转化为葡萄糖，使血糖水平反弹回正常。这一系列事件的结果是一个易于识别的模式：血糖逐渐下降，通常持续数分钟，然后由于肝脏的负回馈作用而迅速上升。这种缓慢下降、快速上升的模式意味著有机体正在利用其储备，这表明需要更多的葡萄糖。当这种血糖模式在大鼠中发生时，动物开始进食^[28]。

Neal E. Miller 和 Kessen 在 1952 年做了一项实验^[29]，此实验主要是在探讨恒定力消除以及食物口味和其他的诱因刺激之间的交互作用关系。这些实验者训练老师在通过一段通道后，可以得到牛奶的酬赏。其中一组，研究者让这组老鼠在顺利经过通道后自己喝下牛奶，而另外一组则是用胃部注射的方式注入牛奶，其中，两组牛奶的量是完全相同的。也就是说，这两组老鼠获取了同样分量的营养，获取一样的燃料来源。然而，实验结果可以发现，直接喝下牛奶的那一组的学习效果，较注入等量牛奶的那些老鼠要来的良好。这样的结果显示，老鼠并不是只要降低饥饿状态便可以获得满足，他必须拥有足够的动机，同时品尝到酬赏和满足饥饿状态。

除了 Miller 和 Kessen 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研究者做出各式各样的实验研究，而他们都在在显示了口腔诱因与驱力降低之间具有特定的交互作用。

I. 血糖浓度（Blood sugar concentration）

当血糖浓度高的时候，葡萄糖会经由细胞膜上的GLUT2通道进入胰岛β细胞，促进胰岛素（insulin）的分泌。胰岛素会增加肌肉细胞和脂肪细胞之细胞膜上的GLUT4通道，促使葡萄糖从血液进入这些细胞，也可以借由活化glucokinase，促使葡萄糖进入肝脏细胞，而达到降低血糖的目的。此外，胰岛素也可以作用在下视丘，抑制食欲。在调节血糖浓度上，与胰岛素作用相反的是升糖素（glucagon）。升糖素可刺激肝细胞中的肝糖分解成葡萄糖，并释放到血液中提升血糖，也可刺激肝脏进行糖质新生作用（gluconeogenesis），更进一步提升血液中的葡萄糖浓度。

II. 中枢神经（Neural Processes）

下视丘（Hypothalamus）是主要影响摄食的大脑结构，负责整合、抑制与刺激进食的讯息、监控葡萄糖的浓度并控制摄食相关的行为，若下视丘受伤，会对进食行为将产生严重后果。摄食的调控被视为是“双中枢模式”：

下视丘的腹内侧区（Ventromedial hypothalamus，简称 VMH）是饱食中枢(satiety center)，负责传达饱足的讯息而停止进食，如果 VMH 遭受破坏，则个体无法停止进食，称过食症（Hyperphagia），这种过度饮食的结果即是导致肥胖。
下视丘的外侧区(Lateral hypothalamus，简称 LH)是饥饿中枢(hunger center)，会传递进食讯息，若此部位受伤会无法传递讯息，个体将缺乏进食动机，称吞咽不能症（Aphagia），此时须强制喂食，否则可能导致死亡。

不过，更进阶的研究指出，如此的理论是过于简化、并非完整的。当老鼠的 VMH 遭受破坏，他们只会过度进食在他们认知中是“美味、好吃”的东西，但是却会避开对他们而言不美味的食物。因此可以推论，VMH 不会单单只有传送和调控“多加进食、停止进食”等的讯号，而是会另外加上食物的类型一并处理。研究人员指出，VMH 的损毁有可能夸大普通对于食物的感知，一般而言，对于美味的食物老鼠会加以摄食，但是当 VMH 损伤时，便会过度进食；相反的当面对反胃等不甚美味的食物时，夸大化后的反应会使老鼠从不太喜爱进食变成完全地拒绝摄食。

其他的大脑结构亦会影响进食行为，例如：

下视丘的另外两区域：弓状核（Arcuate nucleus， ARC）和室周神经核（Paraventicular， PVN）有辅佐 VMH 和 LH 的功能，会协同调节进食
前额叶皮质（Prefrontal cortex）处理味觉讯息，如甜、咸等，这些讯息会显示对特定食物的回馈性质（The reward properties of food），而边缘系统（Limbic system）的作用会使人看到这些特定的食物时，被激发进食的渴望。边缘系统或右额叶（Right frontal lobes）的损坏有时会造成美食家症候群（Gourmand syndrome），病患会著迷于精致且多样化的食物，亦会在意料理的制作方式，但他们却不必然会因此过度进食，他们只会专注于精致的食物。

III. 体内知觉的作用(Internal Sensations)

胃收缩理论(Stomach contraction theory)提到^[30]，胃部的痉挛收缩是产生饥饿的起因，但后来的研究证明胃部的收缩不全然是造成饥饿的原因，有些胃切除的人仍会感受到饥饿^[31]。因此，来自于胃部的感觉可能在产生饥饿感上扮演一部份的角色，但这并不足以充分解释身体如何侦查到对食物的需求，以及被刺激去进食。此外，前述的 VMH 和 LH 用来调节摄食的最主要讯息是来自于血液。新陈代谢中主要的能量来自于血糖与脂肪，因此当体内的受起测量到能量被耗尽，也就是血糖与脂肪量低于恒定标准时，会促动 LH 而启动摄食。反之，当血液中已有高度葡萄糖含量或高度脂肪酸含量时，这样的讯号会被 VMH 用来中止摄食行为^[32]。

胃收缩理论：Cannon 的学生 A.L. Washburn 训练自己吞下一个未充气的气球到胃里，透过外界仪器把汽球充满，测量气球中的压力变化，胃部收缩时，气球中的空气被挤压出来，当 Washburn 报告饥饿时，都是他胃部收缩的时候，因此他们认为胃部的痉挛收缩是产生饥饿的起因。

IV. 荷尔蒙的作用

瘦体素(Leptin)是调节脂肪储存、加快生物的新陈代谢、抑制食欲控制体重的蛋白质荷尔蒙，可作用在中枢神经和周边组织，在中枢神经系统中可抑制弓状核的神经元分泌神经胜肽Y(NPY)和刺鼠肽基因相关蛋白(AgRP)以降低食欲，并使体内的α-黑色素细胞刺激素(α-MSH)更为活跃，也能在孤束核中促进胆囊收缩素(CCK)作用以形成饱足感，在周边组织中，瘦素主要的功能在于拮抗胰岛素作用，包含抑制其分泌、促进体细胞使用脂肪作为代谢原料等。部分证据指出，瘦体素可能影响对食物的奖励价值回馈，使得食物变得不怎么吸引人，进而抑制进食动机。此外 Leptin 主要由脂肪组织合成和分泌，所以瘦的人脂肪较少，相对地 Leptin 较少，因此较容易产生食欲，然而肥胖者尽管有较多脂肪和瘦素分泌，却更不容易感觉饱，是因为出现了与胰岛素阻抗相似的“瘦素阻抗”。由于瘦体素的作用速度缓慢，因此相较于短时间的饮食控制，瘦体素对于长时间的脂肪代谢影响较为重要。若动物缺少制造瘦体素的基因，会造成严重的肥胖，但只要注射瘦体素，就能有效且快速地降低其体脂肪^[33]。另一种影响人的胖瘦的贺尔蒙是由胃制造的饥饿素(Ghrelin)，其主要功用则是促进食欲及调节能量恒定，刺激弓状核中的神经元分泌 NPY 及 AgRP 以增加食欲，引发脂肪囤积进而导致肥胖，除此之外，亦可促进胃肠道的蠕动功能。当人的体重下降，饥饿素的分泌会增加，以促进进食。

目前仍不清楚有多少贺尔蒙影响著人的胖瘦，尚有许多研究正在尝试借由贺尔蒙的控制，来预防与治疗肥胖的问题。

物质对进食动机的影响：

血糖、蛋白质、脂肪	降低。
胰岛素	降低。
升糖素	升高。
瘦体素	降低。
胆囊收缩素	降低。
黑色素细胞刺激激素	降低。
食前激素	升高。
神经胜肽Y	升高。
下丘泌素	升高。

摄食外在诱因

饮食时间
每个人的基础代谢不同，早餐吃的量不同，体内长期储存的能量也不同。若依照生理机制决定是否吃饭。每个人进食的时间都不相同。但通常人们感到饥饿，是因为到了“吃饭时间”。进食受时间影响是受到“古典制约”^[34]而产生的行为，也就是当两件事物经常同时出现时，大脑对其中一件事物的记忆会附带另外一件事物，就类似于铃声对狗的作用。铃声与食物产生了连结，而吃饭时间与进食产生连结。

多样食物的提供
当多样不同的食物同时呈现，会延缓我们产生饱足感的时间，使我们的进食量增加。例如，吃到饱餐厅的顾客容易有吃得过量的感受。

食物价格
食物价格愈贵，人们通常会觉得食物愈好吃。原因可能有下列三种：

认知偏差：指人们在评价物品价值时，会受到价格的影响。当人们看到某物的价格较高时，他们倾向于认为这个物品比价格较低的物品更有价值，进而提升了对其品质的期待。当人们期待一件事情的品质更高时，他们更容易感到满足和享受。
社会象征：高价格的食物常常被视为奢华或高档品质的象征。人们对于奢侈品或高档品质的食物会产生一种特殊的期待和情感。因此当人们品尝到高价格的食物时，他们可能会将其视为一种社会象征进而影响他们对食物味道的感知。
自我感觉理论：这个理论认为人们的自我价值感受可以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包括物品的价格。当人们购买高价格的食物时，他们可能会认为自己是品味高雅、追求品质的人，从而提升了自我价值感受。

品牌效应
一些知名品牌的食品可能因为其品牌声誉而被认为品质更高，因此人们可能会将其视为口味更好的食物。

情感因素
某些情感因素，如情感联想或情感状态，可能影响人们对食物的口味感知。例如，当人们心情良好或与家人朋友共享食物时，他们可能更容易认为食物更好吃。

味觉与嗅觉
味道包含口味与气味，是建立起味觉偏好的基本因素。首先，闻到气味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从鼻腔，称为鼻前通路 (orthonasal olfaction)，另一种则是从口腔和咽头，称为鼻后通路 (retronasal olfaction)。前者主要是侦测外界的气味，像是闻香水味就是透过鼻前通路而被感觉到；后者则主要是侦测嘴巴里的气味，嘴巴里的食物气味就是经由鼻后通路而被闻到。最常见的方式就是，把鼻子捏住，然后将食物放进嘴巴里嚼一嚼，我们只会感受到酸、甜、苦、咸或鲜味这些基本的味觉感受，但是一旦把捏住鼻子的手放开，我们可以立刻感受到丰富的食物气味，这也是为什么感冒而鼻子堵塞的时候，嘴里的食物显得淡而无味的原因。

身体中有五种类型的味觉受体，每一种都对五种基本味道之一做出反应：咸、甜、苦、酸和鲜。而鼻子却没有这样的界限。科学家们尚未完全认同人类可以区分的气味数量，但这个数字介于 10,000 到 1 万亿之间，因此，气味的感受器官主要就是鼻子。不过相较于气味，口味在演化上占有的地位更加的至关重要。

演化观点：先天偏好

人类及哺乳类动物在出生时，便已经决定了会喜欢、或是讨厌某些特定的口味。例如：刚出生的婴儿喜欢甜味^[35]，讨厌苦味。

演化心理学家表示，演化上使我们喜欢甜味多于苦味，是因为远古时期，人类认为甜味代表食物中含有大量糖分，是养分的来源。而逃避苦味的天性是因为许多天然有毒的植物、蕈菇野菜类带有苦味，因此避免吃带有苦味的食物，能够减少中毒的风险^[36]。同时，就演化的观点也可以解释人们喜欢辛辣味口感的食物。由于辣椒素具有多种潜在的健康益处，如促进新陈代谢、抗炎和抗氧化等，同时辣椒也含有丰富的对人体有益的成分。因此随著演化，人类发展出一套将“辛辣痛觉转化为幸福感”的机制（辣椒素能够刺激多巴胺分泌），使人类将辣椒和幸福感产生连结，并在持续地食用辣椒下获得更多其中所含有的营养素。

后天偏好

不过，我们也可能喜欢上原本排斥的味道。当生理或是心理上的正向结果，和某种食物产生连结，将会使我们的偏好性有所转变。例如：某些人可能不喜欢咖啡具有的苦味，但是因为咖啡里的咖啡因刺激他们的大脑，使他们清醒的完成更多工作，那么他们可能在长期饮用咖啡，并长期获得正向结果的历程当中，转变他们的偏好性。相对来说，类似概念却结果相反的经验，可能会使我们从原本喜欢某种特定食物的味道，转而讨厌逃避。这种结果称之为嫌恶制约(Conditioned aversion)。

挑食也是一个由后天偏好所产生的现象，包括父母造成或是孩童心理因素所导致之挑食。父母造成的挑食是父母过度期许孩子能更健康成长，强迫孩子吃某些食物，让他反而不喜欢吃。

而孩童心理因素所导致之挑食，主要来自于孩子敏感的知觉，例如：孩童因食物特定的口味、温度、颜色、外观等，而失去尝试食物的兴趣。像是苦瓜、青椒、香菜、红萝卜、香菇等食物有特殊气味，而孩童不喜欢；也有可能是同侪、朋友或是媒体渲染而导致挑食。

特定感觉饱足感(Sensory-specific satiety)

人体需要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和微量的矿物质等等成分，均衡饮食以维持健康，于是大脑演化出偏好性使我们选择所需要的食物，并避免我们摄入有毒物质，这样的偏好包括从出生就与生俱来的基本味觉偏好、经由后天学习而来的学习偏好，以及在出生、成长过程中慢慢建立起的厌恶特定味道、口味的机制。Barbara J. Rolls 提出了“特定感觉饱足感(Sensory-specific satiety)”一词，描述当进食相同的食物时，获得的满足感会逐渐降低，因此相较于单一的食物，多样化的食物更能促进摄食。这种对特定食物喜爱的降低可能是身体调节食物摄取的方式之一，从演化上来看，多样化的食物摄取使人类能获得更多的营养，有利于生存。所以当人们有机会进食不同风味且多样化的食物时，比起只吃单样的食物，人们往往吃的比平时还多，这也是为什么人们总是在食物多样化时，不知不觉地吃下大量的食物。且对于具高卡路里与高蛋白质的食物而言，它比低卡路里与低蛋白质的食物制造较大的满足感^[37]。

应用---right cup

The Right Cup 是一个能让水喝起来像果汁的杯子，这款杯子的创办人，原先因为被诊断出糖尿病而不得不远离含糖饮料，于是有了这个神奇塑胶杯的构想，七种颜色代表了七种口味。舌头虽然能感受酸、甜、苦、辣、咸五味，但嗅觉才是负责 80% 风味体验的掌权者，以此利用人类味觉和嗅觉相连的特殊性，在水杯中加入置入直接闻到的“水果香味”，告诉负责味觉感官的舌头要反映出“甜味”，因此你的大脑被误导相信你喝下美味的含糖饮料，但是实际上你喝的是天然、纯粹的饮水。The Right Cup 采用经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核可的水果芳香风味剂，这也是一般饮料会有的添加物，但是是将其设计在杯子的设计里，六个月之后就会逐渐失效。

视觉

容器大小

Pudel 和 Oetting 将受试者分成两组，一组直接喝汤；一组使用吸管喝汤，并且看不到汤的总量。实验结果发现利用吸管喝汤的那组，在看不到汤的总量的情况下，会喝得比较少^[38]。
Brian Wansink 也认为视觉上的刺激会让受试者的摄食行为受到影响，所以在 2001 年跟 Sea Park 设计了一项实验来测试包装跟容器的大小是否会影响人们摄入爆米花的量。结果发现那些被认定为相对好吃的爆米花与相对难吃的爆米花被吃掉的量只有微小差距，反而当容器较大时显示出了比小容器多了约二分之一的摄入量。

接著的第二个在 2005 年的实验，Brian Wansink 的实验器材使用了一个可以自动装满的碗，在受试者进食的同时，透过碗底下的管子缓缓地注入汤，使得受试者不会注意到汤有比较多。在实验进行之前，他设定了两个假说：

汤碗会自动装满的受试者会喝比较多汤
汤碗会自动装满的受试者不会察觉到喝到比较多汤，也不会比较有饱足感

实验结果验证了两个假说，汤碗自动装满的受试者不仅会比对照组多喝了 73%的汤，同时这些受试者并不觉得喝了比较多汤或是比较满足；而且这个结果不会因为性别或 BMI 的不同而有显著的变动。另外，有 61%的受试者强烈同意在吃饭时会将盘上或碗中的食物清空为止。这些都表明了视觉上的刺激会在心理层面上影响到我们的摄食行为，这是因为饱足感的准确度并不高，因此我们多会依靠过往经验，以及最重要的视觉讯号来决定我们的预估摄食量^[39]。有趣的是，这项实验也因为其幽默的实验设计，获得了 2007 年的搞笑诺贝尔奖。

坊间流传著一个减肥法，其方式为把食物放在较小的盘子上，如此能骗过大脑说看见的食物感觉会比较多，而让你吃一样的量却感觉吃到了更多，变相的降低摄食动机。此外，全世界最大的三个健康网站 WebMD、NIH、MedicineNet 也都建议可以将餐具换成小一号的尺寸来降低食物摄取。(请注意，此段论述提及的减肥法仅为坊间流传，目前并未有明确研究支持，故将其画上删除号以避免误导。)

对于这个现象或许可以用在 1865 年 Delboeuf 提出的视觉错觉(德勃夫错觉)来解释：当两个一模一样的圆分别被一大一小的圆围绕时，人们会觉得被大圆围绕的圆看起来比较小。Brian Wansink 也做出了数篇相关的研究说明盘子大小与摄入食物量的关联^[40]，然而，现今也出现了持反对意见的研究：

1. Aylin Ayaz 在 2016 年让 37 位女性受试者在实验的日子里使用直径 19 公分、23 公分、28 公分的盘子吃自助餐直到肚子觉得舒服的饱了，但发现使用大中小盘子的实验者她们所摄取的总热量并没有受到盘子大小影响(实验者未受到德勃夫错觉影响)。(P > 0.05)。^[41]

2. "Food deprivation reduces the susceptibility to size-contrast illusions"这篇论文也发现人们在用餐前一个小时来参与研究(快要饿的时候)，他们摄取的总热量并没有受到盘子大小影响(实验者未受到德勃夫错觉影响)。

总结来说，现今盘子大小造成的视觉错觉(德勃夫错觉)对摄食动机是否造成影响还尚未有定论。

色彩

在自然界中，能发现果实会利用颜色的变化来提示动物果实的成熟状态，如红色可能代表成熟、黑色代表已腐烂或发霉，这或许是颜色影响动物摄食动机的最初起源。Schutz 在 1954 年就发表透过在果汁中添加颜色，就提升了受试者对果汁风味的评价。不过 Sungeun Choetal。让 62 位男性在白光、黄光、蓝光下食用早餐，结果发现蓝光组的食量明显下降，而暖色光组别的食量会上升。^[42]

文化

各地区的饮食习惯皆不同，例如多数美国人会在下午6点吃饭，但英国人可能会在下午茶时间吃。因此我们的饮食模式及食量，很大程度是由环境塑造的。

在不同地区，会有对饮食及身材有不同的理想。例如，17世纪的画家Rubens，及19世纪的画家Matisse和Renoir所画的丰腴女性被认为是当时的理想，这三位艺术家可能会觉得现今的超级模特没有吸引力。

文化因素为我们的思考、期望和感知提供了一个恒定的背景，我们也受到特定情况的影响。Bayer 在 1929 年的研究发现，如果还有其他想吃东西的母鸡加入鸡舍，那么已经吃完谷物的母鸡会急切地恢复用餐，在人类社会中也可以观察到类似的效果。对饮食控制的另一个因素是记忆。临床证明，患有健忘症的患者会忘记有没有吃午餐，因此很常连续吃了几顿午餐。若午餐时间过长，病人也会忘记了他们已经吃过东西，导致他们继续进食。

通常熟悉的食物较会引起摄食动机，因此会偏好面对自身文化中常见的食物。与实用甜食的原因相似，因为熟悉的食物有一定程度的安全性，减少摄取不熟悉的食物能够降低吃到有毒食物的机率，而能降低死亡率^[43]。著名的 Pepsi theory 为例，尽管大部分人蒙著眼睛比较百事可乐及可口可乐时都偏好百事可乐，但人们在购买或喝碳酸饮料时还是偏好选择可口可乐，大众较为熟悉的红色流线型瓶身和无数看过的广告都可能影响了他们的抉择。同样的原因，家人的饮食习惯也会影响一人对于不同食物的偏好。文化能够塑造对于不同食物的接受度，进而影响摄食动机。例如，生长在东南亚的民族较能接受以昆虫作为食物来源。然而对于从未以昆虫为食的族群来说，即使知道昆虫有良好的营养，在面临缺乏食物的情况时，许多人仍会拒绝进食昆虫。宗教或理念，如素食主义，也是影响摄食的文化原因，当面对禁止食用的食物时，即使饥饿，也不会进食。

性动机(Sexual motivation)

摄食是个体生存所必须，“性”却不然。以个体来说，有些动物和人类一样可以终生保持独身状态，且不会对他们的日常生活造成影响。但另一方面以种族的延续性来说，“性”的确有其必要性。此时便产生了一个问题﹕“如何鼓励动物去从事这种“利他的”行动，使种族得以繁衍下去？”这个问题并不简单，因为“性”会导致能量耗损，给个体带来不小的压力。而大自然的因应方式是使个体的性刺激具有强烈的愉悦感，性高潮(Climactic orgasm)就是作为这项行为的最大强化物。

一般来说，性动机有以下特点：

并非个体生存必须的，但是对于种族延续是不可或缺。
性兴奋不受情境剥夺而影响。
个体会主动寻求性兴奋，因其可以消除紧张。
性会激发相当广泛范围的行为型态和心理历程
几乎任何刺激都可能会引起性兴奋，从生殖器的接触到恋物癖，甚至凭空的幻想。

因为长期以来的禁忌，对于性兴奋和性行为的研究一直是以低等动物为对象。佛洛伊德一再强调研究“性”的重要性，但却没有心理学家深入探讨，这是因为当时流行的是紧张剪除的动机理论(参见驱力减缓说)。而性似乎是在增加紧张，并不是用驱力减缓的模型。

性吸引力会导致性渴望、性兴奋、性激发以及相关可能的性表现，包含完全地性激发、高潮的抵达以及随后性器官的回复。贺尔蒙是扮演性欲发展与调节性行为动机的重要角色，而性贺尔蒙的波动会影响认知与情绪。至于交配的偏好可能受到进化特征的影响，但并非取决与此。相关证据显示出以下身份其大脑结构皆不一致：男性同性恋对上男性异性恋以及其特定神经系统（包含听力）的运作、女性同性恋与双性恋对上女性异性恋。这些生理上的差异和同性恋倾向本身大致上是来自基因或子宫，又或是这些因素的组合的影响。

动物的性行为

人类以外的动物，性兴奋主要由生理历程所决定。雄性脑下垂体会持续分泌间质细胞刺激素，促进睾丸分泌睾固酮雄性激素。睾固酮会促进雄性性征的发育以及启动性欲，因此雄性动物几乎任何时间在激素方面都准备好进行交配。而雌性的脑下垂体分泌卵泡刺激素及黄体生成素，这些分泌是周期性的，周期约为二十八天，它们影响雌性素与助孕激素的分泌，因此是根据规律性的周期或季节性变化而释放。

动物的性行为主要的动机是生殖，也就是繁衍后代，对于用性来作为生殖手段的物种而言，进化一般提供了两种性别，即雌性及雄性。雄性制造精子，而精子具有能动性；雌性制造相对较大的卵子，而其中可提供胚胎初步成长所需要的能量。在这两种性别同步化其活动的情况下，精子跟卵子可以在适合的条件下相遇而结合成受精卵，进而发育成胚胎。

人类的性反应模式(Human sexual response pattern)

性反应指人类对性行为之生理、心理的反应过程，是一个变异性很高、相当个别化的身体、情绪和心智变化的过程。

兴奋期(Excitement phase)	兴奋期是人类性反应周期中的首阶段，心理性刺激是由亲吻、爱抚、观看色情图片等行为所导致的。当事人的身体在这个阶段会为性行为作好准备，最终导致持续期的出现。可能持续几分钟到几小时，此时期骨盘部位的血液容量急遽变化，主要特征为生殖器会充血、血液流速变快，此外女性阴道会湿润，血管会充血，使得女性的小阴唇、阴蒂和阴道肿胀。期间阴道口周围的肌肉变得紧蹦、子宫升高且增大而阴道壁开始产生润滑液。同时乳房的大小会略有增加、乳头变硬变直。而男生则会开始勃起，睾丸会提高至接近会阴的位置，以迁就勃起的阴茎。而身体的某些部位会产生泛红现象，即所谓的性晕红。性晕红通常会在性高潮发生不久后消失，但也有些例子是经历 2 个小时后才会完全消失，有时性晕红会伴随强烈的出汗反应。
持续期(Plateau phase)	兴奋期继续刺激，阴茎勃起及阴道湿润会达到最完全的状态，继续刺激会达到高潮。个人达到极高的兴奋水平：心跳、血压、呼吸频率都急遽升高，腺体分泌量大增，全身随意肌与不随意肌的张力增强，而女性乳房膨胀。处于这阶段的男女可能会不自觉地发出声息。人可能在长时间处于持续期而不踏入高潮期的情况下感到不满。男性为防止逆行射精以及尿液与精液混合，其尿道括约肌会在此阶段中收缩，而阴茎根部的肌肉亦开始有节律地收缩。男性可能会于持续期中开始排出尿道球腺液和精液，睾丸会提高至比较靠近身体的地方。女性的持续期基本上是兴奋期的延续。
高潮期(Orgasm phase)	持续约数秒至十数秒，反应包括神经和肌肉的剧烈收缩，以及强烈的愉快感，而这种愉快感是源自于从性紧张状态中的突然解放。高潮的特征是发生一种有节奏的收缩，而性器官部位大约每五分之四秒收缩一次，且男女的血压和呼吸都达到一个非常高的水平，其心跳速率约为平常的两倍以上。在女性身上的高潮源自于两种状态：一是对阴道壁的有效刺激，二是对阴蒂的有效刺激。而对男性来说，律动性的收缩将会导致射精，射精即是精液的爆发状态。女性在一个周期中可能会有数个高潮或者没有高潮，而男性只会有一个高潮，但亦有少数特例^[44]。一般而言，男性若射精则必定有性高潮期的产生，而女性在性行为中却不一定会产生性高潮。性高潮障碍是一种性功能障碍，即一个人尽管受到足够多的刺激，但仍无法性高潮。性高潮障碍常常会引起性挫折。性高潮障碍在女性中的发生率（4.6%）远远高于男性，特别是更年期的女性更容易出现性高潮障碍。相反，性高潮障碍在年轻男性中则较为罕见。^[45]
恢复期(Resolution phase)	又称为消退期，血管恢复到正常状态，性器官系统会恢复到其未受刺激的状态，此期可能会花好几个小时，视种种因素而定。一般而言，女性性反应模式的变异较男性为大。此时男性会进入不反应期(refractory period, 又称作反挫期)，俗称“圣人模式”。在不反应期中男性的阴茎不能充分勃起，因此不会有另一次高潮。持续时间随年龄上升而增加，可能从数分钟到数小时不等。女性则相反，并未有很明显的消退期，只要得到足够的刺激，即可在很短时间内再次达到高潮。

柯立芝效应(Coolidge effect)

是指动物（通常为雄性）并非随机选择他们的交配对象。它们可以辨识并且拒绝和那些已经交配过的对象再交配。此效应在猪、鼠、鸡、羊等许多哺乳类动物身上都会发现。而人类男性在性交射精之后会经历不反应期(refractory period)。在射精之后一段时间无法再度勃起，因此无法和同一位女性再次发生性行为。但是根据众多研究显示，有充分的证据支持柯立芝效应，即如果可以和不同的女性发生性行为，则射精之后的不反应期会缩短甚至彻底消失。从演化的角度来看，对于柯立芝效应越显著的个体，其基因得到延续的机会就越多，在演化上更具有优势，因此柯立芝效应的确有它存在的合理性。

性脚本

性脚本(Sexual scripts)脚本就像一个蓝图，对某类活动中的任务、内容、时间、地点以及原因做出了规定，但它只给出了大致方向，而不规定每个细节(如：女性基于矜持心里，会适度抗拒进一步的性行为要求，尽管她们原本就打算同意。性脚本含有各式各样的规范(Social norms)，以指示个人的行为，例如：情侣间约会、拥抱、亲吻。然而偏差的性剧本，易导致性暴力或男女间的性纠纷)。尽管如此，脚本的重要性却往往超出具体行为。因此，我们可以知道，性脚本是在不同社会文化、不同历史时代下规定人们性行为的规则。这种规则不是具体而微的，也可能不是书面记载的，但却潜移默化著我们的生活。

不同文化中的性脚本
性观念和性行为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自己身处其间的文化的影响，因此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性脚本，这是文化和历史传承造成的。

在玻里尼西亚的曼迦亚，社会上根本没有求偶及与此相关的社会与心理机制，青年男女随便性交，与台湾社会对于性的概念大相迳庭。在曼迦亚，裸体在年轻人中很常见，大多数男性经常手淫，可以与约好的女孩性交，而女孩的家长则客气的不加干涉。孩子们很小就能获取大量的性知识，在12到14岁间，男孩要举行青春期的降临仪式。男孩割掉包皮，接受性指导。在仪式之后，男孩就进入了可以随意性交的行列。在这个社会中，男子和女子把性当做一种社交的方式，女子会将男子的性能力作为谈资，这使得性变得非常的社会化。

在艾尼斯比格，岛民属于罗马天主教徒。在这个地方，有关性的知识受到严格的控制，妇女对于月经的知识，通常只到事情发生后才有所了解；男人则笃信性行为会极大的损耗身体的精力。夫妻间的性生活都是尽快完事，女人被告知要忍受性行为。其实这种保守的性脚本有其历史关联。这是和历史上土地所有形式有关，这是对个人的财产的保护，但却限制了只有当一个人继承了财产时，他才可以结婚，那时他已经使40岁了。

关于性剧本的相关讨论

台湾妇女运动先驱之一的何春蕤在 1994 年 9 月出版《豪爽女人》一书，探讨在我们的文化架构下，男人和女人的情欲与性解放。她曾提到﹕

“在性的世界中，我们不该把把情欲模式只用性别二分法去看：一切的情欲不是男的就是女的。对大说数人来说，性的主导权在男人身上，是男人得利的事，女人要有涉足就一定倒楣、痛苦伤心。这样的概念，即是赚赔逻辑。”

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探讨赚赔理论产生的原因: (参考“赚赔逻辑”的后果：男人从性得到力量，女人因性得到污名)

人们对于性的贬抑及所谓贞操观的维持： 这种观念认为，女性就应该忠贞、从属于某个男人，因此女性不能自由地探索自己的情欲——即女人没有自己的情欲，情欲是属于别人的；女性没有权利决定要与谁、如何发生亲密关系；女性的性与身体，也不是女性自己能任意提及的事。在这样的观念下，女性的任务似乎只有一个：保持自己身体的“完整性”，不能任由其他男性触碰，更应保持纯洁形象，以满足某些男性的“处女情结”。
父权制度对于这种“贞操观”及“处女情结”的掩饰：父权制度下创造了一个相当“特别”的观念：“女性的身体是珍贵的”，来让女性产生自我意识，使她们强化“保持身体完整”的观念，并使女性认知到：只要“给出身体”，就是一件“代价极高昂”的事，以便使女性的身体尽量能“忠贞于”男方。

性行为内在驱力(drive)

性欲(Libido)是指驱使人们参与性行为，接近性对象的动机或兴趣。性欲的同意词有性冲动、性吸引、情欲。性欲是人类的性的面向之一，它的强弱高低因人和时间而异，性欲是由我们的中脑边缘系统路径(Mesolimbic pathway)所主宰，其中脑神经传递物质如多巴胺等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性欲可以是自发或被动、积极或消极的。它是一种本能上的欲望，对于繁殖下一代有利。性欲(libido)一词由西格蒙德·佛洛伊德提出，其当时主张此为潜意识中本我的一股欲望，与饥饿一样，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之一。有人认为性欲不是性反应的生理阶段，就如男性在高潮后射精会有段不反应期，然而性欲却仍然存在。

性荷尔蒙：

荷尔蒙（hormone），在希腊文原意为“兴奋活动”。荷尔蒙是指体内的某一细胞、腺体或者器官所产生的可以影响机体内其他细胞活动的化学物质。仅需很小剂量的激素便可以改变细胞的新陈代谢。可以说激素是一种从一个细胞传递到另一个细胞的化学信使。由脑下垂体所控制，也是刺激性行为的重要驱力。下视丘刺激脑下垂体，继而释放贺尔蒙。男性贺尔蒙(androgens)与雌激素(estrogens)是两种主要的性荷尔蒙（在不同性别中，两种性贺尔蒙都是存在的）女性体内的雌激素浓度较高，男性的雄性荷尔蒙浓度较高，在这些贺尔蒙的刺激下，在青春期开始人体开始有第二性征的表现，也会使人开始有性欲，若是没有这些性贺尔蒙的存在，则人便不会有性欲的产生。

大脑中的下视丘：

掌管性的中枢，透过刺激下视丘可以让女性达到高潮、让男性射精；而切除下视丘中性相关区域则会造成性抑制。除了下视丘之外，脑部有关性的区域也连结到了外部皮质，如颞叶皮质具有选择适当性对象的功能，颞叶皮质损伤的人会试图与任何东西交配。

其他知觉：

举嗅觉层面为例，香水以及许多动物发情期尿液中的费洛蒙，都是透过嗅觉来增加性吸引力。

性行为外在诱因

心理影响：

生理上也许只是为了繁衍后代，但对许多物种而言，心理上的欢愉感以及对关系亲密的渴望也是引发性行为的因素之一，此外，生物还会因为对象的改变、心理感受的转变而改变对性活动的认知与感受，因此，性除了生理上的运动外，也是心理上的互动。

文化影响：

性行为其实也会受到文化的影响，就像在传统社会与基督教文化中，一般认为要婚后才可以有性行为。但是不同的文化环境会有不同的思想，例如在爱尔兰的一个名 Inis Beag 的小岛上，人们认为性行为有害健康，因此性行为进行的时间很短，且著衣进行；但在南太平洋的部落中，性行为却是开放的，男孩成年礼时还会有年长的女性引导他们。由此可以得知，生长的文化环境也是影响性动机的一大因素。

性倾向(Sexual Orientation)

性取向，或称性倾向、性向，是指人们认为异性、同性或两性具有浪漫或性吸引力的恒久特定模式。通常，性取向可分为异性恋、同性恋、双性恋三类，而无性恋（认为两性均无性吸引力）则有时被视作性取向的第四类别：

性倾向	意义
异性恋(Heterosexuality)	对异性产生浪漫情感与性的吸引
同性恋(Homosexuality)	对同性产生浪漫情感与性的吸引
双性恋(Bisexuality)	对两性均能产生浪漫情感与性的吸引
无性恋(Asexuality)	对两性均无浪漫情感或性的吸引

我们也可以将同性及异性恋视为一个连续光谱的两个端点来看，其中一端为完全异性恋；另一端则为完全同性恋，其馀的人落在两者之间。从生物学的论点来看，同性恋并不符合生理繁衍动机，甚至曾被心理学家及精神分析学家认为是一种疾病。不过根据Evelyn Hooker（1993）的研究，发现同性恋和生理失调及精神病之间并无关连^[46]。

美国心理学会指出，性倾向不仅涉及对某些人的吸引，还包括个体对自己的性认同、从事相关行为以及与相关社群的认同感。除了上述所提，性倾向的分类还可再作延伸，人们会用到其他标签来形容自己的性取向，譬如泛性恋、多性恋、“没有标签能代表自身”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同性恋”在19世纪末从宗教层面的“罪恶”被改为定义作精神上的异常。例如维也纳的精神科医师、性偏好异常行为的研究先驱Richard von Krafft-Ebing （1845-1902），他在其著作《性精神病理学》（Psychopathia Sexualis, 1886）中认为：性变态、同性恋等行为，可以归类为体质退化的异常。在1950年代同性恋首被列在美国精神疾病统计诊断手册（DSM-II）社会病态人格疾患。最后，在1973年与1990年美国精神医学学会与世界卫生组织将“同性恋”除病化，而“跨性别”也在2022年被世界卫生组织从国际疾病分类表中除名。

性倾向	意义
泛性恋(Pansexuality)	无论对象的生理性别或性别认同为何，皆可能对其产生身体吸引或爱慕情绪的性倾向（认为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不是自己对他人产生恋爱感情或性吸引力的决定因素）
多性恋(多性向，Polysexual)	有时也称为多性向，指的是一个人对于多于一种性别的人感到吸引，但不一定包括所有性别。这与泛性恋（Pansexual，对所有性别的人都可能感到吸引）和双性恋（Bisexual，对两种主要性别都感到吸引）有所不同。多性恋者可能对不同的性别表现或性别身份的人感到吸引，但他们的性取向不必然涵盖所有性别类型。多性恋与其他性取向的比较与双性恋的区别：双性恋通常被理解为对男性和女性两种性别的吸引，但这个定义在不同文化和个人中有所不同，有些人可能会使用双性恋这个词来描述对多个性别的吸引。然而，多性恋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强调对多个但不是所有性别的吸引。与泛性恋的区别：泛性恋涵盖对所有性别的吸引，是一个更为广泛的性取向。泛性恋者不会因性别的不同而改变他们的吸引力，而多性恋者则可能对特定的几个性别感到吸引。

至于同性恋、异性恋与双性恋是如何发生的，有些人认为性倾向可能是与生俱来的生理反应^[47]，来自于遗传基因，研究发现，同卵双胞胎中其中一人是同性恋者，另一人为同性恋者的可能性显著较高^[48]。大脑影像显示，具同性恋倾向者拥有较大的右半脑^[49]后续研究提供除了生物因素以外的其他观点，认为也有受到后天因素影响，社会对同性恋的敌意亦为一显著的环境影响因素，或许也是同性恋与异性恋的最大不同之处^[50]。

基本上，性倾向乃根源于自身选择性欲的对象，受到外在与内在的双重影响。可能受到先天基因影响，或者后天遇人不淑，所以不想再跟某个性别的人交往。大部分的性倾向不是个人的选择，几乎不能改变。同性恋并不一定是男性认为自己是女性、女性认为自己是男性那么简单。有可能是生理男性有男性的性别认同，而且自己喜欢男性；抑或是他有女性的自我认同，且喜欢男性。或生理女性有男性的自我认同，而且喜欢女性；又或者是她有女性的性别认同，但喜欢女性，上述是我们传统意义上认为的“同性恋”。

但也有可能是生理男性有男性的性别认同，且喜欢女性；或他有女性的自我认同，但喜欢女性。生理女性也可能有女性的性别认同，且喜欢男性；或他有男性的性别认同，且喜欢男性。这些状况在外表上看起来是“异性恋”，但实际上真实情况却很难武断地去分类为“异性恋”、“同性恋”、“双性恋”，而是非常复杂且难以分类的。性别光谱是连续不间断的，因此虽然生理性别是天生天长，先天即注定为生理男性或生理女性或两者兼具，但精神上的认同及相关的脑部机制却会有多种状况出现。

泛性恋本身可能被视为一种性取向或双性恋的一个分支，因为泛性恋者愿意与不严格定义为男性或女性的人建立关系，因此泛性恋不受性别二元性的限制，也因此有人认为它比双性恋更具包容性。

浪漫取向(Romantic Orientation/Affectional Orientation)

又称恋爱取向或情感取向。浪漫取向意指一个人倾向于与何种生理性别或社会性别的人建立浪漫关系或坠入爱河，与“性”不一定直接相关，像是一位泛性恋的人能产生性吸引的对象是无论性别（生理或社会）的，但他却有可能只与女性发展浪漫关系，浪漫吸引与性吸引是相关的概念，却不是必然的。

常见的分类有以下几种。^[51]^[52]

浪漫取向	意义
无浪漫取向(Aromantic)	对任何人均不感到浪漫吸引以及产生爱情
异性浪漫取向(Heteroromantic)	对异性感到浪漫吸引，并产生爱情
同性浪漫取向(Homoromantic)	对同性感到浪漫吸引，并产生爱情
双性浪漫取向(Biromantic)	对两种生理性别或更多的社会性别者均能感到浪漫吸引，并产生爱情（后者的情况等同于泛性浪漫倾向）
泛性浪漫取向(Panromantic)	无论生理和社会性别，均能感到浪漫吸引并产生爱情
多性浪漫取向(Polyromantic)	对多种性别能感到浪漫吸引，但并不是所有的性别
半浪漫取向(Demiromantic)	相比性别因素，只有在与对方建立坚实的情感纽带之后才会对对方感觉到浪漫吸引
灰色浪漫取向(Greyromantic)	很少感到浪漫吸引或是只有在特定情况下才会
波动的浪漫取向(Aroflux)	在浪漫及无浪漫倾向间波动，但总是回到无浪漫倾向／波动于浪漫与无浪漫倾向之间^[53]

性倾向的形成原因

人们发展出某种特定性取向的实际原因尚是不明。迄今为止，已有很多研究去确定基因、激素活动、发育动力、社会文化会否影响人的性取向——这让很多研究者认为生物和环境因子在其形成过程中扮演了相当复杂的角色。同性恋在过去一度认为是因心理发展不健全所致——比如过去不少人认为童年的性虐待经验会使人发展出同性恋取向，然而该研究并没有说明受害者在受害之前是否自认为同性恋者和双性恋者，令人们不能得知他们的非异性恋取向和认同是否该些虐待所造成的。且没有纵向研究能够确定性虐待和性取向之间的因果关系，因此不应武断下结论。

浪漫取向和性取向

浪漫取向和性取向之间的关系目前尚不明确，且仍然面临诸多争论。二者定义的边界日益模糊，所带来的影响并没有得到充分重视，也没有被广泛研究。人们在描述性取向时，常常下意识地将情感上的取向当做性取向的一个组成部分。类似地，“浪漫之爱”常被简单诠释为“充满了性和迷恋之爱”。另一方面，部分人对此持反对意见，声称性吸引和浪漫吸引并无必然联系。Lisa M. Diamond也指出一个人受浪漫吸引的性别可能和他受到性吸引的对象并不一致。

其次，无浪漫倾向也不等同于无性恋。例如，有浪漫倾向的无性恋者，他们通常不能体会到性吸引（参见灰色无性向），但仍可以感受到浪漫吸引。虽然无性恋被视为LGBTQ+群体的一部分，但在定义上通常包含并混淆了在此之外的各种浪漫取向。

生物学

目前研究已发现好几种生物性因子可能跟性取向的发展有关——这包括基因、产前激素、脑部结构。研究者尚未发现性取向形成的主因；他们亦不断进行大大小小的研究，以望为这道问题找到答案。尽管大多研究者相信性取向的形成并不只取决于单一因子，而是基因、激素、环境的共同作用所促成，但他们仍偏向支持有生物性基础（比如基因、宫内环境）的理论。与社会性因子相比，生物性因子得到更多的证据支持，对于男性的情况而言更是如此。科学家并不认为它是一种选择，他们有一些甚至认为性取向在受孕时便已成定局。目前的科学调查大多都聚焦于在生物层面上找出特定性取向的成因。科学研究已发现同性恋者与异性恋者的生物结构有著不少统计上的差异。

基因

基因可能跟性取向的发展有关。尽管2001年的一项双生子研究显示，基因并不是性取向的主要成因，但另一项于2010年发表的双生子研究则显示，同性恋取向的形成跟基因和环境两者有关。不过现存双生子研究的设计使得研究者难以对结果下一个准确的解释。 2012年，几个独立研究小组为男性性取向进行了一项大型而又全面的全基因组关联分析。结果发现同性恋跟染色体Xq28和8号染色体近著丝点上的基因有著显著关系。著者们总结道：“我们的研究结果如同前人的般，同样显示这些区域的遗传变异在男性性取向这一重要心理特征的发展上，扮演著一定角色”。它是迄今为止最大型的同性恋基因关联研究。

激素

激素理论认为，激素会影响胎儿长大成人后的性取向，其机制就像接触某些激素会影响胎儿的性别分化般。其支持者可分为两大派——一派认为人在胎内接触的激素为其日后形成某种性取向的主因，另一派则认为它需跟基因、环境社会条件配合，才能使人显现出某种特定性取向。

在大多情况下，人类女性会拥有两条X染色体，男性则拥有X/Y染色体各一条。人类胎儿预设向女性方向发展，而Y染色体则会诱导胎儿向男性方向发展。此一分化过程主要由像睾酮和双氢睾酮般的雄激素所主导。于胎儿体内形成的睾丸会分泌雄激素，进一步推动性别分化；此一过程亦会影响胎儿的脑部发展。整个过程最终使得男女在身体构造上存有差异。一些科学家会以各种方式控制哺乳类动物在胎内或早年时所接触的雄激素总量，借此研究雄激素对实验动物的影响。

出生顺序

大量研究表明，男性发展出同性恋倾向的可能性与他们在兄弟姐妹中的出生顺序有关，尤其是与兄弟的数量成正比。这种现象被称为“男性同性恋出生顺序效应”。科学家们把产前生物机制视为此一现象的成因。他们更把探讨焦点落在“对男性胎儿的母体免疫反应”上，因为这种效应只存于有亲兄的男性当中。这个称为“母体免疫假说”的过程会在男性胎儿的细胞进入母体血液循环时开始。该些细胞携有Y蛋白（Y-proteins），该些蛋白质在胎儿的脑部男性化当中扮演著一定角色。母体的免疫系统会产生对抗Y蛋白的抗体。该些抗体及后会向男性胎儿释出，令其男性化过程受干扰。最终使得脑部中负责性取向的区域向“预设”方向（女性）发展，继令受影响的男性更偏好于男性。研究者在2017年发现了支持此一假说的生物化学证据——与儿子为异性恋者的母亲相比，儿子为同性恋者的母亲具有显著较高水平的NLGN4Y（Y蛋白），此一情况在生下了多名儿子的母亲当中尤其突出。

在连续怀上男婴的情况下，此一效应会变得更为显著。这会使下一个儿子是同性恋的机会增加38-48%。不过，这并不意味著在产下几个男婴后，再产下的男婴很大机会是同性恋。反之，在产下首胎时，日后产下男同性恋者的机会会增加至2%，第二胎为4%，第三胎则为6%，如此类推。科学家估计，15%至29%的男同性恋个案可以归因于此一效应，但这个数字可能更高，因为他们的母亲可能曾在之前流产，或曾经终止怀孕——这些都可能使得其母亲接触过跟Y蛋白有关的抗原。出生顺序效应并不适用于首胎婴儿发展成为同性恋者的情况；科学家们表示，他们的性取向可归因于基因、产前激素、其他母体免疫反应——这些免疫反应也会影响脑部发育。如果当事男子是左撇子，那么此一效果就不会适用于其身上。雷·布兰查德和安东尼·博格特在20世纪90年代发现了这一效应，布兰查德将其描述为“性取向研究中……的可靠流行学变量”。J.麦可·贝利和雅克·巴尔萨扎特表示，性取向如同出生顺序效应所显示的般，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产前生物机制的影响，而不是社会化过程中的某些不明朗因素。

磁共振成像(MRI)和正子断层扫描(PET)：

经由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又称自旋成像（pin imaging）和正子断层扫描（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PET）扫描大脑，比对脑部的容量以及形状后，研究者发现同性恋与异性恋者之间存在著一些脑部构造上的差异。譬如在男性异性恋与女性同性恋中，大脑的右半球皆会稍大些；而女性异性恋和男性同性恋的大脑则是有对称的两半球。

生物因素会影响性偏好：

Daryl Bem 则提出了除了生物因素会影响性偏好^[54]，幼时所接触的环境、活动等等都可以透过影响幼童的气质和思想而对其性往后倾向产生间接的效应。Bem 的理论提出，幼童是否有从事社会上所认知符合或不符合性别的活动，此将会影响性向，因为幼童会从这些活动中感受到他们自己同性/异性玩伴的不同。这些“不相似”的感受是后续情绪激发(Emotional Arousal)的基础，长期下来会渐渐地转换成“情欲吸引力”，这便是所谓的“异样感受变得情欲化(Exotic becomes Erotic)”。例如:若有一小女孩因为不想从事典型女孩的活动，而感受到自己与其他女孩的分别，长期以来此类的情绪刺激将很有可能会转变为同性恋情感。简而言之，Bem 相信“同性恋和异性恋起源于同样的因子”，皆是在儿童时期察觉到自己的性别定位，然后在往后长期的时间中渐渐的变得情欲化，最后影响性向。

演化生物学角度解释：

直观上同性恋是个不利生育的因素。从演化生物学的角度来看，如果同性恋是有一定遗传性的，这个因素经过多年自然竞争、淘汰之后，似乎应该会消失在人口之中。那为何古往今来同性恋者都在人口保持一定比例？就此有多个解释：

1. 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可能因为社会风俗等因素而生育。

2. 相关的基因是隐性或需要某些条件才能诱发其表型。

3. 相关的基因有多方面的影响——除了影响性倾向之外，还会影响其他特质，而那些特质可能是有利竞争和繁衍的。

4. 亲属选择（kin selection）：这个模型提出，同性恋者自己倾向不生育，他们能协助其亲属照顾儿女，继而他们的亲属会有更多子女存活下来。

5. 对于相异性别的兄弟／姐妹：有学者认为性倾向应该用一个“对男性特别有性欲／对女性特别有性欲”的模型去理解，而非“对异性特别有性欲／对同性特别有性欲”。例如说，男同性恋者和他的姐妹，家族遗传一些基因，会增加他们对男性的性欲。那些女性对男性的性欲特别强，提高了生育率，使得那个基因能延续下去。

6. 对于相同性别的兄弟／姐妹：一些非性别典型的特质，可能更会吸引异性。当这些特质到了某个程度，个体就会倾向同性恋。男同性恋者和他的异性恋兄弟，家族遗传一些“女性化”的基因，他的异性恋兄弟性情可能更温和、有同情心，因此更受女性欢迎，生育率更高。

以上文字引述自维基百科--性倾向和生物学--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6%80%A7%E5%82%BE%E5%90%91%E5%92%8C%E7%94%9F%E7%89%A9%E5%AD%B8

非人类动物之同性性行为：

动物界的同性性行为是指已被记录的人类以外的动物同性之间、同性和异性兼有和变性行为的迹象。这些迹象包括性交、爱抚、爱慕行为、择偶倾向及幼儿监护行为。动物性行为在同物种之间也有许多不同的形式，而这些行为背后的动机和意思至今还没被人类完全了解，因为大部分物种本身也未被研究透彻。

加拿大生物学家布鲁斯·贝哲米在1999年发表了一分有关检阅接近1,500个动物物种同性性行为的文献，涉及物种从灵长目到棘头动物门，对其中500个物种又有更详细的著墨。贝哲米说道：“动物界中同性、同性异性兼有及非交配性行为的普及性与多样性都远超大部分科学学派和社会人士所愿意接受的程度。”挪威动物学家Petter Bøckman就批评过往动物学家在遇上动物同性性行为时都会出于惧怕触犯人类社会的禁忌而无视或歪曲其观察结果。

动物界同性别间的性行为现象从前未曾有过官式的大规模观测，这是因为研究员害怕同性恋研究带来的社会歧视甚至是同事之间取笑。乔治城大学的生物学者珍妮·曼（Janet Mann）表示：“研究这题材的学者经常被指责为制造事端，而且这些研究会受到比其他研究题材更严格的审查。”

贝哲米说：“除了蚜虫属和海胆纲这些完全没有性行为的物种外，没有任何一个物种有证据显示同性性行为是不存在的，而且雌雄同体的物种都有双性恋倾向，对它们来说同性性行为并不是问题。”他又指出过往观察长颈鹿时会直接将雄性嗅雌性的举动形容为性行为，但雄性间发生性高潮的肛交解释为权力、竞争或问候的表现。其中贝哲米、乔娜·拉夫加登（Joan Roughgarden）、蒂埃里·罗得（Thierry Lodé）认为这些行为并不与权力宣示有必然关系，而是为了强化族群间的社交关系。另外具有持久同性配偶关系的动物也不局限于一夫一妻制的物种，以绵羊为例，有8%的公羊在雌雄皆充裕的环境下还是选择雄性作伴，这些结合多年的公羊的视前区前部下视丘（控制体温、饥饿、性欲等）的细胞组织比母羊要大得多。

动物性行为通常需要消耗大量精力与时间成本，而繁衍子代可为个体带来明显好处。同性性行为虽然不能繁衍后代，却并未因不利生殖传承、不符合天择原理而消退，因此有些科学家将其称为“达尔文悖论”。对于动物同性性行为出现与演化的解释有很多种，诸如无差别交配、生殖竞争、社会功能或演化的副产物等。

动物同性性行为的以之案例众多，从哺乳类的灵长目、鲸豚类，到鸟类乃至无脊椎动物，以下为数个案例：

倭黑猩猩

倭黑猩猩不同于其他灵长类动物的母系社会，他们具有完全双性恋的特性，雄性与雌性倭黑猩猩都有同性交配的行为，其中约有 60%的雌性个体发生同性性行为。争夺食物资源、地盘、交配机会、有兴趣的事物⋯⋯等，任何有竞争压力的事物，都可能使倭黑猩猩以性交方式解决问题，转移竞争焦点与缓解冲突。例如嫉妒的雄性个体可能会驱赶其他雄性离开雌性，之后这两只雄性会进行阴囊摩擦、抚摸对方生殖器官的同性性行为；当幼倭黑猩猩被其他雌性猩猩攻击时，母亲猩猩会与侵略者产生冲突，并且两只猩猩会以摩擦生殖器作为化解侵略危机的方式。

亚马逊河豚

亚马逊河豚有时会以3至5条为一组进行非交配性行动，小组以雄性为主，偶尔加入一两条雌性，不分性别互相以口鼻和鳍摩擦，有时雄性更以阴茎插进另一个同性的喷气孔，这是有记录唯一的“鼻交”（相对于口交和肛交）例子。

昆虫蜻蛉目蜻蛉目的昆虫在交配时雄性会以攫握器在雌性头部留下独特的伤痕，11个物种包括豆娘和蜻蜓有20至80%的雄性的头部都发现有这种伤痕，推论出有颇高的蜻蛉目同性性行为，然而蜻蜓进行同性性行为的原因与人类及哺乳动物不同，仅仅是雄蜻蜓无法正确分辨性别而导致的乌龙。

以上文字多引述自维基百科--动物同性性行为--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5%8B%95%E7%89%A9%E5%90%8C%E6%80%A7%E6%80%A7%E8%A1%8C%E7%82%BA

攻击动机(Agression motivation)

在佛洛依德理论中，相对于“生存本能”的为“死亡本能”(Death drive)，它会引发攻击的欲望。攻击是指个体意图伤害他人的行为.攻击依目的可分为两类:

工具式攻击:伤害人只是以攻击为手段以达成某种目的。如果攻击者有更好的方式便不会攻击,其目的在于从中获得利益,例如去除障碍或得到注意。
情绪性攻击:攻击的对象即是目标，目的就是为了伤害攻击对象。此类攻击常伴随著强烈的愤怒还有敌意。例如:出赛两队的球迷互相叫嚣斗殴就是一个极佳的例子。除了肢体或语言等外显攻击外,有时也会有较间接的人际关系攻击行为，例如:威胁中断友谊,背后散布不实谣言中伤他人等.

攻击性行为主要受性激素与神经化学物质的影响，研究指出睾固酮与攻击行为高度相关，睾固酮高者，攻击与暴力行为比例较高。研究也发现血清素与攻击行为有关连性，血清素含量低者，攻击程度高，而助长血清素作用的药物会削弱攻击。但是睾固酮与血清素虽会调节攻击行为，却未必是起因，可能也还存在有其他的影响因素。

行为生态学者及诺贝尔奖得主罗伦兹(Konard Z. Lorenz)一样认为攻击是种本能，可确保动物的生存优势。依据社会学的观点，男性最早的战争起于争夺女性以繁衍后代，而女性会被地位较高的男性吸引，攻击可以使男性获得与维护地位。研究也发现，男性与女性同样有愤怒的感受，但比起男性表现出更多肢体攻击，女性攻击时较会避免亲身涉险。也就是女性较倾向间接、较不危险的方式攻击，而非外显、肢体攻击。不过女性在捍卫子女也可能进行肢体攻击。探讨青少年攻击行为的研究也指出，男生倾向较多外显攻击，女性则较常用间接或人际关系方式攻击。值得注意的是，这项差异的起因除了生理性别的不同，也需考量到这或许源于男女社会期望的差异。例如在一些社会中，男性可能被期望表现出更强烈和侵略性的行为，而女性则被期望展现出更温和和体贴的特质。此外社会结构和体制中存在的不平等和歧视，导致男性和女性在权力、资源和机会上的不平等，也可能影响到性别角色和行为的形成和表现方式。这些文化期望会影响个人对自己和他人的行为期望、进而影响行为表现，是不可忽略的要素。

母性驱力(Maternal drive)

是指母亲表现爱护子女行为的内在动力。对许多物种来说，照顾下一代是强而有力的行为决定因素，甚至比饥饿、渴或性的力量更大。假使小老鼠被误放到巢外时，母老鼠会重新把小老鼠放到巢里去。当把母老鼠和小老鼠分开时，母老鼠会冲破各种障碍，克服各种痛苦，抵达小老鼠在的地方。母老鼠穿过通电的铁棚，把小老鼠重新抓回巢里的次数，比饥饿时找寻食物、渴时摄取水分的次数要多。虽然人类并不总是像母鼠那样始终作为负责任的父母，但就“照显下一代”而言，此动机仍是人类基本动机之一。

生物的决定因素

荷尔蒙在某些动物的母性行为中扮演主要的角色，对灵长类则较不显著。未性交过的老鼠被交付以刚出生的幼鼠时，将会开始筑巢、舐身、保护它们，并以照顾者的态度面对幼鼠。如果将刚生育母鼠的血浆注射进未性交过的雌鼠体内，则它在一天之内即会表现出母性行为^[55]。母性行为模式似乎在老鼠脑中天生就已设计好，而荷尔蒙的作用即在增进这些神经机制的兴奋活动。荷尔蒙效应须依赖两种因素间的平衡，一是女性荷尔蒙，包括动情激素和黄体激素，一是位于脑下垂体前部所分泌的泌乳激素(Prolactin)，它可刺激乳汁的分泌。由泌乳激素所产生的母爱驱力，远大于雌性荷尔蒙的影响力。

虽然贺尔蒙对于人类以及灵长类的母性行为的影响不如其对其他动物如老鼠大，但我们也不能完全忽略生物决定力。动物行为学家(Ethologist，即在自然环境中研究动物行为的科学家)会指出某些在人类母性（或父性）行为中可能有的生物决定因素。其中的一项可能性是婴孩独特的、可爱的特征，如大头、大眼睛、朝天鼻、丰润的脸颊等，这些均可作为家长对其婴儿之情感和行为的先天引发物(innate releaser)。换言之，人类（其他物种亦是）的进化中包括婴孩独特的可爱特征，以诱发成人的母性（或父性）情感。另外，同样的，婴孩的微笑也是天赋特征，似乎亦是母性行为的诱发因素。

环境的决定因素

灵长类里的母性行为主要受经验与学习的影响。如果雌猴是在隔离状态中长大，当它们变成母亲将不会表现出正常的性行为。对于幼猴，它们显得没有多少的关爱，一般来说是忽略了幼猴，但当它们注意到幼猴时，有时会残暴地虐待它们。母猴可能试图殴打幼猴的头部，且在极端的例子中，它们甚至欧打幼猴致死(Saomi， Harlow， & Mckinney，1972)。完全被隔离成长的母猴所表现出来对幼猴的可怕教养方式，和被不适任家长所教养的人们对其小孩的虐待，似乎有异曲同工之妙。那些受不当教养而长大的家长，似乎会将其小时候受过的教育和对待方式复制到他们的后代身上，可见灵长类的母性行为受到环境教育的影响，是从他人的母性行为当中学习如何成为一个合格的母亲，而非与生俱来。

本能与母性行为

对于行为的研究中，本能(Instinct)的概念已有一段长久的历史。二十世纪初期，心理学家相当依赖本能概念，试图用以解释所有的人类行为^[56]。在 1920 年代，本能的概念已较为不受重视，部分因为有许多行动被名实不符地标识为“本能的”，部分则因这个概念并不适合当时兴起的行为论的理论(Stellar & Stellar，1985)。但晚近自 1950 年代开始，一群欧洲的动物行为学家将本能的研究置于科学的探索中，并再度注意这个概念。他们认为，行为之所以被标识为“本能”，它必须是先天已被决定的，且只有某些种属才具有的行为，同时为其种属成员共同具有的表现形式。因此，先天性(innateness)、种属特有(species-specificity)以及固定行动模式(fixedaction pattern)等均是对本能行为的研究依据。

在一些物种里（狗、绵羊、天竺鼠），都能发现到“铭记”的现象，但鸟类的发展更为清晰。鸟类在出生后不久就能走路及游水（此时，其他许多动物还待在巢中）。这种天生的机制，使得幼鸟能够跟在母鸟（照理应该是第一次看到的运动体）后面，亦步亦趋，以免漫游在危险的世界里面。对野鸭的研究发现：在鸟类的铭记上，刺激是很重要的；同时，这种现象开始很早，甚至在出生以前就发生了。在小鸭破壳而出前的一个星期，小鸭在卵内就会发出声音来。针对著这个声音，野鸭妈妈会有所反应，并咯咯地叫，随著小鸭孵化时间的接近，叫的次数增加得越多。孵化前后的听觉刺激，再加上出生后在巢里的触觉刺激，使得小鸭完全把出现在巢里的母鸭铭记起来。如果未孵化的小鸭听到的是人的录音：“来，来，来”，而不是鸭妈妈的声音，则在孵化以后，小鸭会铭记发出“来，来，来”声音的引诱物，这与铭记发出和母鸭声音相同的引诱物是一样容易的。然而，在孵化以前听到母野鸭叫的小鸭，较可能铭记和母鸭叫声一样的引发物(Hess，1972)。另外由动物行为学家发展出来的一个概念是引发物(releaser)的观念。所谓引发物是指促使某种行为特性表现出来的特殊环境刺激。因此，在海鸥妈妈嘴旁的红点或黄点是引发物，引起小海鸥的啄食反应，促使母海鸥将食物反刍起来给小海鸥吃。我们可以使用各种纸板模型，上面点的颜色及形状不同，观察小海鸥啄食的情形，以决定诱起鸟类反应的引发物的特性为何。

种属发生的层次愈高，特殊性的种属行为愈少，而由学习决定行动，以满足需求的可能性愈大。但即使如此，我们总是有著某种固定的行为模式，例如，人类婴孩的基本反射(rooting reflex)：新生儿的脸顿触到母亲的奶头时，他的头会翻转过来（上下晃动或转动），同时张开嘴巴。假使嘴巴接触到奶头，则他会开起嘴巴，并开始吸吮。这种行为模式是自动自发的，即使婴儿睡著时也会发生。在六个月左右，基本反射会消失，自主性的动机行为取而代之；标准六个月大的婴孩，看到瓶子时，手会伸出去，并想把瓶子塞到嘴里。

催产素对母性驱力的影响

催产素（英语：Oxytocin，简称OT），又称缩宫素，是一种哺乳类动物激素，是肽类激素也是神经肽，一般由下视丘产生，由脑垂腺后叶释放。催产素可以在大脑下视丘“室旁核”与“视上核”神经元所自然分泌，经下视视丘下垂体路径神经纤维送到垂体后叶。催产素在社会连结、有性生殖、在分娩中及分娩后都相当重要。催产素在雌性哺乳类动物生产时大量释放，扩张子宫颈和收缩子宫，促进分娩，分娩后催产素也会在哺乳的时候刺激乳头排放乳汁，有助于生产、母婴连结及哺乳。

催产素还使人对于社会群己有更明确且稳定的心理。研究显示，借由降低血压与阻断压力荷尔蒙，催产素会让人觉得平静且改善情绪，还能减缓发炎反应，促进消化与生长相关的代谢功能。被称为“爱的荷尔蒙”的催产素会带来放松、无私、爱与幸福的感觉，触碰或亲密行为都能让双方体内释放出更多催产素，看到心爱的人或宠物同样会启动催产素系统。一项研究证实，血浆催产素水平和成人浪漫的依恋之间有一个正相关关系[2。

例如:

较高催产素水平的夫妻可增加信任，过去研究显示在催产素影响下会表现忠贞。
催产素对于子女来说会稳定划分与父母亲及兄弟姊妹的关系，可以更明确知道家庭伦理减少乱伦的可能性。人类对于兄弟姊妹绝大多数不会动情多是由催产素影响。

不过美国西北大学一项最新研究发现，催产素也可能产生暗黑力量，让人饱受情感折磨，使不好记忆久久挥之不去，并增强恐惧、焦虑情绪。研究团队发现，催产素这种荷尔蒙会强化大脑特定部位，使一些社交记忆更为深刻。一旦这些生活经验很负面、充满压力，催产素会强化这些不好记忆。这项研究对催产素抗焦虑功能提出质疑。研究成果已发表于“自然神经科学”期刊。

心理动机

内在动机(Intrinsic Motivation)

当人的行为是为了获得奖赏或报酬时，若是因为外在存在刺激(Drive)或诱因(Incentive)，则是被外在动机(Extrinsic motivation)所推动；相反地，若纯粹是觉得好奇或有趣，是因为内在的需求或刺激，则是被内在动机(Intrinsic motivation)所推动。内在与外在动机会产生变化，且通常内在动机会比外在动机持久且具影响力，因此教学或训练最终的目的，即是让外在奖赏转化成为有兴趣、使命感的内在动机。

当一个人对某行为本来就具有内在动机，却在行为之前给予额外奖赏作为外在动机，反而会使其动机减弱。心理学家曾针对此问题做过实验^[57]，他们将小朋友分成三组：

预期奖赏组:实验者事先与小朋友约定好，每当他画出一些图画后就可以用来交换一些奖赏。
无预期奖赏组:不事先与小朋友作约定，但当他们画出来时，仍会给予相同的奖品。
无奖赏组:不给予任何奖品。

一至两个星期后，实验者回学校观察这三组小朋友将自由活动时间用在作画时间的百分比。结果发现，预期奖赏组的绘画时间明显地低于另外两组。研究者认为这是因为预期奖赏组与其他两组的小朋友，对其行为有不同的解释所致。预期奖赏组会认为自己之所以作画是为了要交换奖品，“欲交换奖品”的外在动机取代了“本来就喜欢画画”的内在动机，因而低估了自己作画的兴趣；反之，其他两组的小朋友，则会将其作画行为解释为他们喜欢作画的内在动机，而由于内在动机比外在动机更持久、具影响力，这两组小朋友比预期奖赏组花更多时间绘画。Lepper 等人据此认为：如果对个体原本就有兴趣参与的活动给予奖赏的，反而会减低其参与该行为的内在动机，他们称此为游戏工作化(Turning play into work)。这个研究结果后续得到很多的支持。例如：有你给实验参与者金钱后要求他助人，那么他在之后能自由选择时，助人的比率就会下降。

结论：对行为给予外在的奖励或处罚可能使内在动机转成外在动机，进而削弱动机的强度。

自我调节动机(Self-Regulation)

意志力(Volition)是指个人在执行作业或是面对挑战时，能够自觉地确定目的，并依据该目的决定个人投注的心力与克服各项困难的意愿。意志力这词源於哲学领域，当代心理学家偏好藉冲动控制(Impulse control)或自我调节(Self-regulation)来研究意志力。

在 1970 年代，班笃若(Bandura)尝试用社会认知的观点解释人们如何进行抉择并坚持到底，他认为其中的重要因素就是动机。如果动机够强，决策与行为便会持之以恒；如果动机不足，则容易放弃或是想办法逃避。班笃若认为人会透过当下的观察与过去经验进行判断并借此修正自我的行为，因此自我调节会受到个人、行为及环境三者彼此之交互作用。影响自我调节动机有两个主要因素：对行为的效能以及结果好坏之预期。如果个人觉得自己在执行特定行为时，有完成的可能性，且行为完成后会获得好的结果，则个人便会有强烈的自我调节动机，在过程中不断地调整行为，以达到更好的结果；相反地，如果觉得自己做不到，或是行为完成后也不会有好的成效，动机便很微弱。这一个包含两种因素的预期架构，即为自我效能(Self-efficacy)^[58]。

影响自我效能高低的原因有四：

作为成效(Performance accomplishments)	个人完成行为后所获得的正向或负向结果，会影响个人决定自我效能的高低。如果过去常有成功经验，则形成高度的自我效能；如果过去多是失败经验，则会减弱自我效能。
周遭经验(Vicarious experience)	借由观察周遭对象（例如：朋友、同侪等）的行为方式与结果，决定自我效能的高低。如果对方的情况或背景与自己愈相似时，则有愈大的影响力。
言语规勉(Verbal persuasion)	个人会根据他人的意见而形成对自我能力的判断。经由他人鼓励、赞美及关心，使人们相信自己能够完成某件行为。
情绪激发(Emotional arousal)	心理及生理状能会影响自我效能的评估。当人处于负向的情绪状态（例如：沮丧、焦虑、紧张等），其自我效能便会减低。

成就动机(Achievement Motivation)

亨利・谬瑞(Henry Murray)在 1938 年提出了成就需要(Need for achievement)的概念，认为不同人会有不同的成就需求，且会影响个人追求成功的动力，并左右其对自我表现的评价。随后成就动机理论^[59]认为，个体在进行某项行为时，会同时产生“追求成功”和“避免失败”两种相对的目标，若个体追求成功的动机强于避免失败，则个体会表现出积极的作为；相反地，若个体避免失败的动机较强，则会表现出退缩、逃避的现象，而这两种力量相互抵消之后所剩馀的内在动力，即为一个人的成就动机。

后续研究者进一步依照个人执行作业时不同的目标取向(Goal orientation)，将成就动机分为精熟取向(Mastery approach)与表现取向(Performance approach)^[60]。前者是指个人追求成就的目的，是为了增长自己的内涵，有效地习得技能（包含知识与技术），因此在作业表现上，不是与他人比较，而是以自我要求的标准进行检验。相对地，表现取向多出了“与他人比较”的社会因素，指个人追求自我成就的目的，是为了得到好结果以胜过其他人的表现，例如：考试成绩在班上独占鳌头。这两种取向后来更细分为“积极”与“消极”两种类别，前者是追求比现在更进步或比别人更好，消极是追求不要比现在退步或比别人更差。这两种不同向度，可以将成就目标区分为四种类型：

分类	定义
进取精熟(Mastery Approach)	目标旨在为了个人成长而学习。
退缩精熟(Mastery Avoidance)	目标在于避免对所学的事物不够精熟，或失去已习得的知识。
进取表现(Performance Approach)	借由与他人不断地比较，彰显自己的能力与价值。
退缩表现(Performance Avoidance)	著重在如何避免失败的情境，以免展现出自己的无能。

采用不同的成就动机，除了影响一个人内在动力及外在表现外，也会影响个人的情绪。

成就动机同时也具有文化差异。如西方国家个人主义色彩较强，会将成就归于自己的努力；东方则更重视群体，认为成就来自于众人的协助。

内在驱力

Henry Murray 认为人有追求成功的需求^[61]，然而每个人对于追求成就的需求都不同，是造成追求成功的动力不同的原因之一。通常成就需求较高的人有较高的机率达到较好的目标与成就。

活化内在的三大条件
条件	说明
自主性(Autonomy)	给予个体更多自由发挥的空间，让个体对自己“如何工作”有一定的主导权，这能激发个体更多地思考如何把工作做好。人类似乎对“被他人控制”感到反感，因此其实每个人都有掌控自身行为与命运的欲望
专精(Mastery)	每个人都能感受到成长所带来的喜悦，且喜欢成长而不喜欢退步的。让个体体会到自己在做的事是具有挑战性与成长空间的，而不是一成不变、一无所获的，才能够让其投入到行为里，从而产生心流
目标(Purpose)	设立一个目标能够促使人们拥有动力去设法达到目标。对自身的内在目标有多清晰、多坚定，将决定他能调动多少自身的积极性，且满足不仅仅取决于目标，目标的正确性亦是关键

外在诱因

人对于结果的经验与预测会影响动机，若是认为自己的努力可以达到目标，并带来成功，他便会增加追求此目标的动机。维克托．弗鲁姆(Victor H Vroom)、爱德华．劳勒(Edward E. Lawler)和莱曼．波特(Lyman W. Porter)先后提出预期理论(Expectancy theory)，认为有三大因素影响动机。

三大因素
因素	说明
期待性(Expectancy)	为努力后能成功的可能性
手段性(Instrumentality)	为行为者认为将会产生何种后果
吸引力(Valence)	为行为者对于此结果所判定的价值

若公式化三者与动机的关系，三者的乘积为动机的多寡，因此当一个人认为欲追求的目标缺少其中一个因素，个体便不会产生追求此目标的动机。

除了预期理论，Albert Bandura 也提出自我效能(Self-efficacy)，为人们对完成任务和达成目标能力的信念之程度或强度。有高自我效能的人往往能设下适合的目标，并导致成功，然而自我效能低或是过高的人通常会设下过于简单或困难的不理想目标，进而影响成就。

另外，由亚当斯(J. Stacy Adams)提出的公平理论(Equity theory)提到人经常利用经验，做出调整下次尝试的行为，认为人会追求公平性，预期得到与投入相对应的产出，且量化自己投入与产出的比值，与他人的比较，例如：当自己的投入多于他人，产出却比他人少，便会进行自我调整，使两人投入与产出的比值相同。此外，也可能因为觉得能力不足，而减少之后的投入动机；反之，当投入的程度相同，但是获得较多产出时，可能认为自己不用付出太多，便可以得到相同结果，因此将减少下次的投入。

应用上，预期理论和公平理论同为管理心理学的重要理论，帮助预期及控制部属的工作表现。从上述的两个理论中可知，经验的解读往往对于成就动机的产生有很大的影响。归因理论(attribution theory)解释个体对于产生结果之原因的诠释，以及预期下次结果的关系，心理学家从不同角度归因，将其分为内在与外在(internal v.s. external)、稳定与非稳定(stability v.s. instability)及特定与广泛(specific v.s. global)。

成就动机之归因

内在与外在

在生活中，影响人们追求成功的动机很多，也往往取决于每个人的“控制观”(locus of control，又称为控制信念)，意指一个人的行动主要根据外在环境因素(外控取向，External control orientation)，或自己本身的行为与思考(内控取向，Internal control orientation)。这些“归因(Attribution)”是融合上述内控与外控取向所判断出影响事情的结果之因素。

内在归因：倾向把原因归在自己身上，认为是自己的能力或特质造成该结果。

外在归因：倾向认为结果是肇因于外在环境的影响。

举例来说：有一天工作效率不佳，内在归因的人可能认为是因为自己生性懒散，而外在归因的人则可能认为是受同事频繁的打扰所影响。

然而，控制观虽是许多事物的动机和归因，却不是唯一影响的因素，“稳不稳定(Stability vs. Instability)”以及“广泛和特定(Global vs. Specific)”分别说明了时间和空间所可能造成的影响。

稳定与非稳定

稳定性认知（Stability attribution）指的是个体对于结果的稳定性持续相信。例如:一个学生若认为自己的学习成绩差是因为自己天生不聪明（稳定的因素），那么即使努力学习也不会改变这个结果。这样的认知可能导致放弃努力和学习无助感。非稳定性认知（Instability attribution）则指的是个体认为结果是由暂时的、可变的因素所导致。例如:若学生认为自己这次考试成绩不佳是因为没有好好准备（非稳定的因素），那么他会相信只要努力学习，下次考试就能取得好成绩。这种认知方式更容易激发个体的积极行为和努力。资料来源:[[1]]

特定与广泛

若一个人认为结果是特定的，他往往认为结果是针对自己，或在某个情况下才会发生；若认为结果是广泛的，则较可能推测此结果在许多情况下都会发生。

我们能将控制观与“稳定”结合，也就是在面对不理想成绩时，两种控制观（内控、外控）分别在稳定和不稳定的背景下，便会出现不同的归因解释。稳定状况若配上内控思想时，当事者可能将不理想的成绩归因到能力问题，而在不稳定状态下，内控思想者倾向认为这是因为努力不足所造成。稳定状况下，外控因子可能会是作业以及考试难度，不稳定环境下的外控原因则可能是运气。

在长期的累积中，这些对于事件的不同解释方式，可能将演变出一套习惯性的“归因风格(Attributional styles)”，进而影响到一个人的乐观或悲观、积极性或消极性，以及冒险或保守的特质。以乐观者为例，对于失败的事件，乐观者经常认为外在环境是失败的主因，故倾向相信情况存在转机；面对成功时，则认为成功是肇因于内在因素。悲观者恰好相反，面对失败时容易归因于内，成功时则归因于外。因此，通常乐观的归因能使人产生成就动机，而悲观的归因则容易让人觉得努力没有结果、注定会失败，所以容易放弃。

求知动机(Epistemic Motivation)

求知动机和求知需欲，是马斯洛(Abraham Harold Maslow)“动机层次论(Motivational hierarchy theory)”的主张，他认为人类本身具有了解外在环境的内在力量，亦是人类扩大生活经验的原动力，且求知动机属于动机发展层次的最上端。

马斯洛将人类需求层次分为五层，由最下端至最上端分别是生理需求(Physiological needs)、安全需求(Safety needs)、爱与隶属需求(Love and belonging needs)、尊重需求(Esteem needs)、自我实现需求(Self-actualization needs)，并对于需求层次提出两个论点：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示意图

人类有积极努力、追求向上生长的倾向，每当较低层次的需求因目的达成而获得满足时，一个全新且较高层次的需求便会随之出现。
需求层次越低者，普遍性越大，且变化、个别差异越小，而需求层次越高者，变化越多，个别差异也越大。

举例而言，生理需求与安全需求普遍出现在每个人的身上，尤其前者在人与人之间的差异甚少。相对地，爱与隶属需求是追求个人在团体中的信心与价值，而自我实现需求追求适合自己的能力、性向、兴趣等条件的生活方式，求知需求则希望扩大生活经验，追求臻至完美的最高境界，上述高层次的需求往往在个体间存在很大的差异。

学习上，马斯洛的理论有下述的应用价值：

上层需求须建立在下层需求的满足上

假如一名老师想要使学生为追求自我实现而努力，并提高其求知的动机，便须先了解并设法满足学生较低层次的动机与需求。此外，当老师发现学生情绪不稳定，没有求知欲且不肯努力，从而影响了学业，便须从最下层的需求开始考察，一层一层往上推，才可能发现症结所在，好比家庭不和睦、经济状况的困难等，因为这些看似与求知欲无关的因素，其实都相互影响著。找到问题所在后，再设法调适或改善学生的环境，帮助其度过难关、恢复信心，求知欲也会随之提升。

考量到较高层的自我实现需求与求知需求，变化往往较多，个体差异也大，因此应用时须参照实际测验的结果，包括智力、成就、性向与兴趣等测验，进一步了解其行为的真正意义后，才能分别给予协助，以有效提高其学习动机，使潜能得以充分发挥。

不过，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也收到一些质疑和批评。首先，马斯洛的研究结论并未基于任何可信的实证研究。虽然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常被引用于各种学术文献中，并且是许多学术课程的一部分，但科学界对其有效性的证据很少或几乎没有。马斯洛的理论表明，我们的需求是按优先顺序排列的，这意味著最低的需求在未满足时会产生最强的影响。他写道：“对于一个极度饥饿的人来说，除了食物之外没有其他兴趣。他梦想著食物，他记得食物，他思考食物，他只对食物产生情绪，他只感知食物，他只想要食物。”然而，有许多明显的例子表明，个人的主要兴趣超出了其他基本需求实现了。马斯洛在他的研究中没有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个人可能有不同的基本需求，甚至是基本水平之外的需求，而这些需求可能没有得到满足。满足这些需求的顺序对人们的生活满意度影响不大。换句话说，即使较低层次的需求没有被满足，自主性、社会支持和被尊重的感觉等较高层次的需求仍然很重要。

因此，有关马斯洛的需求理论是否有足够证据支持仍需讨论，这套理论也可能因为东方与西方国家的文化而有所差异。

好奇动机

早期的心理学家相信，已经满足生物需求的有机体能够处在安静的状态，但这种说法现已被证实是错误的。人类和动物都有寻求刺激、主动探索环境的动机，纵然这些活动并无法满足身体的需求。因而，底下我们将简明扼要地探讨动机的另一种型式——好奇。

根据皮亚杰(Jean Piaget)的认知心理学，人本身有一种认识外界的倾向。当人遇到新事物，而又无法利用已有的知识去处理，内心便会产生一种认知上的不平衡，而这会使人设法去同化和调适。这种认知上的不平衡令学生产生好奇心。

而好奇动机正是推动整个世界进步的因素，当人们拥有好奇心后会去创新与挑战，文明与社会也因此有了进展。

根据天体物理学家、作家马里奥·利维奥之研究，好奇心可分为两种。

知觉性好奇：当有些事情令我们感到惊奇，或者有些事情并不符合我们的认知的，我们就会产生这种好奇心。这是一种令人不悦的状态，如处逆境。就像身上哪里感觉痒，必须得挠一下。所以我们必须去找到答案，才能缓解心中的好奇。这种知觉性好奇被满足的时候，对大脑产生的感受是类似于吃了一顿美食，喝了一杯好酒。另外实验还发现，知觉性好奇得到满足，会加强人们的次要记忆。那些你不用特地去记，但是能印在脑海里面的记忆，就叫次要记忆。
知识性好奇：这是一种愉快的状态，带著对奖赏的期待。这是我们在知识层面的好奇心，也是一些科学研究背后的驱动因素。它推动了艺术品的诞生，推动著教育的发展，以及等等此类事物。引发知识性好奇的是跟奖励机制相关的脑部区域，给人带来的是愉悦、快乐的感觉。比如说大脑两边的前额皮质。换句话说，对于知识和信息的渴望，会在大脑中引发一种奖励或者回报状态，就是知识性好奇。

探索与操弄

人类探索(Exploration)和操弄(Manipulation)某些对象的驱力似乎与生俱来。以下是一种探索的形式：假使置身于 T 形迷宫的老鼠第一次向右转，则第二次老鼠在十字路口向左转的概率很高，且当下老鼠既不饿，也不渴，同时目的箱里也没有奖赏物。探索的另一种形式是操弄或研究事物，当我们给婴孩嘎嘎作响的玩具，他们会表现出操弄的行为，而不存在其他动机（张背松、杨国枢，民 49，民 50）。此外，猴子也有同样的行为表现(Monkey 作动词是玩弄的意思)，假使把不同的机械设备放在档栏里，猴子便会把它拆开来，而随著练习次数的增多，技巧更高明。然而，除了操弄本身的满足之外，猴子没有获得任何奖赏^[62]；反之，如果每次猴子把谜题解开后就喂食它，其行为则会发生改变——为了马上获得食物，它的操弄兴趣会降低。

有时操弄具有研究(Investigation)的性质，皮亚杰(Jean William Fritz Piaget，1896-1980)便曾以人类婴儿为对象，观察其早期的反应。出生后的最初几个月里，婴孩学会拉扯线，使悬挂著的鸣响器喀拉作响，这种操弄行为往往会使婴孩手舞足蹈。在五至七个月，婴孩会把蒙在脸庞上的布拿下来，玩躲猫猫的游戏。在八至十个月，婴孩开始注意到隐藏在其他事物后面或底下的东西。十一个月左右，会把事物放在不同的地方或位置，做做“实验”^[63]。这种好追究及研究的行为，是成长中孩子的典型行为，也许可以将之称为好奇心，或发展胜任环境能力的需求。不过，这种动机的发展似乎是和有机体的各种生理需求无关。

感觉剥夺的研究(Sensory deprivation)

探索及操弄能够为有机体输入新奇、有变化的感觉，已有研究证实了这种感觉的输入之必要性。如果幼年期感觉受到剥夺，将带给长大后的行为戏剧化之影响。同样地，当成人正常的感觉刺激量遭受剥夺时，亦会有极大的改变。这方面的研究由加拿大的马克基尔(McGill)大学首开先河，研究者让大学生身处光线充足、具备隔音效果的房间里，并躺在一张卧床上。他们戴著半透明的遮尘眼镜，因此只能看到微弱的光线，而无法看清物体的形状及模样，同时，带上手套及纸做成的袖子，以减低触觉刺激，空间中仅有抽气机及冷气机的声音造成的轻微噪音。过程中，允许受试者有短暂的进食及方便的时间，但摄食与方便的地点之刺激也较正常者少。在两、三天之后，大部分受试者都拒绝继续再做实验，因为情境实在太难受了^[64]。

受试者在接受上述处理之后，开始产生幻视，由光线闪烁不定、产生几何图形，到仿佛置身梦境，不一而足。他们变得缺乏时空观念，无法清晰思考及集中精神，同时解决问题的能力大幅降低。简言之，感觉剥夺对个人机能有不良的影响，其症状和精神病患的经验颇为类似。在其他类似的研究中，受试者自颈部以下都被浸入盛装温水的桶子里，并浸了数天，以进一步剥夺感觉刺激。研究结果虽因过程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但相同的是，所有受试者都讨厌感觉剥夺的状况，他们觉得厌烦、无法安静、容易激怒以及情绪困扰。显然地，人们需要刺激有所变化，而对刺激缺乏的状况产生敌意的反应(Zubek，1969)^[65]。

寻求刺激的个别差异

正如同人们在本章所讨论的动机上有著程度上的不同，好奇动机的个别差异似乎更为特别而明显。朱克曼(Zuckerman，1979)为了测量其间的差异，发展出一套名为感觉探求量表(Sensation Seeking Scale，SSS)的评量工具，这量表包含一栏设计好的题目，以评估个体参与冒险活动、寻求新的感觉经验型式、享受社会刺激的兴奋以及避免无聊等欲求的程度^[66]。

运用 SSS 的研究显示出在寻求刺激方面的高度个别差异 ^[67]。进而言之，感觉探求是与情境变化相一致的特质，那些喜欢在生活中享受新经验者，在其他领域上，也常描述自己是一位冒险者。心理学家发现 SSS 的分数高者，和许多行为特征有关联：如参与高危险性的运动、职业或嗜好（跳伞、飙车及潜水等）；寻求性和药物经验的多样化，对一般人视为恐怖的情境也丝毫不感害怕（如黑暗及蛇等），在赌博时孤注一掷，以及喜好新奇的食物等等。纵使被问及描述其正常的驾驶习惯时，高感觉寻求者所报告的驾驶速度也较低感觉寻求者还要快。

感觉探求的变化会影响个体对不同感觉探求者的反应。高感觉探求者认为较低感觉探求者令人厌倦，并过著处处受拘束的生活；相反地，低感觉寻求者则认为感觉探求较高者是在进行有害无益且有勇无谋的活动。这类态度在选择结婚对象时显得极为重要，研究显示丈夫与妻子之间的 SSS 分数有著其特殊意义的相关：高感觉探求者倾向于嫁娶志同道合的伴侣，而低感觉探求者亦然。这项特征的适配性似可作为婚姻圆满与否的预测指标(Fisher 等人，1981； Farley，1986)。如果说夫妻中有一方是非常高 SSS 分数者，而另一半是非常低 SSS 分数者，那么婚姻不协调的可能性将大为增加。

玩乐动机

以下介绍 Volkswagen 跟瑞典政府单位所提出的乐趣理论，以及游戏化的定义。

乐趣理论(The Fun Theory)：人们与生俱来就有玩乐的天性，游戏对人们具有强烈吸引力，将无聊的事情变得有趣。这个理论告诉我们“新奇”会让事情变有趣。当某件事是新奇且有趣时，它便具有固有的奖励性质，让我们喜欢做那件事。此外，这个效应还能持续很久，因为当人们觉得某件事很有趣时，他们不只是享受当下的愉悦，之后他们也会想再尝试。“乐趣”是会让人上瘾而且强大的东西。

游戏化(Gamification)：将游戏设计的元素和原则放入非游戏的内容中，也就是把现实中的社会活动包装成游戏，可以运用电脑，也可以是装置。因为人有玩乐的天性，所以如果将正面但缺少吸引力去做的事包装成游戏，那么想玩乐的动机就会轻易的大过于不想做事。

游戏化改变动机的方式，大致可分为下列三种：

成就感：现今社群媒体风气盛行，许多人在其中得到成就感，这其实也是游戏化的一环。例如当我们看到自己的赞数越来越高，朋友开始在自己的贴文留言，这其实是使用了游戏化中“成就徽章”的元素。使用的同时，大脑会分泌脑内啡，让我们感受到成就感，这也使我们愿意不停地使用社群软体来发文。
使命感：在网路如此兴盛的时代，很容易有许多不重要或不正确的资讯被加入维基百科里。在公司里，没人想做的查核工作，通常都是交给入门的实习生或是员工，以薪水或工作机会作为代价。然而，维基上的查核员工基本上是“无偿的”，在修正这些资料时，他们拿不到任何实质的好处。更惊人的发现是，相较于不编辑维基百科的那些人，致力于编辑维基百科的人所捐款比例高出九倍（3% vs. 28%）！因为这一些人他们认为自己并不只是在修改资料，而是在致力于“保护人类的知识”。如果正在完成的一件事能带来使命，比起获得，他们愿意付出的更多。
不确定性：游戏化大师周郁凯曾说过：“我们对不确定与机会性经验著迷，是动力的主要来源。”根据心理学家丹尼尔．康纳曼的说法，就是放入直觉思考的系统中，让我们愿意拨出珍贵的注意力，去处理我们过去未曾处理过的新资讯。换言之，不确定性增加了我们的好奇心，同时也让我们更有动力。

应用

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便是生活中随处可见的集点卡、红利点数，透过消费或累积点数让大家愿意不停地使用店家的服务。或是当你下载一部电影、一款游戏、甚至一个应用软体，总是会有一个进度条吗？特别是当进度到 99% 时，恨不得他马上完成。进度条引领你内心的期待，让你知道现在已经完成多少百分比。下列为几项较为特殊的将“游戏化”应用的实例：

The speed camera lottery：为了让测速照相机不是那么的扰人，我们想让它游戏化，让它可以使驾驶者遵守速限。透过测速相机将每台经过的车子都记录了起来，只要有乖乖遵守限速的驾驶，就有机会获得超速驾驶们的罚金。
Plant Nanny：将原本一种本能的喝水动作，变成养花的过程，让它变得有趣起来。也因为这种有趣，Plant Nanny 让人更加愿意去喝水 —— 尽管本来的目标不光是增加饮水量，而是为了种植小植物。
Color Run：把“跑 5 公里”的目标，换成“以最炫的色彩冲过终点线”，同时提供了颜料包这种道具，让跑者相互互动，而在这种互动过程中，大家甚至可以自发组织起游戏，让整个过程变得有趣。
the deepest bin：公园里常常看到地上有垃圾，垃圾破坏了原本想要提供美美绿地让大家休息的本意，但为什么明明都有设置垃圾桶，还是有人乱丢垃圾呢？因为他们没有诱因及动机走去垃圾桶旁边，把手伸进脏脏的垃圾桶丢垃圾。于是，这个神奇的垃圾桶就诞生了，当我们把东西丢进去时，垃圾桶会发出像是把东西丢进很深很深的洞的声响，咻咻的声音激起了大家玩乐的心态，于是他们愿意为了这个有趣的音效，跑过来丢垃圾到垃圾桶，甚至捡地上别人乱丢的垃圾起来丢。
(Piano Staircases): 这是一个体现“乐趣理论”的经典例子。从地面要到地下的地铁时或是从地下的地铁上地面时，由于走楼梯比较消耗体力，人们一般喜欢搭手扶梯胜过走楼梯。但若是发挥一些创意，将地铁楼梯彩绘成钢琴的黑白键，再搭配采下时会发出的钢琴声音，便会大幅增加走楼梯的乐趣，进而让更多人往来地面和地铁时愿意走楼梯。影片中的实验显示，将地铁楼梯模拟成钢琴后，愿意走楼梯的人数比模拟成钢琴之前多了66%。由此可见，“乐趣”会改变人们做事情的意愿。

自我决定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介绍

自我决定理论由Deci与Ryan（1985, 2000）提出，是一个关于人类动机发展与功能的宏观理论，考量到个人与生俱来的天赋资质与心理需求。其主旨在于探讨人发自内心的动机，排除外在诱因与影响，其中又把重点聚焦在个人激发与自我决定，认为自我决定（self-determination）是重要的动机来源。

在1970年代，自我决定论的研究著重在探讨内在动机与外在动机，并尝试了解内在动机影响人类行为的途径。但一直到1980年代中期这个理论才获得稳固的研究依据与支持，而直到2000年代学者才套用自我决定论到不同领域，例如社会心理学、正向心理学。

自我决定理论假设所有人都试图满足与生俱来的需求，包含：

自主性（Autonomy）：对于控制自己的行为和目标的需求。
能力感（Competence）：对于成长以及成果掌握的需求。
归属感（Relatedness）：与他人互动、建立联系并关怀他人的需求。

这些需求被视为是天生的，并不需要经过后天学习，而且在跨文化，跨时间，跨种族性别的研究中都得到支持。

Deci 和Ryan两位学者宣称对于该理论有三个必要条件：

个体在本质上有遗传到认知与情绪能力，并能跟随自己的内在驱力去行动。(例如感情与情绪驱动)
个体在本质上有遗传到成长与发展的倾向，并且会对于习得的事物进行整合。
个体有遗传到寻求最佳发展的策略与行为，但上述行为并不会自然发生。

自我决定理论认为，虽然人们会基于多样动机从事各种行为，但基于内在动机从事某种活动是最理想的状态，会提供个人最强烈的行为动力。不同的动机型态从低自我决定到高自我决定水准，依序为无动机（amotivation）、外在动机（extrinsic motivation）到内在动机（intrinsic motivation）。自我决定理论指出动机内化，就是个体把透过外在酬赏等动机增强物所表现的良好学习行为或成果，变成内在的动机行为或行为特质。

外在动机（extrinsic motivation）：指的是从事某个活动的行为是为了取得外部收入，这种动机常常与内在动机相抵触。外在动机来源于个体的外部。通常的外在动机如金钱、分数、强迫、惩罚等。竞争总体上也属于外在动机，因为它鼓励人们打败胜过其他人，而非享受行为内在的回报。有观点认为个体的独特性与任务取得的奖杯徽章也属于外在动机。

外在动机可以分成下列四项:

 (1)外在賞酬(extrinsic reward)：做這件事會獲得外在獎勵或酬勞。

 (2)內在賞酬(intrinsic reward)：做這件事會被誇獎或避免被責罵排擠。

 (3)自我認同賞酬(self-reward)：認為做這件事對自己有幫助，儘管不一定有內在動機。

 (4)整合賞酬(Integrated reward)：統整以上三者之後，認為整體來說做這件事對自己有幫助，此行為的動機型態亦較趨近內在動機。

内在动机（intrinsic motivation）：指的是任务本身的兴趣或愉悦带来的动机，这存在于个体内部而非依赖于任何外部力量的驱动。内在动机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被社会心理学家和教育心理学家们所关注。被内在动机激励学生更可能愿意进行这项任务并且在任务过程中提升自己的技能和能力。^[68]

内在动机可以分成下列三项：

 (1)去了解(To Know)

 (2)去達成(To Accomplish)

 (3)獲得刺激(To Stimulate)^[69]

应用

自我决定理论的原则已应用于生活的许多领域，例如工作需求^[70]、育儿^[71]、教学^[72]、健康;^[73] 、接种疫苗的意愿^[74]、道德^[75]、技术设计^[76]和体育^[77]领域等等。

争议

尽管SDT的相关研究甚多甚广，自我决定理论也有其批评者。Steven Reiss（2017年）指出，包括内在和外在动机缺乏清晰定义、测量的不可靠性、实验设计不当以及其他因素在内的问题。^[78]^[79]

社会动机(Social Motivation)

人们除了生到生理和心理因素的驱动(生理性动机)以外，也具有许多重要的社会动机。社会动机是指由他人的刺激引起(环境性动机)，也因由他人的对待而满足的动机，以人的社会文化需要为基础，因此社会性动机是学习来的，其表现的形式与社会文化有关^[80] ，例如：亲和/归属、侵犯/利他、社会赞许与权力动机。

社会动机的功能

激活 :动机激发个体行为，使个体处于活动状态，属推动行为。
指向 :个体行为指向同一目标，因为具有目的性，在达成前不会停止。
调节 :个体行为在达成目标前，动机起维持作用，即使行为受阻，只要动机还在，就可行使调节作用。

亲和动机(Affiliation Motive)

亲合动机是指个体与人建立友好关系并和他人亲近亲密的需求，被马斯洛归类在需求阶层的爱与归属需求，因此渴望他人的关心、认可、支持、赞赏，抑或需要友情、爱情、亲情，以及期望与他人有所互动、交往，皆是亲和动机的范畴。高亲和动机的人往往较积极参与各种社交活动，也较容易成为团体中的领导者；相反地，低亲和动机的人不喜欢与太多人接触，倾向独来独往的生活方式。当一个人的亲和需求被满足时，他会感到心情愉悦；反之，若个体的亲和需求无法被满足时，便会产生失望、难过、气愤等情绪。亲和不仅仅是心理上的渴求，亦是物理生存之必须，沙克特(Stanley Schachter)的实验即证明了人们若与社会隔离，将发生焦虑失眠、情绪不稳定的症状^[81]。

魏斯(Robert Weiss，1974)分析亲和动机由以下几种元素组成^[82]：

依附：由亲密的重要他人得到信任以及安全感，如：小孩与父母间、朋友间、伴侣间等，换言之，婴儿对于父母或照顾自己的依附行为，以及长大后从朋友或伴侣的关系上获得的依附经验，会使人感到满足。
社会整合：在社会团体中与他人交流、合作，由于经验共享，因此获得团体归属感，乃至于与社会连结的感受，如：班上同学一起参加啦啦队比赛，在每个同学都有一个位置进行演出的前提下，所有人为了最后完美的演出而付出时间与心力，因而建构出每个人对班上的归属感，大队接力亦是如此，让大家有被纳入团体的满足感。
价值保证：当个体获得他人的称赞、肯定时，会得到自我价值肯定的满足感，如：学生在全班面前受到老师表扬，他便会对于自己的表现有所肯定，并增强信心。
可靠同盟：借由与他人的亲密关系，找到可以信赖并倚靠的伙伴，生活碰到困难时，便不会求助无门而感到焦虑恐惧，如：在战场上遇到敌军，在同盟军队的相互协助下，顺利克服敌军攻势。
获得指导：得到相关个体提供的帮助和教导，使自己顺利解决难题，并获取相关的经验和知识，如：老师对学生进行教学，并为其解惑，使其在学习上有所了解，进而感到满足。
教养机会：当个体有能力去教导他人，并传承自身经验时，可以从中获得被重视和需要的感觉，如：社团学长姐进行分享经验时，从中获得被重视与被需要的感受。

影响人们亲和动机的情况^[83]^[84]：

接触原则：接触可以增加对彼此的依附感，强化亲和动机。
自我开示：源自“社会交换论”的观点，且一个人自我开示往往也能获得对方同等的坦诚信任，强化对方的亲和动机。
恐惧：当人们越觉恐惧，越会寻求依附的对象，以分散其注意力。Sarnoff H. Zimbarbo（1961）的实验^[85]曾研究恐惧和亲和倾向的关系，结果发现高恐惧者的亲和动机较强。
出生序：由沙克特(Stanley Schachter)的实验提出，通常长子、长女与独生子的亲和动机较强烈，这可能与父母对孩子的关心、照料更多，使其对父母的依赖性较大有关。
情绪：兴奋或失意时，人们的亲和需求往往会趋于强烈，例如：遭受压力或挫折时，许多人会打电话找亲友诉苦。
焦虑感：沙克特(Stanley Schachter)在一项实验中，透过操纵不同的焦虑程度，以测量焦虑感与亲和动机的关系。结果发现，高焦虑者倾向有他人的陪伴，低焦虑者则较不倾向。当个体处于陌生或不熟悉的情境，而不知如何是好时，便会寻求与自己境遇相似者之帮助，希望借此得到一些资讯，让自己应对目前碰到的状况和问题。

攻击动机(Aggression Motive)

在佛洛依德的理论中，相对于生存本能的是“死亡本能”，它会引发攻击的欲望，而攻击意指个体意图伤害他人、自己或物体的行为。
攻击行为根据目的可分为工具式攻击(instrumental aggression)与情绪性攻击(emotional aggression)。

工具式攻击：伤害他人是为了获得利益、清除障碍，自卫伤人都属于此类。但若攻击者有更简便的方式能够达成目标，便不会展开攻击。
情绪性攻击：最终目标即是要伤害对方，且往往伴随著愤怒、轻视、敌意。例如在体育赛事中，在长期支持不同球队的球迷之间，由于对于自己支持的球队与对手间长年的敌对关系，而往往会有互相叫嚣、斗殴、彼此攻击的情况。

此外，除了肢体或语言攻击外，还存在间接的人际关系攻击的种类，能够破坏对方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地位，例如绝交、散播谣言等。

攻击行为受到性激素与神经化学物质的影响，有研究指出睾固酮与攻击行为有高度相关，睾固酮高者，其肢体攻击、暴力行为的比例通常较高^[86]^[87]，另有研究发现血清素与攻击行为有关，血清素含量低的人，其攻击程度较高，而刺激血清素作用的药物能减弱攻击、冲动及社会偏差行为^[88]。

同为行为生态学者与诺贝尔奖得主的罗伦兹(Konard Z. Lorenz)，和佛洛依德一样认为攻击是本能，可确保动物的生存优势。依据社会生物学的观点，男性最早的战争起源于争夺女性，以繁衍后代，而女性易被地位高的男性吸引，且攻击常是男性获得并维护地位的传统方法。此外，演化的结果也能抑制人类攻击有血缘关系者的倾向。

有研究发现，虽然女性与男性同样有愤怒的感受，但女性比较不会以攻击的方式表达。不过，女性会为了捍卫子女而攻击，目的是保护下一代，而攻击时会避免亲身涉险，此现象说明了为何女性倾向选择间接、较不危险的攻击方式，而非使用外显、肢体的攻击。探讨男女青少年攻击行为的研究指出，男生倾向表现出较多外显攻击，女生则常用间接或人际关系方式攻击。据此推论，女性一般比男性更关心人际及亲密关系，因此认为造成他人社会方面的伤害较能达到效果。

权力动机(Power Motive)

权力的定义

权力的定义可分为三类（Fiske & Berdahl, 2007）。第一类定义将一方（后文简称为高权力者）控制另一方（后文简称为低权力者）重视的结果称为权力（Thibaut & Kelley, 1959）。举例来说，较具异性缘者在异性恋关系中较具权力，因为他们有较多可能交往的对象，可以决定是否与对方发展关系。第二类定义将权力视为实际影响力差异，以一段关系中双方对彼此影响力的作用结果定义权力，如Dahl（1957）提及高权力者使低权力者做出其原本不会做出的行径。第三类定义则将权力视为潜在影响力的差异，一段关系中高权力者对低权力者的潜在影响力较大（French & Raven, 1959）。例如，一段交往关系中若女方影响男方的可能性较高（如较可能说服男方去看自己想看的一部电影），则女方较具权力。

权力动机

权力动机指的是个人拥有一种影响别人或支配别人的欲望。温特(D.G. Winter, 1973)认为权力动机可分为^[89]：

消极的权力动机：通常表现为“害怕失去权力”，时时为了自身声望担忧。消极的权力动机也可以称作是对无能的恐惧，无能会让人处于不利地位，会引起自卑感，自卑感又会促使个体设法去获得补偿，而对补偿的诉求往往走向偏执，导致个体对极端权力和地位的追求。

积极的权力动机：时常表现出尽全力去争取领导职位或在组织社会中的权力的行为。个体对他人和周围环境的控制水平越高，个体的优势越大，而社会生活中的优势地位会使个体具有安全感，能让他们取得更多的生存和发展的资源。

此外，也有研究显示，对于社会事物具有浓厚兴趣，并且希望自己的行为能够影响他人者，通常都具有强烈的权力动机，其可依照目的分为以下两种：

个人化权力动机(Personalized power motive)：寻求权力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个人的私欲或利益。个人化权力动机强的人喜欢参与社会活动，善于表现自己，塑造良好的社会形象，以树立个人威望或满足某种私欲。他们也热衷于追求权力地位，重视物质享受，以优厚的物质财富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从而达到影响他人和控制社会的目的。

社会化权力动机(Socialized power motive)：寻求权力的目的是为了他人。行为上表现为关心社会、关心他人，以个人的知识、观念等方式影响他人，或以自己的作品或精神产品去影响他人。社会化权力动机强的人虽然也热衷于公共事物，试图影响他人，但其真正的动机却是希望对公众有益、改善社会。例如：教师、作家、新闻记者和文艺工作者等。另外像是医生、警察、军人等则是以自己的专业技能为社会服务。

成就动机(Affiliation Motive)

成就动机是指个人追求成就的内在驱动力，其主要意义包括三个方面，如张春兴所述：

1. 内在动力驱使个人追求进步并达成目标。

2. 在工作中全心投入，追求卓越的心理倾向。

3. 在困境中突破障碍，努力实现目标的心理倾向。

最早提出成就需求概念的是莫瑞（H. A. Murray, 1938）。他认为成就需求是一种欲望，驱使个人完成困难的工作、操作或控制事物、人或观念，迅速且独立地做好工作，克服障碍达到高标准，使自己脱颖而出并胜过他人，并通过成功的学习增强自尊。简而言之，莫瑞认为成就需求是个人想要迅速且尽可能做好事情的内在欲望或倾向。

麦克理兰（D.C. McClelland）等人认为，成就需求是个人在其人格中相当持久且稳定的一种倾向，这种倾向驱使个人不断追求特定目标。其稳定的人格特质表现为个人持续追求成就，并将其视为内在动机的一部分。成就动机，正是这种追求目标的特性或倾向，推动个人不断努力，克服困难，力求达到更高的标准，从而实现自我价值和满足感。

综合来看，成就动机是指个人对重要或有价值的事情，不仅愿意去做，还力求完美的心理倾向。由于成就动机来自社会环境中的学习，因此需要通过观察来作为成就动机的指标。

成就动机驱使人们追求成功，避免失败，并参与成就相关的活动。在追求成功和避免失败的过程中，焦虑情绪会随之出现。研究表明，高成就动机者偏好中等难度的工作，在成就取向的情境中通常表现较佳。

麦克理兰基于艾金生（J. W. Atkinson）等人的研究，总结出高成就动机者的特征:

1. 自信：喜欢对自己的行为后果负责，不喜欢依赖机会决定的情境。

2. 选择实际且具挑战性的目标，不喜欢太容易或太冒险的情境。

3. 寻求能够立即得到具体反馈的情境，以了解自己的表现。

成就动机促使人们期望成功，进行冒险行为，选择较难的工作，坚持独立完成，并具有一定的抱负水准。特别是在经济活动中，成就动机是推动经济成长的重要因素之一。

余安邦在民国七十八年的研究中，将成就动机分为社会取向和个我取向。社会取向的成就动机主要来自于外部环境和社会期望。其特征包括：

社会认可：个人追求成就的动力来自于希望得到他人的认可和赞誉。他们更在意外界对自己的评价和回馈。
社会责任感：这类人会因为感受到社会或家庭的期望而努力工作，认为自己的成就是为了回报社会或履行家庭责任。
团体协作：他们通常更喜欢与他人合作，并希望通过团队的成功来实现个人的成就。

个我取向的成就动机则主要源于个人的内在需求和自我实现。其特征包括：

自我挑战：个人追求成就的动力来自于对自我挑战和突破的渴望。他们希望通过克服困难和达到高标准来证明自己的能力。
个人成就：这类人更注重个人目标的实现和自我满足，而不是外界的认可。他们的成就感更多来自于内心的满足。
独立性：他们倾向于独立完成任务，不依赖他人，希望通过个人的努力来达成目标。

发现成就动机受到社会文化的重大影响，影响因素和内涵也有很大差异。因此，探讨成就动机时，不仅要考虑内在因素，还需顾及不同社会文化的意义。

情绪

情绪的定义

情绪为“感觉、特定的想法、生理状态、心理状态和相关的行为倾向。”情绪的涵盖范围广泛，包含内在感受及外在行为。
从上述的定义可知，人的情绪是由客观事物所引起的，这些事物在人们认识世界的过程中，与人发生了各式各样的联系，使人产生了不同的主观体验，这些主观体验就是所谓的情绪。情绪也是对现实的一种反应，只不过它是一种特殊的反应方式。第一，它不是反映事物本身，而是反映具有一定需要的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第二，引起人的情绪体验，是以需要为媒介的，并不是任何事物都能引起人的情绪体验。另外，人的各种情绪和状态也成为人们的需要是否满足的一个指标，同时是个人需要与社会需要矛盾统一关系的指标之一。总而言之，情绪心理学主要在探讨情绪的内涵与特性、情绪发生的因素与过程、情绪的表现方式与情绪行为的评量。

我们一般讲到的情绪，是包含著两种概念：先天产生的“情绪反应”与经由后天学习的“情绪表达”。

情绪反应(emotional reaction)：指我们受到外界刺激后，心里会产生的感觉，如快乐、害怕、骄傲等。分为“基本情绪”与“高阶/混合情绪”两种：

基本情绪：先天具有的情绪种类，且这样的情绪是跨文化普遍存在的。最著名的研究是 Paul Eckman（1972）发现在世界各地共通的六种基本情绪，包含：快乐（happiness）、惊讶（surprise）、恐惧（fear）、厌恶（disgust）、愤怒（anger）和悲伤（sadness）。

另外也有其他学者提出不同看法，像是Tomkin（1962）定义了八种基本情绪：惊讶、有趣、愉悦、愤怒、害怕、嫌恶、羞愧、痛苦。 Plutchik（1980）提出情绪轮(Wheel of emotions)：相互接近的情绪是关系较密切的，距离较远之情绪则较无关联性，而相对之情绪（如：高兴相对于悲伤）则代表相反的情绪。这个情绪轮模型同时也跟色轮一样，不同情绪如颜色一般可由叫基本之情绪混合而成。由Posner、Russell和Perterson（2005）提出情绪的环状模型(circumplex model)：此模型以两个向度对情绪作分类，分别是愉悦程度与激发程度

高阶/混合情绪：后天学习而来的情绪，且这样的情绪因文化与个体差异。随著年纪的增长，固体逐渐习得复杂的情绪，在三岁后开始会出现“骄傲、罪恶感、尴尬”等情绪感受。此外，在不同社会中产生的感受不尽相同，像是台湾可能较常有“亏欠”的感受；同样的情绪感受在不同文化中也可能有所差异，像是在东西方文化中引发“羞耻”的刺激可能有所不同。

情绪表达(emotional response)：指我们透过语言或肢体等方式，将这些感受表达出来让他人知道，分为有意识的表情、言语，以及无意识的为表情、肢体语言等。

一九二〇年代以后，对情绪的研究除了延续詹姆斯以来，对于情绪作用之生理控制中心的研究之外，社会心理学与心理分析学派及行为主义学派都提出各自对情绪的见解。前者如麦独孤(W. McDougall, 1871~1938)、佛洛伊德(S. Freud, 1856~1939)，后者如华生(J.B. Watson, 1878~1958)及哈洛(H.F. Harlow, 1905~1981)等。

麦独孤：强调人的本能活动，认为情绪和本能相连，均为满足个人某些生物性或生理欲望的需求而发。如：恐惧中含有逃跑的本能，愤怒中含有攻击的本能，仁慈中含有母性的本能，怀疑中含有好奇的本能等。有些情绪可能同时含有多项本能倾向，如：感激、怨恨、羞愧等。

佛洛依德：秉持其一贯重视本能的观点，视情绪为“本能的心理能量释放或满足的过程”。但是心理能量不能过度释放，须加以控制；其式是“压抑”，或应用“防卫机制”。后来凯勒曼(H. Kellerlman)于一九七七及一九八○年时加以衍生出八种控制基本情绪的防卫机制，即：“接纳与否认”、“悲伤与补偿”、“厌恶与投射”、“喜悦与反向”、“期待与理性”、“愤怒与替代”、“害怕与压抑”、“惊讶与退却”。

华生：则是行为主义学派对情绪研究的滥觞，说情绪是一种刺激与反应类型。据对婴儿的观察，发现人类至少有三种基本情绪，即：恐惧、愤怒和爱。

哈洛：依据华生之学说中“制约”的观点，发现除了四种基本感觉愉快、不愉快、兴奋、抑郁之外，其他的情绪，均依社会情境的制约而定，如恐惧及愤怒即由威胁性之社会情境而生。

一九五○年代以后，情绪心理学的发展，除了延续并加深对情绪之生理方面，情绪与本能的关系，以及情绪之刺激反应的制约之外，情绪的认知论及情绪的社会互动与社会结构论者也日见增加。也就是使情绪研究的重心，由注重先天遗传、生物方面的生理基础，转向后天环境、社会和心理基础方面。

从心理学对情绪的研究开始，到近来发现情绪与心理健康、生理健康、人际关系、工作或学习成效等各方面都密切相关，故情绪研究已与心理卫生及教育接合，致力于指导人们控制及调节情绪，以培养健全的人格，而达到“情绪成熟”的境地。所以情绪研究从实验室走向实际情境中，由研究情绪状态，进而探讨情绪的变化。情绪存在有许多后天可改变的部分。透过教育及心理卫生的工作，人可以学习调整自己的情绪作用。使情绪之消极、混乱、破坏性减少，成为积极、有组织、且有建设性的表现。

情绪的成分

动机行为的能量常源于相伴产生的情绪，情绪是动态且多层次的概念，为个体身心总动员的复杂组合，情绪至少包含六个元素：认知评估、生理反应、表情动作、主观经验、思考和行动、情绪反应。情绪依其持续的时间又可分成状态，心情及特质倾向：状态为针对清楚刺激的当下感受，具体而短暂，一般称为情绪状态；若持续时间较长，达二周以上，且造成之原因较模糊则称为心情(mood)；一旦成为长时间的特性且影响其一般性的行为倾向，则为特质倾向。

1.认知评估(Cognitive Appraisal)：

个体面临外界刺激时，会有意无意地对刺激进行一系列的评估(appraisal)，分析，解释与演绎刺激的意义，这种评估过程被认为是情绪的第一个组成部分，会引发后续一连串和其他情绪成分有关的反应。而当我们有意识地去评估时，会遵守特地的法则进而去决定情绪的向度和强度。在向度方面，有助于我们达成目标或动机的刺激，便可产生正向情绪例如：快乐、爱，相反地，阻碍我们达成目标的刺激则会产生负面情绪如：恐惧、悲伤。

举例：当你听到别人对你的赞赏时，你会去分析对方是真心地赞美还是讽刺来做出不同的回应。情绪评估有时是无意识的，因为有些是先天因素。

举例：当我们听到巨大声响会感到害怕。

许多原本中性的刺激，一旦与先天会引起情绪反应的刺激联结后，就会引发情绪反应，这称为条件化情绪反应(conditioned emotional response)。条件化情绪反应所涉及的评估历程，常是个体难以意识到的。而评估历程也并不全然都无意识进行，有些时候我们会很清楚地意识到自己解释及推论的历程，这些意识中的评估遵循特定法则来决定情绪的向度与强度。就情绪的向度而言，凡是被判断为有助于个体达成动机，信念或目标之刺激或环境者，便会产生正向情绪反应，反之，若刺激或环境会阻碍或违背个人遂行动机，信念或目标者，便会引发负向的情绪反应。1989 年时，Wyer 和 Srull 整理出公式，以推论正向及负向情绪的强度：

成功时所生成的正向情绪强度＝潜在动机的强度 ×（１－达成目标的主观机率）
失败时产生负向情绪强度＝潜在动机强度 ×（投入的心血－与成功的距离）

2.生理反应(Internal Bodily Changes)：

为内部身体变化，尤其指的是自主神经系统（交感与副交感神经）的反应与变化，控制心脏和其他平滑肌的周围神经系统的分支。当害怕，紧张，生气等情绪出现时，个体必须准备抵抗或逃避危险，因此交感神经(sympathetic nerves)活动增加，动员身体能量准备应付危机。反之，在放松，安静或舒服的情绪下，代表环境是安全的，则副交感神经(parasympathetic nerves)活动增加，使个体开始保存能量，恢复到正常的状态。生理活动是情绪的必然反应，生理反应的强度与情绪激发程度密切相关。

举例:测谎器便是利用生理多项记录仪(polygraph)同时记录个体几种自主神经系统的反应，诸如：心跳，血压，呼吸频率与肤电反应等，以得知被测者是否有说谎之可能性。

举例:当我们生气或紧张时，交感神经兴奋导致血压上升，心跳加快，口干舌燥，发抖，相反地，在放松的情况下，则是由副交感神经负责，所产生的反应和上述相反。

3.表情反应(Facial Muscle Movements)：

即面部肌肉运动，即以特定方式移动面部的肌肉动作，这些方式产生通常成为面部表情的东西。包含脸部和四肢的反应，当我们生气时，眼睛睁大，握紧拳头，当我们开心时，面露微笑，展开双臂拥抱他人，情绪表达的时机深受文化影响，不同的文化会以不同的社会规范以展现情绪表达，称之为展示规则，展示规则界定了情绪展现的时机或对象，这种展示规则是后天学习及自我克制的结果。

虽然情绪经验的表达具有共同的遗传基础，但情绪表达的时机以及强度则深受文化影响。一个文化会建立起各种社会规范，以节制展现某种情绪的时机与身分(Lutz＆Abu-Lughod，1990)^[90]。这种调节情绪表达的规范称之为展示规则(display rules)，展示规则界定了情绪展示的时机，对象与程度。

举例：当你感到恶心时，你可能会皱眉，同时抬起你的上唇并部分关闭上眼睛，仿佛要将令人感到不是的物理屏除在视线和嗅觉之外。

举例：当参与者独自一个人在房间看电影时，美国人与日本人的表情反应相当接近；然而，若参与者在观看电影时，旁边站著一位穿著白袍，很有威严的主试者时，日本参与者就表现得比较有礼貌，也较常微笑，且情绪的表达也比美国参与者来得温和。

4.主观经验(Subjective Experience)：

即情绪带来的情感状态或感受，此为我们最常识别的组成部分。主观情绪系指个体能察觉到自己正在经历某种情绪，情绪经验的产生又分为四种不同的观点：

詹郎二氏情绪理论（James-Lange Theory）——学者郎格(Carl Lange)和詹姆士(William James)主张情绪是由我们对生理变化的认知所引起的

例如，当我们看到一只蛇，我们可能会感到害怕。根据詹郎二氏情绪理论，这种恐惧感并不是直接由看到蛇这个刺激引起的，而是由我们对自己生理反应（例如心跳加速）的认知引起的

这个理论也受到几点批评：

不同的情绪会有相同的生理变化：兴奋跟愤怒都会使心跳加速
生理变化若由自主神经支配，则个体无法感知
使用人工方式使个体有生理变化并不能产生情绪：给予肾上腺素不能让人产生害怕的反应

侃巴二氏情绪理论(Cannon-Bard theory)——也被称做视丘情绪理论(Thalamic theory of emotion)美国生理学家侃浓(Walter B. Cannon)与巴得(Philip Bard)主张生理反应与情绪经验是同时进行且独立发生，例如：看到一只蜘蛛可能会引发身体反应（如抽回手）和情绪反应（如恐惧感）。这是因为人体反应较较情绪变化缓慢，而且身体的反应无法完全解释人类的各种情绪。
夏辛二氏情绪理论——又可以称为情绪二因论，夏赫特(Schachter)和辛格(Singer)认为情绪经验是由两种原因：(1)对自己生理变化的认知、(2)对刺激情境性质的认知这两种称因而生，例如：在动物园看到老虎，生理反应上会害怕，但认知评估情境在动物园中，不会有危险，没有害怕的情绪反应。
情绪相对历程论（Opponent-process theory, Solomon & Corbit, 1974）——大脑中职司情绪的部位，可能存有某种组织，该组织在情绪状态时，会发生与此状态反向的相对作用。即苦尽甘来（如跳伞）和乐极生悲。但大脑所产生的效果会较慢出现及结束，因此出去玩得很high之后，回家会有点失落，就是大脑的作用在刺激结束后尚未消失的缘故。

5.思考和行动倾向(Thought-action Tendencies)：

和情绪密切相关的组成部分，即特定思想行动倾向-以某种方式思考和行动的冲动。

举例：当某些东西激发你的兴趣时，你希望探索并了解它的更多信息。当有人激怒你时，你可能会产生肢体或口语的攻击行为。

6.对情绪的反应(Responses to emotion)：

意味著人们如何应对或回应自己的情绪或引发情绪的情况。

以上这六个组成部分必须同时出现才能构成情绪，且没有任何一个组件是简单的或一维结构的。事实上，每个情绪成分都可以被视为一个独立的系统，与其他系统相互作用以创造情感。将情感视为涉及多个组成部分的复杂系统有助于将情绪(emotions)与紧密相关的状态，如心情(moods)区分开来。

情绪的成分
成分	说明	范例
认知评估	个体面临外界刺激时，进行分析和解释刺激的意义，这种评估引发后续情绪反应。正向情绪来自有助于目标达成的刺激，负向情绪来自阻碍目标的刺激。	当听到别人赞赏时，判断其真诚度以决定回应；听到巨大声响时感到害怕。
生理反应	由自主神经系统控制的身体内部变化，情绪强度与生理反应密切相关。	生气时心跳加快、血压上升；放松时副交感神经活动增加。
表情反应	脸部肌肉运动形成面部表情，情绪表达受文化影响，不同文化对情绪表达有不同的规范。	感到恶心时皱眉；日本人在有威严者在场时表现得更有礼貌。
主观经验	个体对情绪的内在感受，是情绪的识别部分。	詹郎二氏情绪理论认为情绪来自生理变化的认知；侃巴二氏理论认为生理反应和情绪经验同时发生；夏辛二氏理论认为情绪来自生理变化和对情境的认知。
思考和行动倾向	情绪触发特定的思想和行动倾向。	感兴趣时希望探索更多资讯；被激怒时可能会有攻击行为。
对情绪的反应	人们对情绪或引发情绪情境的反应。	出去玩得很开心后回家感到失落（苦尽甘来，乐极生悲）。

情绪与心情的不同：

情绪(emotions)在多种方面与心情(moods)截然不同。首先，情绪通常有明确的原因。其二，情绪通常是短暂的，只持续几秒或几分钟，但心情持续时间较长，持续数小时甚至数天。第三个区别是情绪通常暗示前面描述的多组分系统，但心情可能仅在主观体验水平上显著。最后，情绪通常被概念化为抽象、离散的类别，如恐惧，愤怒，快乐和兴趣。相比之下，心情通常被概念化为沿著愉悦和觉醒水平的变化。然而，最后一点仍然存有争议。

情绪智商的定义:

情绪智商是一种察觉、表现、了解、运用，以及管理情绪，以促进个人健康的能力。
更精确的说法，情绪智商是一种准确地察觉、评估、表现情绪的能力。
情绪智商是一种接受并产生情绪以加强认知活动的能力；一种能觉察情绪满溢(affect-laden)讯息，并适切运用情绪知识的能力；
一种管理自身与他人情绪以提升情绪与智能健康，并增强社会适应性的能力。

情绪商数(Emotional Intelligence Quotient，EQ)

情绪商数，简称情商（Emotional Intelligence Quotient，EQ），是一种自我情绪控制能力的指数，由美国心理学家彼德·萨洛维(Peter Salovey)于1991年创立，属于发展心理学范畴。情商是一种认识、了解、控制情绪的能力。但也有人质疑情商是否是一种智力能力的扩展表现。跟智商不一样，情绪商数可以经过指导而有改善。

丹尼尔·高尔曼(Daniel Goleman)和其他几个研究者，发展了情绪商数的概念并声称它至少像更传统的智商一样重要，提出混合模型，此模型分为五个向度：

自我察觉：(Self-Awareness)精准的情绪自我察觉(emotion self-awareness)自我觉察是情绪商数的基础。有时候我们是无法在意识层面所觉察到感觉，例如：当呈现蛇的图片给害怕蛇的人看时，此时皮肤上的感应器有侦测出冒汗，而这是有焦虑感的征象，即使是如此，此人仍表示不感到害怕。如果人没有能力去认清自己的感觉，将能够做适当评估，然后去改变它。
自我规范：(Self-Regulation)积极、适当地控制和表达情绪自我情绪。情绪的表达是可控的，不会“情绪失控”。冲动控制是延宕冲动的能力，是重要成功特质。会冲动控制的人们是善于社交能力、自我肯定及更能够应付生活上的挫折。由后天教导是能发展出这种能力的。
自我动机:调动情绪，达成自我激励、自我驱动，完成目标情绪管理主要是去平衡生活中坏的和好的情绪。根据研究指出，愤怒似乎是最困难管理的。一般最常听说，发泄出来将会让你感觉好一点，但事实上，研究者发现这是最糟的策略之一。“换个角度”是一个更有效的方法，这是让人们意识地重新解释情况，让情况变得更正面。而换个角度重新来看、分散注意力、深呼吸及沉思这些方法，都可以对抗像忧郁、焦虑和愤怒的坏心情。
同理心：(Empathy)共情能力强，通过细微的信号，敏感地感受到他人的需求和欲望，识别他人的情绪。是很好的“聆听者”，当别人在倾诉时，能巧妙地回应，表达理解、尊重对方的诉求。善于调控他人的情绪反应，帮助别人表达情绪。在社会生活中，能体会别人的感觉是重要的，即使拥有高智力，仍必须在人际关系中更加敏感及有良好的交际手腕，而具高情绪商数的人将能够表现出众。
现实检验能力：(Social Skills)精准和客观地检验现实(reality testing)环境中的资源、有利与不利的事物。面对现实能保持乐观主义积极地接受变化，综合各种资源灵活应对多变的环境和压力，成功地解决问题而不失控。

此外常用的也有萨洛维和梅耶尔定义的能力模型，此模型包含四种能力：

感知情绪：侦测和解读脸部、图片、声音和文化制品中的情绪的能力，包括辨识自己情绪的能力。感知情绪是情绪智商的一个基本方面，因为它使情绪讯息的所有其他处理成为可能。
运用情感：运用情绪促进各种认知活动的能力，例如思考和解决问题。高情商的人可以充分利用自己不断变化的情绪，以最好地适应手边的任务。
了解情绪：理解情感语言并欣赏情感之间复杂关系的能力。例如，理解情绪包括对情绪之间细微变化敏感的能力，以及识别和描述情绪如何随时间演变的能力。
管理情绪：管理情绪调节我们自己和他人情绪的能力。高情商的人可以驾驭情绪，甚至是负面的情绪，并管理它们以实现预期目标。

补充:丹尼尔‧高曼(Daniel Coleman)所提出的情绪智商，即包括：

如何激励自己越挫越勇
如何克制冲动延迟满足
如何调适情绪，避免因过度沮丧影响思考能力
如何设身处地为人著想，对未来永远怀抱希望

情绪的差异:

  上述關於情緒的討論都著重在相似之處，但是在特定情況下，會隨個體的個性、社會化過程和性別不同而有差別。

性别差异:刻板印象中，女性通常拥有较多的情绪，而除了“愤怒”、“自尊心”外，男性则不会表现太多的情绪。许多研究发现，这些既定的印象会影响个体对于情绪的表达，例如:在照片中，女生展现开心的笑容普遍被认为较有吸引力，男性则要展现自信才会显得有吸引力；相较于男性，女性在表达“愤怒”情绪会比较更不自在。
文化差异:心理学家在探讨这个议题时会由集体主义(collectiüism)和个体主义(indiüidualism)两个面向来探讨。在集体主义中，个体会因想要融入社会，或是创造和谐的人际关系而影响自己的情绪。相反的，在个体主义中，每个人被视为分开的个体，展现自己独特情绪。在不同的文化中，人会因为不同的习惯而在相似的情境下展现不同的情绪。例如:同样都是朋友约会迟到，义大利人会展现集体主义，而有难过的情绪；加拿大人则会展现个体主义，而有愤怒的情绪。

情绪的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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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普拉奇克的情绪轮

许多研究都会定出一个“情绪模型”用以分类情绪。每个学者所归类出的基本情绪模型不尽相同，模型依性质会分为离散向度和连续向度两种。其中，离散向度有普拉奇克(Robert Plutchik)的情绪轮理论，主张人类情绪是由 8 种基本情绪组合而成。连续向度则有罗素(Russell)的环形理论，他主张情绪能以两个基本向度：愉悦与否与激发程度(arousal)的强弱，在二维平面上形成 360 度的情绪环列模型。

罗伯特·普拉奇克(Robert Plutchik)的情绪轮理论

情绪的分类与向度观点，并非完全独立。如普拉奇克的观点就结合了分类及向度两种取向。他分析大量情绪字汇的评比，得出8种基本的情绪，分别为：喜悦及悲伤、害怕及愤怒、惊讶及期待、接纳及厌恶等四双对立的情绪，每双情绪互相对立，亦即情绪具有两极性。除了相邻的情绪容易混和之外，远距的情亦可以混和。例如:

第一级对子（相邻情绪的混和）

快乐+接受=友谊
恐惧+惊讶=警觉

第二级对子（相隔一格情绪的混和）

快乐+害怕=罪恶感
悲哀+愤怒=郁闷

第三级对子（相隔三格情绪的混和）

快乐+惊讶=愉悦
预期+恐惧=焦虑

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的情绪环形理论

此理论认为情绪可由两个独立的向度进行表示：愉悦与否(pleasant-unpleasant)与激发高低(high arousal-low arousal)，形成一个二维平面。共计有二十八个情绪字在此平面上被分类，其中包含愉快的(pleasant,0°)、兴奋的(exciting,45°)、激发的(arousing,90°)、悲伤的(distressing,135°)、不愉快的(unpleasant,180°)、沮丧的(gloomy,215°)、困倦的(sleepy,270°)、放松的(relaxing,315°)。

情绪的向度理论

情绪的向度理论(dimensional emotion theory)，有学者认为人类情绪是座落在不同向度中的独立节点，罗素曾提出情绪由激发程度、愉悦程度、以及自主性三个向度所组成。他也提出两个基本向度所构成的情绪环列模型，经所有情绪依据愉悦与否与激发高低两个向度进行分类。前者表示接受刺激后人类感觉到舒适或不舒适的程度；后者则指人们接受刺激所带来的情绪感受有多强烈。

最著名的则是罗素的情绪环列图，越高位置的情绪越激扬，越低位置的情绪越不活泼。越左方的情绪越负面，越右方的情绪越正面。其中，“愉快、轻松、厌烦、惊恐”是这四个基本区域的典型代表情绪。

除此之外，亦有学者认为情绪的向度应该有三个，例如可借由对语义区辨分析将情绪的向度分为三个：情绪价性、激发水准、以及自主性。此三向度分别用于评估愉悦与否、激动程度、以及支配程度。此外，还有学者认为情绪向度应该还包含第四个向度不可预测性。

常见的负向情绪

以下将常见负面情绪分为愤怒、恐惧、忧郁、悲伤、紧张加以说明:

愤怒

愤怒是一种强烈的情绪状态，涉及对感知到的挑衅、伤害或威胁的强烈不舒适和不合作的反应。一个经验到愤怒情绪的人，通常也会体验到相应的身体反应，如心率加快、血压升高以及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水准升高。有些人将愤怒视为一种情绪，它会触发部分战斗或逃跑反应。当一个人有意识地选择采取行动，以立即停止另一种外部力量的威胁行为时，愤怒就会成为行为、认知和生理上的主要感觉。

当人的身体或心灵受到不公义的伤害时，就容易产生愤怒，而预期这样的伤害即将或再度到来时，就会产生恐惧。愤怒最危险的特征之一，就是会引发对方同等的反应，造成恶性循环。愤怒很少单独出现，在发怒之前或之后，常伴随著恐惧，包括恐惧对方的反应、自己脾气的失控、或造成其他伤害等等。愤怒的人很可能对起因有所误解，因为愤怒会导致自我监控(Self-monitoring)能力和客观观察能力的丧失。有些人愤怒时会同时讨厌对方，或是讨厌自己无法控制脾气；有些人则会感到内疚或羞愧。愤努之人通常出现相对应的反应，如心率加快、血压升高以及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水平升高，并引发下一步行为，如触发部分战斗或逃跑反应。

而愤怒带来攻击的倾向，也就是有意的以语言或肢体伤害他人或破坏财物。学者曾对愤怒产生攻击提出以下理论。

挫折-攻击假说（Frustration-Aggression Hypothesis）：杜拉德(J. Dollard)等提出了挫折与攻击之间具有一种内在的因果关系：挫折导致某种形式的攻击行为，而攻击行为的产生总是以某种形式的挫折存在为先决条件。该假说将挫折定义为“目标反应的受阻”。至于挫折在多大程度上引起攻击行为，则取决与以下四个因素：反应受阻引起的驱力水准、挫折的程度、挫折的累积效应、所著攻击反应而可能受到的惩罚程度。当达到目标的努力受到阻碍时，会引起个体的攻击驱动力，进而做出伤害引起挫折对象的行为。举例：主管的不当督导可能对员工的身心健康产生不良影响，进而产生不同攻击行为。研究结果显示^[91]：(1)主管不当督导行为越多会使员工产生更多的反应方式(直接攻击、间接攻击、退缩行为)。(2)员工对主管展现越多反应行为时，会使员工的身心健康越差。(3)员工反应方式会中介主管不当督导与心理健康。(4)自我控制会调节主管不当督导与员工反应方式。

认知新连结主义:愤怒与攻击行为是由不愉快或令人厌恶的情境或事件所引起，即使没有明确的攻击对象，但是闻到臭味、感觉高热、拥挤、疼痛，同样能引发愤怒感。

愤怒的行为与语言通常会短暂甚或永久的破坏人际关系，而常常引起对方的反击。有时候即使没有愤怒的言语或行为，对方也能透过表情或语调知道自己在生气，如果对方也因此生气或表现不屑一顾，都可能使自己难以自制而爆发更激烈的情绪。因此，生气的小孩会失去同侪的认同，愤怒的大人同样不受欢迎而令周遭的人敬而远之。但愤怒也有正面的意义，他让我们能有勇气阻止或改变令人生气的事情，通常要让冒犯者停止行动，需让对方了解自己的不高兴。当然，愤怒也可能激发对方同样的反应，若能以不表现愤怒或建设性的方式表达内心的感受，避免用言语或行为攻击令自己愤怒的对象，则会得到较好的结果，但最困难的点就是愤怒的情绪不只是心理，也有心律加快、血压升高等生理反应，觉察到自己愤怒的感受，能帮助个体调整、压抑与控制自己的反应。此时暂时放松或是转移注意力，较能重新评估当时的情境，想到避免愤怒言语或冲动行为的方法。

恐惧

严格来说，研究时接触到的恐惧，其实不能算一种情绪。虽然没有明确定义，但是在一般文献中提到的情绪，貌似都指的是比较长时间维持的一类；文献中的恐惧，则常常是让人观看恐怖图片所引发相对短暂的“状态”。恐惧能让人辨识、逃离危险，进而增加生存机率，如有人作势要杀你，依照人类的基本反应就是逃跑。虽然恐惧有转瞬即逝的性质，却与人、动物的生存有著强烈的关系。既然有著与生存相关的特性，想必会让人联想到的即是大脑里面相对古老的结构——杏仁核。近年的文献^{[期刊 1]} ^{[期刊 2]}^{[期刊 3]}中，不只提到杏仁核与恐惧的学习、记忆有关系，也有提到其中的分子互动机制。

另外，恐惧也和痛觉有关系。这就必须提到^{[期刊 4]}的实验，他们让人观看恐怖图片，然后对手指等末梢之处做触觉实验。结果发现，在恐惧的状态下，受测者感受到的疼痛程度较低，他们所提出比较偏向生理上的解释是，恐惧使流往四肢的血液减少，因此，触觉变得比较不敏锐；也或许是演化使然，毕竟人在面对恐惧的时候，感受疼痛不比逃跑或其他求生功能优先，才得到这个结果。

有一种观点认为，突然的响声、可怕的场面等容易引起心率改变，心动过速会引起似乎被追赶的心悸感（例如中医有“心动过速者，惕惕然如人将捕之”之说），心动过慢或早搏则会引起心悬空、心下沉等心悸感。一般的人在白天清醒时心动过速、过慢通常只引起两种不同的心悸感，很少会引起恐惧感；而心理素质不好的人、心功能不正常的人、心脏病患者或在睡眠中的人发生心动过速、过慢就会引起恐惧感，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恶梦。

此外，恐惧是一种本能，为了能更灵敏地感知环境，生物也能透过后天学习“恐惧”。1920 年进行的“小艾伯特实验”(Little Albert experiment)片面证实了可以通过后天培养让人类婴儿对其本来不惧怕的物体产生恐惧感，类似的研究也证实了可以让人对动物、高层建筑、花、云等事物产生恐惧感。在实验对象感到恐惧时，观察到大脑边缘的活动加强，这些研究为“恐惧来自对事物的认识方式”提供了依据。尽管如此，人类对未知的恐惧目前仍未因社会的进步、价值观的发展而改变，例如从古至今人类对“疫病”的恐惧：从中世纪的鼠疫、近代的天花、近现代的流行性感冒、2002-2003 年的 SARS、一直到 2019 开始爆发的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Covid-19)皆是如此。

人类对恐惧所产生的反应

人在感到恐惧后的正常反应是：肾上腺素大量释放，身体进入应急状态，心跳加快、血压上升、呼吸加深加快；肌肉（尤其是下肢肌肉）供血量增大，以供逃跑或抵抗；瞳孔扩大、眼睛大张，以接收更多光线；大脑释放多巴胺类物质，精神高度集中，以供迅速判断形势。人在恐惧时胃粘膜变白、胃酸停止分泌，可引起消化不良。消极的情绪常引起肌肉收缩甚至引发痉挛疼痛。现代医学研究已知不良情绪与癌症、糖尿病、风湿病心血管疾病等严重危害人生命的疾病发生、发展密切相关

人类及类人猿等动物感到恐惧时常会发出尖叫声。对动物的观察表明，群居动物的某一个体看到天敌而发出尖叫后，其同类能根据尖叫的示警迅速逃跑。

心理学定义

在心理学中，恐惧与焦虑及敌视被誉为心理学的重要元素，亦是神经症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恐惧与焦虑都是对危险的情感反映，并都伴随着生理上的感觉，但两者虽然接近却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关于两者之间的关系可以参考卡伦霍尼的解释

＂前面我会把焦虑作为恐惧的同义词使用，由此指出了两者之间的血缘关系。事实上，焦虑和恐惧都是对危险境况做出的情绪反应，都可能伴随种种生理感觉，如颤抖、出冷汗、剧烈的心跳等。这些生理变化可能非常强烈，以致产生一种突发的、强烈的恐惧，甚至可能导致死亡。尽管如此，焦虑与恐惧之间仍有不同之处。当母亲仅仅因为自己的子女身上出了一点丘疹或患了轻微的感冒，就害怕自己的子女会死去的时候，我们把这叫作焦虑；但如果子女确实患了严重疾病，母亲因此而感到害怕时，我们则把她这种反应叫作恐惧。如果有人一站在高处就感到害怕，或者每当他必须就一个他知道得十分清楚的专题与人讨论就感到害怕时，我们把他的这种反应叫作焦虑；而如果他感到害怕是因为他在狂风暴雨、雷电交加之际迷失于深山老林之中，我们则把他这种害怕叫作恐惧。到此为止，我们可以做出一个简单而明确的区分：恐惧乃是一个人对自己不得不面对的危险做出的恰如其分的反应，而焦虑则是对危险的不相称的反应，或甚至是对想象中的危险的反应。＂《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卡伦•霍妮

DSM-IV-TR定义了两类恐惧症：社交恐惧症和特殊恐惧症。

1. 社交恐惧症（social phobia）：社交焦虑症患者害怕他人的负面评价，且会对可被他人观察到的公众场合感到持久而非理性的恐惧，这些恐惧可能是由他人的感知或实际审查引发的，并会导致其在日常生活的某些方面造成相当大的痛苦和功能受损。社交恐惧症的主要诊断标准是害怕成为关注的焦点，或害怕做出令人尴尬或羞辱的行为，以及回避和焦虑症状。其身体症状经常包括过度脸红、出汗过多、颤抖、心悸和恶心，也可能会出现口吃以及快速的言语。一些患者可能会使用酒精或其他药物来减少社交活动中的恐惧和压抑。
2. 特殊恐惧症（specific phobia）：患者对若干特殊类型的物体或情境感到恐惧，当接触到这些物体和场景时，便会立即感到特有的恐惧。DSM-IV-TR根据患者所害怕物体的来源将特殊恐惧症分为如下几类：血和注射、情景（如飞机、电梯）的幽闭恐惧症，动物和自然环境（如高处、水）的恐惧症。一些特殊恐惧症，如动物恐惧、血恐惧、鬼恐惧、黑暗恐惧和牙齿恐惧可以追溯到儿童期。大部分儿童都会经历某一恐惧，比如害怕黑暗、害怕陌生人、害怕死亡和虚幻的物体等，但是它们大多都能自行消散。其他一些恐惧症，如吞咽恐惧症可能由吞咽食物时引发的创伤性事件所致。

特殊恐惧症对个人生活的影响取决于恐惧性刺激是否经常出现在个体的生活中，例如有些事物较其他事物容易避开，但是当人们所害怕的是狗、昆虫或水这些常见的事物时，想要避开就要煞费苦心，而且可能大大地限制了他们的活动。特殊恐惧症有时也和其他心理障碍相伴出现。例如，2/3伴有广场恐惧症的恐惧障碍患者也会遭遇某一特殊恐惧症，如情景恐惧症、牙齿恐惧症等。

忧郁

根据 Marco Hermesdorf 与其他研究者的研究结果^[92]，负面情绪和生理病痛大多都呈现正相关，其中通过统计发现忧郁症的相关程度是最高的。巧合的是，这段的忧郁也和前一段落的恐惧一样，和痛觉有些许关连。只不过不同的地方是，忧郁会让痛觉的程度放大。他们发现，忧郁症的患者对痛觉的敏感度比非忧郁症患者来得高，并且对于痛的产生的门槛值也比较低。

尽管忧郁症由许多情况如疑病症和焦虑而加重，它通常具有五组特征:

一种悲哀的、冷漠的心境。
一种消极的自我概念，含有自我谴责、自我责备等等。
一种回避他人的期望。
一种睡眠、食欲和性欲的丧失。
一种活动水准上的变化，它经常具有激动的形式，但更经常的是包含著嗜睡症。

在这些典型的分类之外，已经做了进一步划分的尝试。例如：精神病的忧郁症和神经症的忧郁症一般的区分。

**精神病的忧郁症 vs 神经症的忧郁症**的一般区分
分类	精神病的忧郁症	神经症的忧郁症
程度	较剧烈且有妄想特征	较不剧烈
内外源性	被认为由生理故障引起	因环境引起

要使这个区分具有任何可信性往往是困难的。实际上，一般的忧郁症诊断问题很棘手。例如有是一个死了妻子的男人，如果他立即显示出上述特征，会被认作是正常的悲伤;如果两年以后他仍有这种特征，那么就是郁忧症。如前面论述的一样，这里仍旧有分界线划在哪里的问题。

门德尔处理了某些是否把忧郁诊断为变态的问题。他指出在生活事件和忧郁之间所报告的联系不可能提供出因果关系，而只能是相互关联的。典型地说，忧郁被看作疾病或能力下降的结果。与其说存在是直接的因果性解释，不如说环境压力与潜在的心理倾向可能在相互作用。所以从门德尔以来，内源和外源忧郁症的术语已运用于不同的反应模式。通常认为，内源忧郁症比外源的更为剧烈，它特别表现出减幅的运动反应、极深的忧郁、缺乏反应性、一般兴趣丧失、午夜失眠和缺乏自我怜悯。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由于社群媒体的广泛流行，“FOMO”(fear of missing out)的心态让我们花费大把时间在社群媒体上，深怕漏掉什么消息，但它却也带给使用者不少负面情绪，例如当我们在Instagram上看到朋友们出游、派对的欢乐照片，可能会产生“除了我以外，大家的生活都很美好”的错觉，长期累积的负面情绪可能会造成比较、自卑、忌妒的心态，甚至引发焦虑与忧郁。但使用者必须知道的是，社群媒体并非生活的全貌，许多人选择只展现生活美好的一面，而隐藏了辛苦的部分，就如同在下方述“动机-社群网路”部分所说明，人们为了得到他人“按赞”的肯定，会有动机在社群媒体上展现自己最好的一面，因此使用者应有正确的认知，而非一味地让社群媒体绑架自己，影响情绪和生活。

悲伤

悲伤是一种感觉到“丧失”的情绪反应，当个体失去自己渴望、想要的人、事、物时便会产生。引起悲伤的事件通常是不愉快且常由非当事人所能控制的外部客观因素所导致(Kalat & Shiota, 2011)。让人最悲伤的是不可挽回的丧失，无论做什么都不能换回自己所失去的东西(Lazarus, 1991)。

悲伤时的生理反应悲伤时，人体的生理反应包括体温降低，对寒冷的敏感度增高；舌头上的味觉（尤其是甜味）受体减少，令人吃东西觉得食之无味；免疫力下降，罹病机率大增。此外，当感到悲伤时，虽然你会觉得大脑不活跃，实际上，大脑反而会更努力工作：超过70个不同区域被触发，特别是海马回和前额叶会异常活跃，这会导致大脑对葡萄糖的需求增加。

除了上述的生理反应，悲伤时的生理疼痛常被称为心痛。尽管悲伤的确会造成生理的疼痛，但并不一定是心脏在痛。人们从情绪转为生理痛的主要原因是大脑的ACC区域会活跃，当感到压力或疼痛时，ACC区域会增加迷走神经的活动。迷走神经分布从脑干到胸部、颈部甚至腹部，所以当神经活动接受大量刺激时，会引发疼痛或想吐的感觉，这解释了为什么心痛的情绪会引发生理疼痛。

一些相关实验验证了人际受挫与生理反应的关系，发现人际受挫的感觉（包含失恋）可能是所有情绪中最能引发身体痛苦的。以下是一个实验的例子：

在2003年，神经学家Naomi Eisenberger和Matthew Lieberman进行了一项实验。第一个测试是让受试者观看前任的照片并回想分手经历，再请他们观看朋友的照片，并回想最近一次相处的美好经验来做比较。第二个测试与身体疼痛相关，受试者的左前臂受到热刺激，有热到会痛的刺激，也有温暖的刺激。在两个测试中，研究人员利用fMRI侦测受试者的大脑，借由比较脑中活跃区域的变化，观察社交挫折与身体疼痛的关联。结果发现，人际受挫与热刺激引起的痛苦相似，显示人际受挫（心痛的情绪）与身体疼痛的神经回路有重叠性。

有关悲伤的假说

为何人类要演化出悲伤的功能，以下有三种假说:

1.悲伤的疼痛假说:

悲伤是个体面对高度压力事件的一种心理反应，是由美国心理学家萨缪尔·巴克斯特（Samuel Bakker）和约翰·博利森（John Bowlby）提出的一个理论，旨在解释人们在失去亲人或重要人物时所经历的悲伤和疼痛的关联性。这一假说认为悲伤和身体上的疼痛是紧密相关的，失去亲人或重要人物会引发身心上的疼痛感，就像是身体上的伤痛一样。这种疼痛感可能表现为胸部疼痛、头痛、肌肉紧张等身体上的不适感。

2.悲伤的回避假说:

悲伤具有回避社会联系的功能。当个体被社会团体排挤时，发现自己不受到欢迎时会感到悲伤，而它能帮助你回避这些社会联系，不与他人来往，过一段时间等本身状态好转或改进后，再重回社交圈。(N.B.Allen&Badcock,2003)

3.悲伤的求助假说:

悲伤具有求助功能，可以提高社会注意。悲伤的情绪和表现能引起他人注意到自己所面临的压力与事件，让个体显得无助，引起别人对自己的关注并增加受到帮助的机会。若悲伤是暂时的，朋友或家人会来帮助你；但若悲伤持续太久而成为了忧郁，若入不断地要求再保证中，则亲友会转而回避你。(Nettle,2004)

生活中，悲伤的情绪是难以避免的，但至少可以不被悲伤给击倒，甚至悲伤过头演变为忧郁。对付悲伤的方法与应付压力的方法相仿，个体可以对悲伤事件重新诠释，强调该事件的正面意义；此外，失眠与忧郁有密切关联，个体能透过维持固定的睡眠作息，降低忧郁的风险 (Wehr et al.,1998)；规律的运动习惯抑能抵抗轻微的忧郁 (Leppamaki,Partonen&Lonnqvist，2002)。

紧张

紧张是人体在精神及肉体两方面对外界事物反应的加强。好的变化，如结婚、生子；坏的如离婚、待业，日久都会使人紧张。紧张的程度常与生活变化的大小成比例。紧张使人睡眠不安，思考力及注意力不能集中，头痛，心悸，腹背疼痛，疲累。普通的紧张都是暂时性的。突发性的紧张是一种恐惧感。

紧张示例

1.精神处于高度准备状态，兴奋不安。例如：第一次登台，免不了有些紧张。

2.激烈或紧迫，使人精神紧张。例如：紧张的劳动/紧张动人的情节/球赛已经进入紧张阶段/工作紧张。

3.供应不足，难于应付。

4.考试时情绪过度焦虑。

消除紧张的方式

当今世界是一个竞争激烈、快节奏、高效率的社会，这就不可避免地给人带来许多紧张和压力。人们需要适度的精神紧张，因为这是人们解决问题的必要条件。但是，过度的精神紧张，却不利于问题的解决。从生理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若长期、反复地处于超生理强度的紧张状态中，就容易急躁、激动、恼怒，严重者会导致大脑神经功能紊乱，有损于身体健康。因此，要克服紧张的心理，设法把自己从紧张的情绪中解脱出来。

有效消除紧张心理，从根本上来说一是要降低对自己的要求。一个人如果十分争强好胜，事事都力求完善，事事都要争先，自然就会经常感觉到时间紧迫，匆匆忙忙（心理学家称之为“A型性格”）。而如果能够认清自己能力和精力的限制，放低对于自己的要求，凡事从长远和整体考虑，不过分在乎一时地的得失，不过分在乎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和评价，自然就会使心境松弛一些。二是要学会调整节奏，有劳有逸。在日常生活中要注意调整好节奏。工作学习时要思想集中，玩时要痛快。要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适当安排一些文娱、体育活动。做到有张有弛，劳逸结合。

当一个人已经出现了紧张的情绪反应时，该怎么调适呢？对于这种情况，人们习惯上常常会劝慰当事人：“别紧张！”“有什么大不了的！”而当事人自己也通常会这栏告诫自己：“别紧张！”“有什么了不起的！”然而，十分不幸的是，这种办法几乎是行不通的，实际上这会使人感到更加不安。因为这是在和自己过不去，在给你制造更大的紧张。正如有句话所说的“情绪如潮，越堵越高。”

当紧张的情绪反应已经出现时，有效的调适方法应该是：

第一，坦然面对和接受自己的紧张。第二，做一些放松身心的活动。一些常见的作法例如：活动身体、深呼吸、静坐、转移注意力等。

补充

对负向情绪的看法、负向情绪与健康的关联。综上所述，“正面情绪带来正面影响，负面情绪带来负面影响”或许可以是个好总结；然而，“情绪被压抑会对身体健康、记忆产生负面影响”也是项重要的论点。负面情绪的产生其实正是情绪能被抒发的关键，同时抒发过程中，也能让旁人明白自己需要帮助、让自己得到关心与鼓励。由此来看，负面情绪本身的存在其实是非常有价值的；而生活节奏、压力、习惯、环境造成的情绪压抑，使负面情绪堵塞在心中所造成的身心失调，才是我们应该正视的问题。

对于各种负面情绪所产生的一些影响，值得一提的是情绪管理的重要性、压抑情绪的坏处分别在近年的文献^[93] ^[94]被证实。在 Song, Y.等人提出的这篇文献中，他们用问卷的方式去获知身体健康程度与情绪管理的能力，结果发现，情绪管理越好的受测者大多是比较健康的；这个团队所给出的解释是，情绪管理相对差的人，或许比较容易养成不好的习惯，例如：暴饮暴食、抽烟等。而在这篇^{[期刊 5]}则是以 fMRI 去观察脑部活动，发现人在压抑情绪的时候，海马回帮记忆做编码的功能会受到干扰，进而使记忆效果降低。

表情反应

表情反应(expression)，包含面部，声音，以及肢体的反应。

给予一个情境假设：当人类感到愤怒的时候，其面部可能产生眉头紧皱、双眼不自觉睁大、嘴唇紧闭甚至咬牙切齿等征状。我们通过这些表情反应，来沟通或传达警示，若对方能够因此察觉有不适当的情况，并及时予以道歉，就可免于争执。

情绪是一种强而有力的社会沟通工具，使他人能够在观察另一人的表情反应后，做出不同的沟通方式来应对。无论是正向或负向情绪，这都是一种非语言的表达，且不需要经过很多程序或机制来理解，即使是没有受过教育的孩子或年长者，抑或是不同语言的使用者，也能透过这种沟通的机制传达出心中所想，并且阐释、理解他人的心思，我们甚至可以认为，情绪表达比起语言文字更为强大，因为其反应更容易被其他个体察觉，透过观察面部的表情及行为反应，便能侦测出他人的心理状态；相对的，面部情绪较不容易隐藏及欺骗大众目光。举例来说，一个手足无措或频频眨眼的人，很有可能正试图掩藏其内心的想法或事情，因此在赌场上，老练的赌徒常会借由墨镜或口罩等伪装来隐藏自己的信息，或刻意摆出面无表情的脸色以防泄漏出他内心真实的想法以及他手中扑克牌的好坏。

事实上，相较于语言，脸部表情与肢体动作往往透露出更多讯息，而学习解读这类讯息，可以运用在非常广泛的领域：心理治疗师可以透过这些讯息，了解病人自己都没有察觉的的真实感受；心思细密的探员甚至可以利用这样的技巧侦讯犯人和查案。

脸的功能

一张脸让我们认识拥有者的独特身分。在许多情况下，脸被用来判断吸引力的指标，一张吸引人的脸通常可以得到更多的社会报偿。

除此之外，我们更能从他人的面部表情读出其内心的感觉，不只作为读出(read-out)的展示工具，人脸也可以是读入(read-in)情绪启动的工具和读逾(read-across)的社会工具。心理学家施卓克(Fritz strack)等人要求实验参与者将一支笔以不同的方式含在嘴中，其一是以上嘴唇含住，另一是以牙齿咬著。结果发现以牙齿咬著的参赛者报告出较正向的情绪经验，他们在看卡通漫画时，也表现出较多的欢笑反应。这是因为以牙齿咬住的情境，与“露齿微笑”相同，故而有促进正向情绪的效果;反之，以唇含住笔的脸部表情则像是“嘟嘴讨厌”的表情。因此，一个人的脸部表情可以影响个人的情绪经验，例如快乐的面孔可带来回馈，使人觉得更快乐；而对于拥有负面情绪的人而言，即使是假装出来的微笑，也能促进大脑分泌血清素（快乐贺尔蒙）、多巴胺（快乐物质）、脑内啡（脑内麻药）三种物质，进而使心情变得开朗。近年来，亦有相关研究证实微笑能有效对抗产后忧郁症，使人走向正面积极。同时，脸也会影响“社会情境”中的其他人，使他们模仿表情产生相关情绪。

透过面部表情是情绪沟通有效的模式之一，动物行为学家提出证据显示，除了人之外，灵长类动物使用面部表情作为建立优越阶层关系的工具。心理学家也显示在很多社会情境，面部表情是人类沟通的重要管道。

声音的变化

人们的声音会依照情绪的波动而变化。当我们伤心时，声音会变得低沉无力；当我们开心时，声音会提高并变得更清脆活泼；生气时，声音的音量会随著怒气而持续增加；恐惧会使声音变得尖锐且颤抖不安。就如同脸部与肢体肌肉会被不同情绪所影响，声带与喉咙中的不同部位也会依照情绪的变化而收紧或放松来产生不同的音调与音量。这些变化通常会连著语调和语气一起发生，从而让我们能明确地跟其他人沟通并表示自己的感受。

姿势与情绪（肢体反应）

情绪是如何影响身体的议题在心理学里已被广泛的研究，然而如果我们这时候反问：“那身体姿势的改变是否会影响到人们的情绪呢？”这在心理学界便引起了各方不同的观点，各自提出自己的理论。

支持方

在 S. Stepper et al. 1993 年的实验里，他先让受试者进行一项能力测验，然后要求受试者摆出平时的工作姿势以及摆出端正（抬头挺胸）或驼背的姿势。接著告诉他们在刚刚的测试中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分析受试者的反应后发现，端正姿势及平时姿势的受试者回报的反应比驼背姿势的人感到更加骄傲、开心^[95]。

在 F. Strack 1998 年的研究也提到，他让一些受试者观赏一部卡通并为其好笑程度评分。在观赏的同时，一组受试者被要求咬著一支笔，这将使受试者在不知不觉中露出微笑；另一组被要求用嘴唇含住笔，进而达到防止他们笑的效果。结果显示，咬著笔的那组认为卡通的好笑程度高过含住笔的那组，也更容易了解卡通中的笑点^[96]。

在所有 TED talk 中名列第二受欢迎的影片《Your body language may shape who you are》^[97]^[98]中更是表明，他们将 42 人带入实验室做了个实验，他们对受试者声称实验目的为心电图电极的摆放位置是否影响数据收集。实验里先让受试者朝试管里吐口口水，再摆出有权势的姿态，如双手放头后两脚伸直、双手张开靠桌身体著站著微微趋前等姿势，或无力的姿态如双手抱肚子或站或坐，保持这些姿势两分钟后询问：“现在你觉得自己多有力量？” 受试者接著会有一个博奕的机会，然后再取一次唾液样本。结果发现到本次实验中用赌博来衡量的风险承担能力，摆出有权势姿势的人有 86%会选择赌博；而摆低权势姿态的人只有 60%选择会赌。将采样的口水分析后发现，从受试者踏进实验室的那一刻起，摆出高权势姿态的人睾固酮会上升 20%、肾上腺皮质醇下降 25%；摆低权势姿态的人则是睾固酮下降了 10%、肾上腺皮质醇上升 15%。其中睾固酮代表著支配性，而肾上腺皮质素又名“压力贺尔蒙”，在压力环境下扮演重要角色，通常强势的领袖也拥有大量的睾固酮与较低的肾上腺皮质醇。

这样的实验结果暗示著透过仅仅两分钟的姿势改变，将造成个人生理与心理上预期接下来的困境挑战并作出心理、生理及行为上的改变。这或许可以应用在面试、公开演说、风险投资等状况下增加自我信心及表现，即使一个人因实力不足或在群体间地位低落而感到无力时，或许也能透过这种方式先建立起自信的外壳，渐渐提升表现直到成功为止。

反对方

Eva Ranehill et al.在 2015 年尝试重复前述 Dana Carney et al.的实验，并把实验人数拉高至 200 人，且遵照原始实验方法，除了一些差异：如将摆每个姿势的时间提升到 3 分钟、在实验前简述实验将调查姿势是否影响荷尔蒙浓度与行为等。实验结果发现受试者回报其高权势感受确实有提升，然而在风险承担能力、睾固酮浓度与肾上腺皮质醇浓度上却没有统计上的差异。作者推测实验无法复制的原因在于原始实验的样本数过少，或者本实验在实验前就已经透露出一些实验的目的，并将结果刊登于《心理科学》( Psychological Science)期刊上^[99]。除此之外，更有数篇发表在 Comprehensive Results in Social Psychology 上的论文表示他们也无法成功复制实验。

然而，在同一期刊的下个月，原作者对其进行反驳，列出了Ranehill及其同事与原先实验不同之处。包括延长每个姿势的时间至六分钟、参与者说明的程度、行为任务的性质和唾液测量的时间（Carney等人，2015年）。他们还提供了对33个研究的叙述性回顾，这些研究更广泛地探讨了非语言扩展性姿势，总共有超过2500名参与者，并在一系列依变量上取得了统计上显著的结果。不过，随著2016年出现其他复制问题，Dana Carney也改变立场，不再支持姿势力量具有效果。

自身情绪经验的诱发

表情不仅止于情绪的产品，他更是可以反馈我们脑中对于过去自身情绪经验的管道。心理学家施卓克(Fritz Strack)等人曾经据此做过一项实验: 他们要求实验参与者将一支笔以不同的方式含于口中，例如放置于鼻子与嘴唇上方用肌肉与面部表情将其夹住，或是以牙齿咬住。结果显示，牙齿咬住的参与者所做出的报告较多正向的情绪经验反映，他们在看卡通漫画时也会表现出更多欢笑的反应。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牙齿咬住的情境与我们平时露齿微笑的表状态几近相同，固有促进正向情绪的效果。反之，以嘴唇含住笔的嘟嘴表情像是讨厌的表情。由此可见，外在的表情也会对情绪的引发产生促进及抑制的效果。这也告诉著我们，要随时保持笑容，对于个人的情绪管理也是极为重要的策略。

然而，一个研究团队在2016年尝试再现施卓克的研究时，却无法得出原先实验的结论^[100]。施卓克本人对此则表示，在此复刻实验中，受试者知道自己正在被录影，而事后亦确实证明如此。这之后，在2019年又有两篇研究被发表支持施卓克的论点。^[101]^[102]

展示规则

情绪经验的表达可能跟共同的遗传基础具有相当的关连性，但情绪表达的时机以及强度则深受文化的影响。每一个文化会建立起各种不同的社会规范用以对人民产生具有相同思维与习俗，概念性的规制效力，用以节制某中情绪得时机与身分(Lutz& Abu-Lughod， 1990)。我们将这种情绪这种调节情绪的表查机制或者我们所认为的无形规范称为“展示规则”。

展示规则界定了情绪应该要表现的时机，所应当予以表现的对象与需要表达出的程度。艾克曼(Paul Ekman)认为说这些展示规则都是后天所养成的，历经后天社会化过程的学习以及强力自我克制基本情绪表达的结果。他曾经在一项研究中，默默记录下日本及美国受试者同时观看一部情感极为丰富的电影时，他们面部表情上的变化(Ekman，1972)。结果显示出，当参与者独自一个人在房间看电影时，美国人和日本人所表现出的反应相当接近，都会因著电影情节而出现大笑或悲伤落泪的情状；然而，假如受试者观赏电影的房间中多了一位穿著白袍，看似十分威严解严肃的主试者陪同，日本参与者的表想就会明显比较有礼貌，也较常微笑，情绪表达上面也会比美国参与者来的更加温和，与此同时也不太会对于电影情节的大喜大悲而跟著转换。

有趣且值得一提的是，当日本的参与者在看到情绪非常强烈的电影情节时，若有主试者在一旁陪同，他会先因应情绪而极短暂的表现出强烈的情绪表情变化，但是瞬间消弭于无形，并且会用微笑的表情来遮掩上一个强烈的情绪表情。

情绪表现规则(Display Rules)

情绪表现规则（Display Rules）是文化和社会对个体在特定情境中表达和管理情绪的期待和要求。这些规则决定了何时、何地以及如何表达特定的情绪，并因文化、社会背景、性别和情境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例如，不同文化对情绪表现有不同的规范，亚洲文化中通常不鼓励公开表达强烈的情绪，而西方文化则更为接受。社会背景和职业环境也影响情绪表现，医疗专业人员需要保持专业冷静，而家庭和社交场合则允许更自由的情绪表达。性别规范也会影响情绪表现，男性通常被期望表现坚强理性，女性则被允许表达悲伤和脆弱。这些规则有助于个体管理情绪、维持人际关系和促进社会和谐，但也需要注意适度的情绪表达以维持心理健康。除了文化以外，情绪表达也有物种间的差异：比如黑猩猩的笑容和人类不一样，并不代表开心，反而代表恐惧。

脸部说谎

虽然脸部表达是重要的沟通管道，提供一个人对环境解释、反应的许多讯息，但不会是绝对正确的讯息来源。当我们不希望在人前表达出自己的真正感受时，我们能够抑制或改变自发性的表情，做出另一种表情以掩饰自己内心的感受。人们常会控制自己的情绪表现以符合个人的或文化的表现规则—应该在什么情况下有何种情绪表现。这些表现规则在不同的文化之间差异很大，这也是为何不同文化的成员用不同的脸部表情传达相同的情绪，或是对同样的情境反应却不同。因为有能力控制脸部的表情，所以我们的脸常常不会表露真正的情感。这并不减低面部表情作为沟通的有用程度，事实上，有能力控制表情可能赋予脸部活动必须的弹性，以促进帮助社会行为。

微表情(Microexpression)

发现与基本界义

学者 Haggard 和 Isaacs（1966）率先发现微表情，认为微表情与自我(ego)防御机制有关，表达了被压抑的情绪。他们的研究当时并未引起其他研究者的重视。而另外两外 Ekman 和 Friesen（1969）也独立地发现了微表情。他们受一位精神病学家的委托，对一段忧郁症患者撒谎以掩盖其自杀意图的录影进行检测。然而，Ekman 和 Friesen 起初并未从这段视频中发现该患者有任何异常表现：该患者显得很乐观，笑得很多，表面上没有表现出任何企图自杀的迹象。但当对该录影进行慢速播放并逐帧进行检查时，他们发现：在回答医生提出的关于未来计划的问题时，该患者出现了一个强烈的痛苦的表情。在整段影片中，这个表情只占据了两帧的画面，持续时间仅为 1/12 秒。Ekman 和 Friesen 称之为微表情。
微表情与普通表情有所不同，Ekman 等(Ekman，2003，2009；Ekman&Sullivan，2006)认为：

是一种非常快速的表情，持续时间仅为 1/25 秒至 1/5 秒，因此，大多数人往往难以觉察到它的存在。
可能包含做出普通表情所需的全部肌肉动作，也可能只包含脸部肌肉动作的一部分。
往往在人撒谎时出现，表达了人试图压抑与隐藏的真正情感。
是一种自发性的表情动作, 表达了六大基本表情：快乐、伤心、害怕、生气、惊讶、与憎恶。

微表情具有的上述性质，使它可能成为我们了解人类真实情感和内在情绪加工过程的一个窗口。而Ekman也于1978年出版了“脸部动作识别系统”(the Facial Action Coding System，简称FACS)，对脸部表情与肌肉运动的关系建立完整的编码分类，至今仍在测量脸部表情的研究中被广泛使用。然而，目前人们对微表情的机理还知之甚少，只是对控制面部肌肉运动的两条通路具有共识：一条是皮质运动通路，控制随意的面部肌肉运动；另一条是皮质椎体外系通路，控制自发的面部肌肉运动。但还没有研究者对此假设进行过检验。微表情的心理和神经机制是微表情研究中亟待解决的重要科学问题。

识别能力研究

Ekman 和 Friesen（1969）发现，当在慢速播放条件下看见了微表情后，即使再以正常速度重新播放这段影片, 他们也可以直接看见影片中的微表情。于是,他们决定将这段影片给一些临床心理学家看，结果发现其中一些人可以不借助慢速播放技术就觉察到微表情的存在。据此，Ekman 和 Friesen 推断，能很好识别微表情的人，也能很好地判断人是否在撒谎。于是，Ekman 的研究团队开始制作测量微表情识别能力的工具，同时考察微表情识别能力与谎言识别准确性之间的关系。

然而，早期研制的短暂表情识别测验(Brief Affect Recognition Test，BART)，以快速呈现表情图片的方式来测量微表情识别能力的方法缺乏生态学效度。在这种测验中，“微表情”是孤立出现的；但在现实中，微表情的出现前后却伴随著其他表情。另外，快速呈现表情图像还存在图像后效问题，而这将延长被试对刺激的知觉加工时间。因此，后来Ekman又研制了“日本人与高加索人短暂表情识别测验”(Japanese and Caucasian Brief Affect Recognition Test，JACBART)，详情请见下表。

年度	研制测验者	测验名称	测验内容	测验结果：微表情识别能力和谎言识别准确性的关系
1974	Ekman、Friesen	短暂表情识别测验(Brief Affect Recognition Test，BART)	施测者向被试快速呈现一些表情图片，每张图片仅呈现 1/25 秒。	Ekman 和 Sullivan（1991）研究结果表明，呈显著正相关(r = 0.27，p < 0.02)。
1997	Ekman、Frank	类似 BART 的新测验	测试程序与 BART 完全相同, 但使用了一套新的表情图片，而这套表情图片具有较高的跨文化一致性。	支持早期的研究发现：呈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为 0.34, p < 0.04)。
2002	Ekman	日本人与高加索人短暂表情识别测验(Japanese and Caucasian Brief Affect Recognition Test，JACBART)	施测者首先会向被试呈现一张某人的中性表情的图片，然后快速呈现该人一张带有表情的图片，呈现时间为 1/15 秒；之后再紧跟著呈现一张中性表情的图片，以消除图像后效的影响。	Frank 于 2002 年，分别以美国人和澳洲人作为受试对象进行研究，而结果均呈显著正相关(r = 0.19，r = 0.30，p < 0.05)。

随著微表情识别能力测验的完善，研究者也开始用这些工具探究微表情识别能力的个体差异。而研究结果显示，不同人格特点的人，或许也有不同的微表情识别能力。

年度	研究者	测验名称	测验内容	测验结果：微表情识别能力与人格的关系
2000	Matsumoto 等人	JACBART 的未完全版	包含 56 个项目，拥有三个版本，微表情呈现时间分别为 1/15s、2/15s、1/5s	受试者在 JACBART 上的得分与他们在大五人格量表开放性(openness)维度上的得分和艾森克人格量表外倾性(extraversion)维度上的得分呈显著正相关

谎言识别

在谎言识别研究领域，Warren、Schertler 和 Bull（2009）探究了谎言识别时哪些线索是可利用的有效线索这个问题，结果发现，被试判别情绪性谎言(emotional lies)的成绩与他们在弱表情训练工具(subtle expression training tool, SETT)上的成绩呈显著正相关，而与他们在微表情训练工具(Micro Expression Training Tool，METT)上的成绩无关。该研究结果提示，判别情绪性谎言时，弱表情可能是比微表情更有效的线索。值得注意的是，该研究只进行了 METT 前测，并未进行 METT 后测，被试在 METT 上的成绩是未经 METT 训练的前测成绩。因此，该研究可能存在微表情识别能力测试的地板效应，而这有可能导致其 METT 成绩与谎言识别成绩相关不显著这种结果。

现在也已有了人工智慧可以透过影片分辨人是否有说谎。在一项研究^[103]当中，他们透过结合影片、声音和文字等不同方面的特征以及微表情，展示了可以在真实生活影片中更加准确的检测欺骗行为。基于影片的测资实验结果显示，该模型在欺骗检测方面的准确率达到96.14%。若仅仅利用影片及微表情，也可以到达90%的准确率。

微表情表达研究

Porter 和 Ten Brinke（2008）率先公开发表了他们对微表情表达进行实证研究的报告。他们让受试者观看选自国际情感图片库(International Affective Picture System，IAPS；见 Lang，Bradley & Cuthbert，1999；Lang，Greenwald，Bradley & Hamm，1993)的图片，并要求受试者作出真实或者虚假的表情，同时记录受试者的面部表情。结果发现, 所有的受试者均出现了暴露真实感情的面部表情线索, 但大多数表情线索的持续时间都长于 1 秒, 比目前定义的微表情的持续时间(1/25~1/5s)更长。结果还发现，只有 21.95％的受试者出现了符合定义的微表情，这些微表情在受试者出现的全部表情中仅占 2％，而且很多微表情是在要求受试者真实地表达自身情感时出现的。因此，Porter 和 Ten Brinke（2008）对基于微表情进行谎言识别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吴奇，申寻兵，傅小兰（2010），微表情研究及其应用）

相关影视作品

近年许多影视作品以微表情、心理学为题材，谎言终结者是一部心理学的美国电视剧。在片中，主角利用脸部动作编码系统（Facial Action Coding System）分析被观察者的肢体语言和微表情，进而向他们的客户（包括FBI等美国执法机构或联邦机构）提供被观测者是否撒谎等分析报告。片中的主要故事情节，便是来自美国心理学专家保罗·艾克曼博士的研究，其主要研究方向为人类面部表情的辨识、情绪分析与人际欺骗等。

关于面部情绪的本土研究

过往研究显示，大部分的面部情绪资料库都是以欧美面孔为主，亚洲面孔较少。但其实人们对于判断不同种族的面孔所展现的情绪的精准性是较低的，且可能因为文化相异而有不同的判准。例如卓淑玲等人^[104]的研究就发现，台湾民众在看到有的北美民众一致认为是展现厌恶情绪的影像时，则倾向判断该影像展现的是生气。

因此，建立本土的资料库是十分重要的。陈建中、卓淑玲、曾荣瑜建立了台湾地区华人情绪与相关心理生理资料库─专业表演者脸部表情常模资料库^[105]。该资料库收集了29位台湾表演者的脸部表情资料库，以及建立了台湾观察者针对资料库中的照片进行的情绪评定常模。此资料库包含 12, 393 有效影像档案，表演者以表演的方式表现七种情绪的表情，分别为快乐、生气、悲伤、厌恶、害怕、惊讶及平静，且由不同角度进行摄影。

此研究发现，评定者对于快乐的评定强度最强，且一致性最高；其次是对于惊讶的情绪。而对于害怕的脸则辨识度较低。此研究的贡献在于表演者与评定者皆为台湾人背景，因此此表情资料库可以作为台湾脉络下有关文化议题之情绪研究之资料。不过利用此资料库的已出版研究仍然不多，台湾文化中的面部情绪展演仍是有待探讨的议题。

婴儿情绪发展

婴儿常常依照母亲的面容，以帮助自己解释和应对模糊的情境。当婴儿在不确定情境时(context of uncertainty)，婴儿会依据母亲面部的情绪讯息，作为进取或躲避行为的指引，这种找寻情绪讯息作为行为控制者的过程称为“社会参考(social referencing)”。

Sorce 等人在 1985 年，研究把小孩放在视觉悬崖(visual cliff)^[106]，母亲情绪讯号对一岁大婴儿的影响效果。结果显示，母亲的负面情绪会冻结小孩的前进与好奇心，让大部分的小孩退缩的角落的安全处。而母亲的情绪若为高兴，则会让小孩觉得情境式安全的，而将之视为探勘的讯号。若当视觉悬崖的环境去除，那么情境就非不确定，小孩就不会参考母亲的表亲。

备注：

婴儿情绪发展里程碑

月数	描述
0-2 个月	挫折、满足、渐渐有笑意与好奇心，开始会自我安抚——如吸吮奶嘴
3-4 个月	主动笑，渐渐会因为不如愿而生气，好奇心增强而互动增多
5-7 个月	快乐、悲伤、生气、好奇、厌恶、害怕都越来越明显，开始对陌生人焦虑
8-9 个月	以上情绪强度加大，焦虑感也加大，开始有分离焦虑，好恶变得更明显
10-12 个月	害怕的事物增多、开始会拒绝、自我意识开始萌芽、挫折加重、开始主动寻求快乐
12-18 个月	分离焦虑明显，但更好奇探索、暴怒、快乐兴奋、幽默感渐生、主动寻求快乐
18-24 个月	上述情绪明显加剧，自我意识明显、成功时感到骄傲、失败时感到羞愧、羞耻、羡慕等
24-36 个月	基本情绪与复杂情绪都越发明显、好恶分明、可以同理安慰他人情绪

面部表情的政治学

Lanzetta 等人在 1985 年，组成内部有心理学家和政治学家的研究小组，专门调查电视上表情对观看者态度的影响。此研究分为两个部分，在第一部分的研究中，观看者依据政客的面部表情，会影响他们对政客的态度，尤其是当目标是观众不认识或并无强烈态度时，这种面部效果最明显。而在第二部分的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新闻播报员在电视上谈论政客时的表情似乎会影响我们对政治人物的态度，甚至是选票。

实验	实验内容
第一部分	三组大学生看同样一组（20 张）有关雷根总统的剪辑影片，并测量学生对雷根总统前后态度的差别。每部剪辑过的雷根的影片在背景中出现，然后由记者描述这个故事。对这三组而言，有 10 部影片他们看到都是相同的，但另外 10 部，在快乐组，受试者看到雷根快乐而安心的表情；中性组看到中性的表情；生气组看到雷根生气、威胁的表情。这些表情的差异对研究前就极力支持或反对雷根的人没有影响，但对态度中性者，影响却很明显。当他们看到雷根快乐而安心的表情后，对他有较多正向的态度；看到中性或生气，则会对他产生负面态度。
第二部分	研究者从三位播报员在电视上谈论政客时的表情，来观察播报员的表情对于选民的影响。CBS 电台的 Dan Rather 以及 NBC 电台的 Tom Brokaw 在报导雷根或者其民主党对手孟代尔时，都同样是愉快的表情，所以没有偏差证据。然而 ABC 电台的 Peter Jennings 对雷根有强烈的表情偏差，他的表情在报导雷根的新闻时，明显比孟代尔或其他主题时愉悦。选举过后，研究者在全国各地做了调查，评估“Jennings 微笑”的效果。他们随机选取常看新闻，且在这次选举曾投票的人。他们发现常看 ABC 电台的人，比常看 NBC 或 CBS 电台的人，较容易把票投给雷根。虽然这个现象的解释可能很多，研究人员认为最可能的主因是 Peter Jennings 的表情影响选民的态度与选票。此外，因为 ABC 电台支持雷根的故事较其他两家少，所以可以消除一个可能的解释：ABC 电台对雷根有一般性的偏好，所以支持雷根的选民会选择 ABC 电台看新闻。

这些研究代表了我们上述提到的：表情在我们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脸部表情是重要的社会讯息的资源，影响我们的行为和态度。

心理学家解释情绪的取向

　　心理学家在探讨情绪的心理学时，主要从四个取向下手：演化论取向、跨文化取向、心理生理学取向与认知取向。而又从心理生理学取向与认知取向之理论综合出了情绪之综合理论。

情绪的演化论取向

　　情绪何以存留在所有人身上？从演化观点而言，可见情绪的存在，对于人类生存具有不可或缺的理由。情绪能触发与激起人类做出生理行为。例如:父母亲对小孩的爱，双方的互动，能为彼此带来幸福的感受，此出现的结果有利于两方生命的延续；当身处危险的情境，人会感受到紧张以及畏惧，此时情绪会使人具备警觉心，以便在危急中及时做出适当反应。

情绪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当我们接触事物，身体都会做出情绪反应，想趋近（就是喜欢）或远离（就是不喜欢）眼前的状况，大脑会记录每次的情绪判断并储存，形成一种身体不自主地反映，例如：有个朋友每次和他聊天，他都会做出攻击性的言论，大脑便会记录与他相处时不舒服的感觉，并制造相关的情绪意象，当下次再遇到这位朋友时，自身就会产生保护机制，只与他基本的打招呼而不作过多的交谈，这并非刻意的，而是大脑的情绪意象在发挥作用，使自身产生“抵触”“拒绝”的反应，不容许自己对这位朋友敞开心胸。即便是随著社会化，人们可能为了眼前的利益或维持表面上的和谐，我们可以刻意隐藏不舒服的情绪、否认身体的情绪知觉，但是大脑仍然会记录身体最真实的反应，因此每次接触到不喜欢的事物时，自身仍会不自觉的比平时更为拘谨。

情绪的跨文化取向

　　当我们看到一个人在笑时，可能会觉得他现在应该相当开心，而看到一个人皱眉头时，可能觉得他心情没很好。情绪表达让我们能沟通情感，让我们可以与其他人沟通。可以影响他人对我们的回应，例如母亲以婴儿的表情，回应婴儿。可以透过情绪表达作社交互动，例如对人微笑可以打破沉默尴尬。可以鼓励社会行为，例如我们可以用脸部表情，影响他人情绪。但情绪与表情的表达的一致性，真的在所有人类都一样吗？表达是社会性的，是要给受众看的，并且关乎到讯息的传达。情绪反应的前因、事件解读、评估，以及生理反应模式等各种面向，都深受个人的文化背景所影响。然而，跨文化上的差异，例如：日本人在困惑或生气时也会笑，却也有许多相似之处，例如：各国人在尴尬时都会笑，特别是在脸部表情与口语情绪上，能看见共通的基本情绪有不少相仿的地方。

文化模型中的情绪

由“情绪的跨文化取向”的角度，我们发现情绪在不同的文化脉络中会有不同的表现，情绪是受到社会和文化意义影响的。当然人类在接触文化影响之前，存在著我们上一章节讲述的“基本情绪”，而就就文化模型的观点而言，这种“普世”而“直觉”性的情绪我们可以称之为“初级情绪”(primary emotion)。而经由社会文化习得的情绪，是在人们表现情绪的过程对基本情绪做出的“再反应”，是经过较复杂的认知、在个体意识的处理之后做出的情绪，例如：虽然生气（初级情绪）但为了维持礼貌而隐藏怒气改以陪笑（次级情绪），又或者为了保护自尊而选择在伤心难过（初级情绪）时以大声怒骂（次级情绪）隐藏原本的情绪。而这些初级情绪道次及情绪的转换时常受到社会文化的影响，不同的文化价值可能会造成个人对基本情绪的“再反应”做出不同选择。下文 Ekman 的实验则是对此“文化模型”的证实。

情绪相似性的辨认

　　由美国著名心理学家保罗·艾克曼（Paul Ekman）的研究（1975）发现，无论大人或小孩都能相当准确地辨认出喜、怒、哀、乐、厌恶与惊恐的脸部表情。新几内亚的 Fore 部落里的族人能相当准确地指认出美国人的脸部表情，尽管这个部落并没有与西方人接触过，但他们的脸部表情与辨认表情的能力却和美国人相似。而在所有表情中，高兴的表情辨识率最高，恐惧则最低。

情绪判断

不同文化的人进行情绪判断时著重的面相有些不同，例如日本人做情绪判断时会关注在眼睛的眼神、眉毛；美国人则会注意嘴巴的动作变化。
查尔斯·劳勃·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在 1872 年时，曾出版过一本《人类和动物的情绪表达》，内容提及了六种基本的情绪状态，包含快乐、惊讶、恐惧、厌恶、愤怒与悲伤，透过观察及推论，人类面部表情如果是透过后天学习，一代一代传承下去，到最后各个族群的面相表达应该会有很大的差异，但依他当时的观察并没有这样的现象，因此推论人类的面部表情是遗传基因的一部分。为了验证达尔文的理论，近代心理学家 Rachael Jack 与同事运用计算机程序制作了 4800 个带有表情的面孔，其中一半是西方白人的面孔，另外一半为东亚人的面孔，请东亚移民与西方白人辨认这些面孔的情绪，结果显示，白人所做出的辨认符合达尔文的研究，但东亚人却部分不符合。笑容在此测试中，是最容易被理解的，但东亚人在分辨惊讶、恐惧、厌恶与愤怒几项情绪对应的面孔中，无法准确辨别，因此由实验结果推论，每种文化中具有不同的情绪组合，所对应的脸部表达方式也不尽相同，研究团队还进一步推测，东亚人的基本情绪种类可能包含了惭愧、骄傲和负疚等等。

情绪的心理生理学取向

该取向主要是以生物学（生理反应）的观点解释情绪的发生。在中枢神经系统中，许多大脑的区域控制情绪的产生和记忆相关经验所连结的情绪。而在自律神经系统，其掌管了生理现象的改变所引起的情绪。

（一）大脑系统的机转：分成三大原理

1.边缘系统(limbic system)

主要发生在边缘系统的杏仁核(amygdala)，为情绪中枢。杏仁核为基底核的一部分，位于侧脑室下角前端上方，又称扁桃核、扁桃体、杏仁体，具有调节内脏或产生情绪的功能。

纽约大学神经科学家乔瑟夫‧雷杜克斯(Joseph E. LeDoux)的研究指出，感觉受器接收到的讯息，会经由两条独立的路径送达神经中枢处理，第一种为直接传送至大脑皮质处，再经由数条回路进行分析后，才会产生合理反应，此种路径占绝大部分；第二种途径是经由间脑，直接传达至杏仁核，相较第一种路径快速许多，然而此途径无法精准处理资讯。此外，杏仁核也操控著“恐惧”此种情绪，当一个人发生意外事故，杏仁核内的特定区域会学习并产生记忆，当下次遇到或听到类似事件时，恐惧与不安的情绪便会产生。^[107]正常情况下功能有学习情绪联想、辨别情绪的表达、感测个人相关资讯和感知带有情绪的字眼。举例来说，杏仁核不幸失去功能的病人无法光靠观看他人的表情就知道此人的心情状态。

2.情绪造成表情和非情绪造成表情的控制

面部的表情控制总共有两个系统。第一个是 pyramidal motor system ，此一系统包含 motor cortex 是控制自主的（有意的）面部表情，例如：迎合他人的假笑。第二个系统是 extrapyramidal motor system ，此一系统的中枢是在 motor cortex 下方的区域，是调控非自主（与情绪有关）的面部表情，例如：开怀大笑。脑部的损伤有可能造成任一个系统的伤害，pyramidal motor system 受到伤害的病人，并不会影响到他们真情实感的流露，却无法让他们假笑，反观 extrapyramidal motor system 受到伤害的病人，虽然可以用自己的意志摆出任何表情，但当他们感到喜悦时却只能板著一张脸。

3.大脑的两大半球（大脑皮层）

大脑的第三个重要角色，可以由许多大脑半球差异的研究得知。

在右脑受到损伤后，病人将无法因为笑话而开怀大笑，即使他们了解笑话中的文字、笑话逻辑和梗。
当受测者被要求判断图中人脸表情所代表的情绪，此研究结果显示人在此一情况下的右脑的血液量会比左脑多。
受正向情绪而开怀大笑时，左脑的活跃程度较右脑高。
当左脑的某区域被刺激后，受测者开始微笑甚至是大笑。
当球迷在看球时，支持的球队若赢球此球迷的左半脑的活跃程度较高，支持球队若输球则是右半脑的活跃程度较高。
生气和忧郁此类负面情绪的产生和右半脑较有关系。

综合以上研究结果可以归纳出两大半球涉及不同的接收和表现情绪反应：经历负面情绪、对脸部表情的情绪认知、脸部表情的情绪表达都与右半脑较有关联，而正面情绪则与左半脑较有关联。

（二）自律神经系统的机转：

自律神经系统( The autonomic nervous system)会根据情绪的改变引发生理的改变。例如：当你因为紧张而使手掌冰冷、黏湿，这是因为自律神经调节，增加汗腺汗水的排出，并收缩血管减少血液的流入。此系统控管著大脑和许多器官（心脏、血管、消化器官）的连结，每一个器官的运作是独立的，但是来自自律神经的讯息会调控（增加或减少此器官的活性）。如此一来，自律神经能够使器官的功能达到身体所需要的最大效益也可以快速因应身体或环境的改变。例如，当你为了赶校车，你需要更多葡萄糖来当作能量使用，这时自律神经会刺激葡萄糖生成激素的分泌和提升到肌肉的血流量，让肌肉可以使用能量。

而自律神经系统分为交感神经系统及副交感神经系统。

1.交感神经系统

交感神经的轴突通常会释放乙酰胆碱(Acetylcholine)到目标器官，造成一些与保护、滋养、成长的相关反应。当一部分的交感神经受到刺激，其他交感神经亦会开始反应，造成战或逃反应(fight-flight reaction)，心跳频率上升、血压上升、急促而无规律的呼吸、瞳孔放大、流汗、口干舌燥、血糖上升还有其他能帮助你对抗压力的生理反应。

2.副交感神经系统

副交感神经系统的轴突通常会释放不一样的神经传导物质像是去甲基肾上腺素(norepinephrine)，作用基本上与交感神经为拮抗。

有学者提出理论表示自律神经系统与情绪相关，如下所示。

James-Lange 情绪理论（詹郎二氏情绪论）(James-Lange theories，1890):

由 William James和 Carl Lange 两位学者提出，他们主张情绪源于生理变化，其途径是由刺激事件引发生理变化，我们察觉到生理变化并加以解释，形成情绪感受。此理论认为生理反应先于情绪反应，我们会因应环境事件而产生特定生理变化，因而引发情绪经验。但是单凭对生理反应的觉知，并不能判断自己的情绪，因为许多情绪发生时的生理变化都是相近的，人们并无法从少数能够觉知的生理变化而推论到多样复杂的情绪状态。所以可以推论，情绪经验的产生不一定发生在生理变化之后。

相关实验：脸部回馈假说(Facial Feedback Hypothesis，Tomkin，1962)

人感受到的情绪会部份地受到脸部肌肉位置之影响。实验者先请受测者做出一个特定的表情（如嘴角上扬），受测者必须维持这个表情并为自己的心情做出评分，结果显示：做出较接近正面情绪表情的受测者，对自己的心情评分会比做出负面情绪表情者来的正向。

Cannon-Bard 情绪理论（坎巴二氏情绪论）(Cannon-Bard theory，1929):

由 Walter Bradford Cannon 和 Philip Bard 提出，反对詹郎二氏情绪论(James-Lange theories)，认为人类的行为与生理变化因为较于缓慢，无法解释迅速的情绪变化，并且生理反应的样式不足以解释情绪的多样性，再者，人体器官并没有提供可辨别不同情绪的资讯。他们主张生理激发和情绪经验同时产生。

Joseph LeDoux 发现，人接受到刺激事件之后，会先激发大脑中的视丘，而视丘一方面传送讯号到自律神经系统以产生生理变化，另一方面也同时传送讯号到大脑皮质，处理其经验到的情绪之性质，也就是说不同情绪并不会有相对应的生理反应，只要传送到大脑皮质的讯号能够辨别是何种情绪即可。而他的理论可以被推广到许多不同的动作(action)、情绪(emotion)与生理反应(body reaction)，在如何诠释“认知对情绪的‘产生’和‘调节’”有很大的影响。其中，调节代表著对一件事情可经过“评估”与“再评估”而对情绪产生不同的影响。

相关实验：参见恐惧与杏仁核

在该小节中，我们提到了杏仁核处理危险资讯产生恐惧时，资讯会快速地由丘脑传送到杏仁核，并伴随著恐惧情绪的产生，而同时，杏仁核也会接续地传递资讯到下视丘，产生心跳加速、肌肉僵直等生理变化，因此对于恐惧这种情绪的产生来说，Cannon-Bard 之理论是可以有相当完美的解释的。

自律神经失调
- 定义：交感与副交感神经无法互相调节
- 成因：自律神经虽然不受大脑控制，但却很容易受到大脑作用的影响，例如紧张的时候，交感神经会亢奋；不安或愤怒的时候，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会不规律亢奋；悲伤或情绪低落时，交感神经与副交感神经作用都会受到抑制。当我们长期面临压力且疲于应付时，自然有各种强烈情绪，这些都在在影响著自律神经。若是天生性格追求完美，或者过于敏感者，这样的影响力恐怕加乘。时间一久，系统就如同失去弹性的像皮筋一样，协调功能自然欠佳。
- 症状举例：

部位	症状
精神	不安感、集中力低下、焦虑、注意力低下
手脚	麻痹、冷凉、潮红
头	头痛、头重
眼	眼湿、眼干、眼睛睁不开
口	口渴、口腔痛、味觉异常
喉	异物感、微刺感、压迫感
消化器	腹泻、便秘、恶心、腹部饱胀感
心脏、血管	心悸、眩晕、头部充血、胸口压迫感
全身	眩晕、失眠、嗜睡、多梦、容易疲劳

（三）中枢神经系统(Central Nervous System)

在中枢系统其中的边缘系统(Limbic system)与下视丘(Hypothalamus)所扮演的角色最突出。

1.边缘系统：位于中脑附近，多数研究者认为它是控制情绪的中心，利用毁坏法(Lesion Method)的研究发现边缘系统中某些部分被破坏时，会改变动物的情绪反应。举例：毁坏杏仁体(Amygdala)可使凶猛的野兽变温驯；而中隔区(Septal Area)被破坏的动物则变凶暴。如果用电刺激法刺激上述部位，则会产生反效果。

2.下视丘：位于乳头体附近，其作用与情绪有关，刺激可以使之产生暴力行为。

许多心理学家认为下视丘是专司动机与情绪的结构，而边缘系统则间接地借由影响下视丘影响情绪反应。

（四）基因对情绪的影响

1. 基因对情绪影响可能性

哈佛大学的凯根(Jerome Kagan)是气质天生机制方面研究的开始祖师，他长期观察十几名被认为有行为抑制的孩童（从幼儿期观察到成年为止），发现基因也影响一个人的情绪型态。凯根请父母描述他们的孩子，在一份行为抑制量表进行评分，然后亲自观察他们，并进行大脑造影。报告显示那些小时候被分类为强烈行为抑制组的孩子，其杏仁核活动的程度比幼儿时分类为非抑制组者来的多。杏仁核的高活化反映出他们的一个重要特性——过度警觉并不停寻找可能的威胁和危险来源，且这类人会被一般人不会注意到的细微声音吓到。凯根的研究发现行为抑制是一个非常稳定的特质，害羞的八岁孩子变成害羞的十六岁少年，最后变成害羞的成人。由于凯根发现行为抑制似乎与杏仁核的高度活动有关，所以在八零与九零年代，行为抑制的不变性也成为流行文化的一部分。

一九八零年代后期，科学家研究一个荷兰的家族，这个家族有十四名男性都犯了冲动型攻击性犯罪。科学家发现这十四人的染色体上都有相同基因的突变，导致一种 MAMO 的酵素的活性缺失。正常的基因会制作很多的 MAMO，不正常的（短的）基因则只会制造很少量的 MAMO，而大脑中 MAMO 越多，神经传导物质被分解的越快。或许当 MAMO 在大脑中不足时，大脑只好想办法增多，从而引发了攻击性的行为。而动物的研究证实短的 MAMO 跟攻击性的关系，有短的 MAMO 基因型态的动物面对危险会有毛发竖立等激烈反应，它们看到愤怒的脸时，恐惧中心的杏仁核就会被大量活化，这可能足以解释上述家庭男性成员的暴力反应。

但后来纽西兰科学家对 422 名男性进行筛检，检验他们身上是否带有异常的基因，并从犯罪案件与公共纪录比对他们是否有反社会或犯罪行为，也同时作心理测验，结果发现惊人的事实—— MAMO 基因与反社会行为没有统计上的显著影响。研究发现一个有不正常 MAMO 基因的人小时候如果被虐待，那么以后就有很高机会展现反社会行为；而那些有著相同基因却来自温暖家庭，在关爱的滋养下长大的孩子，则没有做出比拥有正常 MAMO 的人更多的反社会行为。也就是说基因本身无法增加犯罪的机率，尚需要一个坏的环境配合以助纣为虐。

基因虽作为基础，并非无法进行改变，因为基因必须被启动才能够表现特质。有基因基础的害羞、攻击性或违法行为并不见得会展现出来，要端看个人的生活经验而定，有某个基因却不代表它所连接的特质必然会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份。而人类和实验动物之研究已显示生活经验可以控制基因的表现。

2. 如何触发基因

那么我们的生活经验是如何达到细胞的层次，造成基因的开启或关闭呢？

一九九零年代，生物学家明尼(Michael Meaney)发现他养的老鼠其中有一些表现非常焦虑，只要放到陌生的环境，一点声音就会使它们受到惊吓，甚至使它们动弹不得。焦虑的母鼠甚至太紧张以致无法履行他的母职，不去舔舐和清理自己的孩子。这些神经质老鼠对压力经验的反应出自于荷尔蒙糖皮质素，这种激素会使心跳加快、肌肉紧张，并随时启动 fight or flight（战或逃）反应。相较之下，其他老鼠被放到陌生环境则会好奇地到处探索，以沉著应变来处理新环境的压力，而且这类老鼠遭到电击时，也只会分泌少量的糖皮质素。而造成两者差异的原因是因为大脑海马回中糖皮质素受体的数量不同。

到了一九九零年代中叶，明尼发现某些老鼠有较多糖皮质素受体的原因。原来是它们小的时候有被鼠妈妈充分舔舐、清洗，这个感受到母爱的经验造成这些老鼠们一生的差别，将它们大脑的软体设定为可以坦然面对挫折，且不害怕陌生环境。相较之下，那些备受忽视的鼠宝宝们，长大后变的非常焦虑害怕，容易过度紧张，碰到任何陌生或预料之外的事会僵住并无法动弹。明尼发现这个受体的基因会受到生命初期经验而改变。在散发母爱的妈妈扶养下的小鼠，这个基因的活动力比对照组（冷漠对待）增加两倍。如果母亲是冷漠的，这个基因会被关掉。这个实验显示生活经验可以深入到DNA层次，影响其开关。

真正的 DNA 序列并没有改变，而是基因的表现与否。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同卵双胞胎一个有思觉失调症，一个没有。2005 年有一个研究显示经验对基因的重要性，研究发现拥有相似生活型态、大部分时间生活在一起的双胞胎，比起有不同生活型态，不常生活在一起的双胞胎，有著更相似的基因因果关系。到五十岁时，在不同环境长大的同卵双胞胎，比他们在三岁时的差异多达四倍以上。这说明了环境为什么可以把相同基因体转译成完全不相同的人。

3. 害羞怎么变大胆的

一个大胆的幼儿要如何变成一个害羞的青少年？害羞的幼儿又有机会变成大胆的青少年吗？

研究者曾对 368 位孩子进行从小到大的观察与实验，透过孩子玩玩具、面对陌生人或机器人等表现，把孩子放入依照内向到外向所形成的性格光谱。他们对这些三岁宝宝中挑出七十名作长期追踪，有一些是非常害羞的孩子，一些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也有许多是落在平均值附近的孩子。

这些孩子在七岁、九岁时会各回来进行观察一次。为了确定对行为测验的准确性，研究者也分析了孩子大脑前额叶的脑波型态，发现左右的不对称性与害羞或大胆有高度的正相关：大胆、没有行为抑制的孩子，左前额叶皮质的活化都比右前额叶皮质厉害；害羞、有行为抑制的孩子，则右前额叶皮质活化的比较强。而在比对孩子在不同年龄的情形时发现，三岁时的大脑与行为不能预测孩子到九岁时的情形，最终有三分之二的孩子的分类类别产生变化。一名在三岁很大胆的孩子，到九岁时有同样的机率是害羞、大胆或居于两者之间。三岁时很大胆的孩子，十年后的气质与当时的关系就像掷铜板一般，是无法绝对肯定而随机的。研究者也分析了脑电图(Electroencephalography, EEG)的资料，结果显示有些孩子三岁态与九岁相像，但是整体来说三岁时 EEG 的型态与九岁时的型态相关性少于 0.1。

这个资料引人注目的地方在于，直到研究当时，儿童发展的流行模式都宣称，假如一个宝宝生下来落在害羞或焦虑的那一端，那么他以后会变成焦虑的孩子，未来是焦虑的症候群。然而，在本研究发现气质改变者比稳定不动者多。这与长大后有比较好的社交技巧，比较能跟陌生人说话没有关系，而是在于他们不再是焦虑的孩子。旧的模式宣称，他们躲在学习和社交技术的披风下，表面上看起来很大方，其实内心仍然是害羞与焦虑，但这是不对的，因为我们发现他们大脑也跟著改变了。

这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让我们来看看以下例子：

威尔，是个曾经一恐惧就僵住的宝宝，但是有个很外向的姐姐，也幸运的有个肯花时间教导他如何与人交际的老师，虽然在九岁时并没有变成一个外向的孩子，但是很稳当的移到中间组去了。相较之下，山姆的爸爸罹患了癌症，在山姆五岁与七岁时两次住院治疗，这个打击无疑地对他的家庭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使山姆从非常大胆移到了中间组。

虽然威尔和山姆都没有移到另一个极端，但是他们都从极端移到了中间；也有将近一半的孩子从中间移到两个极端，也有孩子从一极端移至另一个：尚恩是最没被抑制的孩子，他三岁时直接走到机器人的旁边，对他微笑并开始说话。但是当他八岁时，父亲因癌症过世。他九岁时，已经完全改变，陌生人一进来他立刻僵住，不敢玩房间中的任何玩具。他变成我们研究中最胆小、最受抑制的孩子。

这个儿童研究对大脑可塑性的了解意义深远。在发展过程当中，一些大脑最有特性的特质，例如额叶皮质 EEG 的活动，可以产生巨大的改变。这些关于情绪型态主要面向可塑性的发现，提供了父母与老师找出孩子情绪型态并塑造的基础。这对其它有基因机制的人格特质也可应用，即使一个孩子天性倾向焦虑，但若在一个放松且充满爱的环境中长大，也可以减少基因对人格特质的影响。同样的，一个天生害羞的孩子也可以发展成有社交性的青少年和大人，但前提是父母不要过度的限缩社交空间与过度宠爱，并让孩子多与同侪互动。环境不只塑造孩子的行为或大脑的功能，还会影响基因的开关，因此，环境可以说是展现遗传的人格特质的来至关重要因素。

情绪的认知取向

吊桥效应(又称生理激发的错误归因(Misattribution of arousal))

实验背景

Donald Dutton 和 Arther Aron 将实验组别分成了两组，请了一位女子分别在离地 70 公尺、摇晃危险的吊桥（会令人产生恐惧）和离地 3 公尺、坚固宽敞的木桥（不会令人产生恐惧）之尾端等候。并请许多的男性穿越该桥，而A女会请他们做主题统觉实验(Thematic Apperception Test， TAT)。在该测验中，会提供他们一些图片，并要求这些受试者编造故事。虽然这些图片并不包含有关性的内容，但被编造的故事会被分析有无关性之内容。这位女子在最后将自己的手机号码和名字给予受试的男性们，并跟他们说若是有问题可以打电话给她。最后他们让该女子在两种状况下对这些男子进行调查：

在穿过一百四十米的桥后便立即接受测试。
在穿过一百四十米的桥后，有足够的休息后，再做测试。

实验结果

在穿桥后便立即接受测试的男性，有较高的比例会打给该女性，而这被认为是他们“觉醒错误”的原因。他们误将自己走吊桥害怕的情绪，理解为因该女子而被刺激的情绪。研究人员发现这些男性因为过桥而感到较为焦虑时，会认为女性更有吸引力。反观他们第一个进行 TAT 的测试中，不同的桥所进行的实验并没有显著差异。

影响

身体的讯号会让大脑做出诠释，像是在班上与同学聊天时，和特定同学聊天会支支吾吾，经过几次的沟通后你可能会将这些状况解释为恋爱的表现。在此理论中认为，大脑会试著去诠释身体上的讯号，这样的吊桥效应让早期情绪的研究者认为，我们是透过诠释身体上的讯号去了解情绪。因此吊桥效应便是人们可能把造成某些生理变化的情形，归咎于错误的原因，而对我们的情绪和心理造成影响。

理论解析

研究者认为，与人们的一般常识不同，个体的情绪经验并不是因自身的遭遇而自发形成，它是一种两阶段的自我知觉过程。在这一历程中，人们首先体验到的是自我的生理感受，然后，人们会在周遭的环境中，为自己的生理唤醒寻找一个合适的解释。例如，根据这种理论，在情绪体验的过程中，人们首先感受到的是自己生理表现与以往有所不同，如，觉得浑身发热、心跳加速、手有点抖，接下来，会不由自主地到环境中寻找线索来解释此时自己的生理表现。换言之，情绪体验更多取决于对自身生理唤醒的解释，而不一定来源于真实遭遇。然而，这就引发了一个问题：在现实生活中，对同样的生理表现可能会存在著不同的但都是合理的解释，有的时候，人们会很难确定自己的生理表现是由哪一种因素造成的。由于难以准确地指出自己生理表现的真正原因，人们会对产生对情绪的错误认识。在心理学上，将人们对自己的感受做出错误推论的过程称之为唤醒的错误归因(misattribution of arousal)。

争议

吊桥效应实验仍有其问题，主要的批评有：后续研究试图复制远使实验时遇到困难，引发再现性的问题以及原始实验设计可能无法完全排除其他变数的干扰，例如个体差异和特定情境的其他元素。

Schachter-Singer 情绪理论(Schachter-Singer theory of emotion)（斯辛二氏情绪论、情绪二因论）:

由 Stanley Schachter 和 Jerome Everett Singer 提出，主张引发情绪的刺激事件会导致生理反应，生理反应则会促使个体观察外在环境，作为辨识情绪的线索，（此外，人们会将此生理激发做上标记，成为日后的情绪反应），也就是说情绪跟生理反应与认知评估有重大相关，只要观念转变，就会在短时间内对产生截然不同的情绪（很大的改变）。

实验中，参与者皆被注入刺激物(如肾上腺素 adrenaline)，但第一阶段参与者分为是否被告知刺激物对其生理影响的资讯。而第二阶段，参与者分别进入两种的外部环境:环境里设定存在欣喜愉悦的旁人与愤怒急躁的旁人。而四种不同情境下的参与者，分别有以下不同情绪反应：

被告知相应生理反应的资讯以及置入愉悦环境的参与者，感到欣喜，并将自身的情绪反应，归于刺激物的作用。
被告知相应生理反应的资讯以及置入急躁环境的参与者，不感到愤怒，并将自身的情绪反应，归于刺激物的作用。
不被告知相应的生理反应并置入愉悦环境的参与者，感到欣喜，并将自身的情绪反应，归于外部环境作用。
不被告知相应的生理反应并置入急躁环境的参与者，感到愤怒，并将自身的情绪反应，归于外部环境作用。

	被告知相应生理反应	未告知相应生理反应
愉悦环境	感到欣喜将情绪反应，归于刺激物作用	感到欣喜将情绪反应，归于环境作用
急躁环境	不感到愤怒，将情绪反应，归于刺激物作用	感到愤怒，将情绪反应，归于环境作用

理论	理论说明
Lazarus 情绪理论(Lazarus theory of emotion)	认知（根据评估产生的思考）先于情绪出现。在情绪发生之前，人会先评估事件的情境，并在认知中找寻对事件适合的解释，再反应出相对的情绪。
Zajonc 情绪理论(Zajonc theory of emotion)	认知与情绪是分开进行的。情绪的发生是基本是自然的，并不会因为认知上的评估与思考，而影响情绪反应。

　　由实验结果，心理学家发现，不被告知相关讯息的参与者们有相同反应模式，同样因外部环境而做出认知评估，产生相应的情绪反应。因此推论出，情绪激发的推手是由个人对事件的评估，形塑了人们的情绪反应。

情绪的综合理论

在我们遇到危险刺激事件时，我们会心跳加速、呼吸频率升高、口干舌燥、肌肉紧绷等等。这些都是由自律神经系统(autonomic nervous system, ANS)发出的讯号，使身体能预备好产生情绪反应。自律神经系统则负责实施情绪反应的生理变化。例如：你的手在紧张时感到湿冷，那是因为自律神经系统增加了汗水并减少了手中的血液流量。

自律神经系统在大脑和大多数身体器官之间传递信息，帮助独立运作的器官促进或抑制它的活动。如此一来，自律神经系统协调这些器官的功能来满足身体的一般需求，并使身体得以适应环境变化。假如你在运动会中参加拔河比赛，你就会需要更多的葡萄糖来给予肌肉能量。自律神经系统借由增加能够产生葡萄糖的激素的分泌量来让身体获取所需的能量并同时促进血液循环。

自律神经系统分为以下两部分：

1.交感神经系统(拉丁语：Sympathicus；英语：sympathetic nervous system (SNS))一般控制与兴奋相关的行为，即战斗或逃跑反应。
2.副交感神经系统(英语：Parasympathetic system)主要负责身体休息时的“休息和消化”或“进食和繁殖”等活动，包括性唤起，流涎，流泪，排尿，消化和排便。

大部分器官共同受到交感与副交感神经系统的影响，且两者之间是互相拮抗的，因而可以实现对该器官的精细调节，实现内环境的稳态。情绪可以活化任何一者，且此二者神经系统皆有轴突纤维遍布身体的每个器官。来自副交感神经系统的轴突将神经递质-乙酰胆碱释放到目标器官，使器官产生与保护、养分吸收以及身体生长相关的活动。从交感神经系统释放出一种不同的神经递质-正肾上腺素-进入目标器官，帮助身体获取能量。当交感神经系统的一部分被刺激时，其他部分也会被激活，产生 fight-or-flight 反应，其症状包括心率和血压的升高、呼吸频率上升、瞳孔扩大、鸡皮疙瘩以及其他有助于身体对抗或逃避威胁的生理变化。

此外，两者不可同存：一旦交感神经系统被激活，副交感神经系统就不会同时反应；反之亦然。可以想像成“吞咽”和“呼吸”，两者不可在同一时间进行。

我们无法有意识地改变自律神经系统的活动。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人不能直接控制血压；但是，我们却可以执行对自律神经系统有间接影响的行动。例如，为了使性器官产生反应，我们可能会想像一个色情画面来撩起性欲。我们也可以借由屏住呼吸或拉伤肌肉来提升血压。相反地，我们可以躺下并且放松身体来降低血压。

透过交感以及副交感神经交互作用，在平静和强烈刺激之间达到平衡。在生理层面上，当我们遇到恐惧或愤怒这些强烈情绪时，身体会自动启动紧急反应系统(emergency reaction system)，使我们能自主地让身体调适到能应付潜在危险的状态。这个反应由交感神经系统主要掌控，如肾上腺素等可以促进血糖释放、血压升高的激素会被释放；然而，当事件过去身体需要转向平静时，副交感神经便会作用、抑制这些活化性激素的释放。

上述是周围神经系统的调控，在中枢神经之中，激素和神经两层面的调控和整合是由下视丘(hypothalamus)和边缘系统(limbic system)两者一同负责。此两区域可以说是情绪的控制系统，可以调整人体的状态使我们做出攻击、防卫、逃离等等行为。而在神经解剖学中，杏仁核(amygdala)是研究的重点。杏仁核座落于大脑皮质颞叶的基部，由一群神经核组成，是连结中枢神经系统以及周围神经系统的一个重要的转运站。正如在恐惧时，视丘传送讯息到杏仁核，便进一步快速产生了恐惧之情绪，以便我们快速反应危急情况，但是接著视丘会在循著感觉皮质区那条较慢的路径，让我们的大脑去评估确认我们遭遇到的威胁。杏仁核扮演一负责为负面情绪加上意义的角色，他是“威胁侦测器”，可以提醒我们是否处于危险的环境中。而最后，处理情绪的中枢神经：大脑皮质(cortex)，则是透过联想、记忆等等把心理体验和生理反应整合起来。

在了解情绪的生理历程之后，我们可以进一部探讨“情绪理论”。情绪之综合理论整理了 James-Lange 理论、Cannon-Bard 理论还有其他之认知理论。

（1） James-Lange 理论（詹郎二氏情绪论）： 在此理论被提出前，大部分学者认为，情绪会居先于反映发生，例如在愤怒时，是因为生气才会对他人大吼大叫。然而，William James主张这个顺序应该是相反的，身体应该会先有反应、我们才会感知到情绪。Carl Lange也同时提出类似观念，说明“情绪起源于身体的回馈”。因此这种认为由某些特定刺激所引起的自律系统调控的身体作用，会导致特定情绪体验的情绪论，被称之为詹郎二氏情绪论。这种理论是被视为一种“周边(peripheralist)”理论，因为他们是以自律神经系统和内脏、肌肉等非中枢神经的反应作为情绪链锁反应上最重要的角色。

（2）Cannon-Bard 理论(坎巴二氏情绪论, Cannon-Bard theory)： Walter Bradford Cannon（1927）反对上述所提的“周边理论”，他认为中枢神经系统才是关静性的作用角色。他认为内脏反应等与情绪无十分强烈、直接的关联性，他的实验指出，即使当内脏与 CNS 的连结被切断，实验室的动物仍然会表现出情绪反应。他进一步指出， ANS 的反应通常是缓慢的，他的速度并不足以瞬间的引发情绪来源，因此情绪扮演著在大脑接收刺激和输出反应之间仲裁者的角色。同时间，Philip Bard 也认为这些周围性的反应并不是在情绪生成上的重要角色。Bard 认为，诱发情绪的刺激主要是产生两种效应：一者是透过交感神经引起身体的周围反应，二者是经由大脑皮质引起个人的主观性情绪体验。综合两人的理论，他们预测身体反应和心理反应之间的独立性。

（3）情绪二因论(two-factor theory of emotion) 此理论由Stanley Schachter 所提出，他认为情绪体验是由生理激发(physiological arousal)如心率加快、出汗等，和认知评价(congnitive appraisal)两者共同作用而产生的。情绪生成必须先经由生理激发后，再经由我们评价这些生理激发所感受到的事务，找到最合适的情绪标签，即情绪是由认知过程、环境、生理状态在大脑整合后的结果。

应用举例-吊桥效应：因自我的知觉归因错误，导致认知在特殊情境下混乱，例如：因为恐惧产生的生理反应，却误认为是喜欢身边的人。因为两种情况的生理反应都十分类似。

（4）情绪认知评价理论(cognitive appraisal theory of emotion) 此理论由Richard Lazarus所提出，他主张“情绪体验是产生于当事人与被评价的环境之间的，它并不能单单从发生在当事人上的事件或他大脑中所思所的事情上加以理解。”简而言之，即只有当当事人认为此一刺激具有个人意义时，才会产生情绪的反应。同时，情绪的反应并不需要是理性上有意识地思考，它可能与过去的情境有所连结，因此很难从环境中寻找出生理激发的直接原因。可是Robert Zajonc对此理论却提出批评，他表示：人们可能在某些特定情况下不知道为什么就会产生偏好(preference)。

在一系列被称之为“单纯曝光效应(mere exposure effect)”的实验中，实验人员以萤幕瞬间呈现一些刺激（如数字、陌生脸孔等）给受试者，时间短暂到会让受试者无法从意识上加以辨认图样。但是当受试者被要求指出对于特定刺激的喜好程度时，他们会倾向于对于旧有项目较高的评定（所谓的旧有的刺激是指一些曾在意识的阈值下闪现的）。因此 Zajonc 认为，受试者会在意识上不自觉的受一些旧有因素影响，情绪并不一定要从评价历程中衍生出。 最后我们可以综合了解，认知评价可以是建立情绪的一个重要历程，但他并非唯一；某些情况下，人们会下意识的不自觉去由环境中寻找，尝试解读自己的情绪反应；而在某些情况下，情绪则会受到先天连结所支配，这将会不需要任何的解释，也无法有任何的解释。这种种达成情绪的不同途径，说明了情绪的多源性、以及他所具有的多方面功能。

情绪形态论

性质

（1）情绪形态是个体对生命经验的一致性反应，受到大脑某些特定神经回路的影响，可以用客观的方式测量。

（2）情绪形态影响我们感受某种特定情绪状态、特质和心情的可能性，因为情绪形态比情绪状态更靠近大脑情绪的系统，可视为情绪生活的基础单位。

（3）人格特质在神经机制上是既非基本的，也非必要的指认工具；是一组高层次的情绪特质和情绪状态的组合。

（4）情绪状态可以追踪到大脑的某些特性上，是独特的大脑标记。

（5）情绪状态的六个向度，反映出大脑的特性与组形，是现代神经科学研究的发现。

特征

一、指向性：正性情绪是指需要得到满足，负性情绪指的是需要没有得到满足。人类主要有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和归属的需要及自我价值实现的需要等等。如果需要没有得到满足，就会产生负性情绪。

二、两级性：情绪有高兴、愉快，也会有愤怒和悲伤。

三、动力性：情绪对行为和认知是具有动力性的。日常生活中的一个孩子被表扬之后动力十足，干什么都特别有干劲，这是情绪的动力性在起作用，甚至我们高兴的时候痛的感觉都会下降。

四、宣泄性：情绪可以通过生理方式表达，也可以通过心理方式表达。心理表达方式主要是将情绪迁怒于别人，跟别人发脾气，这种一种心理表达。生理表达是当我们有负面情绪的时候，我们不能够把这个表达出来，压抑在心里，就会以身体症状表示，比如生气的时候胃胀吃不下东西。

五、过程性：无论是多么高兴或者悲伤的情绪，经历一个过程就会衰减下来。

六、非理性：我们一直认为理智会战胜情感，但生活不是所有事情都能战胜情感，实际上经常有理智被情感冲破的现象，比如听信谣传等。

七、转换性：情绪之间可以互相转换，情绪和行为之间也可以进行转换。比如平常讲的成语里的喜极而泣，破涕为笑就是情绪转换的特征。当你有高兴的事情，就更容易对别人友善，也更容易答应别人的要求，你有一些不高兴的事情，更容易迁怒于别人，冲别人发脾气。

六大向度

情绪活动不只发生在脑干、边缘系统等所谓“原始”的脑区，反而更和前额叶皮质区有密切关联。前额叶皮质被认为是人类理性的所在处、思想和智慧的中心，更是区辨人类与低等动物认知功能的关键所在。以 Richard J. Davidson 为首的精神科学家提出情绪形态(emotional style)理论，将情绪概分为六大向度，包含回弹力(resilience)、展望(outlook)、社会直觉(social intuition)、自我觉识(self-awareness)、情境敏感度(sensitivity to context)和注意力(attention)，Davidson 等人主张这六大向度有大脑活动的实质基础，并是依稳固的大脑活动形态所建立的。

回弹力向度(Resilience)

回弹力指的是一个人在遭遇失去、挫败或其他的不顺利事件后，是否能轻易从愤怒、悲伤或其他的负面情绪中复原。回弹力过高或过低都不好：一个极端快速回弹的人容易缺乏克服挑战的动机，会耸耸肩接受每一个挫折，他会抱持著“不要担心，快乐就好”的态度；相反的，回弹太慢的态度会在挫折发生后停滞不前，执著于一件已经过去、无法挽回的事。

我们可以定义事件的“正常回复时间”为回复正常情绪所需的平均时间。从小小的倒楣事（如被贩卖机吃钱），到巨大的失落（如配偶死亡）各有其正常回复时间。在亲人过世后，回复到正常情绪的时间远大于没拿到饮料的。情绪的回复，有一部份是自动化的，但令人讶异的是，情绪回复时间存在极大的个体差异。

在典型的实验中，研究员会给受试者看大部分人会感到悲伤、厌恶或其他负面情绪的图片，如葬礼上寡妇带著年幼的孩子哭泣、可怕的车祸现场等；或是给受试者引发生理痛苦的刺激，如用很烫的水碰触受试者的皮肤（不到会烫伤的程度）。接著，检查受试者的“恢复期”(recovery period)，即负面情绪或疼痛感消失的时间。例如，测量眨眼反射行为(eye blink reflex)，或用皮肤上的电极测量眨眼时肌肉收缩的强度，此两种测量可以了解该受试者从打击中回复的状况，并量化该数据。

研究人员通常用下列假设性情境，判断受测者的回弹力向度：

当我和好友或配偶发生家事分工等不愉快的小事、小摩擦，我会因而长达数小时甚至整天都不高兴。
当我开车时，有驾驶人违反交通规则，从路肩插到我前面，我不会因而生很久的气。
当我经验到强烈的悲伤，比如亲密的人离世，它会让我长达好几个月的做事能力都被干扰。
当在职场上犯错而被责骂，我能放下它，当作长了经验。
当我去试吃新的餐厅，结果很难吃，服务态度又差，我整晚都会不高兴。
当我开车时遇到前方有车祸，因此被卡在车阵中，终于顺利开走之后，我会猛踩油门扬长而去，借此发泄，但内心还是不舒服。
当家里的热水器坏掉，我会知道花点钱请人来修就好了，不会因而生气。
当我遇到有好感的对象，问对方愿不愿意再跟我见面，结果被婉拒了，会让我长达数小时甚至数天都心情不好。
当我被提名参加重要的专业比赛，或老板考虑给我升迁，最后却输给我觉得条件更差的人，我能很快放下这件事继续努力。
当我在聚会场合跟有趣的陌生人说到话，结果他问到我个人的事情时，我太紧张而答不出来，事后我会反反复复在脑中重温这段对话，练习怎么答得更得体，持续数小时甚至数天。

展望向度(Outlook)

展望向度与回弹力向度相对，回弹力向度是指人在负面打击中快速回复的速度，而展望向度描述人维持快乐的能力，或者称做“保持乐观”的能力、“乐天”倾向，神经科学家 Richard J. Davidson 形容为＂find a silver lining in every cloud＂（在每一片乌云当中找出金光）。在展望向度极端的人们，能对生活当中的每件事找到快乐，并且抱持这样的信念生活下去。在生活中，也许他们并没有看清事情的全面，又或者忽略事物坏处是他们的本能，使得我们必须提醒他们别被自己的信念冲昏头。

展望光谱正向极端的人，往往对于生活中的危险因子不够敏感，置他们自身于险境。相反的，展望光谱负向极端的人们对生活中所有事物都有悲观的倾向，在他们的眼中，所有的快乐都只是裹著糖衣的毒药，深怕背后潜藏的危险。这些悲观者在生活中往往厌世、焦虑、杞人忧天，不过相对于乐天派，他们往往能够一叶知秋。

在实验室当中，测量展望向度的方法是让受试者观看一些能够促进脑部正向情绪回路的图片，例如抱著婴儿的母亲或者在布施受众的虔诚宗教信仰者，然后测量他们脑部回路的持久度，另外除了测量脑部快乐回路的持久度，也可以测量与微笑脸部肌肉的持久程度，在这两者维持越久，展望向度上越正向。

研究人员通常用下列假设性情境，判断受测者的展望向度：

当我受邀去见自己不熟的人，我会很期待和他们成为朋友，而不是当作一件不得不做的义务，觉得这些人不值得认识。
当我评价一名职场的同事，我会聚焦在他待改进之处，而不是整体的正面表现。
我觉得接下来的十年会更好，至少会比上一个十年更好。
当我要搬家到陌生的新城市，我感觉很恐惧，仿佛要踏入未知的领域。
当我遇到意料之外的好事，譬如跟陌生人聊得很开心，这个正面的感觉几分钟内就会消失。
当我到了聚会场合，只要一开始很顺利，我整晚就都会感到很顺利。
美丽的风景对我的吸引力很短暂，很快就会显得无聊。
当我一早醒来，我满脑子都是今天计划要做的开心事，这个念头让我心情整天都很好。
当我参观博物馆或听音乐会，就算前几分钟都很喜欢，但很快就感到冷淡乏味。
当我忙碌时，可以一做完某件事就马上接著做下一件事，不会觉得累。

社会直觉向度(Social Intuition)

在看电影的时候，我们往往会看到导演运用了极度细节的镜头来描述一个故事：例如：两只眼睛的视线飘忽、前倾变成后仰、脚尖指向九十度的方位，又或者，在角色含泪、欲言又止的画面嘎然而止，我们却清楚接下来将是一段伤心的哭喊——我们了解人际之间潜藏的讯息，端赖我们的社会直觉向度。社会直觉向度指的是我们能够在人与人交流之间挖掘出台面底下的情绪和想法，换句话说，有没有办法懂得“弦外之音”。

社会直觉向度中处于正向极端的人，能借由眼神、脸部肌肉的抽动窥知对方藏在心里的话语，他们可以懂得刚失恋的朋友需要的是长时间的陪伴倾听，或者是注意力的转移，这样的敏感天赋使得他们能够相对容易了解另一个人的心意，并据此做出反应；相对的，在社会直觉向度上处于负向极端的那一群人往往不懂对方的真实想法，当另一方甩门走人时，还在思考刚刚发生了什么事，他们没有办法分清楚，在对方询问“我是不是很可悲”的时候，想要的到底是单纯的关爱还是中立理性的分析。这种人往往会把较为表面的关系弄得难以维持，搞的另一方需要卸下社交武装来表明心意。不过相对来说，在亲密关系当中，过度要求一个人的敏感度也是有其负面的效果，当双方已经对对方的反应机制撩若指掌后，再要求对方必须敏感可能有些不合时宜，对某些人来说，在信任的人面前畅所欲言是非常好的抒压管道。

在实验室中，我们可以借由测量一个人行为上与大脑的反应来观察一个人在社会直觉向度上的落点在哪。我们可以让受试者观看一张人脸照片，并用侦测眼睛视线方向的雷射技术来观察受试者的眼睛看向照片的哪个方位，视线看向照片人物眼睛的受试者，在社会直觉向度上位于较为正向的落点，而视线看向照片人物的嘴巴，或是根本没对在人物的受试者在社会直觉向度上拥有较负向的落点。在做这个实验的同时，我们也可以用 fMRI 来观察受试者脑部的神经活动，观察视觉皮质当中的梭状回(fusiform gyrus)与边缘系统当中的杏仁核(amygdala)是否被活化，这两个部位在接收并认知社交讯息的功能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当看著另一个人的脸部，特别是眼睛时，两个脑部当中的区域会高度的活化。

研究人员通常用下列假设性情境，判断受测者的社会直觉向度：

当我跟他人对话时，我能注意到对方细微的情绪线索，譬如不悦或愤怒，甚至在他本人发现之前就察觉了。
我常注意他人脸部的表情和肢体语言。
对我来说，当面交谈跟透过电话交谈差不多，因为即使面对面交谈，我也得不到比电话上更多的资讯。
我常觉得，自己比他人更了解他真正的感受。
跟我交谈的人常没来由地开始生气，让我感到惊愕。
当我和别人在餐厅一起用餐，我喜欢坐在对方旁边而不是对面，因为这样就不用盯著对方的脸。
我常根据他人的紧张或不舒服做出反应，并且是基于直觉，就算对方没有表达出口我也知道。
当我在公共场合时，喜欢观察他人来消磨时间。
我常用看的就知道一个人是否心事重重。

自我觉识向度(Self-awareness)

自我觉识向度指的是一个人判断自身情绪讯号的能力。自我觉识力较高的人对自己的想法和感受极为敏锐，时时刻刻都会留意到身体正对自己释出哪些讯号，譬如他们对某人发怒时，会立刻知道自己并不是对其生气，而是因为其他外来压力而迁怒于对方；另一方面，自我觉识力低的人，对自己身体的内在讯号则不敏感，也时常为自己的各种情绪反应感到困惑。这类人鲜少反省自己，在经历焦虑／嫉妒／愤怒／厌烦等负面情绪时，往往不会自觉，而要等身边亲密的人关切他们为何焦虑／嫉妒／愤怒／厌烦，才会惊觉自己的情绪。他们并不是不愿意承认自己的情绪，而是真的没发觉身体有这些情绪的迹象出现。自我觉识的能力让人能强烈感受到情绪状态的身体层面，有助于体会别人的感受，对同理心的形成至关重要；然而也因为如此，对自己的感觉和情绪都很敏感的人，也会对别人的痛苦、焦虑等情绪感同身受。当他们目睹别人遭受痛苦时，自己的肾上腺皮质醇(cortisol)也会上升许多，导致心跳加速、血压飙高。

心理学家常借由观察一个受测者有多容易觉察到自己的心跳，来测量他对自己身体内在讯号的敏感度。研究人员先让受测者放松、休息，测量他的心跳，然后用电脑模拟出他的心跳声，也就是每心跳一次，电脑就产生一组声音。接著，研究人员将该组声音调到心脏跳动时间点之前或之后，产生出另一组模拟心音。最后，研究人员透过耳机，播放这两组心音，请受测者选出和他本人心跳声一致的那组。经过大约一百次随机播放测试后，即可得知受测者对自己身体讯号的敏感度；自我意识较强的人在心跳测试中的正确率，大约都落在前二十五个百分点内。

若想了解自己对身体讯号的敏感度，可以进行下列测试。请一名外人测量你的脉搏在三十秒内跳了多少次；与此同时，你要在不碰触自己的手腕或其他动脉的情况下，把注意力聚焦在自己身体的内在活动上，尽可能感受并数算自己的心跳。重复四次三十秒测试后，和协助你的人比对你们计算的心跳次数，数字越接近，则你的自我觉识能力可能越高。

研究人员通常用下列假设性情境，判断受测者的自我觉识向度：

当别人问我为什么悲伤或愤怒，我的反应或心里想法常是“我没有悲伤／愤怒啊”。
当亲密的人，譬如伴侣或朋友，问我为什么对某人很失礼或态度很差，我常常不承认。
我常（一个月两次或以上）发现自己莫名地脉搏、心跳很快。
当我看到他人身陷痛苦时，我在情绪和身体上都能感受到他的痛苦。
我通常很清楚自己的感受，也能用文字表达我的情绪。
有时我感到疼痛，但不知道为什么。
我喜欢安静、放松地独处，感受自己内心在想什么。
我觉得自己的身心是合一的，且对自己的身体感到自在。
我对外在环境很敏感，却很少注意到本身身体的状况。
当我在运动时，我很清楚自己的身体发生了哪些改变。

情境敏感度向度(Sensitivity to Context)

日常生活、人际互动中，有许多潜藏的讯息、规则，好比我们不会在丧礼上畅谈最近的趣事、或是在严肃的场合开黄色笑话。情境敏感度便是指一个人对于周遭环境、社交场合中潜藏的规则或规则等的敏感程度。

情境敏感度高的人能够较容易了解他人的情绪、面面俱到，也比较“会看脸色”、不容易得罪人；然而相对的，这样的人可能需要花比一般人更多的能量来进行社交，因为他们放更多的注意力在他人身上、接收更多讯息、经过更多思考才予以回应。

相反的，情境敏感度低的人较无法参透表面下的情绪、潜规则等等，因此往往容易说出不合时宜的话、被形容很“白目”；相对的，这样的人没有那么多的考虑、应和、牵绊，因此可能可以过得更自得其乐、忠于自己。

要测量情绪敏感度向度，我们会将受试者放在不同的环境下并观察他们的反应。例如，理论上幼儿在陌生的环境中会保持较高的警觉性，因此，如果我们把幼儿置于陌生的环境中，但是幼儿却表现得十分轻松，我们便推测他的情绪敏感度较低。而对成人的测试中，受试者会被置于两个气氛截然不同的房间，从他的反应推测他的情境敏感度。此外，神经学上，海马回与理解外界的讯息有关，因此我们也可以利用磁振造影来观察一个人的海马回结构与活跃程度，来推测其情境敏感度。

研究人员通常用下列假设性情境，判断受测者的情境敏感度向度：

亲密的朋友认为我对别人的感觉很敏感。
偶尔有人会说我在某社交场合的举止不恰当，我则会惊讶地觉得自己没有这样。
我有时工作不太顺利，因为我拿捏不好对上司的态度，得罪他们；有些朋友不再跟我来往，因为我在他们难过时表现得太开心。
当我和人们交谈，他们有时会后退一步，站得离我远一点。
我说话前会先确认过自己要说出口的话，以免这句话不恰当。
当我在餐厅等公共场所时，会特别控制自己说话的音量。
当我在公共场所时，常被提醒不要提到某人的名字，以免他刚好经过。
我能意识到自己去过的地方，就连很多年前开车经过的某条路也是。
当有人的举止不识相，譬如在工作场所不够庄重，我会注意到。
亲密的朋友常说我在新环境和陌生人应对很合宜。

注意力向度(Attention)

注意力指的是排除外在干扰，保持专注的能力。注意力向度的光谱上，趋向高端的人能够持续聚焦在特定事物上；趋向低端的人，则容易受环境中任何微小的刺激所吸引，因而转移注意力，并感觉对自己的注意力难以掌控。而之所以把注意力向度纳入情绪形态之中，是因为不只声音和影像会干扰注意力，带有情绪成分的外物更会对注意力造成很大的干扰。

情绪跟注意力关系密切，因为情绪性刺激很大程度上掌管著我们的注意力。过滤掉情绪干扰的能力，是我们情绪生活的基石，因此注意力对其他的情绪向度就成为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例如：自我觉识能力需要注意自己身体的讯号，社会直觉则要能注意各种社交线索。

心理学研究上，根据各种不同种类的注意力，每种都有不同的方法来测量。其中一种称为选择性注意力(selective attention)，也就是在充斥各种刺激的感官汪洋中，能专注在单一一件事情上。生活中的每时每刻，我们所接收的讯息其实多得惊人，就连在你阅读超普通心理学的同时，你的周边视觉(peripheral vision)都会看见你的手捧著电脑或手机、你的耳朵接收到各种声音。即使平常有许多感官刺激彼此竞争我们的注意力，但我们通常会忽略绝大部分的事情，只能同时注意一件事；若非如此，我们就会迷失在感官刺激的汪洋里了。我们的身体主要靠两个方法，才能维持这种专注：

依我们想注意的讯息来自哪个输入管道，就强化该管道所输入的讯息
抑制来自其他管道的讯息。

还有另一种注意力，它和选择性注意力相反，是开放的，不加判断；有了这种能力，你才能对思想、眼睛、耳朵、感觉等各种刺激，全都保持接收状态。例如，某人正要赶往一场重要会议，眼看快迟到了，电梯却故障不能搭。即使某人明确知道自己很焦虑、压力很大，却没有惊慌，还能用眼神搜索可以上楼的楼梯。如果某人做得到，代表他拥有这种开放、不加判断的注意力。

这种人常得到的形容词是“处变不惊”、“有种安定的磁场”，他们能在各种不相干的事件之中保持专注。他们时常会觉得情绪平衡，并感到满足、镇定自若，在多方杂讯下也不会情绪起伏。开放、不加判断的注意力，不只影响我们对环境周遭的敏感度，对我们自身的思想和情绪也同样重要。

心理学实验中，如果要测量开放、不加判断的注意力，则研究人员会善用注意力的特征：当一个刺激霸占了我们的注意力，我们就很难注意到其他短暂又突然、只出现零点多秒的刺激。这种现象叫“注意力眨眼”(attentional blink)，意即我们注意到一个刺激后，对下一个刺激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研究人员的作法是让英文字母在电脑萤幕上闪现，每秒闪出十个字母，譬如 C、P、Q、D、K、L、T、B、X、V，但是偶尔会有阿拉伯数字夹杂在这堆字母中出现，譬如 C、P、Q、D、3、K、L、7、T、B、X、V；受试者的任务就是注意闪动消失的文字，并说出这些混杂的阿拉伯数字。

研究发现，假如在第一个数字出现之后，第二个数字不到五百毫秒就紧接著出现，那么受试者就很容易忽略第二个出现的数字。以上述序列为例，即受试者会说出 3，但是没有说到 7，换句话说，他们的注意力“眨眼”了。这种现象背后的生理机制是因为相对于英文字母，数字很少出现，且它又是受试者寻找的目标。

所以当数字出现时，会在受试者脑中引起兴奋的脉冲，大脑需要一点时间来恢复原来刺激前的状态，才能继续锁定它的目标。注意力眨眼的时间越长。在一个数字闪现后，需要间隔越长的时间，才看得见下一个闪现的数字，表示该受试者的大脑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才能注意到下一个刺激。换言之，该受试者会遗漏掉更多的环境讯息，注意力比较不集中。

研究第二阶段中，受试者要注意的目标刺激不是单纯的符号，而是情绪性的刺激，此时注意力眨眼的时间普遍更长。此阶段的实验中，受试者的任务并不是从字母堆中辨认出数字，而是从连续的风景照中，找到其中夹杂的孩童哭泣图片。根据测验结果，受试者在看到第一张哭泣的图片之后，需要更长的时间间隔，才能注意到第二张孩童哭泣图。这表示注意力的高低和情绪有关；更精确地说，情绪影响注意力。

心理学家用字母中夹数字，或者用大自然景象中混入情绪性图片，来测量开放、不加判断的注意力；至于“选择性注意力”，则用下述方法来测量。研究人员让受试者戴上耳机，听不同频率的简单音效，分别是高频和低频。最简单的阶段中，受试者要注意频率的变化，只要一出现高频率的声音就立刻按下按钮，听到低频率的声音时则不按。

为了提高注意力的门槛，研究人员刻意增加任务的难度，把声音安排在左耳或右耳的不同声道，一秒播一次，左耳、右耳、左耳、右耳轮流播音。受试者按钮正确的次数减去错误的次数，而他的成绩就是他注意力集中的程度。在此之上，研究人员甚至又将实验调整得更困难：他们要求一部分受试者，只有高频率／低频率在左声道／右声道（任一种排列组合）播出时，才能按按钮。结果发现，当正确频率的音出现在错误的声道（即受试者应该忽略的那只耳朵）时，受试者最容易犯错，明明不该按却按了钮；这表示他的注意力太广，不够聚焦。更有些时候，受试者来不及听见正确频率的声音。

研究人员通常用下列假设性情境，判断受测者的注意力向度：

在吵杂的环境下，我也能专注。
只要我安静地坐下，就算只是一下子，也会突然冒出一堆杂念，并且常被这些不知从何而来的思绪拉走。
当我做事被意外事件给打断，我能把注意力重新拉回本来的事上。
在还算安静的环境里，例如公车、火车，或超市结帐的队伍里，我会注意到周遭的很多事。
我的注意力常被周遭的刺激或事件给吸引，而且一旦被吸走就拉不太回来。
在吵杂的环境下，例如晚会上，或在办公室的隔间里跟人交谈时，我能轻易隔绝别的声音，但只要我够专注，也能猜到旁人在说什么。换言之，我可以一心多用，一边跟某人说话，同时知道周遭他人在说什么。
当我置身吵杂、很多感官刺激、或很多事同时发生的环境，我能专注在自己心里在想的事上，不会分神。
当我决定专注在某件事情上，几乎每次都做得到。
当我需要全心全力完成一件重要的专案时，会尽可能找最安静的地方来做事。
当我在家想做正事时，很容易被电视、说话等声音给干扰。

情绪具有的生理性差异

情绪气质(Temperament)

指的是个体与生俱来的独特情绪行为反应倾向。从婴儿的情绪反应可以观察到，有些婴儿安静，有些婴儿好动。婴儿气质无好坏之分，却关系著养育的难易程度，一般分类有三：

安乐型：这类儿童平时活动比较悠闲轻松，适应性强，心情愉快，对于新的事物也很快就能够适应接受，对周遭的人常表示友善; 到了学龄阶段之后，这类儿童也能较好地适应学校生活。
慢吞吞型：对于陌生的人事物较容易表现退缩内向的一面。对于初次接触的事物，需要一段时间才能适应。
养育困难型：活动力强，反应较激烈，对于新奇事物的适应能力也比较两极化，需要一些时间调适，经常坚持度高，会坚持自己所想要的。

过去的科学研究婴儿与长大后的差异比较有以下两个，分别为1977年纽约长期纵贯研究和1994年杰罗姆·凯根及其同事的实验，两者都关注了婴幼儿时期的个性特质，并对其在成长过程中的持续性进行了观察和分析。在1977年的研究中，心理学家将婴儿分为三类：easy babies）、麻烦小孩（difficult babies）、慢热小孩（slow-to-warm-up babies），并发现容易小孩占了大多数。这些婴儿的个性特质在成长过程中也得到了延续，并且对于他们的睡眠和饮食习惯等方面产生了影响。另外，1994年的实验则更加专注于14-21个月大的儿童，将其分为抑制型和非抑制型。抑制型儿童对于陌生人有退缩和焦虑反应，而非抑制型儿童则相对放松并享受新环境。这些个性特质在他们长大到4.5岁时依然存在，表现出相同的模式。虽然这些研究对于理解个性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洞察，但也存在一些批评。其中一个是缺乏客观的准则来评估个性特质，这可能导致主观偏见和测量不准确。另外，这些研究也未考虑到家庭和社会环境对于个性发展的影响，因此无法排除这些因素对研究结果的影响。最后，个性特质的持续性虽然显著，但环境因素仍然可以对其进行调节，这表明个性发展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受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影响。这些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对于情绪气质发展的重要理解，但也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探索情绪气质形成的机制以及其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

反应强度（Response intensity）

是指情绪表现的力度。不同人对同一件事情的反应强度不同，有些人情绪强烈，有些人相对微弱。以愤怒而言，由弱到强，可以由比较弱的“不悦”到最强烈的“愤怒”。

反应阈（Response threshold）

是指引发情绪的最小刺激量。有人在极为微小的挫折情境，即可以引发出情绪，有人却要比较大的挫折情境才会引发情绪。反应阈有些源于生理基础，例如痛点滴、笑点滴、哭点滴…等等。也有些跟后天学习经验影响有关，例如有人期末总成绩得超高过95分才觉得满意，但有些人期末总成绩得60分就很满意，因为有惊无险、低分飞过；也有人得78分，觉得伤心哭泣，因为这是他这学期最低分的一科。这都涉及对分数的主观认知差异。

情绪与认知

虽然有一些情境可能直接连结大脑生理反应和情绪状态，但是认知仍是最重要的连结因素，认知在决定情绪状态上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某些人害怕的生理反应是心跳加快、冒汗、肌肉紧绷和血压升高，而有趣的是，这些征状与兴奋所伴随而来的生理变化相似。换句话说，假如一个正有一股强烈情绪的人，当人们试图去测量他的生理状况，可能难以理解他是因害怕而颤抖或是因兴奋而颤抖。

认知心理学家亦认为，造成情绪的直接原因不是外部事件，而是我们对事件的判断(认知)。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奥运会上获得铜牌的选手比获得银牌的选手更高兴，前者庆幸自己获得奖牌，后者则遗憾没有拿到第一。玛格达·阿诺（Magda Arnold）在60年代最先提出：在外界事件发生后，大脑的边缘系统会自动判断这件事对我们是好是坏，而根据事件定性，我们会下意识地决定是喜欢还是厌恶这件事，因此产生情绪。情绪成为我们的动机，使我们接近或是避免刚刚发生的事件。

而讨论到情绪与认知的关系，我们也不得不去思考人类是否是唯一具有意识能力的生物？根据剑桥大学学者所提出的《剑桥宣言：关于意识》，他们声明非人类动物——主要为哺乳类、鸟类，及头足纲软体动物(如章鱼、乌贼)——拥有意识，且找到相当有力的证据。

剑桥宣言的最后一段宣称：“缺乏大脑新皮层似乎不表示生物没有经历情感状态变化的能力。各类证据皆不约而同地指出：非人动物拥有构成意识所需的神经结构、神经化学及神经生理基础物质，以及有能力展示带有意图的行为。因此，证据充份表明人类并非唯一拥有产生意识之神经基础物质的生物。非人动物，包括所有哺乳类及鸟类、以及其他生物，包括章鱼，也拥有这些神经基础物质。”

而他们提出的证据有以下：

1.构成情绪反应的基础神经物质并不局限于大脑皮层内。人类进入情感状态时，一些大脑皮层下区域的神经网络也会被激活起来。在动物身上，这些皮层下神经网络是产生情绪行为的关键。对人和非人动物脑部同样区域作出人为激活，均能引起相应的行为及感受状态。非人动物一旦引发本能上的情绪行为，不少随之而来的行为都和动物经历的感受状态相一致，在人脑上刺激这些神经系统也能得出类似的情感状态。皮层下区域的同源神经结构拥有密集的情感相关系统，而年轻人类和缺乏新皮层的动物皆保留这些脑部心智功能。另外，早在无脊椎动物发生辐射演化时，已出现了一些神经回路去支援专注力、睡眠及抉择等行为或电生理状态。这些证据可见于昆虫以及头足纲软体动物。

2.鸟类在行为上、神经生理上、神经结构上都展示了意识的平行演化，例如从非洲灰鹦鹉可观察到接近人类水平的意识。新研究发现哺乳类和鸟类的情绪网络及微型认知回路似乎比以前所想的更为同源。某些鸟类物种甚至展示了和哺乳类相似的睡眠神经模式，比如快速眼动(REM)睡眠。斑胸草雀(Zebra finch) 也展示了一些从前被认为需要哺乳类新皮层的神经生理模式。而在自我辨识的镜像研究中，一些鸟类比如喜鹊就表现出跟人类、猩猩、海豚和大象类似的结果。

3.神经药理研究指出，能干涉人脑而影响意识行为的药物，用在非人动物上能造成类似的行为干扰。情绪感受产生自人类和非人动物皆有的同源大脑皮层下网络，因此有强烈证据相信两者于演化上共享原始情感感质(Primal affective qualia)。

这些证据皆指出，只要生物具有认知能力，便可能会有情绪的产生。

情绪的相关实验

狗的妒忌心理实验

心理学家哈里斯设计一项实验测试狗狗是否对受到自己主人宠爱的其他狗会产生妒忌，研究对象是 36 只狗和它们的饲主，试验要求饲主与 1 只按了开关会汪汪叫和摇尾巴的玩具狗一同玩耍，并把它当作真狗看待。当饲主跟玩具狗玩时，约 80%狗儿会推或碰触饲主，而玩具狗汪汪叫与摇尾巴时，有些狗甚至会攻击它。实验结论为狗亦会产生妒忌并想要切断主人和其他狗的关系，使人重新思考是否只有人才拥有妒忌这类所谓复杂的情绪。

另外在2021年，来自纽西兰奥克兰大学的博士生Amalia Bastos发表的研究设计了一个实验:研究人员让18位狗主人抚摸代表潜在对手的模型狗，而对照组则是抚摸一点都不像狗的圆柱体，并直接测量狗拉扯牵绳的力量，此测量较能提供客观且量化的数据，最后结论是抚摸模型狗时力量较大，抚摸圆柱体时则没什么反应。

然而此二实验仍然存在一些争议：

实验的缺失与争议

模型狗的相似性问题：
- 虽然模型狗被设计为潜在对手，但它并不是活生生的狗。狗对模型狗的反应可能与对真正的狗有所不同，这可能影响实验结果的解释。模型狗是否能充分模拟真狗的特征和行为，进而引发相似的情感反应，这一点存在争议
情绪的解释：
- 狗的拉扯行为是否完全可以解释为妒忌情绪，这点也有争议。狗的拉扯行为可能是多种情感和行为驱动的结果，包括好奇心、焦虑或对陌生物体的排斥等。将这种行为单纯解释为妒忌可能过于简单化。
样本大小：
- 只有18位狗主人参与该实验，样本大小较小，可能会影响结果的可靠性和普遍性。更大规模的样本可能提供更为稳定和具有代表性的结果。
实验情境的生态效度：
- 实验是在一个受控环境中进行的，而非自然情境。狗在实验室环境中的行为可能与在家中或其他自然环境中的行为有所不同，因此结果的生态效度（即结果在现实生活中的适用性）可能受到限制。

总结

Amalia Bastos 的研究为探讨狗的妒忌行为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角度，并引入了客观测量的方法，这是其优点所在。然而，该实验设计仍然存在一些缺失和争议，包括模型狗的相似性问题、情境控制不足、情绪解释的单一性、样本大小限制以及生态效度问题。这些因素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进一步考虑和改进，以更全面和准确地理解狗的情感和行为。

延迟满足实验

斯坦福棉花糖实验（Stanford Marshmallow Experiment）^[108]是史丹福大学沃尔特·米歇尔博士1966年到1970年代早期在幼儿园进行的有关自制力的一系列心理学经典实验。在这些实验中，小孩子可以选择一份奖励（有时是棉花糖，也可以是饼干、巧克力等等），或者选择等待一段时间直到实验者返回房间（通常为15分钟），而得到两份奖励在后来的研究中，研究者发现能为偏爱的奖励坚持忍耐更长时间的小孩通常具有更好的人生表现，如更好的SAT成绩、教育成就、身体质量指数，以及其他指标。

延迟满足实验通常会设定出以下两种条件：“利益较小但可较快得到”与“利益较大但较慢得到”。研究发现，即使人知道再等一段时间后的报酬高于当下获得的，仍偏向选择利益较小但当下能获得的选项；选择“利益较大但较慢得到”选项的受侍者被认为较有“自制力”或“能够压抑欲望”两项可能导致成功的要素。影响人做出此种选择牵涉到多种情绪因素，更有神经心里学的研究指出两类人在决策时，前额页皮质活动方式不同。

然而此实验的缺失是：实验的评估标准可能受到质疑，一个 SAT 分数优异、人际关系活跃的学生，难以判定必定比分数略低、人际交往较少的学生更加优秀。侧重感知的人群比起侧重规划、改变的人群，通常更善于理解事物，因此显性标准（事业成就等）可能难以体现这一差异。且在2018年5月，纽约大学的心理学者泰勒·瓦特在心理学顶尖期刊《心理科学》发表了一篇研究，推翻了使丹佛大学棉花糖实验的结论，使这个经典受到挑战。研究团队扩大了原本实验的样本数量，调查了超过900位来自不同家庭社会背景的孩童，发现那些成功的孩子，并不是因为他们延迟满足的能力强，而是因为来自于较优异的家庭背景。在社经地位高的家庭里，子女可以得到的资源较多，当面临诱惑时，较容易忍耐；与之相反的是来自低社经地位家庭的孩子，在他们眼里的资源转瞬即逝，如果不马上夺取就会消失，抵抗诱惑的能力因此降低。也就是说，影响孩子未来发展的其实是更为宏观的因素：家庭条件与可以接触到的各式资本，而非孩童自身的心理素质。

除了上述对于棉花糖实验受试者筛选的质疑外，一些学者更近一步地探讨是否有其他影响孩子决策的因素。Kid et al.(2012)[2]发表了一篇关于孩童决策能力会受到环境的可靠度(reliability)研究。该研究主要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受试孩童会得到一组杯子以及用过的蜡笔，并被实验员告知等待一段时间后，会有更好的彩绘工具。结果显示：所有的孩子都愿意等待，但只有被分到可靠实验员的那组，会得到先前承诺的彩绘工具。另一组的实验员则食言。后续也用了贴纸作为奖赏，重复做了一次，让受试的孩子更加确信实验员的可靠／不可靠度。在第二阶段时，研究人员以此为基础，开始进行了棉花糖实验。而最终的结果显示：相较于被分配到“不可靠”实验员那组的孩子，分配到“可靠”实验员的孩子在抗拒诱惑上有更良好的表现。这项研究的结果可能意味著，除了受试孩子自己的克制力外，对于未来奖赏的不确定性对于孩子决策(decison-making)也有很大的影响。

动物之情绪实验

古代阿拉伯学者阿维森纳，曾把一胎所生的两只羔羊置于不同的外界环境中生活：一只小羊羔随羊群在水草地快乐地生活；而在另一只羊羔旁拴了一只狼，它总是看到自己面前那只野兽的威胁，在极度惊恐的状态下，根本吃不下东西，不久就因恐慌而死去。医学心理学家还用狗作嫉妒情绪实验：把一只饥饿的狗关在一个铁笼子里，让笼子外面另一只狗当著它的面吃肉骨头，笼内的狗在急躁、气愤和嫉妒的负性情绪状态下，产生了神经症性的病态反应。实验告诉我们：恐惧、焦虑、忧郁、嫉妒、敌意、冲动等负性情绪，是一种破坏性的情感，长期被这些心理问题困扰就会导致身心疾病的发生。不过也应留意，动物实验虽可作为探知心理状况的一种参考，所得到的结果仍无法直接与人划上等号。^[109]

情绪化

根据日本人际关系疗法权威水岛广子医师所提出的解释，情绪是人类最自然的防卫反应，本身没有对错，无论生气、焦虑或不安，每一种情绪都代表真实的自己，坦然面对并给予理解和抚慰。而“情绪化”也可以称为“情绪化思考”，是指一直受困在“情绪高涨”的状态，无法进行冷静的思考和寻常的应对。为了要避免陷入情绪化思考，了解并重视自己的情绪，是重要的策略，并非强迫自己要“正面思考”或是“勉强自己接受”。

情绪化的成因

人类会利用过去的经验累积作为基模，拓展对于环境的认识，换句话说，我们是透过自己至今为止所累积、建立的“资料库”，解读外界环境的各种刺激。若经验累积中，因受关注或尊重的需求没有被满足，容易造成自我肯定感低落，而这样的人通常会因而戴上“不会有人听说我说话”的滤镜与人互动并且不敢正视自己的情绪，便容易让自己陷入“情绪化思考”的困境，会经常执著于如何让对方认同“自己的正确”，借此达到“受肯定”的需求，然而，对于“正确”的坚持有时是一种暴力，毕竟每个人心中的“正确”都不一样，与其消耗能量与“对错”拔河，还不如努力去培养自己的自我肯定感。

学习与情绪

心理学者近年来多已承认人是带有情感的动物，其行为多受情绪所左右。过去，人们总认为学习纯属心理活动，然而，情绪在学习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举例来说，学生往往因为课业压力引起焦虑不安的情绪，其中又以考试最为普遍，而由此引起的紧张感常使学习者无法发挥其应有的反应与水准，与其相关的心理疾病有惧书症(book phobia)、学校恐惧症(school phobia)、考试焦虑症(test anxiety)等。有的学生在考试前一天会紧张呕吐，有的看到书本时会产生大量的负面情绪，或者去学校之前会觉得身体不适，这些都是类似的例子，由此可见，学习与情绪息息相关。前述这些与焦虑相关的现象，不全然带来负面的影响，给予适度的压力能激发学习的动机，进而增加学习的成效。像是在完全没有考试的情况下，学生自主学习的动力较弱，学习成效低落；但如果每两个礼拜安排一场小考，便能刺激学习。过度或长期的刺激可能会限制学习者的心智活动，降低其创造力、阻碍思路，或对其生理与心理造成伤害。

动机与情绪的关系

动机与情绪是两个交互影响的元素，并且可互为因果，动机导致情绪，而情绪亦会导致动机。动机被阻碍时可能产生负面情绪，而动机被满足时可能产生正向情绪。例如，当你饥肠辘辘想吃东西时，若有人抢走你的食物，你必然会大怒，而这个愤怒的情绪又会使你很想打人；而你打人完后，则会有舒服的情绪。由上可知，最后的情绪乃因后来的动机所致，不是一开始“想吃东西”造成的。故情绪与动机经常相互影响，不是绝对的直线关系。简略来说，情绪强度和动机的强度与结果超乎预期的程度呈正相关。当做一件事的动机越强（像是投入很多时间或花费很多金钱等）、超乎预期的程度越大（比预料中好很多／坏很多），则产生的情绪强度越高。举例来说：

A同学花一天读普通心理学期末考，最后40分被当→ 只花一天读书，成绩基本上不会太高，因此动机强度低、超乎预期的程度也低（意料中的事）→情绪强度低

B同学花一个月读普通心理学期末考，最后40分被当→ 花一个月读书，成绩基本上不应该太低，因此动机强度高、超乎预期的程度也高（意料之外的事）→情绪强度高

趋避冲突(approach-avoidance conflict)

又称正负冲突，指对于同一目标有趋近跟逃避的心理冲突，同一个目标可以满足需求但又构成威胁，既有吸引又有排斥从而使人陷入进退两难的心理困境。例如：

当老鼠看到眼前的食物，它会感到欣喜（正面的情绪）便想趋近它；但同时，老鼠害怕遭遇电击，对此刺激却又产生恐惧（负面的情绪），就会想远离它。

当逃避的倾斜度大于接近的倾斜度时，便会引发老鼠避开的动机。

以下举两个现实生活中的例子：

参加社团可以获得许多经验、增加人脉；但会占用许多时间、影响课业。

当小汤哥发现吃了甜点会使心情变好（产生正面情绪），便会一直趋向去吃甜点这个行为；相反的，当小汤哥吃到坏掉的甜点而拉肚子，产生痛苦的情绪（负面情绪），可能下次就不会想要再去吃甜点，而产生躲避的行为。

双趋冲突(approach-approach conflicts)

指同时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动机，无法同时兼顾，所形成的心理困扰状况。双趋冲突是个体如对两个并存的目标都期望达到，但限于情势，必须有所取舍，不能兼得而生的心理上难以取舍的心理困境。例如：

年轻人想继续进修以增加学识，又想工作以扩展经验。

二者都是自己想要的，却不能同时得到，即是双趋冲突。

又例如：

既想要去看电影又想去准备下周的考试，但时间有限，只能在有限的资源中择一。

同时收到两项具有同等吸引力的工作邀请，对其中一项的选择意味著对另一项的拒绝。

解决

双趋冲突的特点在于这种冲突的平衡是不稳定的。当某人向一目标移动时，便出现一种目标梯度效应，这时，较近目标的吸引力增强，而远离目标的吸引力下降，两种吸引力处于一种不平衡的状态，因此会迅速被吸引到较近的目标。

“目标梯度效应”是指，朝著某个目标进行作业时，愈接近目标，则行动愈迅速，达成效率愈高。这是由心理学家克拉克．赫尔（Clark L. Hull）所提出的理论。他将老鼠放进一个出口处设有诱饵的迷宫中，然后观察老鼠的行动。结果发现，老鼠随著愈来愈靠近出口，跑的速度愈来愈快。

理性的决策者往往希望决策方案能够一举两得或一举多得，但客观条件又常常使之难以实现。决策活动所面对的资源条件往往是有限的，决策者在决定如何利用资源时就常常遇到这样的问题。如想做的事情很多，可资金条件只允许择一而行，双趋冲突就会产生。

要解决这样的冲突，必须放弃一个目标，或者同时放弃两个目标而追求另一折衷的目标。如果一个人认为，鱼和熊掌虽然都很好吃，但熊掌属于珍奇佳肴，对他更有吸引力，在这种情况下，两样目标的吸引力就有了大小差别，那么冲突就比较容易解决。

双避冲突(avoidance-avoidance conflicts)

又称负负冲突/ 避避冲突，指两种或以上目标都是人所想要回避的，而只能回避其中一个目标时的心理冲突。这是一种回避型冲突，即“左右为难”、“进退维谷”。例如：

一个小孩长了智齿，感到非常痛，但他又不肯就医，因为他害怕治疗所带来的痛苦。

此时，牙痛和治疗带来的痛苦都是想要回避的目标，但是又不能同时回避。要解决这种冲突，只有接受其中一种痛苦程度较轻的目标。

又例如：

明天有两个科目要期中考，但时间有限，只能完整的准备完一个科目，因此只能在两者择其一执行（即便心中并不真的那么想念书）。

解决

双避冲突是在一个人要在两项负值对象之间（即两个有害无益的目标）进行选择时所产生的心理冲突。在这种冲突中，两种排斥力的平衡也是趋向稳定的，使受害者继续为犹豫不决所折磨。假如某人移向一种选择，负债排斥力就会增强，于是他被推向另一种选择；但当他趋近另一种选择时，后者的负债力又会增强；这样他就要摆来摆去而接近中间位置。这一类的冲突解决可以是两害中取其轻。

解决要点：有明确行动目的，评估威胁对象，从而作出决策，再作评估。

若想要分析趋避冲突、双趋冲突与双避冲突，可以利用经济学上的无异曲线，检视完成这些事件对受试者之效用影响有多大，进而做出决策。

动机与情绪的相异点

	动机	情绪
循环性	有部份的循环性（如饥饿）	鲜少具循环性
反应的可见性	引起动机的刺激（如饥饿），通常无法被观察	引起的反应通常是可见的
引发的行为	动机引发的行动通常是主动积极的	情绪引起的行为大致是被动的
反应的发源	与外界环境互动而产生的反应	内在活动产生的反应（如个体内在的生理或认知活动）
对后续行为的影响	引导、激发行为的继续（如饥饿会引起食物的寻求）	可能妨碍正在进行的活动（如伤心导致了沮丧）或导致行动的改变（如感到恐惧而引起逃避行为）

动机与情绪的研究

在动机与情绪的应用研究中，有以下五个方向，将详细描述其研究目的、研究成果和发现：

教育中的动机与情绪

研究目的：探讨如何利用内在动机和外在动机来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并研究不同的动机策略如何影响学生的学习动机和参与度。

研究成果：研究表明，当学生感受到教师的支持并有自主感时，他们的内在动机和学习参与度会显著提高。具体来说，当教师采用激励性教学策略（如表扬和建议）时，学生的学习效果和动机会得到增强。此外，创造一个支持自主的学习环境，有助于增强学生的学习动机和参与度。例如，允许学生选择他们感兴趣的学习主题，并鼓励他们设立自己的学习目标，能显著提高他们的学习参与度和效果。

发现：教育中的动机策略需要平衡内在和外在激励，过度依赖外在奖励可能会降低学生的内在动机。最佳的教育策略应该结合自主性支持和适当的外在奖励，来促进学生的整体学习效果。^[110]

工作环境中的动机

研究目的：探讨内在动机和外在动机如何影响员工的工作绩效和工作满意度，并研究不同的激励策略在提高工作动机和绩效方面的效果。

研究成果：研究显示，内在动机（如工作中的成就感和兴趣）对于提高员工的工作绩效和工作满意度具有显著影响。例如，一个重视创新和员工自主性的工作环境，能够显著提升员工的内在动机和长期工作满意度。相比之下，外在动机（如薪酬和奖金）虽然也能提高工作绩效，但对长期的工作满意度影响较小。

发现：内在动机是持久提高员工绩效的关键，企业应该创造能激发员工内在动机的工作环境，如提供挑战性任务和成长机会。^[111]

临床心理学中的情绪调节

研究目的：研究不同的情绪调节策略（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在心理治疗中的应用，特别是这些策略如何帮助患者管理情绪和减少心理压力。

说明：情绪调节策略是指个体在面对不同情境时，用来调整自己情绪状态的各种方法和策略。这些策略可以是自觉的或无意识的，旨在改变情绪的强度、持续时间或表达方式。

情绪调节策略主要分为：

认知重评（Cognitive Reappraisal）：这是指透过改变对情境的认知，进而调整情绪反应。例如，将失败看作是学习的机会，而非个人无能。
表达抑制（Expressive Suppression）：这是指抑制情绪表达的行为，例如，在感到愤怒时保持冷静，不显示出愤怒的表情或行为。
注意分散（Attention Distraction）：透过将注意力从负面情绪源转移到其他事物上，减少负面情绪的影响。例如，观看搞笑影片或进行运动。
情境选择（Situation Selection）：透过选择或避免特定情境，从而调节情绪。例如，避免参加可能引发焦虑的社交活动。
情境修正（Situation Modification）：改变当前情境以影响情绪反应，例如，透过解决问题来减少压力。

研究成果：情绪调节策略如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被证明在减少焦虑和抑郁症状方面有效。认知重评可以帮助患者重新解释负面情境，而表达抑制则可以帮助患者在社交情境中控制情绪反应。

发现：有效的情绪调节策略能显著改善患者的心理健康，心理治疗应该结合多种情绪调节方法来提高治疗效果。^[112]

运动心理学中的动机

研究目的：本研究旨在探讨动机对运动员表现和训练效果的影响，并分析内在动机和外在动机在运动心理学中的应用。研究的目标是了解不同动机源如何促进或阻碍运动员的参与、持久性、心理健康以及竞技表现，从而提供有效的动机策略以提升运动效果。

研究成果：

内在动机的影响：

运动表现：研究表明，运动员的内在动机，如对运动的热爱、个人成就感的追求、学习新技能的兴奋感，能显著提升运动表现。这种内在驱动使运动员更能专注于训练和比赛，增加持久性和创造力。训练效果：运动员因享受过程而投入训练，能够提高自我效能感、胜任感，从而使训练效果更加显著。内在动机能促进长期的学习和适应能力。

外在动机的影响：

短期表现：外在动机，如奖金、奖励、比赛名次，能激发运动员的短期表现，推动他们在比赛中达到高峰状态。然而，这种驱动力往往仅在短期内有效。长期效果：外在动机缺乏持久性，对长期的训练效果和持续参与的影响有限，甚至可能导致动机内化的下降，即将运动本身的兴趣和满足感转化为对外部奖励的依赖。

发现：

培养内在动机：设计具有挑战性的训练计划：创建能激发内在动力的训练计划，注重个人目标设定，促进运动员对挑战的接受和个人成就感的增强。提供积极的反馈：及时、具体的反馈能增强运动员的胜任感和成就感，提升他们的内在动机和自信心。支持性环境：营造支持性和积极的训练环境，促进运动员的自主感和关联感，这有助于提高内在动机。平衡外在动机与内在动机：

外在动机的适度应用：尽管内在动机在提升长期表现方面更为有效，但适度的外在激励，诸如竞赛奖励，可以作为短期激励手段，支持整体动机策略。

消费行为中的情绪

研究目的：研究情绪如何影响消费者的决策和购买行为，特别是情绪广告和体验营销在促进消费行为中的作用。

研究成果：情绪广告（如使用感人故事或激发兴奋的内容）能显著影响消费者的购买决策。积极的情绪体验能增强品牌忠诚度和重复购买行为。

发现：营销策略应该结合情绪元素来吸引和留住消费者，创造积极的品牌体验是促进消费行为的有效方法。^[113]

疾病

本章节将简略说明一部分与情绪相关的疾病，若需要更详细的内容，可以阅读本书的“心理异常”章节，或参考维基百科的特定条目。

主页面：心理异常

双相障碍（Bipolar disorder）

双相障碍（也称双相情感障碍，俗称“躁郁症”），是一种周期性情绪过度高昂或低落的疾病，这种情绪波动因起伏较正常人大，持续时间亦长，因而会影响一个人正常的生活适应功能和人际、学业、工作等能力.

症状

躁期症状	郁期症状
情绪过度兴奋、愉悦	几乎每天大部分时间都情绪低落
易怒、喜争论，易与人起冲突	对大多数活动失去兴趣
精力充沛、睡眠需求减少、性活动不节制	失眠或者嗜睡
过份慷慨、热心，乱花钱	食欲减少或增加、体重明显减轻
膨胀的自尊心或自大狂妄	绝望、有罪恶感、有自杀意念或企图
多话	反应迟钝、动作减少
意念飞跃、点子多、注意力不集中	疲累感、注意力或思考力减退

在躁期，患者会产生极度愉悦的情绪，在轻躁时，患者会感觉特别有活力或创造力，且能维持正常的生活，因此许多病患会留恋处于轻躁期的感觉，躁狂则损害患者的认知能力，可能产生幻觉，从而妄想及认知扭曲等。而在郁期，患者会感到忧郁，行为视轻重程度而定，轻则不想讲话，重则有自杀念头。
根据美国精神医学会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SM-5）的标准，要被诊断为躁期，必须出现上方列出至少三种症状（与平常行为有明显差异），躁狂必须至少持续一周并几乎每天大部分时间皆出现；轻躁则需连续至少四天并大部分时间皆出现。而郁期则必须在两周内出现五种或更多症状才能被诊断为郁期发作。

成因

大脑内神经传导物质或脑神经细胞膜上之离子运送的失衡有很大，但双相障碍发生的原因因人而异，目前还无法明确断定。可以确定的是，其成因与遗传以及压力都有关系。极少量样本的双生子（双胞胎）研究显示，此种疾病的成因的确存在可能的遗传因素，环境影响较大。

2018 年六月，《科学》期刊发表一篇统合分析初步发现，双相障碍和注意力不足过动症、忧郁症、和思觉失调症有许多共同的可能致病基因。^[114]

分类

躁郁症分成第一型双相情感障碍、第二型双相情感障碍、环性心境障碍(Cyclothymic disorder)与青少年双相情感障碍，其症状大致相同，但表现形式差异较大。

一型双相情感障碍	符合至少一次躁症发作的标准，该发作之前或之后可能有轻躁症发作或重度忧郁发作。患者会在狂躁期、轻躁其以及忧郁期之间反复循环。
二型双相情感障碍	至少满足一次目前或过去的轻躁症发作和重度忧郁发作的标准；没有躁症发作。（只有轻躁期与忧郁期，不会出现狂躁期）
环形心境障碍(Cyclothymic disorder)	主要表现为长时间的心境不稳定（持续至少1-2年），期间有若干忧郁和轻躁狂的周期，且没有一种忧郁或躁狂的表现的严重度和持续时间足以符合躁狂/轻躁或忧郁发作（中/重度）的标准，可伴有正常心境间歇期。
青少年双相情感障碍	多是从一种轻微情绪交替违常引起。简单来说，情绪违常跟双相情感障碍一样具有“情绪愉悦、亢奋”与“情绪低落”两种状态交替的特征，但强度不及双相情感障碍的标准。一定比例之拥有循环情绪病征的儿童，在青春期会转变成双相情感障碍。同样的，若需更多关于循环性疾病的细节，请参阅 DSM。

治疗

根据至今为止的研究表明，双相情感障碍无法单靠一种治疗方法根治，需透过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相辅相成。

药物治疗：药物治疗以锂盐为主，但是对于多数患者常需合并其它的精神科药物如 BENZODIAZEPINE 及抗精神病药物为辅。锂盐本身能够增进细胞之稳定度，减低神经传导速率，具有安定情绪之作用。一般认为使用锂盐可达百分之七十左右预防发病效果。

 只不過鋰鹽濃度若太高，會造成中毒反應，所以目前常使用一些其他的的藥物如抑止多巴胺理思必妥2ml來搭配鋰鹽，而不是單用鋰鹽治療。其他可用的抗癲癇藥物還有卡馬西平、丙戊酸、樂命達、氯硝西泮等。由於成本低和普及度高，碳酸鋰片和碳酸鋰緩釋片是臨床上常用的藥物，但通常需要搭配其他藥物使用，並注意副作用。

心理治疗：患者也能够透过心理治疗来学会面对自己变化过于快速又激烈的情绪。心理治疗也能使患者意识到自己的情绪变化如何能影响到周遭的人事物，并且学会处理或弥补它造成的后果。就一个两度住院的患者而言，正常而稳定地服药与生活作息与否，直接影响病情的稳定及发展，如果再加上充分且积极的病识感，依样能够期待患者丰富又多样的生活。

如果认为病人的风险和情况有住院治疗必要，在经过两位精神专科医师鉴定后可以强制病人住院接受治疗（在离岛时鉴定流程则可以由一位专科医师完成）。严重的行为问题在急性期可以用苯二氮平类药物或抗精神病药物处理。若病人有服用抗忧郁药物，在躁狂期建议应停药，若不停药则应该加上情绪稳定剂，对于其他治疗手段反应都不佳且症状严重的病人可能会对电痉挛疗法有反应。

至于双相情感障碍病人的交友与婚姻，宜采自然的态度，给予关怀及正确的指引。常与病人沟通，了解目前交友的情形，给予情绪上的支持。如果发现病人对异性的兴趣过于浓厚，或两性的关系变得随便时，应多加注意，或请精神科医护人员协助。结交异性朋友之初，不必急著告诉对方病情，应将对方当作是普通朋友交往，以培养社交能力及自信。

忧郁症（Depression）

忧郁症是一种常见的导致情绪失调的疾病，以心情低落为主要特征。据WTO统计，全球约有5%的成人患有忧郁症。有许多不同形式的忧郁症，其强度和持续时间不同。患有忧郁症的人通常感到焦虑、疲倦、无法专注、或对事物失去兴趣等，可能伴随出现睡眠障碍、食欲减退或异常旺盛等症状，程度严重者可能经历剧烈的情绪变化、产生关于死亡或自杀的想法、或出现较为激烈的行为，若不及时进行干预会让患者对自己与未来产生极端负面的看法，甚至严重影响其日常生活。大众对忧郁症的误解、社会耻辱等因素，更将使其放弃求助、封闭自我、进而导致正常的社交生活丧失，而失去社交生活，又会导致忧郁和寂寞感无法消减，产生恶性循环。

目前没有可用于诊断重度忧郁症(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MDD)的血液检查、X 光检查或其他的实验室检查。然而，在寻找潜在生物标志物和诊断工具方面，研究已经取得了显著进展，这些工具可能会增强MDD的诊断过程。例如，利用脑电图(EEG)^[115]、核磁共振影像(MRI)^[116]的部分特征预测罹患忧郁症的风险。据悉，台湾第一台自制脑波仪美国FDA已核准上市，基于此设备研发，利用AI技术学习大数据以预测忧郁症风险之智慧医材也于2023年底通过台湾TFDA许可，部分医院已开始使用其作为辅助诊断工具^[117]，为忧郁症的快速诊断、早期干预提供了便利。

Beck 忧郁症量表

由美国心理学家Aaron T. Beck所发展的忧郁症量表是评估忧郁症状严重程度的常用工具之一。此量表透过询问被试关于其情绪、生理、认知和行为方面的问题，来评估忧郁症状的严重程度。这个量表在临床实践和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对于忧郁症的诊断和治疗提供重要资讯。量表总共有21项问题，总分为63分，14-19分为轻度忧郁，20-28为中度忧郁，29分以上是严重忧郁。贝克忧郁量表的信度系数为0.70-0.93之间。贝克抑郁量表

此外，为简化忧郁症盛行率的定期监测，通常会透过定期人口调查来实现，采用更简短的调查问卷以减少受访者的负担。广泛使用的评估量表有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9 (PHQ-9)，该问卷涵盖了九个忧郁症相关症状出现频率的问题。更简化的还有PHQ-8，删除了PHQ-9中与自杀倾向相关的问题。

习得性失助（Learned helplessness）

由马丁·塞利格曼（Martin Seligman）和史蒂芬·马伊纳（Steven Maier）于1967年提出，是研究忧郁症的经典实验之一。该理论透过对实验动物进行无法避免的电击刺激，发现一些动物在遭受无法控制的负面刺激后会表现出类似忧郁症状的行为，例如丧失活动性和希望，这一现像被称为“习得性失助”。这个实验为理解忧郁症的心理机制提供了重要线索。

病征

最核心的病征是“持续的、复杂的情绪低落”，包括伤心、愤怒，有时还包括感到羞耻及罪过，不同于一般人在日常生活中常有的伤心、烦恼。
强烈的自责感或感到自己毫无存在价值。
丧失感受快乐的能力。甚至常常认为死去比活著更好，因而兴起自杀的念头。
忧郁情绪于全日大部份时间都会困扰著患者，并持续超过两个星期。
失去生活的动力──经常感到疲倦、食欲显著下降使他们的体重下跌、难以熟睡使他们很早起床。但有些患者会有非典型的病征，包括嗜睡及食欲暴增。
身心迟滞、认知功能下降──难以思考或集中精神、记忆力差、对生活中各事犹豫不决。严重的甚至会有幻觉及妄想。

成因

生理成因

家族遗传。部分类型忧郁症患者的一、二等亲属发病机率较常人高2-4倍。
脑中神经生理功能不平衡诱发，可能源自生理疾病诸如帕金森氏症、失智症、各类癌症等。^[118]
N-甲基-D-天门冬胺酸受体(N-methyl-D-aspartate receptor, NMDAR)的功能衰减。此为麸胺酸盐(Glutamate)受体，主要控制突触的可塑性与记忆功能。NMDAR 大量受损会进一步造成多巴胺传递路径失能，而成为认知与情绪障碍的病理因素之一。^[119]

后天诱因

童年创伤
人际关系问题，如社会孤立或相对剥夺感
重大的生活变化，如搬家、毕业、换工作、退休
特定医疗状况，如癌症或甲状腺功能减退、类固醇的使用
其他外来的压力

治疗方法

抗忧郁药

在脑部区域中，有数种化学物质在维持脑部正常运作中扮演重要角色，其中包括“血清素”(Serotonin)及“去甲肾上腺素”(Norepinephrine、nor-epinephrine)等，但在受损的脑部区域中，血清素的传送受阻，使患者的脑部不能正常运作。抗忧郁药以两种途径治疗忧郁症：

直接加强各个脑细胞之间的血清素传送，例如氟西汀(Prozac) 、西酞普兰(Celexa)
促进脑部产生一种名为“BDNF” 的脑神经生长因子，从而使受损的脑部区域康复。压力荷尔蒙阻碍了“BDNF”这种因子的产生，结果使脑细胞如缺水的植物根部一般逐渐枯萎。

D-serine 治疗

D-serine是NMDAR 的共促效剂(co-agonist)，而在忧郁症患者脑中，NMDAR 的表现量较平均值低。实验中发现，针对至少三个月未接受忧郁症药物治疗且没有treatment-resistance的患者，服用D-serine 确实能帮助恢复NMDAR 活性，进而产生抗忧郁作用。此治疗方法的相关研究仍处于早期阶段，尚未做成上市的药物(D-Serine in Neuropsychiatric Disorders: New Advances, Raphael J. Braga, 2014)

心理治疗

医学研究已证明心理治疗能够有效治疗忧郁症，其中尤以“认知行为治疗”（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CBT）广受推崇。忧郁症患者感受快乐的能力下降，使他们对许多事的看法趋于负面。美国心理学会（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APA）指出，心理问题可能来自认知扭曲（Cognitive Distortion），而“认知行为治疗”帮助患者审视现有的负面行为模式，并尝试转变思考模式，学习更好的应对模式，累积生活中的正面经验，从而摆脱过去的负面惯性思维，减低精神压力，舒缓忧郁情绪。^[120]

改变生活方式

饮食

健康的食物选择有益于心理健康。可以多摄取含有omega-3脂肪酸，如鲑鱼；富含B族维生素的食物，如豆类和全谷物；多从坚果或优酪乳中补充镁离子。

避免饮酒和某些加工食品

酒精是一种中枢神经系统抑制剂，会与部分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的药物产生交互作用，影响疗效或加剧副作用。同时，长期过量饮酒有导致忧郁症恶化的可能性。

运动

许多研究皆致力于忧郁症患者的运动治疗，运动不仅可以提升患者的生理机能，亦可改善其心理健康，运动是简单、安全、经济，并且有益身体健康的治疗方法，Hales & Yudofsky的研究显示运动对轻度或中度忧郁症有不错的治疗效果，最常采用的运动介入的方式为有氧运动，尤其是走路或跑步。过去针对忧郁症患者有氧运动治疗的相关研究，其运动治疗的时间约 8 周至 15 周，每周约进行 2 至 3 次，其运动项目为慢跑、跑步等，有氧运动对减低忧郁症有很大的效果，运动强度最好能够达到最大摄氧量的60%左右，而也有学者(彭钰人、张淑玲，1997)认为最大心跳值的50-70%的运动强度是最适合的。

在 III 期GEMINI 试验中，一种研究性 N-甲基-D-天冬氨酸 (NMDA)-受体拮抗剂可有效治疗重度忧郁症

季节性忧郁症

季节性忧郁症的学名为季节性情绪失调(Seasonal Affective Disorder, SAD)，也被称为“冬季忧郁症”(Winter depression)。大多数的 SAD 患者在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都有良好的健康状态，但冬季或者秋季会感到忧郁的症状。在热带，SAD 即便存在也很少见。但在北纬 30 度以北或者南纬 30 度以南，SAD 显著存在。SAD 尤其在居住高纬度地区的斯堪地那维亚人中很普遍，据估算大约有 20%的瑞典人受其影响。

可能产生的病征如下：

经常感到疲惫、总是睡过头，觉得嗜睡
暴饮暴食，增加对碳水化合物食物的渴望，尤其是甜食和淀粉类食物
体重增加
社交退缩，在他人面前感到不自在、避免社交接触
失去对生活上探索的兴趣
因为情绪低落而体温下降、手脚感到冰冷

原因

导致季节性情绪疾患的确切原因目前仍不详，但是通常与秋冬时日照时间较短与减少有其关连性；主要理论是，缺乏阳光可能会使得大脑中“下视丘”无法正常的运作，这将影响到：

褪黑激素一方面可抑制上视神经交叉核的活性，让人体内部的机转处于夜晚的休息状态；一方面可让人产生睡意，并维持睡眠。褪黑激素是种让你感到想睡（困倦）的荷尔蒙，在黑暗中，身体会分泌更多的褪黑激素，因此对于SAD患者，体内产生的褪黑激素可能会高于平均水平。
血清素（Serotonin）的产生：血清素是一种影响情绪、食欲和睡眠的激素，又被称为“快乐激素”；维生素D又与促进血清素的制造与释放息息相关，缺乏日晒可能会造成体内维生素D含量的不足，导致忧郁情绪。
阳光被我们身体利用在各式重要功能的计时作用，例如：冬季起床时，因冬天较低的照明度，致使扰乱了生理时钟，因而产生SAD的症状。

治疗[3]

若自觉可能罹患了SAD，应考虑就医寻求专业医疗协助，SAD有多种治疗方法，包含：认知行为治疗、抗忧郁药和光照治疗等。

心理社会治疗（Psychosocial treatments）：

“心理社会治疗”在心理（您的大脑如何运作）以及社会（您如何与他人互动）二方面并重。

认知行为心理治疗（Cognitive-Behavioral Therapy, CBT）：

认知行为治疗希望教导患者，虽然人们无法控制身旁的每一件事，但是可以控制自己的想法，借由改变对事情解读的方式，帮助人们应对各种情况。

咨询（Counselling）以及精神动力取向心理治疗（Psychodynamic Psychotherapy）：

“咨询是另一种谈话性的治疗（talking therapy），与受过训练的咨询师对谈你心中的担忧与问题。“精神动力取向心理治疗”主要借由心理治疗促成个案了解自身的内在问题，然后引起外在的行为改变，这样的取向通称为“精神动力取向”，也称为“洞见取向心理治疗（Insight-Oriented Psychotherapy）”。在精神动力取向心理治疗过程中，你将会讨论你与周遭旁人的感受，以及谈论过去你所经历的事件，其目的在于找出过去是否有任何事件影响了你今日的感受。

抗忧郁药物（Antidepressants）治疗：

抗忧郁药物通常用来治疗忧郁症，尽管在治疗SAD的实证上十分有限，但有时也用于治疗严重的SAD病例。如果在SAD症状出现前的冬季就开始药物治疗并持续至春天，抗忧郁药物(选择性血清素再摄取抑制剂（SSRIs）如氟西汀（Fluoxetine）和SNRIs（如文拉法辛Venlafaxine）是目前最常用于治疗SAD的抗忧郁药物。)被认为是最有效的药物。

光照治疗（Light therapy）：

一般认为光线可以透过“促进大脑减少褪黑激素的生成”以及“增加血清素”来改善SAD，部分患有SAD的患者发现光照治疗有助于改善他们的情绪。SAD患者通常每天早上花费约二十分钟至三十分钟的时间，坐在一个称为灯箱的特殊灯具旁进行治疗。光照治疗为利用人造全光谱白光或短波长的蓝光营造光亮环境，以改变不正常的作息，使人体恢复原有的日夜调节。

自闭症类群障碍（Autistic Spectrum Disorder，ASD）

自闭症类群障碍 (Autistic Spectrum Disorder，ASD)又称自闭症(Autism)。是于幼儿期发病，以受限、重复的行为模式与持续的社交互动能力缺陷为主要临床特征的神经发展疾病。根据精神疾病诊断准则手册第五版(DSM-5)，自闭症的定义为：

在任何情境下，社交沟通及社会互动上的缺损，不考虑一般性的发展迟缓
在社交－情绪的互动(reciprocity)功能上有缺损—严重程度从社交互动异常，无法维持双向的对谈，在沟通上较少回应，也较少兴趣、情绪、情感的分享，到无法起始社交的互动。
在社会互动上，非语言沟通行为的缺损—严重程度从语言及非语言的沟通较差，眼神注视及肢体语言功能的异常，理解及使用非语言沟通能力的缺损，完全缺乏脸部表情及手势。
发展及维持人际关系的缺损—严重程度从无法做出符合情境的适当行为，在分享想像性游戏及交朋友方面有困难，到对人完全缺乏兴趣。

局限、重复的行为、兴趣及活动
固著或重复性的言语，动作及使用物品
过度坚持常规，仪式化的使用语言或非语言的行为，极度抗拒改变
非常局限及固定的兴趣，对于兴趣极度的专注
对于感觉刺激的输入过度反应及过度反应不足、对于环境中的感觉刺激有异常

症状必须在童年早期出现（但症状可能不会完全显现，直到环境或情境中的社交要求超出小朋友的能力）

症状对日常生活造成不良影响。

成因

虽然目前自闭症的成因还未成定论，但造成自闭症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121]：

脑损伤：在怀孕期间的孕妇由于窘迫性流产等因素，可能出现早产、难产等情形或使婴儿的大脑发育不完全，都可能会增加造成自闭症的机会。
新陈代谢失调：由于人体内的某些化学物质处理失误或数值异常等情形而造成新陈代谢失常，可能会增加自闭症的机会。
病毒感染：在怀孕期间的孕妇，若遭受流行性感冒、德国麻疹等病毒感染，可能会增加小孩罹患自闭症的机会。
先天的基因因素：研究显示，当一个孩童其家族当中有人有自闭症的症状，其也是自闭症患者的机率也会变高。其他环境上的因素也可能造成影响，例如家庭对其关爱与否、是否经常性接触心理治疗师等都会影响一位自闭症患者在成长的过程中其症状的严重度有无变化。统计上显示，撇除基因的影响，会增加罹患自闭症机率，或者加重自闭症症状的因素有：较高的怀孕年龄、较短的生育间隔、多胞胎、以及一些例如早产、出生体重过低等生育的症状；能够减少罹患自闭症的机率或者减轻自闭症严重性的因素有：怀孕时叶酸等维他命摄取量充足、尽早进入自闭症照护计划等。在某些自闭症罹患者的例子里面，在经由照护计划的帮助后，患者是有可能与常人无异的。

有几种理论试图解释自闭症或自闭症的特征。在 Baron-Cohen 及其同事（1995 年）进行的一项实验中，向正常和自闭症儿童赠送了漫画，每张照片的中央都有一个笑脸，每个角落都有四个不同的糖果（见下图）。此时有个小孩名叫查理，正凝视著其中一个糖果。孩子们被问到：“查理想要哪种巧克力？”正常的孩子很容易从查理的凝视方向推断查理的欲望，而自闭症儿童则不会猜测答案。

来自其他实验的其他证据表明，自闭症患者无法使用眼睛注视信息来解释人们的欲望并预测他们的行为，这对于社交互动至关重要。还有另一著名的Sally-Anne Test，从实验中发现自闭症儿童往往难以理解他人可能拥有不同于自己的信念和知识。另一个解释自闭症特征的建议表明，自闭症患者缺乏对其他人心理状态的描述。因此，自闭症患者的社交互动挑战可以部分解释为对他人心理状态理解和预测能力的不足，或称之为心智理论方面的缺陷。

治疗

治疗方法可分为两大类：教育干预和医疗管理。事实上，社会培训和支持，也提供给那些有自闭症的家庭。

教育干预：教育干预主要的医疗方向著重于行为心理治疗，早期研究已经注意到行为矫正可作为一种有效的治疗方式，重点放于课程教学，以治疗自闭症童帮助学习学科，提高沟通和自发性，增强社交能力。

具体的教育方案举例包括：

家庭参与：包括父母的培训
知识结构架设，其中包括预测的常规和清晰的物理边界，以减少分心
高强度的干预，每周至少 25 小时，每年 12 个月。
与同龄人典型的神经互动：尽量令自闭症儿童能明白对他的要求，令他对环境产生兴趣，觉得参与有意义，因此我们目的是要制造一个稳定、一致的治疗结构，以及要主动的帮助他们参与，帮助他学习其他较好的行为去代替这些行为。

医疗管理

　经研究已发现自闭症不是由于父母的养育态度所导致，它的成因目前医学上并无定论，但多方面的因素造成脑部不同地方的伤害以及一定的遗传基因病变可能是此疾病的病因来源。到目前为止，没有特殊的预防方法可以预防自闭症，所以目前的一般性预防主要是预防脑伤，譬如重视产前检查，母亲在怀孕前应对德国麻疹等已具备免疫能力，在生产的过程应避免脑伤、生产之后也应避免造成脑伤的因素等，如此便可降低出现自闭症的机会。

自闭症相关影音书籍

分支

广泛性自闭症（Autistic Disorder, AD）

广泛性自闭症患者多在三岁以前便显现其社会互动、语言及社交沟通的障碍，且无有效的治疗药物。此外，虽自闭症不等于智能障碍，但有许多自闭症者的智商低于整体平均。相关文献指出，每一位自闭症者的表现差异极大。因此依其认知功能、沟通技巧等能力的差异，将自闭症分为“高功能型自闭症”与“低功能型自闭症”。

低功能自闭症者在语言的接收与表达上有显著困难，有些患者甚至没有口语表达能力；

高功能自闭症患者则是智商高于70。虽没有认知问题且有读、写、说的能力，但他们的语言发展相对迟缓，智商也低于一般人。

亚斯伯格症（Asperger's Syndrome, AS）

亚斯伯格症患者的语言发展相较其他类型的自闭症患者是近乎正常的。他们的语言发展相较不迟缓，但动作发展和肌肉发展较常人落后。患者的特征是智商大多高于平均值，语言能力近乎常人，且于兴趣或天赋发展上更会加以钻研。然而他们的大肌肉协调有困难，且无法进行接球、单脚站立或模仿他人肢体动作等需要健全肌肉发展的活动。

广泛性发展障碍（Pervasive Developmental Disorder Not Otherwise Specified, PDD-NOS）

缺少一般自闭症患者于社交互动，固著和重复行为等特质的其中几项显著障碍项目，因此未完全符合自闭症的诊断的患者被归类于非典型自闭症患者。非典型的自闭症大多属于极重度智能障碍者，或重度的接收性语言发展障碍者。另外，有些高功能自闭症孩童在透过学习改善了原有的部分症状，此时他们也可被归为广泛性发展障碍患者。

精神病与社交病(psychopath and sociopath)

精神病患者（psychopath）和社交病患者（sociopath）在心理学和精神病学中是两种常被讨论的人格障碍，它们都被划分在反社会人格障碍的范畴之下，但关于它们应被视为独立的障碍还是其他类型人格障碍的一部分（如自闭症等）的方面，仍然存在争议。

成因与症状

尽管这两种障碍在行为表现上有诸多相似之处，如反复违反社会和道德规则，但它们在成因、表现形式和对策上存在显著差异。

精神病型反社会人格障碍（精神病）特征表现为目标导向的攻击性行为，冷静且有计划，通常没有明显的个人情感动机。根据Blair于1995年的研究，这种类型的精神病可能无法感知或处理他人表达的痛苦和恐惧，从而在他们的行为中显得缺乏同理心。他们通常能够感受到对自己构成威胁的刺激，但对其他非威胁性的情感表达却显得麻木。

社会病型反社会人格障碍（社交病）可能由于早期的脑部损伤或发育问题，尤其是在眶额叶区域，被认为是未能使用情绪线索和社会知识的丧失。相较于精神病型，社交病型的患者在情绪上更不稳定，他们的行为可能是对当时情绪状态的直接反应，而不是经过计划的。

这两种疾病的主要区别在于他们对社会规则的认知和情感反应：精神病型患者可能对社会规范抱有认识，但道德判断上存在缺陷；社交病型患者则是无法以社会适当的方式控制和规划他们的行为。

治疗方法

目前对于对于这些患者的疗法仍处于探索阶段。这些障碍的神经生物学基础可能包括大脑前额叶和颞叶间的功能连接异常，这影响了情感处理和决策制定。治疗通常包括认知行为疗法，旨在帮助个体认识和改变其对社会规范的认知和反应模式，以及管理他们的冲动行为。对于由脑损伤引起的社交病型障碍，神经康复和行为管理训练也可能有助于改善功能。

思觉失调症（Psychosis）

思觉失调症(拉丁语：Schizophrenia，旧译：精神分裂症)属于精神疾病的一种。据世卫组织估计，全世界有 2100 多万人患有思觉失调症，在人口中的盛行率约为1%，具有遗传的关联性。思觉失调症常随著其他心理上的健康问题，例如焦虑症、重度忧郁症、忧郁症或药物滥用障碍等。思觉失调症的初始症状通常在青春期或成年前期逐渐地出现，并在往后生命中重复发生。这些初始症状经常遭到误诊，因为它们在青春期常被误认为其他精神疾病，或是传统信仰中相信的超自然影响。

在男性中，最初的症状出现在 15-30 岁。在女性中，症状通常会影响 25-30 岁的年龄组。常见的症状包括不易了解或混乱的思维、妄想、幻觉、幻听、社会参与和情绪表达的程度减少以及缺乏动机等。思觉失调症并不等同“多重人格”或“多重人格障碍”。
目前致病成因尚不清楚，其中比较广为讨论的是有多巴胺(Dopamine)假说，描述脑内多巴胺浓度过高或过低都可能让人产生思觉失调。另外也有麸胺酸(Glutamate)假说，实验中观察到NMDAR(glutamate 受体) 拮抗剂-苯环利定(PCP) 或氯胺酮，会诱发健康个体的出现思觉失调的行为症状或加剧思觉失调症患者的现有症状。

症状

思觉失调症一般可分为前驱、正性、负性与混乱症状，而患者在急性期常会有下列的症状：如思想紊乱（有许多天马行空的想法，而且时常欠缺逻辑性。觉得思想不是自己的，而是他人放入脑中，也会有思想离开的感觉，久而久之，病人会觉得大家都知道他的想法，没有隐私可言）、妄想（会有一些被周遭的人认为荒谬的想法，但是他们坚信不移，常常急性期结束之后像是做了一场历时很久的梦）、幻觉（感受到一些其他人不会感受到的东西，有幻听、幻视、幻触等，而且感受非常的真实）、认知功能障碍（会影响：工作记忆、长期记忆、口语叙述记忆、语意处理过程、情节记忆、注意力、学习能力）说话交流困难、具有古怪站姿或坐姿和具有转变非常快的情绪。

急性期的发病时长通常在两周到六个月之间，之后精神状况会较为稳定，或是转为行为动机缺乏、社会参与度低的慢性期。思觉失调症的症状可分为正性症状与负性症状。正性症状为多数人不会发生的症状，但存在于思觉失调症中，包含思想紊乱及妄想等。精神药物对于正性性状的十分有效，能改善患者的情况。负性症状则代表其症状也会出现在正常情绪反应或思维过程中，但行为反应更强更久。包括缺乏情感或情绪淡然(Reduced affect display)、贫语症(Alogia)、享乐不能(Anhedonia，快乐不起来)、无社会性(Asociality)和动机缺乏(Avolition)。药物对于阴性性状的药效有限，且对于家人、周围朋友的负担较大。以下分为早期、正性与负性症状重点整理。

早期症状：病征会逐渐显现，常见的有傻笑、社交恐惧、奇怪想法开始出现、自我照顾能力出现问题等。有时症状较轻微，容易被忽略。

倾向于将自己与其他人隔离开来
容易生气和沮丧
睡眠模式出现变化
缺乏专注力和动力

思觉失调症的症状可简单分为两类，即正性和负性。

正性症状是指健康个体中未见的行为，通常患者会在某方面丧失现实感。包括：

幻觉：幻觉是一种具有真实感的感觉，与梦境类似但病患于此时是清醒的。例如听到指责、批评责骂患者，实际上却不存在的声音会被感觉到，可是实际上这些感觉只存在于患者的想像中，外界并没有给予任何听觉上的刺激，其他人也没有听到任何声音。
情绪不适切：在某些场合中表现出不合时宜的情绪，例如在葬礼时大笑。
妄想：开始出现与现实脱节、怪异的想法。相信一些没有根据的事情，比如自己受到监视，即使有相反的证据，病患也无法放弃、修正对原想法的怀疑与猜忌。
思考逻辑问题：患者的思考会出现跳接、无逻辑、叙述表达散乱无章的情况
特别的肢体动作
自我照护的退化：因患者的脑功能退化，因此行为能力也有可能同时变差，连带影响患者的生活自理能力

负性症状

“负性”意指一般人也会出现的情绪与行为，然而病患却因为脑部混乱的神经讯号释放造成脑功能的退化，导致缺乏一些一般人应该具有的特质。包括：

情绪僵化：脑功能退化之后连带影响的对外在刺激反应不佳，情绪反应减少：例如笑得少、哭得也少。
思考空泛：患者可以思考、计算的能力退化
活动量减少：慢性期的病患可能长时间坐著不动发呆放空
动力消失：因为对于外在刺激的反应不佳，做出反应的动机也连带减少。
动机消失：在计划执行上会有困难，就算是简单的事情例如洗澡、换衣服等家事，也需要被提醒才会去做。
缺乏兴趣：可能连过去觉得有趣的事也逐渐显得乏味。

思觉失调症在死刑存废上所引起之讨论：由于思觉失调症在发病时带有幻觉等症状，因此常导致具有一定之攻击性，甚至是对其亲密照护者具有威胁，在许多社会案件中（如：弑母案）都针对思觉失调症的病患，在处遇措施上是否应减刑、维持与正常人一般的刑罚又抑或是施以更强力之行为（如：强制性精神治疗等）有过相关讨论，而政府也举办一系列之工作坊、讲座降低如同此类情况对精神病患者所产生的社会污名化效应。

治疗与处理方法

思觉失调症在急性发作期与疾病持续期，发生的症状不尽相同，因此使用的药物以及方向也不太一样。在急性发作期间，通常会进行药物治疗，目标是降低疾病症状对于个案行为与睡眠的影响。等到症状被控制下来后，治疗的目标就会转为降低复发机率，并且协助患者回复社交与工作的能力。目前思觉失调症的药物大致可分为第一代（又称为传统型）药物，与第二代（又称为非典型）药物，都能对疾病症状有所改善，但各自有优缺点。

第一代药物：多巴胺受体拮抗剂（dopamine receptor antagonist），主要是为了抑制多巴胺的活性，来达到治疗效果。副作用是可能出现手脚颤抖、肌肉僵硬、疲倦等症状。
第二代药物：为非典型药物，种类较第一代多，作用机制也较多元，较不易引起锥体外症候群，且对于改善负性症状及情绪症状有加成作用。副作用是较易出现代谢症候群

思觉失调症个案被诊断之后，通常会需要接受后续的治疗。但药物治疗不是唯一的做法，通常我们会希望个案能够配合药物治疗、心理治疗的介入，并且在社会的支持，以及复健治疗的协助下，完整地得到帮助，这样对思觉失调症的个案，才会是比较好的状况。

与环境的关连

在过去的研究已有发现绿地结构可能与健康有关，因此有一篇2022年的研究^[122]探讨了绿地结构与思觉失调症之关联。以台湾本岛作为研究材料，结果显示暴露的绿地面积愈大、绿地之间的连接性愈高、绿地彼此之间愈邻近，以及接触的绿地愈绿，这些都与较低的思觉失调症发生率有关。

不同绿地结构降低思觉失调症发生率风险的原因可能与三个理论有关，分别为压力恢复理论(Stress Recovery Theory, SRT) ，强调自然绿地环境缓解生理压力中的作用 ^[123]^[124]；注意力恢复理论 (Attention Restoration Theory, ART) 则强调自然绿地环境缓解精神疲劳中的作用 ^[125]^[126]^[127]；Prospect-refugee 理论，于 1975 年由英国地理学家Jay Appleton提出，指人类在空间寻求心理安全时，会倾向挑选隐蔽的空间，满足心理需求，其可能原因为生物生存时，捕食者倾向处于能够猎物，然而自身不被发现的环境^[128]

基于上述人类可能从绿地获得心理健康效益的理由，当暴露不同绿地指标的绿地后，可能降低思觉失调症的新发风险，进而节省因新发生思觉失调症而产生的终身医疗费用。

复杂性创伤后压力症候群（complex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简称为C-PTSD，可能在个人很少或没有机会逃脱的情况下，因长期反复的人际创伤经历而形成。C-PTSD与精神障碍的创伤模型有关，也和长期持续的性、心理与自恋型（儿童）虐待和身体虐待或忽视、长期亲密伴侣暴力、长期的职场或校园霸凌的受害者、绑架和人质情况的受害者、契约奴隶、奴隶制和人口贩运的受害者、血汗工厂工人、战俘、集中营幸存者、住宿学校幸存者、以及邪教组织或类似邪教组织的脱离者有关联。涉及被囚禁/诱骗的情况（缺乏为受害者提供可望成功的逃生路线或逃生感的一种情况）可能导致类似C-PTSD的征状，其中包括长期的恐惧感，无价值感，无助感以及个人的自我认同和自我感受的变形。

与PTSD(创伤后压力症候群)的不同

在ICD-11中，C-PTSD与PTSD族群且不得同时被诊断^[129]。多数情况下，PTSD是经历一或多次重大创伤事件后继续存在的创伤反应；而C-PTSD则多形成于于长期反复的创伤经历（然经历单次事件亦可能产生C-PTSD症状，反之亦然）^[130]除PTSD的基本症状外，C-PTSD的诊断多包含以下三个症状：情绪失调、消极自我观念、人际关系困难。一般来说，和一般的 PTSD 比较起来，C-PTSD回复的过程更加困难，情绪的负担更加的沉重和边缘人格的差异性。^[131]

症状

依恋－“存在关系界线的问题、缺乏信任、社会孤立、难以感知和回应他人的情绪状态”
生物学－“感觉－运动发育障碍、感觉统合困难、身体化症和医疗问题增加”
情感或情绪自我调节－“情绪调节不良、难以识别、表达情绪与内在状态、难以沟通需求、欲望和愿望”
解离－“失忆、人格解体、分离独立的意识与分离独立的记忆、情绪、功能，以及基于情绪的事件记忆受损”
行为控制－“有冲动控制、侵略性问题、病理性自慰问题和睡眠疾患”
认知－“难以集中注意力；各种‘执行功能’的问题，如：计划、判断、任务启动力、使用物品、自我监控；难以处理新讯息；难以集中精力和完成任务；物体恒定感差；难以思考因果关系；以及语言发展问题，例如接受讯息与表达的沟通能力间的差距”
自我概念－“自传体叙事断断续续，身体形象混乱，自尊心低落，羞耻感过强以及自我的负面内在运作模式”

治疗方法
1. 改善比较严重的情绪障碍
2. 改善相关的身体不适症状
3. 协助个案回到正常的工作、社交功能

心理治疗

- 支持性心理治疗：医师与治疗师倾听个案倾诉，但不批判也不介入个案想法，反而给予肯定、正向鼓励。这有助于稳定个案不安的情绪，让个案能放松、安心的接受治疗。支持性治疗目标在于改善个案症状、自尊、自我功能及适应技巧。 - 认知行为治疗：透过医师或治疗师晤谈，评估个案的特性与可运用的资源，拟定治疗的策略，包含心理教育、暴露、认知重建、焦虑管理等。治疗方式也会根据创伤事件不同而异。一般认为，认知行为治疗对于创伤后压力症候群（PTSD）有显著改善效果。精神动力取向心理治疗：解析个案与父母的依附关系、分离焦虑、儿童期创伤、对治疗师的移情表现等，达到改善症状与帮助个案自我觉察。

特殊治疗

- 动眼减敏重整疗法：可以视为变化型的认知行为治疗，个案在治疗师引导下专心地回忆创伤记忆，同时透过治疗师特殊指令，眼睛追踪治疗师的手指移动改变视野。研究指出动眼的过程，有助于促进个案大脑资讯传递与重整，对于重建记忆有一定的帮助。 - 艺术治疗：与治疗师进行互动式绘画、雕塑、沙游。 - 放松训练：藉著想像与自我暗示，达到身体与情绪上的放松。

药物治疗

药物治疗的选择上，最常使用的药物是抗忧郁剂。目前第一线用药为选择性血清素受体阻断剂（ selective serotonin reuptake inhibitors, SSRIs），副作用较传统三环抗郁药（tricyclic antidepressant: TCA）少[1]。

书籍影音

电影

妈的多重宇宙(2022)

导演：关家永、丹尼尔·舒奈特简介：华裔秀莲家庭事业两崩溃。爸爸生日大寿这天，除了要阻止女儿出柜、替无用丈夫擦屁股，还得去税务局向古板大婶解释税务问题。甫踏进大楼电梯，软烂丈夫竟摇身一变演起骇客任务，声称自己是另一个宇宙的版本，而艾芙琳也是千万宇宙里的其中一个。还来不及理解，邪恶势力已在多元宇宙中蔓延，世界即将毁灭，只有在这个宇宙里，“一无是处”的秀莲才能拯救世界……

补充网站

↑ https://psycnet.apa.org/record/1974-10497-001
↑ 然而，此现象在学界仍是富有争议的。研究者多认为其违反了行为心理学中的“强化”（reinforcement）作用，有些认为原先受试者对于该事情的动机本就不一，更有些认为该实验有许多条件不符合现实状况（如奖励通常不会被武断的移去），此外，更有研究表明，奖励对于那些动机本身不高的受试者，具有提高兴趣的效果，这与此现象的结果俨然相反（ Judy Cameron, Katherine M. Banko, and W. David Pierce ，2001）。因此改效应是否能够应用在现实生活中仍是有待研究的。参见Overjustification effect/controversy
↑ Gneezy, Uri and Rustichini, Aldo. （2000）. A Fine Is a Price. The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29（1）, 1-17. https://doi.org/10.1086/468061
↑ 理查•葛雷（2014）。心理学(Psychology and Life)（游恒山译）。台北市：五南。
↑ Hurlock, E. B. （1925）. An Evaluation of Certain Incentives Used in School Work.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16（3）, 145–159. https://doi.org/10.1037/h0067716
↑ https://psycnet.apa.org/record/1929-10223-001
↑ 《行为失控》（2021），Benjamin van Rooij，Adam Fine著，简秀如译，平安文化，页92-99。
↑ https://ies.ed.gov/ncee/edlabs/infographics/pdf/REL_SW_Supporting_young_childrens_learning_and_wellbeing_at_home.pdf
↑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4718660/
↑ https://www.medicalnewstoday.com/articles/maslows-hierarchy-of-needs#unmet-needs
↑ Wahba, M. A; Bridwell, L. G. Maslow reconsidered: A review of research on the need hierarchy theory.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Performance. 1976, 15 (2): 212–240.
↑ Hofstede, G. The cultural relativity of the quality of life concept.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84, 9 (3): 389–398.
↑ Mittelman, W. Maslow's study of self-actualization: A reinterpretation. Journal of Humanistic Psychology. 1991, 31 (1): 114–135.
↑ Yerkes, R.M., & Dodson, J.D. （1908）. The Relation of Strength of Stimulus to Rapidity of Habit Formatio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Neurology & Psychology, 18, 459–482. https://doi.org/10.1002/cne.920180503
↑ Beilock, S.L.(2008).Math Performance in Stressful Situations.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7(5), 339–343.https://doi.org/10.1111/j.1467-8721.2008.00602.x
↑ http://www.communicationcache.com/uploads/1/0/8/8/10887248/mere_exposure_gate_way_to_the_subliminal.pdf
↑ Hatfield, E., Cacioppo, J. T., & Rapson, R. L. (1994). Emotional Contag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Ingelfinger, Franz J. （1944）. The Late Effects of Total and Subtotal Gastrectomy.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231（9）. 321-327. https://doi.org/10.1056/NEJM194408312310904
↑ Adolph, E. F. （1947）. Urges to eat and drink in rat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ology, 151（1）, 110–125. https://doi.org/10.1152/ajplegacy.1947.151.1.110
↑ Pinel, J. P., Assanand, S., & Lehman, D. R. （2000）. Hunger, eating, and ill health. The American psychologist, 55（10）, 1105–1116. https://doi.org/10.1037//0003-066x.55.10.1105
↑ Ruderman, A. J. （1986）. Dietary restraint: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review. Psychological Bulletin, 99（2）, 247–262. https://doi.org/10.1037/0033-2909.99.2.247
↑ Guesbeck, Nicole R. and Hickey, Matthew S. and MacDonald, Kenneth G. and Pories, Walter J. and Harper, Inge and Ravussin, Eric and Dohm, G. Lynis and Houmard, Joseph A. （2001）. Substrate utilization during exercise in formerly morbidly obese women. Journal of Applied Physiology. 90（3）. 1007-1012. https://doi.org/10.1152/jappl.2001.90.3.1007
↑ Teitelbaum, P., & Epstein, A. N. （1962）. The lateral hypothalamic syndrome: Recovery of feeding and drinking after lateral hypothalamic lesions. Psychological Review, 69（2）, 74–90. https://doi.org/10.1037/h0039285
↑ https://www.hpa.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542&pid=9737
↑ Schachter, S. （1971）. Some extraordinary facts about obese humans and rats. American Psychologist, 26（2）, 129–144.
↑ Lowe, M.R. & M.L. Butryn. (2007).Hedonic hunger: a new dimension of appetite? Physiol Behav, 91(4), 432-439.doi: 10.1016/j.physbeh.2007.04.006.
↑ Friedman, M. I., & Stricker, E. M. （1976）. The physiological psychology of hunger: a physiological perspective. Psychological review, 83（6）, 409–431.
↑ Campfield, L. A., & Smith, F. J. （1990）. Transient declines in blood glucose signal meal initi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besity, 14 Suppl 3, 15–34.
↑ Miller, N. E., & Kessen, M. L. （1952）. Reward effects of food via stomach fistula compared with those of food via mouth. Journal of Comparative and Physiological Psychology, 45（6）, 555–564. https://doi.org/10.1037/h0060113
↑ Cannon, W.B., & Washburn, A.L. （1912）. An explanation of hunger. 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ology, 29, 441–454.
↑ Janowitz, H. D., & Grossman, M. I. （1949）. Some factors affecting the food intake of normal dogs and dogs with esophagostomy and gastric fistula. 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ology, 159, 143–148.
↑ 大卫班德尔(David A. Bender)（2007）。营养与代谢（黄士懿、许青云、赖明宏、赵哲毅、赖庆隆、王彦懿、黄启彰、萧千祐、萧文译）。台北市：五南。
↑ Johnson, J., & Vickers, Z. （1993）. Effects of flavor and macronutrient composition of food servings on liking, hunger and subsequent intake. Appetite, 21（1）, 25–39. https://doi.org/10.1006/appe.1993.1034
↑ Pavlov, I. P. （1927）. Conditioned reflexes: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physiological activity of the cerebral cortex. Oxford Univ. Press.
↑ Steiner J. E. （1979）. Human facial expressions in response to taste and smell stimulation. Advances in child development and behavior, 13, 257–295. https://doi.org/10.1016/s0065-2407（08）60349-3.
↑ Rozin, P., Haidt, J., & McCauley, C. R. （2000）. Disgust. In M. Lewis & J. M. Haviland (Eds.), Handbook of emotions (pp. 637-653). New York, NY: Guilford Press.
↑ 丹尼尔．品克(Daniel H. Pink)（2010）。动机, 单纯的力量（席玉𬞟译）。台北市：大块文化。
↑ Pudel, V. E., & Oetting, M. （1977）. Eating in the laboratory: behavioural aspects of the positive energy balan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besity, 1（4）, 369–386.
↑ Wansink, B., & Cheney, M. M. （2005）. Super Bowls: serving bowl size and food consumption. JAMA, 293（14）, 1727–1728. https://doi.org/10.1001/jama.293.14.1727 (Retraction published JAMA. 2018 Oct 23;320（16）:1648)
↑ Wansink, Brian; van Ittersum, K. Portion size me: plate-size induced consumption norms and win-win solutions for reducing food intake and waste.. J Exp Psychol Appl. 2013, 19 (4): 320–32. doi:10.1037/a0035053.
↑ Aylin, Ayaz; 等. Effect of plate size on meal energy intake in normal weight women 10 (5): 524–529. 2 Aug 2016. doi:10.4162/nrp.2016.10.5.524. 已忽略文本“journal-Nutr Res Pract ” (帮助); 已忽略未知参数|access date=（建议使用|access-date=） (帮助)
↑ Cho, S., Han, A., Taylor, M. H., Huck, A. C., Mishler, A. M., Mattal, K. L., Barker, C. A., & Seo, H. S. （2015）. Blue lighting decreases the amount of food consumed in men, but not in women. Appetite, 85, 111–117. https://doi.org/10.1016/j.appet.2014.11.020
↑ Galef, B. G., Jr, & Whiskin, E. E. （2000）. Demonstration of a socially transmitted flavor aversion in rats? Kuan and Colwill （1997） revisited. Psychonomic bulletin & review, 7（4）, 631–635. https://doi.org/10.3758/bf03213000
↑ Whipple, B.; B. Myers; B. Komisaruk. Male Multiple Ejaculatory Orgasms: A Case Study. Journal of Sex Education and Therapy. 1998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abs/10.1080/01614576.1998.11074222
↑ Nolen-Hoeksema, Susan. Abnormal Psychology Sixth Edition. New York, NY: McGraw-Hill Education. 2014: 368. ISBN 978-0-07-803538-8.
↑ Hooker, E. （1993）. Reflections of a 40-year exploration: A scientific view on homosexuality. American Psychologist, 48（4）, 450–453. https://doi.org/10.1037/0003-066X.48.4.450
↑ Balthazart, J. （2012）. Sex differences suggest homosexuality is an endocrine phenomenon. The biology of homosexual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amer, D. H., Hu, S., Magnuson, V. L., Hu, N., & Pattatucci, A. M. （1993）. A linkage between DNA markers on the X chromosome and male sexual orientation. Science (New York, N.Y.), 261（5119）, 321–327. https://doi.org/10.1126/science.8332896
↑ Savic, I., & Lindström, P. （2008）. PET and MRI show differences in cerebral asymmetry and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between homo- and heterosexual subject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05（27）:9403-9408. https://doi.org/10.1073/pnas.0801566105
↑ Herek, G. M. (Ed.). （1998）. Stigma and sexual orientation: Understanding prejudice against lesbians, gay men, and bisexuals. Sage Publications, Inc.
↑ Richards, Christina; Barker, Meg. Sexuality and Gender for Mental Health Professionals: A Practical Guide. SAGE. 2013: 124–127 [2021-12-26]. ISBN 978-1-4462-9313-3.
↑ Is Being Panromantic The Same Thing As Being Pansexual?．
↑ Aroflux．
↑ Bem, D. J. （1996）. Exotic becomes erotic: A developmental theory of sexual orienta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103（2）, 320–335. https://doi.org/10.1037/0033-295X.103.2.320
↑ Terkel, J., & Rosenblatt, J. S. （1972）. Humoral factors underlying maternal behavior at parturition: Cross transfusion between freely moving rat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and Physiological Psychology, 80（3）, 365–371. https://doi.org/10.1037/h0032965
↑ McDougall, W. （1908）. An Introduction to Social Psychology. Methuen.
↑ Lepper, M. R., Greene, D., & Nisbett, R. E. （1973）. Undermining children's intrinsic interest with extrinsic reward: A test of the "overjustification" hypothesi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8（1）, 129–137. https://doi.org/10.1037/h0035519
↑ Bandura, A. （1986）. The explanatory and predictive scope of self-efficacy theory. Journal of Clinic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4, 359-373.
↑ Atkinson, J. W. （1964）. An Introduction to Motivation. Princeton, NJ: Van Nostrand.
↑ Ames, C. （1992）. Achievement goals and the classroom motivational climate. In D. H. Schunk & J. L. Meece (Eds.), Student perceptions in the classroom (pp. 327–348).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Inc.
↑ Murray, H.A. （1938）. Explorations in personality. Oxford Univ. Press.
↑ Harlow, H. F., Harlow, M. K., & Meyer, D. R. （1950）. Learning motivated by a manipulation drive.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40（2）, 228–234. https://doi.org/10.1037/h0056906
↑ Piaget, J. （1952）. The origins of intelligence in children. (M. Cook, Trans.). W W Norton & Co. https://doi.org/10.1037/11494-000
↑ Heron, W., Doane, B. K., & Scott, T. H. （1956）. Visual disturbances after prolonged perceptual isolation. Canadian Journal of Psychology/Revue canadienne de psychologie, 10（1）, 13–18. https://doi.org/10.1037/h0083650
↑ Zubek, J. P., Bayer, L., Milstein, S., & Shephard, J. M. (1969). Behavioral and physiological changes during prolonged immobilization plus perceptual deprivation.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74(2), 230–236. https://doi.org/10.1037/h0027147
↑ Zuckerman, M., & Neeb, M. （1979）. Sensation seeking and psychopathology. Psychiatry Research, 1（3）, 255-264. https://doi.org/10.1016/0165-1781（79）90007-6
↑ Carrol, E. N., Zuckerman, M., & Vogel, W. H. （1982）. A test of the optimal level of arousal theory of sensation seek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42（3）, 572–575. 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42.3.572
↑ 维基百科。动机。维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zh-tw/%E5%8A%A8%E6%9C%BA
↑ 维基百科。自我决定论。维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zh-tw/%E8%87%AA%E6%88%91%E6%B1%BA%E5%AE%9A%E8%AB%96
↑ Fernet, C.; Guay, F.; Senecal, C. Adjusting to job demands: The role of work self-determination and job control in predicting burnout.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2004, 65: 39–56. doi:10.1016/s0001-8791(03)00098-8.
↑ e.g. Soenens, B., Vansteenkiste, M., Lens, W., Luyckx, K., Beyers, W., Goossens, L., & Ryan, R. (2007). Conceptualizing parental autonomy support: Adolescent perceptions of promoting independence versus promoting volitional functioning.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43, 633–646.
↑ Roth, G.; Assor, A.; Kanat-Maymon, Y.; Kaplan, H. Autonomous motivation for teaching: How self-determined teaching may lead to self-determined learning.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2007, 99 (4): 761–774. doi:10.1037/0022-0663.99.4.761.
↑ e.g. Kennedy, S., Gogin, K., & Nollen, N. (2004). Adherence to HIV medications: Utility of the theory of self-determination. Cognitive Therapy and Research, 28, 611–628.
↑ Porat, T.; Burnell, R.; Calvo, R.A.; Ford, E.; Paudyal, P.; Baxter, W.L.; Parush, A. "Vaccine Passports" may backfire: findings from a cross-sectional study in the UK and Israel on willingness to get vaccinated against COVID-19. Vaccines. 2021, 9 (8): 902.
↑ Krettenauer, Tobias; Curren, Randall.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morality, and education: introduction to special issue. Journal of Moral Education. 2 July 2020, 49 (3): 275–281.
↑ Peters, D.; Calvo, R.A.; Ryan, R.M. Designing for Motivation, Engagement and Wellbeing in Digital Experience.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18, 9: 797. PMC 5985470. PMID 29892246. doi:10.3389/fpsyg.2018.00797.
↑ e.g. Fortier, M. S., Sweet, S. N., O'Sullivan, T. L., & Williams, G. C. (2007). A self-determination process model of physical activity adoption in the context of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Psychology of Sport and Exercise, 8, 741–757.
↑ Reiss, Steven. Extrinsic and intrinsic motivation at 30: Unresolved scientific issues. The Behavior Analyst. 2005-04-01, 28 (1): 1–14. ISSN 2196-8918. PMC 2755352. PMID 22478436. doi:10.1007/BF03392100 （英语）.
↑ （en-us）Intrinsic Motivation Doesn't Exist, Researcher Says．
↑ 张春兴（1991）。张氏心理学辞典（第二版）。台北：东华书局。
↑ Schachter, S （1959） The Psychology of Affilia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Weiss, R. （1974） The Provisions of Social Relationships. In: Rubin, Z., Ed., Doing unto Others, Prentice Hall, Englewood Cliffs, 17-26.
↑ 徐光国（1996）。社会心理学。台北市：五南。
↑ Schachter, S （1959） The Psychology of Affilia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Sarnoff, I., & Zimbardo, P. G. （1961）. Anxiety, fear, and social isolation. The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62（2）, 356–363. https://doi.org/10.1037/h0046506
↑ Archer, J. （2006）. Testosterone and human aggression: an evaluation of the challenge hypothesis. Neuroscience & Biobehavioral Reviews, 30（3）, 319-45. https://doi.org/10.1016/j.neubiorev.2004.12.007.
↑ van Bokhoven, I., van Goozen, S. H., van Engeland, H., Schaal, B., Arseneault, L., Séguin, J. R., Assaad, J. M., Nagin, D. S., Vitaro, F., & Tremblay, R. E. （2006）. Salivary testosterone and aggression, delinquency, and social dominance in a population-based longitudinal study of adolescent males. Hormones and behavior, 50（1）, 118–125. https://doi.org/10.1016/j.yhbeh.2006.02.002
↑ Duke, A.A., Bègue，L., Bell，R., & Eisenlohr-Moul, T. （2013）. Revisiting the serotonin-aggression relation in humans: a meta-analysis. Psychol Bull, 139（5）, 1148-1172. https://doi.org/10.1037/a0031544
↑ Winter, D. G. （1973）. The power motive. Free Press.
↑ https://psycnet.apa.org/record/1990-98151-000
↑ 苏证中. (2015). 主管不当督导与员工身心健康：挫折攻击假说之应用 (硕士论文). 中原大学, 台湾. 取自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login?o=dnclcdr&s=id=%22103CYCU5071080%22.&searchmode=basic
↑ Hermesdorf, M., Berger, K., Baune, B. T., Wellmann, J., Ruscheweyh, R., & Wersching, H. （2016）. Pain Sensitivity in Patients With Major Depression: Differential Effect of Pain Sensitivity Measures, Somatic Cofactors, and Disease Characteristics. The journal of pain, 17（5）, 606–616. https://doi.org/10.1016/j.jpain.2016.01.474
↑ Song, Y., Lu, H., Hu, S., Xu, M., Li, X., & Liu, J. （2015）. Regulating emotion to improve physical health through the amygdala. Social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neuroscience, 10（4）, 523–530. https://doi.org/10.1093/scan/nsu083
↑ Binder, J., Dominique, J. F., Friese, M., Luechinger, R., Boesiger, P., & Rasch, B.（2012）. Emotion suppression reduces hippocampal activity during successful memory encoding. Neuroimage, 63（1）, 525-532.
↑ Stepper, S., & Strack, F. （1993）. Proprioceptive determinants of emotional and nonemotional feeling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4（2）, 211–220. 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64.2.211
↑ Strack, F., Martin, L. L., & Stepper, S. （1988）. Inhibiting and facilitating conditions of the human smile: a nonobtrusive test of the facial feedback hypothesi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4（5）, 768–777. 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54.5.768
↑ Amy, Cuddy（2012年6月1日）．Your body language shapes who you are．
↑ Carney, D. R., Cuddy, A. J., & Yap, A. J. （2010）. Power posing: brief nonverbal displays affect neuroendocrine levels and risk tolerance. Psychological science, 21（10）, 1363–1368. https://doi.org/10.1177/0956797610383437
↑ Ranehill, E., Dreber, A., Johannesson, M., Leiberg, S., Sul, S., & Weber, R. A. （2015）. Assessing the robustness of power posing: No effect on hormones and risk tolerance in a large sample of men and wome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6（5）, 653–656. https://doi.org/10.1177/0956797614553946
↑ https://journals.sagepub.com/doi/10.1177/1745691616674458
↑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0973236/
↑ https://psycnet.apa.org/record/2018-58770-001
↑ https://www.semanticscholar.org/paper/A-Deep-Learning-Approach-for-Multimodal-Deception-Krishnamurthy-Majumder/36db98d8604df17e7ab68952c6f7a6cb70cff2e7
↑ 卓淑玲、叶怡玉、连怡甄、徐咏琪（2005，12月）: 〈华人脸孔表情资料库建立初探〉，辅仁大学医学院第三届学术研究成果壁报展，辅仁大学，台北。
↑ 陈建中, 卓淑玲, & 曾荣瑜. （2013）. 台湾地区华人情绪与相关心理生理资料库─ 专业表演者脸部表情常模资料. 中华心理学刊, 55（4）, 439-454.
↑ 视觉悬崖其设计为：在具有显著深度不同的平面之上，覆盖透明的厚玻璃，并且其平面被制作成棋盘的型式，以制造成一种深度的错觉。实验最初设计为研究小婴儿深度知觉，并认为这种能力是与生俱来的。证明人类自小就有对深度有所警觉，这样的能力有助于物种生存。在上面实验中，Sorce 等人将此做为实验方法，以测量母亲的面部情绪与婴儿行为的关系。
↑ https://health.udn.com/health/story/5965/365822
↑ Mischel, W. Preference for delayed reinforcement: An experimental study of a cultural observation.. The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58, 56 (1): 57 [2021-12-02]. doi:10.1037/h0041895.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12-02） –透过APA PsycNet.
↑ https://kknews.cc/psychology/qoaxj4y.html
↑ The role of students’ coping with controlling teaching in motivation and engagement
↑ The Effect of Intrinsic and Extrinsic Motivations on Employees’ Performance
↑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in the Treatment of Anxiety
↑ The Influence of Emotion on Consumer Decision Making
↑ The Brainstorm Consortium; Anttila, Verneri; Bulik-Sullivan, Brendan; Finucane, Hilary K; 等. Analysis of shared heritability in common disorders of the brain. Science. 2018-06-22, 360 （6395） [2018-07-28].
↑ Liu, X., Zhang, H., Cui, Y., Zhao, T., Wang, B., Xie, X., ... & Zhang, L. (2024). EEG-based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recognition by neural oscillation and asymmetry. Frontiers in Neuroscience, 18, 1362111.
↑ Wang, Y., Gong, N., & Fu, C. (2021). Major depression disorder diagnosis and analysis based on structur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and deep learning. Journal of Integrative Neuroscience, 20(4), 977-984.
↑ https://wwwv.tsgh.ndmctsgh.edu.tw/unit/10058/16972
↑ https://www.kln.mohw.gov.tw/?aid=509&pid=0&page_name=detail&iid=788
↑ https://jtp.taiwan-pharma.org.tw/137/008.html
↑ https://www.apa.org/ptsd-guideline/patients-and-families/cognitive-behavioral
↑ 自闭症是什么？ 3 分钟了解自闭症原因、症状及治疗方式（2018）。桃园振雄诊所。https://zhenhsiung.com/%E8%87%AA%E9%96%89%E7%97%87/
↑ 张皓庭、吴治达等（2022）。绿地结构与思觉失调症之关联。航测及遥测学刊，27(2)，79-99。https://doi.org/10.6574/JPRS.202206_27(2).0002
↑ Ulrich, R.S., 1983. Aesthetic and affective response to natural environment, In: Altman, I., Wohlwill, J.F. (eds), Behavior and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Human Behavior and Environment, vol 6, Springer, Boston, MA, pp. 85-125.
↑ Ulrich et al, 1991. Stress recovery during exposure to natural and urban environments,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11: 201-230.
↑ Kaplan, R., and Kaplan, S., 1989. The Experience of Nature: A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 Kaplan, S., and Talbot, J.F., 1983. Psychological benefits of a wilderness experience, In: Altman, I., Wohlwill, J.F. (eds), Behavior and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Human Behavior and Environment, vol 6, Springer, Boston, MA, pp. 163-203.
↑ Kaplan, S., 1995. The restorative benefits of nature: Toward an integrative framework,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15: 169-182.
↑ Appleton, J., 1996. The Experience of Landscape, Chichester: Wiley.
↑ https://www.tctmss.com.tw/l/%E8%A4%87%E9%9B%9C%E6%80%A7%E7%9A%84%E9%87%8D%E5%A4%A7%E5%A3%93%E5%8A%9B%E5%BE%8C%E5%89%B5%E5%82%B7%E7%97%87%E5%80%99%E7%BE%A4cptsd/
↑ https://www.psychologytoday.com/us/blog/invisible-bruises/202402/the-difference-between-ptsd-and-cptsd
↑ https://www.tctmss.com.tw/l/%E8%A4%87%E9%9B%9C%E6%80%A7%E7%9A%84%E9%87%8D%E5%A4%A7%E5%A3%93%E5%8A%9B%E5%BE%8C%E5%89%B5%E5%82%B7%E7%97%87%E5%80%99%E7%BE%A4cptsd/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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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tps://psycnet.apa.org/record/1974-10497-001

[2] 然而，此现象在学界仍是富有争议的。研究者多认为其违反了行为心理学中的“强化”（reinforcement）作用，有些认为原先受试者对于该事情的动机本就不一，更有些认为该实验有许多条件不符合现实状况（如奖励通常不会被武断的移去），此外，更有研究表明，奖励对于那些动机本身不高的受试者，具有提高兴趣的效果，这与此现象的结果俨然相反（ Judy Cameron, Katherine M. Banko, and W. David Pierce ，2001）。因此改效应是否能够应用在现实生活中仍是有待研究的。参见Overjustification effect/controversy

[3] Gneezy, Uri and Rustichini, Aldo. （2000）. A Fine Is a Price. The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29（1）, 1-17. https://doi.org/10.1086/468061

[4] 理查•葛雷（2014）。心理学(Psychology and Life)（游恒山译）。台北市：五南。

[5] Hurlock, E. B. （1925）. An Evaluation of Certain Incentives Used in School Work.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16（3）, 145–159. https://doi.org/10.1037/h0067716

[6] ttps://psycnet.apa.org/record/1929-10223-001

[7] 《行为失控》（2021），Benjamin van Rooij，Adam Fine著，简秀如译，平安文化，页92-99。

[8] ttps://ies.ed.gov/ncee/edlabs/infographics/pdf/REL_SW_Supporting_young_childrens_learning_and_wellbeing_at_home.pdf

[9] 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4718660/

[10] ttps://www.medicalnewstoday.com/articles/maslows-hierarchy-of-needs#unmet-needs

[11] Wahba, M. A; Bridwell, L. G. Maslow reconsidered: A review of research on the need hierarchy theory.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Performance. 1976, 15 (2): 212–240.

[12] Hofstede, G. The cultural relativity of the quality of life concept.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84, 9 (3): 389–398.

[13] Mittelman, W. Maslow's study of self-actualization: A reinterpretation. Journal of Humanistic Psychology. 1991, 31 (1): 114–135.

[14] Yerkes, R.M., & Dodson, J.D. （1908）. The Relation of Strength of Stimulus to Rapidity of Habit Formatio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Neurology & Psychology, 18, 459–482. https://doi.org/10.1002/cne.920180503

[15] Beilock, S.L.(2008).Math Performance in Stressful Situations.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7(5), 339–343.https://doi.org/10.1111/j.1467-8721.2008.00602.x

[16] ttp://www.communicationcache.com/uploads/1/0/8/8/10887248/mere_exposure_gate_way_to_the_subliminal.pdf

[17] Hatfield, E., Cacioppo, J. T., & Rapson, R. L. (1994). Emotional Contag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8] Ingelfinger, Franz J. （1944）. The Late Effects of Total and Subtotal Gastrectomy.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231（9）. 321-327. https://doi.org/10.1056/NEJM194408312310904

[19] Adolph, E. F. （1947）. Urges to eat and drink in rat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ology, 151（1）, 110–125. https://doi.org/10.1152/ajplegacy.1947.151.1.110

[20] Pinel, J. P., Assanand, S., & Lehman, D. R. （2000）. Hunger, eating, and ill health. The American psychologist, 55（10）, 1105–1116. https://doi.org/10.1037//0003-066x.55.10.1105

[21] Ruderman, A. J. （1986）. Dietary restraint: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review. Psychological Bulletin, 99（2）, 247–262. https://doi.org/10.1037/0033-2909.99.2.247

[22] Guesbeck, Nicole R. and Hickey, Matthew S. and MacDonald, Kenneth G. and Pories, Walter J. and Harper, Inge and Ravussin, Eric and Dohm, G. Lynis and Houmard, Joseph A. （2001）. Substrate utilization during exercise in formerly morbidly obese women. Journal of Applied Physiology. 90（3）. 1007-1012. https://doi.org/10.1152/jappl.2001.90.3.1007

[23] Teitelbaum, P., & Epstein, A. N. （1962）. The lateral hypothalamic syndrome: Recovery of feeding and drinking after lateral hypothalamic lesions. Psychological Review, 69（2）, 74–90. https://doi.org/10.1037/h0039285

[24] ttps://www.hpa.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542&pid=9737

[25] Schachter, S. （1971）. Some extraordinary facts about obese humans and rats. American Psychologist, 26（2）, 129–144.

[26] Lowe, M.R. & M.L. Butryn. (2007).Hedonic hunger: a new dimension of appetite? Physiol Behav, 91(4), 432-439.doi: 10.1016/j.physbeh.2007.04.006.

[27] Friedman, M. I., & Stricker, E. M. （1976）. The physiological psychology of hunger: a physiological perspective. Psychological review, 83（6）, 409–431.

[28] Campfield, L. A., & Smith, F. J. （1990）. Transient declines in blood glucose signal meal initi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besity, 14 Suppl 3, 15–34.

[29] Miller, N. E., & Kessen, M. L. （1952）. Reward effects of food via stomach fistula compared with those of food via mouth. Journal of Comparative and Physiological Psychology, 45（6）, 555–564. https://doi.org/10.1037/h0060113

[30] Cannon, W.B., & Washburn, A.L. （1912）. An explanation of hunger. 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ology, 29, 441–454.

[31] Janowitz, H. D., & Grossman, M. I. （1949）. Some factors affecting the food intake of normal dogs and dogs with esophagostomy and gastric fistula. 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ology, 159, 143–148.

[32] 大卫班德尔(David A. Bender)（2007）。营养与代谢（黄士懿、许青云、赖明宏、赵哲毅、赖庆隆、王彦懿、黄启彰、萧千祐、萧文译）。台北市：五南。

[33] Johnson, J., & Vickers, Z. （1993）. Effects of flavor and macronutrient composition of food servings on liking, hunger and subsequent intake. Appetite, 21（1）, 25–39. https://doi.org/10.1006/appe.1993.1034

[34] Pavlov, I. P. （1927）. Conditioned reflexes: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physiological activity of the cerebral cortex. Oxford Univ. Press.

[35] Steiner J. E. （1979）. Human facial expressions in response to taste and smell stimulation. Advances in child development and behavior, 13, 257–295. https://doi.org/10.1016/s0065-2407（08）60349-3.

[36] Rozin, P., Haidt, J., & McCauley, C. R. （2000）. Disgust. In M. Lewis & J. M. Haviland (Eds.), Handbook of emotions (pp. 637-653). New York, NY: Guilford Press.

[37] 丹尼尔．品克(Daniel H. Pink)（2010）。动机, 单纯的力量（席玉𬞟译）。台北市：大块文化。

[38] Pudel, V. E., & Oetting, M. （1977）. Eating in the laboratory: behavioural aspects of the positive energy balan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besity, 1（4）, 369–386.

[39] Wansink, B., & Cheney, M. M. （2005）. Super Bowls: serving bowl size and food consumption. JAMA, 293（14）, 1727–1728. https://doi.org/10.1001/jama.293.14.1727 (Retraction published JAMA. 2018 Oct 23;320（16）:1648)

[40] Wansink, Brian; van Ittersum, K. Portion size me: plate-size induced consumption norms and win-win solutions for reducing food intake and waste.. J Exp Psychol Appl. 2013, 19 (4): 320–32. doi:10.1037/a0035053.

[41] Aylin, Ayaz; 等. Effect of plate size on meal energy intake in normal weight women 10 (5): 524–529. 2 Aug 2016. doi:10.4162/nrp.2016.10.5.524. 已忽略文本“journal-Nutr Res Pract ” (帮助); 已忽略未知参数|access date=（建议使用|access-date=） (帮助)

[42] Cho, S., Han, A., Taylor, M. H., Huck, A. C., Mishler, A. M., Mattal, K. L., Barker, C. A., & Seo, H. S. （2015）. Blue lighting decreases the amount of food consumed in men, but not in women. Appetite, 85, 111–117. https://doi.org/10.1016/j.appet.2014.11.020

[43] Galef, B. G., Jr, & Whiskin, E. E. （2000）. Demonstration of a socially transmitted flavor aversion in rats? Kuan and Colwill （1997） revisited. Psychonomic bulletin & review, 7（4）, 631–635. https://doi.org/10.3758/bf03213000

[44] Whipple, B.; B. Myers; B. Komisaruk. Male Multiple Ejaculatory Orgasms: A Case Study. Journal of Sex Education and Therapy. 1998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abs/10.1080/01614576.1998.11074222

[Nolen-Hoeksema_2014_368-45] Nolen-Hoeksema, Susan. Abnormal Psychology Sixth Edition. New York, NY: McGraw-Hill Education. 2014: 368. ISBN 978-0-07-803538-8.

[46] Hooker, E. （1993）. Reflections of a 40-year exploration: A scientific view on homosexuality. American Psychologist, 48（4）, 450–453. https://doi.org/10.1037/0003-066X.48.4.450

[47] Balthazart, J. （2012）. Sex differences suggest homosexuality is an endocrine phenomenon. The biology of homosexual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48] Hamer, D. H., Hu, S., Magnuson, V. L., Hu, N., & Pattatucci, A. M. （1993）. A linkage between DNA markers on the X chromosome and male sexual orientation. Science (New York, N.Y.), 261（5119）, 321–327. https://doi.org/10.1126/science.8332896

[49] Savic, I., & Lindström, P. （2008）. PET and MRI show differences in cerebral asymmetry and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between homo- and heterosexual subject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05（27）:9403-9408. https://doi.org/10.1073/pnas.0801566105

[50] Herek, G. M. (Ed.). （1998）. Stigma and sexual orientation: Understanding prejudice against lesbians, gay men, and bisexuals. Sage Publications, Inc.

[Richards_and_Barker-51] Richards, Christina; Barker, Meg. Sexuality and Gender for Mental Health Professionals: A Practical Guide. SAGE. 2013: 124–127 [2021-12-26]. ISBN 978-1-4462-9313-3.

[52] Is Being Panromantic The Same Thing As Being Pansexual?．

[53] Aroflux．

[54] Bem, D. J. （1996）. Exotic becomes erotic: A developmental theory of sexual orienta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103（2）, 320–335. https://doi.org/10.1037/0033-295X.103.2.320

[55] Terkel, J., & Rosenblatt, J. S. （1972）. Humoral factors underlying maternal behavior at parturition: Cross transfusion between freely moving rat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and Physiological Psychology, 80（3）, 365–371. https://doi.org/10.1037/h0032965

[56] McDougall, W. （1908）. An Introduction to Social Psychology. Methuen.

[57] Lepper, M. R., Greene, D., & Nisbett, R. E. （1973）. Undermining children's intrinsic interest with extrinsic reward: A test of the "overjustification" hypothesi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8（1）, 129–137. https://doi.org/10.1037/h0035519

[58] Bandura, A. （1986）. The explanatory and predictive scope of self-efficacy theory. Journal of Clinic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4, 359-373.

[59] Atkinson, J. W. （1964）. An Introduction to Motivation. Princeton, NJ: Van Nostrand.

[60] Ames, C. （1992）. Achievement goals and the classroom motivational climate. In D. H. Schunk & J. L. Meece (Eds.), Student perceptions in the classroom (pp. 327–348).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Inc.

[61] Murray, H.A. （1938）. Explorations in personality. Oxford Univ. Press.

[62] Harlow, H. F., Harlow, M. K., & Meyer, D. R. （1950）. Learning motivated by a manipulation drive.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40（2）, 228–234. https://doi.org/10.1037/h0056906

[63] Piaget, J. （1952）. The origins of intelligence in children. (M. Cook, Trans.). W W Norton & Co. https://doi.org/10.1037/11494-000

[64] Heron, W., Doane, B. K., & Scott, T. H. （1956）. Visual disturbances after prolonged perceptual isolation. Canadian Journal of Psychology/Revue canadienne de psychologie, 10（1）, 13–18. https://doi.org/10.1037/h0083650

[65] Zubek, J. P., Bayer, L., Milstein, S., & Shephard, J. M. (1969). Behavioral and physiological changes during prolonged immobilization plus perceptual deprivation.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74(2), 230–236. https://doi.org/10.1037/h0027147

[66] Zuckerman, M., & Neeb, M. （1979）. Sensation seeking and psychopathology. Psychiatry Research, 1（3）, 255-264. https://doi.org/10.1016/0165-1781（79）90007-6

[67] Carrol, E. N., Zuckerman, M., & Vogel, W. H. （1982）. A test of the optimal level of arousal theory of sensation seek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42（3）, 572–575. 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42.3.572

[68] 维基百科。动机。维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zh-tw/%E5%8A%A8%E6%9C%BA

[69] 维基百科。自我决定论。维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zh-tw/%E8%87%AA%E6%88%91%E6%B1%BA%E5%AE%9A%E8%AB%96

[Fernet,_C._2004-70] Fernet, C.; Guay, F.; Senecal, C. Adjusting to job demands: The role of work self-determination and job control in predicting burnout.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2004, 65: 39–56. doi:10.1016/s0001-8791(03)00098-8.

[eg_Soenens,_B._2007-71] .g. Soenens, B., Vansteenkiste, M., Lens, W., Luyckx, K., Beyers, W., Goossens, L., & Ryan, R. (2007). Conceptualizing parental autonomy support: Adolescent perceptions of promoting independence versus promoting volitional functioning.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43, 633–646.

[Roth,_G._2007-72] Roth, G.; Assor, A.; Kanat-Maymon, Y.; Kaplan, H. Autonomous motivation for teaching: How self-determined teaching may lead to self-determined learning.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2007, 99 (4): 761–774. doi:10.1037/0022-0663.99.4.761.

[eg_Kennedy,_S._2004-73] .g. Kennedy, S., Gogin, K., & Nollen, N. (2004). Adherence to HIV medications: Utility of the theory of self-determination. Cognitive Therapy and Research, 28, 611–628.

[Porat_2021-74] Porat, T.; Burnell, R.; Calvo, R.A.; Ford, E.; Paudyal, P.; Baxter, W.L.; Parush, A. "Vaccine Passports" may backfire: findings from a cross-sectional study in the UK and Israel on willingness to get vaccinated against COVID-19. Vaccines. 2021, 9 (8): 902.

[75] Krettenauer, Tobias; Curren, Randall.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morality, and education: introduction to special issue. Journal of Moral Education. 2 July 2020, 49 (3): 275–281.

[Peters,_D._2018-76] Peters, D.; Calvo, R.A.; Ryan, R.M. Designing for Motivation, Engagement and Wellbeing in Digital Experience.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18, 9: 797. PMC 5985470. PMID 29892246. doi:10.3389/fpsyg.2018.00797.

[eg_Fortier,_M._S._2007-77] .g. Fortier, M. S., Sweet, S. N., O'Sullivan, T. L., & Williams, G. C. (2007). A self-determination process model of physical activity adoption in the context of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Psychology of Sport and Exercise, 8, 741–757.

[78] Reiss, Steven. Extrinsic and intrinsic motivation at 30: Unresolved scientific issues. The Behavior Analyst. 2005-04-01, 28 (1): 1–14. ISSN 2196-8918. PMC 2755352. PMID 22478436. doi:10.1007/BF03392100 （英语）.

[79] （en-us）Intrinsic Motivation Doesn't Exist, Researcher Says．

[80] 张春兴（1991）。张氏心理学辞典（第二版）。台北：东华书局。

[81] Schachter, S （1959） The Psychology of Affilia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82] Weiss, R. （1974） The Provisions of Social Relationships. In: Rubin, Z., Ed., Doing unto Others, Prentice Hall, Englewood Cliffs, 17-26.

[83] 徐光国（1996）。社会心理学。台北市：五南。

[84] Schachter, S （1959） The Psychology of Affilia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85] Sarnoff, I., & Zimbardo, P. G. （1961）. Anxiety, fear, and social isolation. The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62（2）, 356–363. https://doi.org/10.1037/h0046506

[86] Archer, J. （2006）. Testosterone and human aggression: an evaluation of the challenge hypothesis. Neuroscience & Biobehavioral Reviews, 30（3）, 319-45. https://doi.org/10.1016/j.neubiorev.2004.12.007.

[87] van Bokhoven, I., van Goozen, S. H., van Engeland, H., Schaal, B., Arseneault, L., Séguin, J. R., Assaad, J. M., Nagin, D. S., Vitaro, F., & Tremblay, R. E. （2006）. Salivary testosterone and aggression, delinquency, and social dominance in a population-based longitudinal study of adolescent males. Hormones and behavior, 50（1）, 118–125. https://doi.org/10.1016/j.yhbeh.2006.02.002

[88] Duke, A.A., Bègue，L., Bell，R., & Eisenlohr-Moul, T. （2013）. Revisiting the serotonin-aggression relation in humans: a meta-analysis. Psychol Bull, 139（5）, 1148-1172. https://doi.org/10.1037/a0031544

[89] Winter, D. G. （1973）. The power motive. Free Press.

[90] ttps://psycnet.apa.org/record/1990-98151-000

[91] 苏证中. (2015). 主管不当督导与员工身心健康：挫折攻击假说之应用 (硕士论文). 中原大学, 台湾. 取自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login?o=dnclcdr&s=id=%22103CYCU5071080%22.&searchmode=basic

[96] Hermesdorf, M., Berger, K., Baune, B. T., Wellmann, J., Ruscheweyh, R., & Wersching, H. （2016）. Pain Sensitivity in Patients With Major Depression: Differential Effect of Pain Sensitivity Measures, Somatic Cofactors, and Disease Characteristics. The journal of pain, 17（5）, 606–616. https://doi.org/10.1016/j.jpain.2016.01.474

[97] Song, Y., Lu, H., Hu, S., Xu, M., Li, X., & Liu, J. （2015）. Regulating emotion to improve physical health through the amygdala. Social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neuroscience, 10（4）, 523–530. https://doi.org/10.1093/scan/nsu083

[98] Binder, J., Dominique, J. F., Friese, M., Luechinger, R., Boesiger, P., & Rasch, B.（2012）. Emotion suppression reduces hippocampal activity during successful memory encoding. Neuroimage, 63（1）, 525-532.

[100] Stepper, S., & Strack, F. （1993）. Proprioceptive determinants of emotional and nonemotional feeling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4（2）, 211–220. 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64.2.211

[101] Strack, F., Martin, L. L., & Stepper, S. （1988）. Inhibiting and facilitating conditions of the human smile: a nonobtrusive test of the facial feedback hypothesi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4（5）, 768–777. 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54.5.768

[102] Amy, Cuddy（2012年6月1日）．Your body language shapes who you are．

[103] Carney, D. R., Cuddy, A. J., & Yap, A. J. （2010）. Power posing: brief nonverbal displays affect neuroendocrine levels and risk tolerance. Psychological science, 21（10）, 1363–1368. https://doi.org/10.1177/0956797610383437

[104] Ranehill, E., Dreber, A., Johannesson, M., Leiberg, S., Sul, S., & Weber, R. A. （2015）. Assessing the robustness of power posing: No effect on hormones and risk tolerance in a large sample of men and wome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6（5）, 653–656. https://doi.org/10.1177/0956797614553946

[105] ttps://journals.sagepub.com/doi/10.1177/1745691616674458

[106] ttps://pubmed.ncbi.nlm.nih.gov/30973236/

[107] ttps://psycnet.apa.org/record/2018-58770-001

[108] ttps://www.semanticscholar.org/paper/A-Deep-Learning-Approach-for-Multimodal-Deception-Krishnamurthy-Majumder/36db98d8604df17e7ab68952c6f7a6cb70cff2e7

[109] 卓淑玲、叶怡玉、连怡甄、徐咏琪（2005，12月）: 〈华人脸孔表情资料库建立初探〉，辅仁大学医学院第三届学术研究成果壁报展，辅仁大学，台北。

[110] 陈建中, 卓淑玲, & 曾荣瑜. （2013）. 台湾地区华人情绪与相关心理生理资料库─ 专业表演者脸部表情常模资料. 中华心理学刊, 55（4）, 439-454.

[111] 视觉悬崖其设计为：在具有显著深度不同的平面之上，覆盖透明的厚玻璃，并且其平面被制作成棋盘的型式，以制造成一种深度的错觉。实验最初设计为研究小婴儿深度知觉，并认为这种能力是与生俱来的。证明人类自小就有对深度有所警觉，这样的能力有助于物种生存。在上面实验中，Sorce 等人将此做为实验方法，以测量母亲的面部情绪与婴儿行为的关系。

[112] ttps://health.udn.com/health/story/5965/365822

[113] Mischel, W. Preference for delayed reinforcement: An experimental study of a cultural observation.. The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58, 56 (1): 57 [2021-12-02]. doi:10.1037/h0041895.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12-02） –透过APA PsycNet.

[114] ttps://kknews.cc/psychology/qoaxj4y.html

[115] The role of students’ coping with controlling teaching in motivation and engagement

[116] The Effect of Intrinsic and Extrinsic Motivations on Employees’ Performance

[117]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in the Treatment of Anxiety

[118] The Influence of Emotion on Consumer Decision Making

[119] The Brainstorm Consortium; Anttila, Verneri; Bulik-Sullivan, Brendan; Finucane, Hilary K; 等. Analysis of shared heritability in common disorders of the brain. Science. 2018-06-22, 360 （6395） [2018-07-28].

[120] Liu, X., Zhang, H., Cui, Y., Zhao, T., Wang, B., Xie, X., ... & Zhang, L. (2024). EEG-based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recognition by neural oscillation and asymmetry. Frontiers in Neuroscience, 18, 1362111.

[121] Wang, Y., Gong, N., & Fu, C. (2021). Major depression disorder diagnosis and analysis based on structur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and deep learning. Journal of Integrative Neuroscience, 20(4), 977-984.

[122] ttps://wwwv.tsgh.ndmctsgh.edu.tw/unit/10058/16972

[123] ttps://www.kln.mohw.gov.tw/?aid=509&pid=0&page_name=detail&iid=788

[124] ttps://jtp.taiwan-pharma.org.tw/137/008.html

[125] ttps://www.apa.org/ptsd-guideline/patients-and-families/cognitive-behavioral

[126] 自闭症是什么？ 3 分钟了解自闭症原因、症状及治疗方式（2018）。桃园振雄诊所。https://zhenhsiung.com/%E8%87%AA%E9%96%89%E7%97%87/

[127] 张皓庭、吴治达等（2022）。绿地结构与思觉失调症之关联。航测及遥测学刊，27(2)，79-99。https://doi.org/10.6574/JPRS.202206_27(2).0002

[128] Ulrich, R.S., 1983. Aesthetic and affective response to natural environment, In: Altman, I., Wohlwill, J.F. (eds), Behavior and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Human Behavior and Environment, vol 6, Springer, Boston, MA, pp. 85-125.

[129] Ulrich et al, 1991. Stress recovery during exposure to natural and urban environments,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11: 201-230.

[130] Kaplan, R., and Kaplan, S., 1989. The Experience of Nature: A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31] Kaplan, S., and Talbot, J.F., 1983. Psychological benefits of a wilderness experience, In: Altman, I., Wohlwill, J.F. (eds), Behavior and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Human Behavior and Environment, vol 6, Springer, Boston, MA, pp. 163-203.

[132] Kaplan, S., 1995. The restorative benefits of nature: Toward an integrative framework,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15: 169-182.

[133] Appleton, J., 1996. The Experience of Landscape, Chichester: Wiley.

[134] ttps://www.tctmss.com.tw/l/%E8%A4%87%E9%9B%9C%E6%80%A7%E7%9A%84%E9%87%8D%E5%A4%A7%E5%A3%93%E5%8A%9B%E5%BE%8C%E5%89%B5%E5%82%B7%E7%97%87%E5%80%99%E7%BE%A4cptsd/

[135] ttps://www.psychologytoday.com/us/blog/invisible-bruises/202402/the-difference-between-ptsd-and-cptsd

[136] ttps://www.tctmss.com.tw/l/%E8%A4%87%E9%9B%9C%E6%80%A7%E7%9A%84%E9%87%8D%E5%A4%A7%E5%A3%93%E5%8A%9B%E5%BE%8C%E5%89%B5%E5%82%B7%E7%97%87%E5%80%99%E7%BE%A4cptsd/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期刊 1]

[期刊 2]

[期刊 3]

[期刊 4]

[92]

[93]

[94]

[期刊 5]

[95]

超普通心理学/动机与情绪

动机(Motivation)

定义

动机的分类

动机的特征

内在动机与外在动机

内在动机(Intrinsic Motivation)

外在动机（Extrinsic Motivation）

内在与外在的转换

动机理论(Theories of Motivation)

本能论(Instinct Theory)

动物本能(animal instinct)

人类本能（human instinct）

本能论面对的质疑

驱力减缓说(drive reduction theory)

缘起

基本假设

理论论述

争议与问题

最适激发水准说(Optimal arousal theory)

认知论(Cognitive Theory)

诱因理论(incentive theory)

特色

实验

1.赫洛克实验──正诱因与负诱因

2.马勒实验[6]──奖励

3.研究应用──正向诱因的利弊表现

为何有些诱因较其他种类更吸引人呢？

双因素理论(two-factor theory)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 (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

对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的应用

教育

医疗保健

对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的批评

对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的修正

ERG理论

成就动机理论Expectancy Value Theory of Motivation

归因理论（Attribution Theory）

种类

归因方式

共变模式（covariation model）

常见的归因错误

社会生物学(Sociobiology)

耶基斯–道森法则(Yerkes–Dodson law)

缘起

刺激程度

认知负荷理论（Cognitive Load Theory）

个体差异（Individual Differences)

情境依赖性（Context-Dependency)

三种程度指标

情境案例

四种影响因子

觉醒-需求理论 (Awakening - Seeking Theory )

耶克斯-多德森定律与糖皮质醇的关系

压力这把双面刃

自我毁坏(Self-destructive behavior)

吸引基础论

1. 与人有关

2. 恐惧与希望

3. 具有固定模式

4. 不协调与矛盾

5. 演化而来的心理特质

6. 公正世界理论(Just-world hypothesis)

生理动机(Survival motive)

摄食动机

摄食内在驱力

摄食外在诱因

性动机(Sexual motivation)

动物的性行为

人类的性反应模式(Human sexual response pattern)

柯立芝效应(Coolidge effect)

相关研究

性脚本

关于性剧本的相关讨论

性行为内在驱力(drive)

性行为外在诱因

性倾向(Sexual Orientation)

浪漫取向(Romantic Orientation/Affectional Orientation)

性倾向的形成原因

生物学

2.马勒实验^[6]──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