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普通心理学/社会心理学/自我

本文补充介绍“自我”的详细观念，如自我概念（self-concept）、自我知识（self-knowledge）、社会自我（social self）、自尊（self-esteem）。

自我概念（self-concept）

自我概念由反映评价、社会比较和自我感觉三部分构成：

• 反映评价

意即从他人所获取的反馈，意指个体从其他个体那里所得到的有关自己的信息、评价等。

幼年时得到的反应评价特别容易影响自我概念的构成，肯定的评价将使个体较容易建立并拥有一个良好的自我概念，并可能持续长远；反之，否定的评价可能使个体的自我概念建立不理想。

反映评价也特别容易影响个体去对没有经验的事物展现出的自我特质，替代经验（vicarious experience）便是指透过观察他人的行为和结果，获得关于自我可能性的认识。例如，在开始尝试一件未尝试过的事物前，若有经验者告诉某个体这件事情很简单，你一定办的到，该个体可能会较努力去尝试，即使该事物本身有一定的难度也坚持不放弃，终至成功；反之，若在起头时便得到否定评价，被告知自己的能力不足以完成该项事物，该个体可能就此消沉，产生“反正我本来就不行，根本办不到”的负面想法，从而怠惰行事并容易放弃，错失本该能完成的事项。此外，也有可能是当看到和自己能力特质相近的人去尝试一件事情的结果后，也认为这个结果是自己去尝试后很有可能发生的。

• 社会比较

社会比较是由美国社会心理学家Leon Festinger在1954年提出的理论，是每个个体在缺乏客观的情况下，利用他人作为比较的尺度，来进行自我评价。例如在日常生活的各项事物之中（学业、工作等），个体本身无法独自得知自身定位。此时其往往会通过与其他个体进行比较来探知自己在团体中实际的定位，这就是在做社会比较。

社会比较具有双重性：它不仅在于确认自己的属性，而且还包含著主体的愿望，即希望得到肯定性情感的满足。在向上的社会比较中，人们会跟那些社会身分高的人比较，此时社会比较可以为个体提高自信心，并且成为合理自我完善的基础；相对地，有人则喜欢跟比自己较差的人相比较，这是向下的社会比较，借此知道还有人比自己更差，这种倾向实际上是社会比较的自我增进功能的消极形式的具体化。

而生活中的例子不胜枚举，例如在少年考试结束时询问附近同学的考试分数、出社会之后与同事或亲戚比较工作、收入、感情状态等等、建立家庭之后与他人比较自己孩子的成就。可以说，一个人从出生开始到死亡，从年幼时的家庭、学习到成年后的社会、工作，都持续地和其他的事物进行比较，而个体也是在这样持续的社会比较中，逐渐发展和充实对自我的概念，或者自己在群体中的定位。

• 自我感觉

在幼年时，个体对自我的认识，大多来自其他个体对自己的反应，也就是上文提到的反映评价。然而，个体在逐渐成长的过程中，可能会在某个时刻，脱离对他人反映评价的依赖，选择开始用自己的方式来看待自己，这种不依赖他人评价，由自己所决定的方式被称为自我感觉。

一个个体如果成功完成了一件对他来说不易达成的事，他将会产生成就感，从而获得自信，同时自我感觉就会变好。反之，若其没能达成对自己的期望，则会产生失落与自卑，自我感觉就会变差。可得知自我感觉改变的根据是个人行为历史中自身的成功或失败，并不涉及他人评价。

自我概念的来源

一般而言，自我概念源自于两种力量，一是个体本身，另一是自我之外的影响力。而根据 William James 于 1980 年出版的《Ten principles of Social Psychology》，社会自我（social self）是与他人互动中所得到的自我知识（self-knowledge）的一部分。

历代心理学家的自我概念理论

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自我概念

威廉·詹姆斯使用自我（self）来表示自我的概念。他认为自我可以被区分为作为经验客体的客体我（me）与作为环境中主动行动者的主体我（I），“主体我”是个体能知觉、经验、想像、记忆、选择和计划的主体；“客体我”是经验和意识的主体，即后来心理学家称为的自我观念。其中“客体我”由以下三种部分组成：

• 物质的我（The social me）：由个人的身体构成物质我最内层的部分，其次才是衣物、家庭、财产等。
• 社会的我（The spiritual me）：从他人那所获得的评价、名声或荣誉所构成，社会我亦即是得自团体的认可。
• 精神的我（The material me）：由个人的精神与意识组成，包括思想、感受和行动的意识，是自我的最高层。

查尔斯·霍顿·顾里（Charles Horton Cooley）的镜中自我

“镜中自我”（The Looking Glass Self）概念，最早出现在社会学家顾里于1902年出版的《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顾里认为自我和社会是相互联系且无法切割的，强调自我的形成是受他者的影响，而非自我心灵状态的演化与完成。

顾里指出：“自我知觉的内容，主要是通过与他人互动的这面镜子而获得的。我并不是一出生就存在的先验、本质性的自我，也不是自己认为的我，而是透过想像别人对我的评价，并依据该评价调整行为产出的我 。”

也就是说，自我的形成需要经过他人对我看法的表现，不会直接接受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形塑，必须要经由自我诠释了别人的看法以后，再经过自身思考，选择是否要接受，才会影响自我的内涵。所以社会行动者若是不接触、不诠释他人所给的资讯，别人对他就不造成任何影响。

同时该理论提出“重要他人（significant others）”的概念：

重要他人顾名思义即对某个体极为重要的另一个体，可能是伴侣、父母、亲属、朋友等等，并可能随时间而改变。一个成长在传统意义上家庭的人的重要他人会有以下的改变：学龄前儿童的重要他人基本上是父母，就学阶段的儿童则渐渐将重要他人从父母转移到老师、同侪上，到了青少年阶段的重要他人则会转为同侪与朋友。儿童和青少年的自我概念大多是依靠与“重要他人”的往来互动，再通过“镜中自我”而逐渐形成和发展的。由于重要他人会影响个体自我的形成，这样的群体亦能被称为“参考团体”。另外，在顾里的镜中自我中“自我”在成年后便不会再改变。

虽然顾里的镜中自我概念确实可以广泛应用于我们如何看待自己之中，然而，学者吴齐殷、高美英（1997）针对严酷教养是如何在代间传承的研究就可以发现：“自我”的形塑似乎并不全然是透过想像他人如何看待自己；相反地，包括了许多无意识地“模仿”。以这篇研究为例，发现第二代父母之所以采用严酷教养，很大一部分系受到第一代父母严酷教养的关系，从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家庭作为重要他人如何显著地影响著个人自我的形成。

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的社会自我

米德承袭了顾里的理论，并且提出了“社会自我”的概念，米德认为“自我”是在人与社会互动的情境中产生的，因此，他将自我又分成了两个部分：主我（I）与客我（Me）：

• 主我（主动我）：是未经社会化的“我”，具有主观性、创造性与本能性。
• 客我（被动我）：是受到社会化的“我”，会去符合社会的规范与期待。

米德认为，自我就是在主我与客我不断交互作用、互相影响产生的，而我们将主我与客我之间交互作用的过程称做“内化的姿态交谈（internal conversation of gestures）”。透过主我与客我之间的平衡便能够发展出健全的自我。反之，若是主我客我之间没有达到良好平衡，就会使自我失衡。若主我凌驾于客我之上，会使人做出不符合社会规范限制的行为，若客我凌驾于主我之上，便会使人失去主见与创造性，无论何者都不是我们乐见的。

另外，在米德提出的概括化他人理论是一种自我发展理论，其中，他将自我的发展分成三个阶段：

1. 模仿阶段（imitative stage）：通常是二至三岁，会透过模仿“重要他人（significant others）”来发展自我。例如看到爸爸在看报纸，就跟著做出看报纸的动作，但其实在不能够真正理解这个动作有什么意涵。
2. 玩耍阶段（play stage）：通常是四至八岁，此阶段儿童会透过与隐形、想像出来的玩伴玩耍，扮演不同的社会角色。透过扮演各种不同的角色，小孩学习到不同的社会规范，也是学习站在别人的角色同理别人的行为的开始。
3. 团体游戏阶段（game stage）：通常是八岁以后，儿童会透过团体游戏学习“一般化/概括化他人（generalized others）”的观点，开始在乎他人眼中的自己，并以这样的观点自我审查。而所谓的概括化他人，通常不是一个确切的个体，而是社会期待与社会规范的总和。例如：与朋友进行球赛，儿童不只要理解自己负责的位置应该要遵守什么样的规则，还要能够了解其他位置的球员应该遵守的规范，或是了解球队的文化或比赛的特殊规范，例如：赛前赛后跟对手敬礼、跟裁判道谢，此处的概括化他人就是整个球队的观点。玩耍期与游戏期最大的不同就是玩耍期时的扮家家酒可以即兴发挥，但是到了游戏期就必须守必要的游戏规则，例如球队规则。

也就是我们可以理解成，随著人长大，自我会越来越容易受到社会期待与规范的影响，使客我影响自我的比例越来越高，让大人变得比较没有“创意”。

米德的这些理论都是构筑在人的“反身性（reflexivity）（将自己当作一个对象看待的能力）”之上，他认为人拥有反省的能力，能够想像他人看待自己的方式并且进行自我反省，使自我同时是反省过程的主体与客体，进行内化的姿势交谈（internal conversation），因此让“透过概括化他人形成自我”这件事得以实现。

米德的主我（主动我）与客我（被动我）的概念最终促使了符号互动论的发展。由于他认为语言与其他普遍化的符号（universal symbols）是人类自我反省与进行内在姿态对话的重要媒介，语言使我们得以透过交谈修正自己的看法，使其与他人的看法一致，使透过概括化他人形成自我变得有可能。

总结来说，米德认为自我不是人本质上就拥有的，是无法先于社会独立存在的。人透过与社会互动，达成主我与客我之间内在的姿态交谈，才能够形成自我。因此社会结构是自我形成的框架，自我是社会结构的产物，无法独立于社会之外看待。

杰里·M·罗森堡（Jerry M. Rosenberg）的自我概念

罗森堡的理论则承袭米德，他将自我概念更明确定义为自我反省活动之后得到的产物，这个产物具体来说是个体作为一个生理的、社会的、道德的且存在之人的概念。简单来说，杰里的自我概念是个体关于自己作为客体的思想和情感的总和。它由个体的价值观、情感、信仰、态度以及各种评价成分（诸如自我评价和自我新生）所组成，个体以此来确定自己。

卡尔·罗杰斯（Carl Ransom Rogers）的自我概念

罗杰斯的理论与存在主义和现象学的原理类似，主要著眼于“知觉”以及“自尊”。他将自我区分为实际感觉到的自我（真实自我）以及理想中的自我（理想自我）。顾名思义，真实自我的地位将会略低于理想自我，二者之间的差异则可以用个体心理顺应指数来测定。理想自我能引起乐观主义，并引起个体的自重，激发成就感和对社会的适应；而真实自我则是个人主观的体验。

西格蒙德·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自我概念

佛洛伊德则将自我概念区分为三者，分别是本我、自我以及超我。

• 本我（完全潜意识／无意识）：代表自身纯粹的欲望，一定程度上将受意识抑制

个体在完全潜意识／无意识的形态下拥有的思想，代表思绪最原始的程序，其中并无“道德”的存在，因为道德来自后天。只有人先天最为原始的、为了满足生命的本能冲动的欲望，利如三个“生的本能”：食欲、睡欲、性欲，以及“死的本能”：愤怒与攻击。本我只遵循一个原则，即快乐原则（pleasure principle），意为追求个体的生物性需求。由于本我仅注意生物的满足，因此人类透过社会化的过程，逐渐将本我加以限制驯服。以此为基础，佛洛伊德认为人的婴幼儿时期会最大程度的受享乐原则所影响，因此婴幼儿时期也是本我思想表现最突出的时候。

• 自我（大部分有意识）：协调本我以及超我并得到结果做出行动，负责处理现实世界的事情。

自我是人格的心理组成部分，亦是人格的执行者。他遵循现实原则（reality principle），并会抑制本我的快乐原则。依照现实原则，个体会在生物欲望和社会规范之间相互协调折衷，并将结果表现出来成为“自我”。

• 超我（部分有意识）：是至高的道德标准点，主宰良知或内在的道德判断

超我遵循道德原则（moral principle），是人格结构中的管制者，亦是本我的反对者。超我是因应个体所处的社会文化的行为规范以及对个体道德上的期待而形成，能维持个体的道德感并回避禁忌。因此，我并不难理解超我倾向于站在“本我”的原始渴望的反对立场上，而这时就必须由自我来居中协调，并得出答案，将之转化为行动，即“自我”。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本我是人先天就拥有并与生俱来的，因此他是人格结构的基础，自我及超我亦是以本我为基础而发展，即便二者互相违抗。

自我概念的目的

一般理论认为自我感觉有两种目的:

• 社会比较理论：集中于论述与他人做比较如何影响我们的信念。
• 自我展示理论：他检视我们的行为与我们对自身之态度及目标的了解两者之间的关系。

社会比较（social comparison）

费斯汀格（Leon Festinger，1919-1989）的社会比较理论解释了许多现象，包括社会信念，态度改变以及团体沟通。人们往往会希望能够知道自己的各项能力、特色、才智等的程度，因此会将自己的表现和他人相比，以他人的表现作为参考基准来评断自己表现得如何，这个和他人比较的过程就是所谓的社会比较。而社会比较和自尊的形成有十分大的关连，如果比较的结果令一个人发现自己的表现很不错的话，这个人便会发展出较高的自尊，若是发现自己表现得不好，则往往会变得较无自信。

社会比较理论的基本理念如下：

•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念。
• 我们的信念是正确无疑且非常重要的。
• 有些信念较别的信念难以证实。那些无法客观证实的信念，可以透过共识性的核验（使别人同意）而得到主观的证实。
• 当参考团体成员不同意彼此的信念时，他们会进行沟通直到冲突解决为止。

也就是说，人会透过与“参考团体（被拿来当作参考基准的人们）”进行社会比较来了解没有客观基准的概念，进而影响自我。

而社会比较理论又对人们选定参考团体的方式提出了两项假设，分别是：

• 相似性假设（similarity hypothesis）：我们通常只和与我们相似的人比较。而在评估我们的表现时，相似性假设尤其真切。
• 相关属性假设（related attributes hypothesis）：我们比较的对象，不仅是那些和我们相似的人，而是那些我们认为应该和我们相似的人。

也就是说，我们选择参考团体进行社会比较的时候往往会符合上述的相似性假设和相关属性假设，进而选择一个和自己性质相似的团体当作参考团体。之所以会有这种性质，可能是因为：

• 选择和自己相似的人们当作参考团体较为公平，比较能显现出自己的表现确实有比较突出。
• 选择和自己相似的人们当作参考团体也比较不容易发生因为自己表现太差导致自尊受损的情况。

虽然费斯汀格在他的社会比较理论中说明了人通常会选择与自己相似的团体进行社会比较，以了解自己的能力究竟如何，但是有些时候，我们却不会选择与自己相似的团体进行比较，反而会选择能力较差的团体或是能力较好的团体进行比较，产生了所谓“往下比较（downward comparison）”与“向上比较（upward comparison）”的特殊情况。

• 向下比较（downward comparison）

人们有著保护自尊的倾向，因此在社会比较的过程中，若发现自己的表现比原本所选的参考团体差很多的时候，便可能开始选择和自身相比较差的参考团体做比较，借此得到较好的比较结果以维护自尊，例如：“不要老是抱怨别人过的比你好，而是要知道有许多人过的比你还差”这句话便是向下比较的例子。

• 向上比较（upward comparison）

主要是指人们和更强的团体进行社会比较，通常是以较强的参考团体为目标，希望能够努力提升自己的程度变得和参考团体一样出色，例如：小明虽然篮球技巧不出众，但仍然以学校的篮球队为目标，天天练习。

值得注意的是，向上比较不太会造成自尊受挫，因为向上比较的过程有可能使人变得乐观，认为既然别人能做到，只要努力，自己也能做到，相比自尊受损，反而会激励个人力争上游。

社会比较能够使我们了解自我，进而建立自我，同时也能透过往下比较来加强自尊或是透过向上比较来鼓励自己进步。然而，社会比较的结果对我们却不全然是正向的，如果我们与相似的团体进行社会比较时，总是得到了较差的结果，就很容易产生“相对剥夺感（sence of relative deprivation）”。

• 相对剥夺感

其定义为无论自己获得了多少，还是相信自己获得的比应得的要少。也就是说，相对剥夺的概念就是当一个人和参考团体进行社会比较后，无论如何都认为自己得到较差的结果，还可能使因此自尊降低。例如：小明发现同事的薪水比他高，除了感到自尊降低外，也觉得不公平，自己应该要有相同的薪资，这种不公平感便是一种相对剥夺感。

而相对剥夺的概念之所以在社会心理学上特别重要，是因为相对剥夺正是产生许多社会议题的原因。例如：

• 在台湾，年轻族群认为自己无论怎么努力工作，都因为中老年族群占据了较好的工作与薪资待遇，而使自己没有办法得到应有的薪资报酬与升迁机会，导致了许多探讨社会正义与薪资公平与否的社会问题。
• 在一个家庭中，即使父母对待每个小孩都一模一样，小孩之间还是常常有可能认为父母偏心，给自己的关注或资源比较少，导致了家庭失和的问题。

综上所述，在多数的例子中，社会比较通常是局限于相关或相似的他人，和相关的团体——或说具有共同的背景或目标的人们——做比较，能够影响我们评估自己的方式，进而影响自我的建立。同时，社会比较会因为比较的结果导致个人自尊感的上升或下降。 此外，在某些情况下，进行社会比较时选定的参考团体或许会因保护自尊的目的产生妄下比较的偏误，或是为了自我提升的目的而产生向上比较的偏误，但这些偏误都或多或少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正面的帮助。而在某些特殊的情况，社会比较可能会造成相对剥夺的感觉，让我们无论如何都无法满足于自己的处境，进而可能导致更多的社会问题。

不同社会文化的自我观

自我的概念会随著不同的阶级、族群等因素而有所变动，其背后的理论依据是源自于“自我与文化基模的概念”，亦指社会群体共享的基模资料库，而这个概念后续也衍生成“文化心理学”的研究方向，具体例子可以参考以下的说明：

阶级

若将阶级大致区分为劳工阶级与中产阶级来看，中产阶级的自我观更倾向为从个人的角度出发来思考，而劳工阶级的自我观则更倾向从群体的角度出发。其背后的原因是在于中产阶级在成长的过程中，有足够多的资本支撑个人所需，而在未来的发展上也较无须顾虑到他人（例如父母可能有足够的退休金，或是更愿意支持孩子走自己的路），因此使得中产阶级出身的人更偏好从自身的角度来思考自我。相较之下，劳工阶级由于资源较为匮乏，成长的过程中则较需仰赖群体的支持（例如一个妈妈顾多个不同家庭的孩子，父母期待孩子长大之后能扛起家庭的重担），因此劳工阶级出身的人更会需要考量到他人，在自我的形成上也会较容易将群体纳入考量。

文化

以最典型的西方与东方自我观的比较来看，西方人较倾向从“个别”的角度来看待自我，以个人主义式为主，思考时较不注重背后脉络。相较之下，东方人则是较偏好从“集体”的角度来看待自我，以群体主义为主，思考时较注重背后的脉络。中国学者费孝通就提出“团体格局”与“差序格局”的概念来说明这样自我观的差异。

其描述西方群己关系是“团体格局”，个人与团体的关系，就好像是稻草或柴一样，几根形成一把、几把形成一扎，几札形成一捆、几捆形成一挑，每一个人都属于当中的任何一把、一挑等，尽管个人可能身处好几个团体，但是团体的界线却是相当清楚的。

相反的，中国的自我观是“差序格局”，就如同一块石头丢到水里面，由石头为中心，向外产生了一圈圈的水波，借此描述中国人所重视的关系，每个水波的同心圆都有个中心，也就是自己，然后就由亲属关系所形成的网络，展现其人际关系。这样的结果，便形成了公私界线相对化的概念。

自我，演化下的产物

在人类演化的长河中，自我概念的形成是一项重要的里程碑。透过演化的过程，人类逐渐发展出对自身的认知和理解，形成了复杂而多面的自我概念。 在远古，人类的祖先需要面对野外许多未知的危险，而群居生活正是应对危险的最佳应对方式。因此，具有自我概念的个体可以更好地调整自己的行为和期望，以应对环境的变化并更有效地选择行动方案。这种理解有助于建立和维护稳定的群居结构，提高社会的整体适应性和生存机会。

自我知识（self-knowledge）

自我知识（self-knowledge）指的是个体对自己所拥有的资讯，对我当前心智状态(mental state)的了解，例如：“我感觉到我的膝盖很痛”。这里心智状态包括我的感觉(sensation，不是知觉perception)、思想(thought)、信念(belief)、欲望(desire)等。自我知识被认为是自我（self）的构成元素，或是自我概念（self-concept）的构成元素，这里希望可以避免自我知识与自我概念两个名词的混淆，所以不将自我知识列为自我概念的子条目。以下将会针对自我知识如何形成，以及自我知识的涵盖范围做介绍。

自我知识的形成

自我知识可以透过社会评价形成，同时也会受到文化差异的影响，更有一些研究认为性别差异也是影响自我知识的因素。以下将分项进行说明：

社会评价

关于自己的讯息大部分来自外界，而不是始于默想或自我反省。社会评价过程包含反射性评估（reflected appraisal）或直接反馈（direct feedback）

• 反射性评估：借由观察别人对你的言行举止，了解你在别人眼中是是个怎样的人，并且采用那些看法作为你对自我的看法。例如将“别人说我不是个好听众”的意义转换成“我不是个好听众”
• 直接反馈：当别人直接明白表示他们对我们的评价，我们接受了有关我们的特质或技能的直接回馈。

透过社会评价，我们可以建立起自我知识，而家庭可以说是提供社会评价的一个重要场所。在家庭中，父母、长辈有时会借由直接的教导来引起小孩的“直接反馈”，例如说：直接告诉小孩他很棒、跑得很快之类的。有时则是借由引起小孩的反射性评估来使小孩形成自我知识，例如在小孩做出某些行为的时候表达出喜悦。

另外，不只是家庭，还有其他社会化媒介也会透过社会评价来建立自我知识，例如：天主教家庭每个礼拜上教会、犹太教家庭每个安息日去犹太教堂、过年去庙宇拜拜等等，这些都是可能透过社会评价建立自我知识的场合。

文化

在讲述文化与自我知识之间的关联之前，我们先来看看文化该如何定义：文化主要包含三面向，分别为器物、制度和观念。

著名文化人类学者克里佛德・格尔兹（Clifford Geertz）曾经为文化下过一个定义：“文化是人类为了传达关于生活的知识和态度，使之得到传承和发展而使用的、以象征符形式来表现的继承性的观念体系。”我们可以说文化正是传递社会价值的方式，人们透过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形成文化，而成形的文化则回过头来影响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两者息息相关，因此在不同的文化下，就会有不同的人与人互动关系，导致自我的形成就会有所不同。

社会心理学的一个次领域，文化心理学所问的核心问题是，我们的认知能力是受到文化影响的吗？这个学门批评既有研究多集中于WEIRD（Western, educated, industrialized, rich and democratic西方、受教育、工业化、富裕且民主）的偏误，多以修心理学的学生为实验对象，是从西方社会特定历史阶段长出来的。它挑战高度西方中心、阶级中心的既有研究与全球知识体系的阶序（hierachy），矫正民族中心主义的研究。其问题是，会透过混为一谈（lumping）与切隔（splitting）跨大文化间的差异，忽略文化内部的差异，同时将文化本质化，忽略它是不断转变的。

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基于个人主义／集体主义式的文化框架、罪恶感／羞耻感的差异（罪恶感源自于西方基督教社会的sinner概念，要被神redeem；东方则是羞耻感，例如：礼义廉耻等），或是团体格局／差序格局之分，必须要同时意识到分类过程中，团体内部并不是同质的，也就是说团体内部的异质性是可能大过于团体与团体间的，然而，之所以如此分类，可以提供我们另个思考不同文化下成长(cultural upbringin)可能的差异。举例来说，当我们说美国人都是“独立我”时，其实所指的是白人中产阶级的“独立我”，而非裔美国人所展演出的自我却是以社会连带为主的。

性别

女性的自我概念偏向互相依存，男性则是偏向独立和独特。此现象可导因于社会化过程，例如：媒体对两性描述、不同的教育方式等；童年时期玩伴大多为同性，且两性游戏性质不同；成人时期的性别角色，皆增强了性别的差异。

自我知识的内容

自我图式（self-schema）

自我图式，指从过去经验的认知结构，代表人在不同领域中的感受和信念。若一个人认为自己有某项特质，对有关此特质之领域会反应更迅速，在描述时更有可能精确的描述并加入自身经验，且在预测自己有关此特质的行为时会更有自信，但若在测验中得到与图式不相符的结果，更有可能反驳。若一个人认为此项特质并不包含在他的自我概念中，反应相较平淡。自我参照效应说明，与自我相过的讯息倾向被更全面的处理解读并与原有自我知识融合，从而更易于记忆。

自尊（self-esteem）

自尊是指个体对自己（正面或负面）的评估。高度的自尊为个体对自己的价值、能力以及承诺，有著很高的评估。低度的自尊为自我严苛地批判过去的经验，并且对未来成就抱著很低的期望。自尊在不同社会背景与文化规范下也含有不一样的意思。例如前述，在个人主义比较盛行的国家，西欧和美国，他们认定自尊是自我肯定，自我保障，能像别人表达自我特殊方面的能力。然而像集体主义盛行的亚洲国家，日本及韩国，则认定自尊是能够将自我规范好，成为社会的一个单位的能力。

自尊对于人们具有实际上的用处，便是能够降低焦虑等等负面情绪，可能是因为较高自尊的人对自己的能力和价值较有自信，所以在面对困难或低潮时更有把握能够解决一切难题，因此不容易感到负面情绪，这也显示出自尊的另一个特性：因为人们往往不喜欢负面的感情，人们倾向于保护和提高自己的自尊。

关于自尊重要性的理论

恐惧管理理论（terror management theory）

恐慌管理理论（Terror Management Theory）提供了解释为什么自尊对个体如此重要的一种可能性。该理论假设人类是唯一能够意识到自己将要死亡的动物，因此死亡意识贯穿人类行为的各个层面。为了应对这种焦虑情绪，人类发展出各种自我防卫机制，其中之一就是维持高度的自尊。

Greenberg等人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来验证高度自尊是否能够缓解焦虑，尤其是由死亡引发的焦虑。他们招募了150位来自北美树所大学的学生参与研究。首先，参与者接受了心理测验，并收到了正面或中性的回馈，旨在提升他们的自尊。结果显示，正向回馈能够显著提高参与者的自尊水平。接下来，在实验的下一阶段，研究人员对一半的参与者播放了关于死亡的影片，或以（假）电击威胁的方式制造焦虑情绪。然后，他们测量了参与者的焦虑水平，记录了他们的主观感受以及皮肤的出汗反应。无论是透过主观感受或生理指标来衡量，接受正向回馈的参与者在面对焦虑事件时都表现出较低的冲击感。其他类似的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

虽然这些研究确实支持了恐慌管理理论，但​​这些实验并不足以证实理论的所有假设。例如，当人们感受到死亡的威胁时，他们会压抑这些想法，并采取让社会认同和支持自己的行为。一些研究发现，想起死亡会增加利他行为的人通常已经重视利他行为；而对其他人来说，想起死亡可能会减少对他人的关怀。社会心理学家正在努力理解不同的价值观和个性如何影响人们面对死亡时的应对策略。

此外，人类倾向于透过将自身融入社会文化中来追求象征性不朽（symbolic immortality）。文化价值定义了什么是有意义的，并为个体的自尊提供了来源。透过接受、拥抱文化、艺术或宗教信仰，个体可以面对死亡带来的恐惧，抵抗生物和物理限制，从而赋予自己更持久的存在意义和价值。这些措施可以帮助缓解人类对死亡的焦虑。

社会尺标理论（sociometer theory）

另一种解释自尊重要性的理论，为Leary等人于1995年提出的“社会尺标理论”。社会尺标理论从演化观点著手，认为自尊是人们赖以衡量人际关系的“尺标”。该理论认为，人们发展人际关系、与他人互动，透过自尊来衡量整体成效，并依照他人的接纳/排斥给予回馈。决定自尊高低的关键因素，是“关系性价值”，也就是人们在意与他人关系的程度，以及人际关系如何影响他的日常生活。多项研究皆证明，关系性价值高的个体，的确更有可能拥有更高的自尊。根据Leary的研究，共有五种团体对个体自尊具有显著影响：

1. 巨视团体（例如社区）
2. 目的性团体（团队、委员会）
3. 伴侣关系
4. 亲属关系
5. 友谊

为了衡量人们依赖同侪进行自我调节的程度，Leary等人进行实验。受试者会先被询问，对于其他人如何衡量自己是否在意。接著他们被告知要分为若干个小组，以其他受试者是否希望与其一组进行分配。收到负面回馈的受试者当中，先前表示不在意（低度关系性价值的受试者）的自尊反而受到较大的冲击。从这项实验可推知，人类相当依赖团体的接纳，处于社会边缘会对个体造成精神上的压力。

自尊是个内部、主观的指标，衡量别人是如何看待自己，并评估自己被接纳或被拒绝的可能。人身为最社会化的动物，在良好的社交关系中我们会过得更好。因此，我们需要快速指标来衡量社交状况。无论是觉得自己很有吸引力、很有能力、很值得喜爱、道德上良好，这些正向的元素让我们自己觉得自己会被接纳。提高的自尊代表处于良好关系中，低自尊则显示可能遇到人际困难，但也可透过低自尊来检视不足并改善人际。

自我差距理论(self-discrepancy theory)

E. Tory Higgins (1989)对自尊的描述：“自尊是由我们如何看待自己和希望别人如何看待自己之间的契合度所定义。”若我们现在列出三个清单，第一个是描述真实的自己的特质；第二个是认为自己应该具有的特质，以符合责任、义务与社会期待；第三个是想要成为某种人的特质，一种愿望和梦想的特质。这三个清单分别对应的是“真实我(actual self)”、“理当我(ought self)”、“理想我(actual self)”。研究显示这些自我概念是否达成一致会决定对自我的评价与幸福感。如果是真实我和理当我之间存在差距，由于认为自己没有达成社会责任，容易有罪恶感、羞耻、恐惧和憎恨等感受；若是真实我与理想我存在差距，则可能会有失望、挫折、无法自我实现等等负面情绪，甚至变得忧郁。

自我差距对个体的心理影响有多大，有三个主要因素在影响：

• 自我差距有多大：越大的自我差距影响越大
• 自我差距所在的领域对自我的重要性：在自己越重视的领域发生的自我差距会造成更严重的负面影响
• 焦距在自我的程度：当我们越焦聚在自我和自我差异上时，影响就越大

这些因素可能互相影响，而形成正回馈。研究显示越大的自我差异往往导致个体越关注在其上，并不断拿一个很高的理想标准来比较，而造成自尊和自我评价的负面漩涡。

为了消除自我差距所带来的负向情绪，我们能够：

• 改变自己的行为，以求尽可能达到自己期望的标准；
• 降低标准，尽可能将标准订在自己能力可及的范围；
• 减低意识到自我差距的可能性

自我察觉理论

自我察觉理论表示，一般时候大部分的人不会自我注意，而当我们注意自身的时候，人们往往拿自己和一个高标准来比较，聚焦在自我时的自我观感通常是负面的。自我察觉理论归纳出两个避免这种负面心理的方法：降低自我差距和逃避。若正面面对自我察觉并试图降低自我差距，一般来说较能让自我符合社会与个人期待；另一方面，若个体无法成功降低自我差距，他通常会采取逃避自我察觉的方式，透过药物滥用、对某些事物的狂热、甚至自杀等等。

自尊的影响

研究发现：自尊较低的人对自己的看法也较负向，他们的自我概念常不明确、不完整、自相矛盾，而且短时间内的变化起伏较大。在情绪方面，低自尊的人比较常沈溺在不愉快的情绪中，他们较容易有情绪困扰包括焦虑、忧郁、易怒、有攻击性、愤世嫉俗、想远离人群、不快乐、失眠、或其他身心症状。自尊低的人拥有较差的人际关系，不善处理与他人的关系，自我意识太强，容易因别人的拒绝而受伤，因此，低自尊的人常常比较孤单。 但自尊太过强烈，反而是一种负面的评价，伴随态度不佳等，常被指责为心高气傲、不合群。对自己的要求很高，会导致压力，可能造成生理方面的影响，或是当事情不是朝向既定的方向发展，或是超出掌控或预期时，可能会导致沮丧、没自信等等负面情绪，严重者可能因为受不了打击而轻生等等，或从此从高自尊转成低自尊。

决定自尊高低之因素

• 重要他人：父母亲的投入、接受、支持等会影响小孩的自尊。宽容型的父母（高接受、高控制）与小孩的自尊相关最高，其次为权威型的父母（低接受、高控制），再次为放任型的父母（高接受、低控制），最后为忽略型的父母（低接受、低控制）。教养方式的不同也会影响小孩自尊，如残酷教养是为了使羞耻感作为让孩子修正的动机，但羞耻感的社会化过程包含了强烈情绪与痛苦，容易使孩子的自尊降低。
• 同侪、朋友团体：离开家庭开始学校的社会化后，小孩开始建立自己的社交圈，同侪和朋友团体间的评价开始成为影响自尊的重要来源，若他们从事的行为可以得到团体的认同，例如:考试考第一名而得到全班的认同、或带头反抗老师而得到偏差小团体的认同，都可以使自己在团体内地位上升，自尊也会随著上升。当进入学校的社会化历程越长，同侪与朋友对自尊的影响会渐渐大于重要他人。
• 自我评价：我们也常会对自己做评价，在自认为重要的事情上，觉得自己成功就格外重要。自我评价优劣的基础是选择跟谁比较，比较对象会影响你的自尊，大多数的人有是“宁为鸡首，毋为牛后”的倾向。
• 社会评价（概括化他人）：社会对于每个社会角色的评价也会影响个人自尊，举例而言，社会对于不同的职业都会有社会阶层的高低之分，在台湾，医生、教授等技术性职业往往有比较高的社会声望，他们对自己也会有比较高的自尊；而清洁员、回收业者这些常常被视为低阶的职业，社会声望较低，从业者的自尊也容易连带受到影响而降低。

文化与自尊

西方文化日益注重个人价值，相较东亚语言却没有“自尊”的概念。例如，日文里没有自尊这个字，这个字是从英文中借来的。这同时也表示，在西方国家，自尊是被长期关注。启蒙时期，西方国家开始将个人、自由、人权加入了他们生活所追求的事物。

美国父母尽可能培育出独立自信的孩子，而不是服从的孩子。比较非西方和西方国家，西方国家拥有较高的自尊。但这不表示非西方国家的觉得自己很差。例如，亚洲人透过达到集体目标或提升自我，来让自己感觉不错。自尊也和环境有关，长期待在西方文化环境的亚洲人，自尊会比较高。

来自不同文化而有不同程度自尊是因为西方文化创造了益于提升自尊的环境。日本人常和同侪比较、批评自己，进而提升自我，这个行为对提高自尊没有帮助，但对自我提升很有帮助；相较之下，美国人则较常在达成成就时受到更多赞美。这导致在面对失败时不同的反应，东方人偏向借机提升自己，西方人会避免再感到失败。有个实验，提供给受试者错误的创造力测验结果，得到不好结果的加拿大人在第二个测试时花了更短的时间，因为不想再感到失败；得到不好结果的日本人会花更长的时间去做第二个实验，因为可以借机自我提升。

高自尊，是好是坏？

拥有高自尊是会带来许多正向的结果的。但高自尊和正向结果的关联并没有非常直接肯定。例如，面对负面的评价，拥有高自尊者可以更从容地面对并适应。他们会觉得自己是很特别的、不一样、有个性的，他们会强调自己的特质和成就，这会让他们在社交上有些损失。对于没有深交的人来说，他们会觉得这个人很自以为是、骄傲自大。针对这点，Baumeister，Campell，Krueger和Vohs在2003年提出论文，质疑那些重要性高且促进提升自尊的研究，例如学业方面。他们说，高自尊说不定是课业表现好的结果，而不是原因。Baumeister也发现，高自尊也可能带来自恋，一种人格失调，会过度放大自我、利用他人。不过很多人质疑他对高自尊的观点，Trzesniewski指出，在青春期时拥有高自尊者，可以预测其11岁后有正向结果：更有可能从大学毕业、不会失业；相较下，在青春期时期拥有低自尊者，会导致较差的身心健康、更有可能犯罪、较差的经济能力。

高自尊的表现：

• 清晰的人际边界，且在拒绝别人的同时，他们也不会感到愧疚。
• 从自己的需求出发，当认识到一段关系不好的时候，会主动选择离开。
• 不会那么在意别人怎么看待自己，相比于别人的意见，他们更倾向于相信自己的感知。
• 会接受别人的表扬，同时也会客观地认可自己。
• 把更多的关注放在自己的生活上。
• 能够接纳自己的不完美，不会对自己提出过高要求，不会苛责自己。与此同时，他们会不断提升自己。
• 时常关注事物好的一面。
• 更果断地为自己做决定，从而主动争取自己想要的结果。更重要的是，他们敢于承担后果和责任。
• 更接纳自己的形象。

后现代观点的自我

先说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差别。现代主义的背景是工业革命，受到启蒙运动、线性时间观的影响，认为社会进程与人类发展是进步指向的，只会越来越好，相信存在绝对的真实，偏向普世主义，有统一的主题与伟大的论述。后现代主义的背景是资讯革命（网路世界更能具体体现后现代的可能样态），快速改变，相信被建构出来的多重现实，偏向相对主义、特殊主义，重视在地论述与流动的身份认同。

后现代观点质疑现代观点，认为不存在先验或真正稳定一致的自我。自我是多重的组态（self configuration），认同是混杂、断裂、不稳定的。后现代观点认为自我认同是透过语言与叙事所构成的，强调语言、叙事在自我构成上的关键性（相对于米德强调社会化，只把语言视作姿态对话的工具），人们唯有透过语言，发展一套叙事，才能连结过去与现在，了解我怎么会变成现在的我，进而打造自我。

手足与社会自我

在家中手足的排序也会影响到社会自我。根据Frank Sulloway（1996，2001）的研究，手足的排行大大地影响了社会自我和个性。Sulloway以演化观点观察Siblings Dynamics，并得到了"Born-to-Rebel"（天生反骨）的假设。

横跨了各个物种，手足间的冲突非常频繁地发生，特别是在资源有限时，而且有时候手足间的冲突是会致命的：

• 如果一只蓝脚鲣鸟的体重下降达到约80%，它的手足会把他赶出鸟巢，更糟的话就啄死它。
• 有较大犬齿的鬣狗宝宝，通常都会对其他手足有致命的影响。
• 人类也是一样，年纪较小的手足间冲突十分频繁。

在同一个家中，每个手足都会发展不一样的特质、偏好、能力、个性：

• 长子和长女往往从小被授权在父母不在身边的时候帮忙照管弟妹，因此倾向于维护并执行既有秩序。他们通常比较自信武断、倾向主导事情、追求成就，也比较有良心，就如他们在家庭中的角色一样。

• 次子和次女(或是任何夹在中间的孩子)则因上有兄姐的压力，下有仗恃著自己年幼无知而受宠的幺弟幺妹，而容易被忽略。不是因此而缺乏自信，而表现平庸，就是以反抗权威或另辟新路，来争得自己的一席之地。他们也通常是家族中的反骨者。

• 幺子幺女在家里是最没有话语权的，因此他们必须靠良好的人际关系获得长辈或兄姐的庇护。他们通常依赖心很重，比较会撒娇，也比较没有主见。

达尔文是Sulloway研究中很适合的一个案子：达尔文是六个小孩中的第五个，但他挑战了宗教对创造生命的观点，开著船环航了全世界，他靠著收集来的数据，提出了革命性、创下新典范的演化论。

不过，只看家族排行来应用在一个人并不是那么妥当，毕竟不同家庭对每个孩子的教养方式也会有其影响，例如：在闽南客家族群当中，长子被溺爱而缺乏责任感的例子不少，未必都那么有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