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学家列表

传说中的医学人物

伏义氏：

一作宓羲、包牺、伏戏，亦称牺皇、皇羲。中国神话中人类的始祖。所处时代约为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相传为中国医药鼻祖之一，《易传·系辞下》：“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帝王世纪》称：“伏义尝百药而制九针”，我国医界千余年来尊奉为医药学、针灸学之始祖。伏羲是先民对创始八卦理论借以丰富人体认识，并对保健作出贡献的氏族群体的概括。

神农氏：

一说神农氏即炎帝。中国传说中农业和医药的发明者，所处时代为新石器时代晚期，《淮南子·修务训》：“神农乃始教民，尝百草之滋味，识水泉之甘苦，……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由是医方兴焉”。《帝王世纪》称：“炎帝神农氏，……，尝味草木，宣药疗疾，救夭伤人命，百姓日用而不知，著本草四卷”。古代文献论述神农氏尝百草而始有医药者相当丰富，正因为此，我国第一部系统论述药物的著作，约成书于汉代，被命名为《神农本草经》，即寓有尊崇怀念之意。

黄帝：

传说中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祖先，姓姬，一姓公孙，号轩辕氏、有熊氏，少典之子。所处时代为原始社会末期，为部落或部落联盟的领袖。传说他的发明刨造很多，如：养蚕、舟车、兵器、引箭、文字、衣服、音律、算术等，我国古文献也多有黄帝创造发明医药之记载。《帝王世纪》说：“黄帝使岐伯尝味草木，典医疗疾，今经方、本草之书咸出焉”，《通鉴外记》亦说：“（黄）帝以人之生也，负阴而抱阳，食味而被色，寒暑荡之于外，喜怒攻之于内，夭昏凶札，君民代有，乃上穷下际，察五色，立五运，洞性命，纪阴阳，咨于岐伯而作《内经》，夏命俞跗、岐伯、雷公察明堂，究息脉；巫彭、桐君处方饵，而人得以尽年”。上述医学著作所以冠以“黄帝”之名，反映了人们对其尊崇和仰慕之心情。

僦贷季：

上古时之医学家。《黄帝内经素问·移精变气论》中。岐伯在回答黄帝的有关问题时指出，“色脉者，上帝（上古之帝）之所贵也，先师之所传也。上古使僦贷季，理色脉而通神明，合之金木水土，四时八风六合，不离其常，变比相移，以观其妙，以知其要，欲知其要，则色脉是矣”。明代徐春甫撰《古今医统》认为：“僦贷季，黄帝时人，岐伯师也。岐伯相为问答，著为《内经》”。

岐伯：

中国传说时期最富有声望的医学家。《帝王世纪》：“（黄帝）又使岐伯尝味百草。典医疗疾，今经方、本草、之书咸出焉”。宋代医学校勘学家，林亿等在《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表》中强调：“求民之瘼。恤民之隐者，上主之深仁，在昔黄帝之御极也。……乃与岐伯上穷天纪，下极地理、远取诸物，近取诸身，更相问难，垂法以福万世，於是雷公之伦，授业传之，而《内经》作矣”视今传《素问》基本上乃黄帝问，岐伯答，以阐述医学理论，显示了岐伯氏高深的医学修养。中国医学素称“岐黄”，或谓“岐黄之术”，岐伯当属首要地位。

俞跗：

上古医家，相传擅长外科手术，黄帝臣。西汉时期三位文史学家都记述了秦越人所论之上古医生俞跗的事迹。韩婴，曾任文帝时博士，约生活于公元前二世纪中，他在《韩诗外传》卷10写道：“中蔗子曰：吾闻中古之为医者，曰俞跗，俞跗之为医也，榒木为脑。芷草为躯，吹窍定脑，死者更生”。史学家司马迁（约公元前135～？）在《史记·扁鹊仑公列传》中指出：“医有俞跗，治病不以汤液鳢洒，镵石桥引，案扤毒熨，一拨见病之应，因五脏之输，乃割皮解肌，诀脉结筋，搦髓脑，揲荒爪幕，湔浣肠胃，漱涤五脏，练精易形”因此，二人关于俞跗医疗事迹之论述，应同出一源。稍晚於二人的目录学家、文学家刘向，在其所撰的《说苑·辩物》中记述，则与韩氏基本一致。

伯高：

传说上古之经脉学医家，黄帝臣。晋代史学家、医学家皇甫谧撰《黄帝针灸甲乙经》，曾指出：“黄帝咨访岐伯、伯高、少俞之徒，内考五脏六腑，外综经络、血气、色侯，参之天地，验之人物，本之性命，穷神极变，而针道生焉，其论至妙”。可知伯高之为医是以针灸之理论、临床和熨法等外治为特长，同时，对脉理亦多有论述。

少俞：

传说上古医家，黄帝臣，俞跗之弟，医术多与其兄同。

鬼臾区：

传说上古医家，黄帝臣，擅于五行之说。唐，王冰住《素问》黄帝问于鬼臾区所答：“臣积考太始天元册文曰”时指出：“鬼臾区十世祖始诵而行之，此太古占候灵文，洎乎伏义之时，巳镌诸王版，命曰册文”由此可知鬼臾区其人，当系神农氏后相传十世之世医。

雷公：

传说上古医家，黄帝臣、擅长于教授医学之道，望色诊断与针灸医术等。“黄帝坐明堂，召雷公而问之曰：子知医之道乎?

雷公对曰：诵而颇能解，解而未能别，剔而未能明。明而未能彰。足以治群僚”。在关于针灸论述上与黄帝讨论了“凡刺之理”，以及望面色而诊断疾病的理论。从《素问》中以及《灵枢》内容来看，可知雷公从黄帝受业之关系。

桐君：

传说上古时药学家，黄帝臣，以擅长本草著称。梁·陶弘景，《本草经集注》序强调：“至於药性所主，当以识识相因，不尔何由得闻，至于桐雷，乃著在於编简，此书应与《素问》同类”，“又有桐君《采药录》，说其花叶形色；《药对》四卷，论其佐使相识”。

少师：

传说上古时医家，黄帝臣，以擅长人体体质之论而闻名流传于世。少师回答黄帝关于人有阴阳等问题时指出：“天地之间，六合之内，不离于五，人亦应之”，少师对五种人的体质、性格、行为特点等进行了比较具体的叙述，少师之论点近世为朝鲜医学家发展为“四象医学”。

巫彭：

传说中之巫医。《山海经》有载。《说文》有“巫彭初作医”的记述。据考，巫彭乃黄帝臣，其医疗除用巫术为人治病外，还掌握有药物知识以治疗疾病。

巫妨：

传说中之巫医，儿颅囟经，以占夭寿，判疾病死生，世所相传，有小儿方焉，为占卜小儿寿夭疾病之巫医。

巫咸：

一作巫戊传说中之巫医。唐尧时臣，“以鸿术为尧之医，能祝延人之福，愈人之病，祝树树枯，祝鸟鸟坠”。《楚辞》记有“巫咸将夕降兮”。王逸注为“巫咸，古神巫也”。甲骨文中有咸戊。故有学者认为巫咸或即商王太戊之大臣。

苗父：

上古巫医；一称弟父。《韩诗外传》有：“吾闻上古医曰弟父。弟父之为医者，以莞为席，以刍为狗，北面而祝之，发十言耳，诸扶舆而来者，皆平复如故”。

综而言之，中国医学发展的启蒙时期，朴素经验的积累有过一个极其漫长的历史，即中国原始社会晚期“巫”产生前的若干万年无数代人们医疗经验的积累和口耳的世代相传。这些经验的积累被后世学者誉归于伏义、神农、黄帝、岐伯、俞跗、伯高、鬼臾区、少俞、雷公、少师、桐君等等。继之而起者，乃原始社会晚期生产、文化等之发展而诞生的“巫”，以及由之而起的巫医，由原始社会晚期到殷商，乃至西周前后，巫医在中国医疗保健中曾居於显要地位，俞跗、巫彭、巫妨、巫咸、苗父等是其代表人物。研究中国原始社会之医疗保健，我们不能忽视上述传说甚至神话中的医家与巫医，应当承认，在这方面的研究还很不够，给予他们以历史的、真实的地位，乃是医史学家、医史学家的责任。

春秋战国时期医家传记

一、医缓

医缓，春秋时期秦国人。据《左传》记载，鲁成公十年（公元前581年），晋国国君景公姬据（公元前599～公元前581年）生病，先叫桑困巫治疗。桑田通过占卜，认定景公的病，是遭晋景公杀害的晋国大夫赵同和赵括的鬼魂作祟所致。晋景公听说秦国有良医，就派遣使臣求医于秦国。秦恒公（公元前603～公元前577年）派遣医缓往诊，医缓即到晋国，诊景公病直言不讳说：“疾不可为也！”因为病程已发展到“在盲之上，膏之下”的晚期，而“攻之不可，达之不及，药不至焉，不可为也。”就是说，以砭石、针灸攻治已不可及，服食药饵医治，亦不能至，而医疗无能为力。从引“病入膏育”就成为一句典故与成语。

二、医和

医和，春秋时期秦国人。据《左传》、《国语·晋语》记载，鲁昭公元年（公元前541年），晋平公姬彪（公元前557～公元前532年）有疾，求医于秦国：秦景公嬴后（公元前576～公元前537年）派遣医和往诊，医和诊病后说：“疾不可为也，是谓近女室，疾如蛊，非鬼非食，惑以丧志”。就是说，平公的病已不能治好，因为近女室。惑以生蛊！平公问道：“女不可近乎”？得禁绝情欲吗？医和答道“节之”，要有节制和限度，还对疾病的机理做了阐释说，“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为五声，淫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灾。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并针对平公的疾病和提问，进一步解释说：“女阴物而晦时，淫则生内热惑蛊之疾。今君不节不时，能无及此乎？”

医和还把这话告诉了赵孟，赵孟不解地问道：“何谓蛊？”医和解释说：“淫溺惑乱之所生也，于文，皿虫为蛊，谷之飞亦为蛊，在《周易》，女惑男，落风山谓之蛊，皆同物也。”赵孟听了这话，亦称赞说：“良医也！”。

三、医呴

医呴, 战国时期秦国人，事迹出于《尸子》，据说“为宣王割痤。为呴王疗痔皆愈。张子之背肿，命呴治之，遂愈。”从其所治疗的疾病来看，皆为外科疾思，医呴应是一位医疗技术高明的外科医生。

四、文挚

文挚，战国时期宋国人，洞明医术。事迹出于《吕氏春秋·至忠篇》，据说齐王田地（公元前323～公元前284年）有病，使人请文挚。文挚诊王病，根据病情决定采用心理疗法治疗，遂对太子说：“王之疾必可已也。虽然王之疾已，则杀挚也。”太子问：“何故”？文挚说，“非怒王，则疾不可治，怒王则挚必死。”于是，太子再三恳求说：“苛已王之疾，臣与臣之母以死争之于王，王必幸臣与臣之母，愿先生之勿患也。”于是，文挚应允、愿冒死为齐王治病，便与太子约期前往，而文挚故意不守信誉，三次失约，不按约期为王治病，使齐王很生气，当文挚见齐王时，又不脱鞋就上他的床，还故意践踏他的衣服，用很不礼貌的语言询问他的病情，使齐王气得不肯答言。文挚却反口出陋辞，以激怒齐王。于是齐王大怒，与文挚争吵起来，使其病遂愈，而文挚终为齐王所烹死。

五、秦越人（附：长桑君、子阳、子豹等）

秦越人约生于公元前5～4世纪，是战国时期的著名医学家，世称扁鹊。河北任邱人。一说为山东长清人。还有人据《陈璋圆壶》、《陈璋方壶》铭，及古陶文等，认为是临淄附近的郑阳人，秦越人生平事迹出于《史记》、《韩诗外传》、《战国策》、《说苑》等古代典籍。

秦越人约自公元前386年前后即“为人舍长”，随长桑君“出入十余年”，承长桑君授以《禁方书》，在诊断上，他以“切脉、望色、听声、写形”针药并用、综合治疗虢太子的“尸厥”证成功。虢君感动他说：“有先生则活，无先生则捐弃沟壑，长终而不得反！”遂“名闻天下”。他以砭石弹刺，治疗秦武王面部痈肿成功。秦国太医令李醯“自知技不如也”，而使人刺杀秦越人于秦国。

秦越人过邯郸，闻贵妇人，即为带下医；闻周人爱老人，即为耳目痹医；来人咸阳，闻秦人爱小儿，即为小儿医；随俗为变。游历了今山东、河北、山西、河南、陕西等省的广大地域。从事过内科、外科、妇科、五官科、小儿科等多学科的医疗工作。精通汤液、针灸、砭石、熨帖、按摩、手术等各种技术。体现了为广大民众解除病痛的优秀品格。

在诊齐恒侯病案后，司马迁对秦越人评价说：“使圣人预知微，能使良医得早从事，则疾可已，身可活也。人之所病，病疾多，医之所病，病道少。故医有六不治：骄恣不论于理，一不治也；轻身重财，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适，三不治也；阴阳并，藏气不定，四不治也；形微不能服药，五不治也；信巫不信医，六不冶也。有此一者，则重难治也。”

三个病例说明，在危重病患面前，秦越人敢于承担风险，当“天下尽以扁鹊为能生死人”的评论出现时，秦越人则实事求是他说：“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当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这是一种科学的态度。

秦越人在医学上的成就。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经络脏象方面：秦越人提出病邪沿经络循行与脏腑的深浅，由表入里传变。他说：“若太子病，所谓‘尸厥’者也，夫以阳入阴中，……，中经维络，别下于三焦膀胱。是以阳脉下遂，阴脉上争、会气闭而不通，阴上而阳内行，下内鼓而不起，上外绝而不为使。上有绝阳之络，下有破阴之纽，破阴绝阳，色废脉乱，故形静如死状，太子未死也，夫以阳入阴，支兰藏者生，以阴入阳，支兰藏者死。凡此数事，皆五脏厥中之时暴作也。良工取之，拙者疑殆！”秦越人所说的是足阳明胃经“下膈、属胃、络脾”的循行与脏腑的关系；”别下于三焦膀胱”，即手少阳三焦经“下膈，属三焦”的循行与脏腑的关系：或足太阳膀胱经“络肾，属膀胱”的循行与脏俯关系“乃使弟子子阳，厉针砥石，以取外三阳五会”，即是沿足阳明胃经、手少阳三焦经、足太阳膀胱经的循行，循经取穴，进行针刺治疗，抢救了垂危病人。

2、四诊合参方面：秦越人“特以诊脉”为其专长，而有“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之美誉。齐恒侯田午一例，则是全凭望色观察分析病情的发展过程，正确判断齐桓侯的发病机制，即从腠理侵入血脉，继入肠胃，再入骨髓，说明了秦越人在望诊上的造诣。由于秦越人充分掌握了诊断方法，在诊断学上能言病之听在，闻病之阳，论得其阴；闻病之阴，论得其阳。病应见于大表，不出千里，决者至众，不可曲止也！

3、辨证论治与综合治疗方面：虢太子的“尸厥”证，秦越人“乃使弟子子阳，厉针砥石，以取外三阳五会”，把病人从昏迷中抢救过来。然后“乃使弟子子豹为五分之熨，更以八减之齐和煮之。以更熨两胁下”，为病人进行保温治疗，促使病人很快恢复到能够自己“起坐”。再“服汤二旬”，以“更适阴阳”，使病人恢复健康。秦越人和弟子子阳、子豹等，综合应用多种疗法，成为中国医学史上进行辩证论治和施行全身综合治疗的奠基人。

司马迁对秦越人在中国医学上取得的卓越成就作过高度评价，他说：“扁鹊言医，守数精明，为方者宗，后世循序，弗能易也。”表明秦越人对中国医学的形成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秦越人以卓越的医疗技术和高尚的医德医风，在广大民众中树立了崇高威信，使广大民众产生了无限的敬仰，在全国各地为秦越人建立的纪念性墓祠之多、历史之悠久、规模之宏大，是历史罕见的。

秦汉时期医学家传记

一、淳于意

淳于意（公元前205?～前150年），西汉临淄（今山东淄博）人，因曾任齐国的太仓长（一说太仓令），人称仓公。年轻时喜钻研医术，拜公孙光为师，学习古典医籍和治病经验。公孙光又将仓公推荐给临淄的公乘阳庆。当时公乘阳庆已年过六十，收下淳于意为徒，将自己珍藏的黄帝、扁鹊脉书、根据五色诊断疾病、判断病人预后的方法、以及药物方剂等书传给他。三年后仓公出师四处行医，足迹遍及山东，曾为齐国的侍御史、齐王的孙子、齐国的中御府长、郎中令、中尉、中大夫、齐王的侍医遂等诊治过疾病。当齐王刘将闾为阳虚侯是（公元前176～前164年），淳于意曾为其治愈了关节炎一类疾病，还随从将闾来过长安（今陕西西安），并为安陵（今咸阳东北）阪里的项处诊治牡疝病。

齐文王（公元前178～前167年在位）患肥胖病，气喘、头痛、目不明、懒于行动。淳于意听说后，认为文王形气俱实，应当调节饮食，运动筋骨肌肉，开阔情怀，疏通血脉，以泻有余。可是有一庸医施以灸法，使文王病情加重致死。于是王公贵族诬滔仓公“不为人治病，病家多怨之者。”加之同时赵王、胶西王、济南王请仓公为其治病而未至。官府听信诬告，把淳于意传到长安受刑。淳于意生有五女，当皇帝诏书进京问罪时，他感伤无男随行。于是小女儿坚持随父进京、并上书朝廷，申述父亲无罪，并愿意为奴以换取父亲的自由。经汉文帝诏问，遂使淳于意被赦免而回故里。淳于意在应诏回答汉文帝询问时叙述了自己学医、行医的经过，业务专长、师承、诊疗效果、病例等，史称：“诊籍”（即诊病的簿记）共计25个病案。他所答诏的病案格式一般均涉及病人的姓名、年龄、性别、职业、籍里、病状、病名，诊断、病因、治疗、疗效、预后等，从中反映了淳于意的医疗学术思想与医案记录上的创造性贡献。

淳于意象秦越人一样，并没有把医学经验的传授限定在神秘而狭小的范围内，而是广泛传授医术，他因才施教，培养宋邑、高期、王禹、冯信、杜信、唐安以及齐丞相府的宦者平等人，是秦汉时期文献记载中带徒最多的一位医家。

二、涪翁与程高、郭玉

郭玉（公元1～2世纪），东汉广汉郡（今四川新都县，一说广汉县）人，是汉和帝时最负盛名的医学家。

郭玉的师祖是一位隐士医学家，即四川涪水附近以钓鱼为生的一老翁，世人不知其姓名，所以称为“涪翁”。史志记载：“涪翁避王莽乱隐居于涪，以渔钓老，工医，亡姓氏。”（《直隶绵州志隐逸》卷41），涪翁“所居处为渔父村”，“在涪城东四里”（《三台县志·方使》卷9），涪翁“乞食人间，见有疾者，时下针石，辄应而效，乃著《针经》、《诊脉法》传于世。弟子程高寻求积年，翁乃授之。”（《后汉书·方伎列传》），绵州人民为了纪念他。将涪翁列入南山十贤堂，又有“涪翁山石刻”、“汉·涪翁像碑”等胜迹。

郭玉的医术、医德和对针灸与诊法的贡献，为朝野所叹服。他死在官任上。

程高也是位隐士医家。广汉（今遂宁县东北，或今射洪县）人。郭玉年少时拜程高为师，“学方诊六征之技，阴阳不测之术。”在汉和帝时（公元89～105年）为太医丞，治病多有效应，皇帝感到奇异，为试验郭玉诊脉技术，使一手腕肌肤似女人的男子，与女子杂处帷帐中，令郭玉各诊一手，问郭玉此人所患何病，郭玉诊脉与望形色相兼，诊出其中有故，说：“左阴右阳，脉有男女，状若异人，臣疑其故。”皇帝为之赞叹不已，郭玉医术高明，医德高尚。为人诊病“仁爱不矜，虽贫贱厮养，必尽其心力”，但在为贵人治病时，往往疗效不很满意。皇帝派一个贵人患者，换上贫寒人的衣服，并变换居处，请郭玉诊疗、郭玉一针而愈。皇帝诏问郭玉，郭玉回答说：“医之为言意也，腠理至微，随气用巧，针石之间，毫芒即乖，神存乎心手之际，可得解而不可碍言也”。反映了他在诊治疾病时全神贯注，为病人负责的精神。郭玉对答中分析了为贵人诊病的难处，他说：“夫贵者处尊高以临臣，臣怀怖慑以承之，其为疗也，有四难焉：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难也；将身不谨，二难也；骨节不强，三难也；好逸恶劳，四难也。针有分寸，时有破漏，重以恐惧之心，加以裁慎之志，臣意且犹不尽，何有于病哉”？郭玉以上论述正确估计了存在于东汉王公贵族的生活和思想行为对疾病诊治的不良影响；同时也科学地揭示了医生诊治不同社会地位的患者所存在的心理障碍。他是继扁鹊之后又一个对医疗社会与心理有研究的医家。

三、韩康

韩康（公元2世纪），字伯休，一名恬休，关中霸陵（今西安市东）人。他出身望族，却不慕名利，致力于医药，采药于名山，卖药于长安（今西安市）市面，“口不二价，三十余年。”以此表明信誉为重，所售药是货真价实的。有女子从韩康那里买药时讨价还价，韩康守价不移，那女子生气地说，你不让价，难道你是韩伯休吗，韩康感叹地说，我本想避名埋姓。今小女子都知道我的姓名，我还卖药做什么?便隐入霸陵山中了。

后来朝廷知道韩康的学问和才气，授以博士。汉恒帝（147～167）派人持厚礼和车辆接他，使者奉诏书到韩康家中，他迫不得已，才答应遵命。但他不乘朝廷的车辆，而乘自已的牛车。在天未亮时驾车先行了，走到一个地方，亭长因韩康征士要从这里路过，就动用人力和畜力来修路筑桥；见韩康这般模样，以为他是种田翁，叫人夺下他的牛，朝廷使者赶到，看见被夺牛者是韩康，欲处死这个亭长，韩康说，这怪我自己，不能怪亭长，并在途中向东逃入霸陵山中，隐居而终。

四、壶翁与费长房

壶翁，（约公元2世纪），不知其姓名，一称壶公。一说“壶公谢元，历阳人，卖药于市。不二价，治病皆愈。语人曰：服此药必吐某物，某日当愈，事无不效。日收钱数万，施市内贫乏饥冻者。”可见壶翁是一位身怀医技、乐善好施的隐士医家。由于他诊病卖药处常悬一壶作为医帜，所以人称壶翁，民间传术有关于他的许多神话故事。壶翁曾将医术传授于费长房。《后汉书》说：“费长房者，汝南（今河南上蔡西南）人，曾为市掾。市中有老翁卖药，悬一壶于肆头，及市罢，辄跳入壶中，市人莫之见，惟长房子楼上睹之，异焉。因往再拜，奉酒脯。翁知长房之意其神也，谓之曰：子明日可更来，长房旦日复诣翁，翁乃与俱入壶中。惟见玉堂严丽，旨酒甘肴盈衍其中，其饮毕而出。翁约不听与人言之，复乃就耧上侯长房曰：我神仙之人，以过见责，今事毕当去，子宁能相随乎？楼下有少酒，与卿为别……长房遂欲求道，随从入深山，翁抚之曰：子可教也，遂可医疗众疾”。类似记载，还见于葛洪《神仙传》等。这些记载虽然语涉传奇色彩，但若揭其神诞外衣，不难知壶公费长房乃东汉时名医。壶公的事迹传之甚广，历代医学家行医开业，几乎无不以，“悬壶之喜”等为贺，或于诊室悬葫芦为医之标志，至今仍有不少药店、制药厂等沿以为用。

相传壶翁的师傅戴公柏有《太微黄书》10余卷传世。壶翁著有《召军符召鬼神治病玉府符》20余卷，已佚。

五、张仲景

张仲景（约150～219年），名机，东汉末年南阳郡涅阳（今河南省南阳市，一说涅阳故城在今南阳市与邓县之间的稂东镇，地属邓县）人。（按《水经注》：“涅阳，汉初置县，属南阳郡，因在涅水（今赵诃）之阳，故名。”张仲景的里籍自来众说纷云，陈邦贤氏定为南阳郡涅阳，范行准氏定为南阳蔡阳，嗣后廖国王、张炎二氏考涅阳故城在今邓县稂东镇。尚启东考为南阳郡棘阳（故城在今河南新野东北）），《后汉书》无传，其事迹始见于唐代甘伯宗《名医录》:“张仲景，南阳人，名机，仲景乃其字也。始受术于同郡张伯祖，时人言，识用精微过其师，所著论，其言精而奥，其法简而详，非浅闻寡见者所能及”。

张仲景生活于东汉末。当时，除连年战乱外，疫疠流行，曹植曾有记述，“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曹集诠评》第九卷），张仲景称其宗族原有人丁二百余口，自建安以后的不到十年间，死亡者有三分之二，而死于伤寒的竟占十分之七。张仲景有感于宗族的衰落和人口的死亡，加之世浴之弊，医家之弊，医道日衰，伤往昔之莫救，促使他悉心研究医学，“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前代医籍如《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又结合个人临证之经验，编成了《伤寒杂病论》。原书十六卷，经汉末战乱兵火而散佚，复得后世医家整理，成为今本《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二书，前者专门讨论伤寒病。后者主要论述内伤杂病。

伤寒是外感急性热病的总称，《素问·热论》说：“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张仲景基于此说而发展，他以六经为纲，剖析了伤寒病各个阶段的病机病位病性，创立了伤寒病的六经辨证体系。对于各科杂病，张仲景以脏腑经络为枢机，缕析条辨，开后世脏腑辩证之先河。《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二书共载方剂269首，用药214种，对药物的加工与使用，方剂的配伍与变化都有很细致的要求。张仲景对外感热病与杂病的认识和临证治疗的指导思想与方法，被后世概括为辨证论治体系，其在药剂学方面的成就，对后世医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宋代之后的医学家多尊称其为“亚圣”、“医圣”。

张仲景本为士人，而能绝意宦途。精研医道，并鄙视那些“竞逐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务”的“居世之士”。他不仅以医术享誉于当时，且对医生的医德与医疗作风有相当严格的要求，批评那些医德不修、医风不正的医生，“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始终顺旧，省病问疾，务在口给，相对斯须，便处汤药，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阳，三部不参，动数发息，不满五十，短期未知诀诊，九侯曾无彷佛，明堂阙庭，尽不见察。所谓窥管而已。”这些论述上承秦汉，下启晋唐，成为祖国医德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张仲景的著作除《伤寒杂病论》外．见于文献著录的尚有《张仲景五脏论》、《张仲景脉经》、《张仲景疗妇人方》、《五脏营卫论》、《疗黄经》、《口齿论》等。张仲景弟子有杜度、卫汛，俱为当时名医。

后人为了纪念张仲景，曾修祠、墓以祀之。明清以来留下的有关文物胜迹较多。河南南阳的“医圣祠”始建于明代，有清代石刻“医圣祠”（1727）、“医圣张仲景故里”（1900），据明代《汉长沙太守张仲景灵应碑》记载：“南阳城东仁济桥西圣庙，十大名医中有仲景像。”清代《南阳县志》记载：“宛郡（南阳）东高阜处，为张家巷，相传有仲景故宅，延曦门东迤北二里，仁济桥西，有仲景墓。”河南南阳的医圣祠经明清以后屡次修葺（其间也有毁坏），保存比较完整。分布各地的十大名医祠中都供有张仲景的塑像，反映了中国民间对张仲景的崇敬与缅怀。医圣祠于本世纪50年代以后经不断扩建增修，已焕然一新，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六、华佗

华佗（约公元2世纪～3世纪初），字元化，沛国谯（即今安徽省毫县）人。他在年轻时，曾到徐州一带访师求学，“兼通数经，晓养性之术”。沛相陈圭推荐他为孝廉、太尉黄琬请他去做官，都被他一一谢绝，遂专志于医药学和养生保健术。他行医四方，足迹与声誉遍及安徽、江苏、山东、河南等省。曹操闻听华佗医术精湛，征召他到许昌作自已的侍医。曹操常犯头风眩晕病，经华佗针刺治疗而痊愈。但华佗为人耿直，不愿侍奉在曹操身边，甚至认为作侍医是可耻的职业，于是就托词妻子有病，以及回家取方药为由，一去不再返回。曹操多次写信催促华佗，又令当地郡县把华佗遣还，最后派人偷偷察看，才知华佗不愿为侍医，遂将华佗逮入狱中。有人向曾操请求宽恕华佗，曹操不听劝说，竟残酷地杀害了华佗。

华佗生前著有医书，临死时拿出一卷交给狱吏，狱吏不敢接受，华佗将书焚毁。此乃千古之憾事，历代托华佗之名而出的医书有数种，旧题华佗所著的《中藏经》中，相传记载有华佗的一些学术经验与方术及药剂。

曹操杀害了华佗后，常感到内疚后悔，特别是他的爱子仓舒（曹冲）病重时，更是非常后悔杀了华佗，令儿子的病得不到治疗。早在三国时，华佗就被魏国列为著名医家，后世誉称他是“外科学鼻祖”。

华佗在医药学术上兼通各科，尤以外科为最负盛名。《后汉书·华佗传》记载，华佗“精于方药，处剂不过数种，心识分铢，不假称量，针灸不过数处，若疾发结于内，针灸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无所觉，因刳破腹背，抽割聚积，若在肠胃，则断截湔洗，除去疾秽，既而缝合，傅以神膏，四五日创愈，一月之间皆平复。”记载华佗的医案有数十则，皆具体地反映了华佗高明的诊疗医术，涉及到内、外、妇、产、儿、五官、针灸等科。他因病制宜，采用各种不同的疗法。他以手术治愈了肠痈、脾半腐的病，使病人转危为安。当华佗成功地应用麻沸散麻醉病人而进行腹部手术时，世界其它国家的外科麻醉术尚处于摸索阶段。就是在其它各科疾病的防治方面，华佗善辩证施治，他用刺血疗法治愈了头晕目眩、视物不清（类似高血压、脑动脉硬化）患者的病症。

华佗对养生和预防保健尤为注重，并身体力行，在理论和实践方面有其独到之处。华佗“晓养性之术，年且百岁，而犹有壮容，时人以为仙。”他对弟子说：“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极耳。动摇则谷气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如户枢终不朽也。”（《后汉书·华佗传》）他总结并创造“五禽之戏”，仿鹿、熊、虎、猿、鸟的动作，时常操练，可强身除病。身体若有不适，做一禽之戏，汗出，即感轻松。华佗还重视节欲保健，他创制了一种具有抗衰老作用，久服可利五脏、轻身、乌发的药物。

华佗的弟子李当之，著有《李当之药录》。吴普常练五禽之戏，年高九十多仍耳聪目明，牙齿完坚，著作有《吴普本草》6卷。樊阿，彭城人，擅长针灸，善深刺要穴，他遵循华佗教授的养生法，享寿百余岁。普常练五禽之戏，年高九十多仍耳聪目明，牙齿完坚，著作有《吴普本草》6卷。樊阿，彭城人，擅长针灸，善深刺要穴，他遵循华佗教授的养生法，享寿百余岁。

三国两晋南北朝医学家传记

一、董奉（220～280）

董奉，字君异，侯官（今福建长乐）人。少时治医学，医术高明，与南阳张机、谯郡华佗齐名，并称“建安三神区”。如当时交州刺史吴士燮病危，延董奉诊治，以三丸药纳之口中，以水灌之，并使人捧、摇其头，经抢救而愈。董氏医德高尚，对所治愈病人轻只要求在其住宅周围种植杏树，以示报答。日久郁然成林，董氏每于杏熟时于树下作一草仓，如欲得杏者，可用谷易之。重奉以所得之谷赈济贫穷，后世以“杏林春暖”，“誉满杏林”称誉医术高尚的医学家，据载今江西九江董氏原行医处仍有杏林。

二、王叔和

王叔和名熙，汉未至西晋期间高平人，其籍贯一说山东巨野，一说山西高平，后魏高湛《养生方》称王氏“专好经方，洞识养生之道”，唐·甘伯宗《名医录》谓其“性度沉静，通经史，穷研方脉，精意诊切，洞识摄养之道，深晓疗病之说”，近代对王氏是否任晋太医令以及是否如清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所言为张仲景之亲授弟子，尚未有定论。

王氏著述《脉经》厥功甚伟，还为整理张仲景《伤寒卒病论》作出贡献。宋《太平御览》引高湛谓王氏编次此书为“张仲景方论为三十六卷”；但有的学者认为王氏在编次过程中，增入他自己编选的内容：如现行成无己本《注解伤寒论》中最后包括《辨不可发汗病脉证并治》之后八篇，即是王氏所增补，与其所编《脉经》时的相应篇章核对，可资佐证。

由于王氏编次《伤寒论》，后代医家对其毁誉不一。誉之者认为张仲景之学得王叔和之功而能保存下来，认为王叔和“功莫大矣”，而毁之者则责备王氏把张仲景原著之本来面目弄得模糊不清，使人无法得窥其原貌，甚至是面目全非，两种观点尖锐对立。事实上，张仲景之《伤寒卒病论》确因有王氏之编次而得以保存，即便次序在编修时有所错乱，亦不至于弄得如“错简派”所指责者那样，完全已非本来面目。

除以上有关脉学和整理《伤寒杂病论》之外，王叔和在养生方面还有一些精辟的论述。王氏在养生学上属于医家养生流派，主张从起居饮食方面进行谓摄，以求得长寿，却病延年。他提出饮食不可过于杂乱，要适量，是我国早期对饮食制度养生的最早的较系统的论述。

三、皇甫谧（215～282）

皇甫谧，名静，字士安，自号玄晏先生，安定朝那（今甘肃平凉，一作灵台）人，后随其叔父移居至河南新安（今河南绳池县附近）。其曾祖是汉太尉皇甫嵩，但至皇甫谧时，家境已清贫，而他幼时也不好读书，直到二十岁以后，才发愤读书，竟至废寝忘食，终于成为当时著名文人。《晋书·皇甫谧传》说他“有高尚之志，以著述为务”，林亿在校《甲乙经》的序言中称他“博综典籍百家之言，沉静寡欲。”当时晋武帝曾征召他入朝为官，他婉言辞绝，在他的《释劝论》中，表达了他对爱好医术的愿望，对古代医家扁鹊、仓公、华佗、张仲景的仰慕之情，深恨自己“生不逢乎若人”。晋武帝爱惜其才华赐给他很多书。由于他身体素弱，加之长年劳累，也卷入当时社会上服食之风，后来竟罹患风痹,右脚偏小，十分痛苦，几至自杀，自此立志学医，终于习览经方，遂臻其妙。”（皇甫谧《针灸甲乙经·林亿序》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本1995）。对此，他不无感慨地说：“若不精通医道，虽有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君父危困，赤子深地，无以济之，此因圣人所以精思极论，尽其理也。由此言之，焉可忽乎?”（皇甫谧《针灸甲乙经·自序》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本1995）。

在原有的医学理论的基础上，他除广泛阅读各种医书外，将《灵枢经》、《素问》、《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三部书中针灸，加以整理归纳，使其“事类相从，删其浮辞，除其重复，论其精要”，编成《针灸甲乙经》，成为我国医学史上第一部针灸学专著，为历代研习针灸学的必读课本。

皇甫谧出于自身的感受，即仅以”百日”的治疗，就把自己的风症及耳聋症治愈；又有感于《素问》、《九卷》等等之经义深奥难懂。为了著述能条理分明，便于读者寻检，他着实下了一番苦功，从而使《针灸甲乙经》这部专著成为什灸学著作的嚆矢，历代对之评价甚高。王焘认为皇甫氏“洞明医术”，认为他的这部著作为“医人之秘宝，后之学者，宜遵用之”。《四库总目提要》盛赞皇甫氏这部著作“与《内经》并行，不可偏废”。除《针灸甲乙经》外，皇甫谧还有不少文史方面的著作，其中影响较大者有《高士传》、《逸士传》、《玄晏春秋》、《帝王世纪》等。

四、葛洪（281～342）

葛洪字稚川，自号抱扑子，东晋丹阳句容（今江苏省句容县）人，原出身是官僚家庭，后家境衰落破，曾一度参军，后来退出仕途，专事炼丹、医药及著作。由于他涉猎很广，在古代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各个领域里，几乎无所不及，从而成为一个博物学家、哲学家，尤其在炼丹化学、医学等方面，成就显著，是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医学家之一。他所遗留的著作：医学方面主要是《肘后备急方》；哲学、炼丹、养生方面的则是《抱朴子》，分成内篇和外篇两部分，前者主要论述炼丹，后者则是有关伦理道德的哲学著作。

葛洪博览群书，他的治学态度是博采百家之说，他曾说：“但贪广览，于众书无不暗诵精持，自正经诸史百家之言，下至短杂文章近万卷，而著述时犹得有所引用”。（《抱朴子·自叙》）他的这种态度在医学上表现犹为明显，十分重视其前代各医家的宝贵经验，所谓“穷览坟索，以著述余暇，兼综术数。省仲景、无化……近将千卷”。另一方面，他又深入调查，俾能“多闻而体要”，“博见而善择”。他明确提出”诸后作而胜于前事”，“古书虽多，未必尽善，要当以为学者之山渊，使属笔者得乎伐猎其中”（《抱朴子·钧世》）。并宣称“世俗苦于贵远贱近，是古非今，恐见此书无黄帝仓公和鹊窬跗之目，不能采用，安可强乎？”（《肘后方序》）。的确，在《肘后方》一书中很少有保留思想之表现。他十分注重实践，不仅亲自实践炼丹的过程，对种种疾病，他也作了周密的观察和亲自治疗。在这方面，他提出凡事要进行“目验”，反对“信耳而疑目”。这也是他在医学实践中能取得那么多前人所没有取得的成就，达到一定高度的主要原因。

葛洪对医学问题，不是局限在简单的验方单方治病方法中，作为一个哲学家，他曾从哲学的高度，整体的高度来看待医学。在诸如人体、疾病、治疗、预防等等方面、都有着自己独到的观点和论述。

葛洪对人体患病的原因，认为“风冷与暑湿不能伤壮实人也”，“体己素病，因风寒暑湿而发之耳，苟令正气不衰，形神相卫，莫之能伤也”，（《抱朴子·极言》）。这是对人体精神、肉体关系与对疾病发病的辨证关系的透彻的论述。《肘后方》明确提出“分别病名，以类相续，不相错杂”（《抱朴子·杂应》）这只能在深入具体实践，细致入微的观察，分析和综合的基础上才能取得。他十分注重一般患者、僻偏山区，要求简便验廉的治疗方剂方法，并明确提出这个方剂的疗效及疾病的预后。在许多方剂之后都附有“验”、“佳”、“立效”、“差（瘥）”等。他摒弃用贵重药、大方、如对伤寒，他没有照搬麻黄、桂枝、青龙、白虎、四顺、四逆等古典方子，而是提出四个应急的易得的方药，“率多易得之药，其不获己须买之者，亦皆草百贱价，所在皆有，兼之以灸……凡人览之可了其所用”。由他所提倡的这种医疗风气，对后世也有较大的影响。

五、秦承祖（公元五世纪）

曾在刘宋初期任大医令，并奏准设立医学。似此，则当为我国古代医学教育之嚆矢。秦氏尤精于针灸术，著有《偃侧杂针灸经》三卷，《明堂》三卷，《侧偃人经》、《本草》和《药方》等，另有《脉经》六卷，均佚。

六、陶弘景（456～536）

陶弘景，字通明，自号隐居先生或华阳隐居，卒后溢贞白先生，丹阳秣陵（今江苏镇江一带）人。陶氏生活于南朝，历经宋、齐、梁三朝，是当时一个有相当影响的人物，博物学家，对本草学贡献尤大。

陶氏为世医出身，祖父及父亲皆习医术，且有武功。他自幼聪慧，约十岁时即读葛洪《神仙传》，深受影响，三十六岁辞官隐居句容茅山，并遍历诸有名大山，访求仙药。当时，他深受梁武帝萧衍的信任，虽则他时梁武帝多次赠官不受，但梁武帝有关国家大事都要向他谘询，所以时人对他有“山中宰相”的称号。

陶氏思想是释、道、儒三家融于一体的代表人物。

就医学而言，是我国本草学发展史上贡献最大的早期人物之一。在他生活的年代，本草著作有10余家之多，但无统一标准，特别古本草由失效年代欠远，内容散乱，草石不分，虫兽无辨，临床运用颇为不便，他担负起“苞综诸经，研括烦省”的重任，将当时所有的本草著作分别整理成《神农本草经》及《名医别录》，并进而把两者合而为一，加上个人在这方面的心得体会，著成《本草经集注》，共收药物730种。成为我国本草学发展史上的一块里程碑。

该书的主要特点是开创了使我国本草学成为一门包罗万象的博物学。他还创立了一些具有独创性的发明，例如创立按药物治疗性质分类的“诸病通用药”分类法，在体例上，又开创本草著作分总论、分论叙述的先河，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他又应用朱书、墨书的方法来区别《本经》和《别录》的原文的方法等等。他在我国本草学发展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

陶弘景具有科学的探索精神。在当时的条件下，他敢于提出新的本草分类法，而不囿于原来那种三品分类法。他本人原来是个道教徒，但他却能从实际出发，打破三品分类法，足以证明他在科学道路上实事求是的态度。他有着“一事不知，深以为耻”的探索精神，这又是他在科学上得以有所成就的动力。如他多次亲验细腰蜂（即嬴）的蜂窠，终于得出正确的结论，认为《诗经》的说法“斯为谬矣，选诗者未审，而夫子何为因其僻也？圣人有缺,多皆类此。”直率地批评古圣人的谬误。

据记载，陶弘景一生著作很多，宋·贾嵩《华阳隐居内传》记有陶氏著作三十二种二百三十三卷之多。在养生方面，有《养性延命录》、《养生经》，在本草学方面，除上述者外，还有《药总诀》等。

陶弘景在医学上也是有突出成就的。古代医药并不分家，是本草学家，在医理上也必然精通其道，陶弘景正是如此。他首先整理了葛洪的《肘后方》为《补阙肘后百一方》，并著有《效验方》。

此外，陶弘景在其他学科如天文历算、养生学方面，也都有所研究，据称还制有“浑无仪”，可惜已无可考。

七、全元起（生卒年不详）

为南朝时齐梁间人，史籍育作金元越或金元起的，并为讹字，据《南史·王僧儒传》称，全元起在注《黄帝内经·素问》之前，曾就砭石一事造访王僧儒。他的《注黄帝素问》，为我国最早对《素问》之注解。该书虽佚，但宋林亿等在校正《黄帝内经》时，尚得见其书，并引录其《内经素问》篇名次序。全氏医术高明，当时有“得元起则生，舍之则死”之誉。

八、于法开（生卒年不详）

晋代医家，剡县（今浙江嵊县）人，精于医术及佛释之道，据《绍兴府志》载·于氏曾于旅途中以羊肉羹及针术治难产，须臾胎儿娩出，范行准氏认为此为我国羊膜之最早记录。《隋志》载有于氏所著《议论备豫方》一卷，已佚。

九、李修（公元五世纪）

南北朝时期北魏医家。字思祖，阳平馆陶（今河北馆陶）人。其父李亮，曾学医术，李修与其兄元孙均习医。李修医术在其父兄之上。后投奔刘宋，精究医术，有所长进，针药并重，疗效甚佳。病者预后，所言多验，曾任太医令，并奉命集诸学士及工书者计百余人在东宫撰《药方》百余卷，后佚。卒后曾赠封威远将军、青州刺史。

十、甘濬之

一作甘睿之，履贯及生平欠详。据《隋书·经籍志》载，甘氏所著有《痈疽耳眼本草要草》、《痈疽部党杂病疾源》及《疗耳眼方》。看来，甘氏实为六朝时期外证及耳鼻喉方面的医家，当时耳目外证似已有专门著作问世。

十一、褚澄（公元五世纪）

褚澄字彦道，阳翟（今河南禹县）人。于南齐建（479～480）中拜为吴郡太守，后官至左中尚书。据《南齐书，褚澄传》载，澄医术高明。褚氏著作两种，即《杂药方》二十卷及《褚氏遗书》，前者散佚；后书系唐代人整理而成，并于宋嘉泰年间刊行。是书共十篇，分述受形、本气、平脉、津液、分体、精血、除疾、审微、辨书、问子，其要旨用阐发人身气血阴阳的奥义。书中对五运六气之说，抱有不同见解，认为“气难预测，故疾难预定；气非人为，故疾难人测”，因而其“推验多奸，而拯救易误”。书中特别提出对僧尼寡妇之疾，必需与妻妾之辈有所区别，不能一视同仁，要考虑其特殊的精神困素，后世有疑此书为宋人伪托者，《四库全书提要》认为是“宋时精医理者所著，而伪托澄以传”。但此书内容有其精华处，后世医家常加以采用。

十二、徐之才（492～572）

是南北朝时期一代各医，出身世医家庭，其先祖为徐熙，南朝丹阳人，人称“东海徐氏”。熙之子徐秋天，秋夫子徐道度及徐叔响，皆以医著名。徐道度之子徐文伯，及同族徐謇，亦皆以医名。后徐謇因故为北朝所俘，终于入仕北朝。徐之才系徐文伯之孙，徐雄的第六子，人又称徐六，也为北朝所俘。而仕北魏，官至西阳王，故又有徐王之称，徐之才字士茂，五岁诵孝经，八岁略通义旨，十三被召为太学生。他医术高明，在北地名声很大，所撰有《药对》及《小儿方》，尤其对本草药物及方剂研究较深，故而有人把后世之十剂归于徐之才所创。此外，徐氏对妇科也有一定的见解，其《逐月养胎法》实本自先秦时期《青史子》中胎教法而作，对于孕妇之卫生及优生均有重要意义。另外，徐氏还著有《徐王方》、《徐王八世家传效验方》、《徐氏家秘方》及《雷公药对》，惜均已佚。徐氏一家由南仕北，对于南北地区医药之交流，也有积极的意义。

隋唐五代名医传记

一、许胤宗

许胤宗，一作引宗，约生于南朝梁大同二年(536)，卒于唐武德九年(626)，享年九十余岁。许氏乃常州义兴（今江苏宜兴)人，曾事南朝陈，初为新蔡王外兵参军、义兴太守；陈亡后入仕隋，历尚药奉御，唐武德元年(618)授散骑侍郎。

许氏以医术著名，精通脉诊，用药灵活变通，不拘一法。公元六世纪中，他曾用药物薰蒸法为陈国柳太后治病，时太后病风不能言，口噤不能服药，他以黄芪防风汤置于床下，薰蒸令药气如烟雾，入病人腠理而奏效，当晚太后能言，胤宗因此授义兴太守。

许氏诊病问疾，重视切脉，以探求病原，主张病药相当，不宜杂药乱投，唯须单用一味，直攻病所。一生诊脉用药，独具特色。

二、甄权

甄权，约生于南朝梁大同七年(541)，卒于唐贞观十七年(643)许州扶沟(今河南扶沟）人，因母病，与弟甄立言，精究医术，专习方书，遂为名医。甄权于针灸术造诣尤深，兼通药治。一生行医，活人众多：隋开皇初(581)曾为秘书省正字，后称病辞职。甄权通颐养之术，提出吐故纳新可使肺气清肃，是健身延年的有效方法；并主张饮食不必甘美。贞观十七年(643)唐太宗李世民亲临其家，访以药性及养生之道。授其朝散大夫，并赐寿杖衣物。当年寿终。

甄氏一生著述颇多，绘有《明堂人形图》一卷；撰有《针经钞》三卷、《针方》、《脉诀赋》各一卷，《药性论》四卷。这些著作均已亡佚，其部分内容可见于《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等著作，对后世有一定影响。

三、甄立言

甄立言，甄权之弟，生于南朝梁大同十一年(545)，卒于唐贞观年间(627～649)。唐武德年间(618～626)升太常丞，与兄甄权同以医术享誉当时。立言医术娴熟，精通本草，善治寄生虫病。著有《本草音义》七卷、《本草药性》三卷、《本草集录》二卷、《古今录验方》五十卷，均己散佚，部分佚文尚可在《千金要方》和《外台秘要》中见到。他的《古今录验方》如《外台秘要》所引进“消渴小便至甜”是我国有类糖尿病的最早记载。

四、孙思邈

孙思邈，世称孙真人，后世尊之为药王，唐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孙家塬人。约生于隋文帝开皇元年(581），卒于唐高宗水淳元年(682)，享年101岁（关于孙思邈的生年说法很多，主要有三种，一般较公认的是生于隋开皇元年（581）之说：另有生于是西魏帝太统七年月日（541）；还有生于染天得篮十四年（515）之说，这里取公认的说法）。

孙氏少时体弱多病，从青年时代就立志以医为业，刻苦研习岐黄之术。成年以后，他曾隐居在太白山(今陕西境内)从事医学及炼丹活动。永徽三年(652)著成《备急千金要方》三十卷。咸亨四年(673年)曾担任尚药局承务郎，上元元年(674)即称病辞归。永淳元年(682)，著成《千金翼方》三十卷。同年孙思邈去世，遗命薄葬。子名行，天授中(690～692)曾任风图侍郎，孙名溥，曾为萧县(今安徽萧县)县丞。

孙思邈历经隋唐两代，是一位知识渊博、医术精湛的医家。他诊病治疗，不拘古法，兼采众家之长，用药不受本草经书限制，根据临床需要，验方、单方通用，所用方剂，灵活多变，疗效显著。他对民间医疗经验极为重视，经常不辞辛劳地跋山涉水，不远千里访询，为得一方一法，不惜千金，以求真传。他不仅精于内科，而且兼擅外科、妇科、小儿科、五官科、眼科，并对摄生、食疗、针灸、预防、炼丹等都有研究，同时具有广博的药物学知识和精湛的针灸技术。

孙氏一生以济世活人为己任，对病人具有高度的责任心和同情心，他提出“大医稿诚”，要求医生对技术要精，对病人要诚。他认为医生在临症时应，认真负责，不得问其贵贱贫富，一样看待；治疗中要全心赴救、不得自炫其能，贪图名利（见《备急千金要方》·序例·太医精诚，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年影宋本）。这也正是他身体力行，躬身实践的写照。他曾亲自治疗护理麻风病人达六百余人，他的高尚医德足为百世师范。

孙思邈积八十余年医学经验，著成《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较全面地总结了自上古至唐代的医疗经验和药物学知识，丰富了我国医学内容。他的医学思想和学术成就主要反映在：发展了张仲景的伤寒论学说，并集唐以前医方之大成。诊断学上把对疾病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治疗学上创用了新的医疗技术；药物学上，重视地道药材以及药物的种植采集、炮制和贮藏；在妇幼保健方面，强调妇幼设立专科的意义，为小儿、妇产建立专科创立了条件；在针灸方面绘制彩色三人明堂图，创孔穴主对法，提倡阿是穴及同身寸法，对针灸发展有促进作用，并且，丰富了养生长寿理论，讲求卫生，反对服石。

孙氏的著作，除上述外，史志见载的颇多，大多已散佚无存。主要有：《千金养生方》一卷、《千金髓方》等18种，此外，现尚存世之眼科专著《银海稍微》乃托名孙氏之著。

孙思邈在中国医学史上有崇高地位，受到历代人民的热爱和拥戴。他死后，人民为他修庙立碑，直至今日他的家乡陕西耀县孙家塬还有孙氏祠堂，内有孙氏塑像。耀县药王山有药王庙、拜真台、洗药池、太玄洞等孙氏活动遗迹。

五、张宝藏

张宝藏，字澹，唐栎阳（今陕西临潼)人，约生活于公元六世纪。唐贞观年间(627～649)，宝藏年已七十，任金吾长，时太京李世民患气痢，诸医屡治无效，于是下诏征医方，宝藏曾患此疾，服乳煎毕拨方而愈，他具疏此方以。太宗服药后，痢即全愈。宝藏因此授三品文官为鸿胪卿，是我国医学史上官爵最高者。

六、崔知悌

崔知悌，许州鄢陵(今河南鄢陵)人，约生于隋，大业十一年（615），座于唐垂拱元年(685)，享年70岁，崔氏出身宦族，历任洛州(今河南)司马、度支郎中、户部员外郎，唐高宗时升殿中少监，后任中书侍郎，唐咸亨中(670～674)为尚书右丞。调露元年(679)官至户部尚书。

崔氏素好岐黄之术，于政事之暇，喜从事医疗活动。擅长针灸，临床诊治，审病制方颇多新意，其著述以《骨蒸病灸方》最为著名，被收入《外台秘要》名为“灸骨蒸法图”，即世传崔丞相灸法。他的著述、文献可考的主要有《纂要方》十卷、《骨蒸病灸方》一卷、《产图》一卷，均已亡佚，可于《外台秘要》中见其梗概。另有《崔知悌集》五卷，《法例》二卷。

七、张文仲

张文仲，约生于唐·武德三年，(620)，卒于唐·圣历三年(700年)。唐御洛州洛阳（今河南洛阳)人。武则天光宅元年(684)为侍御医、后至尚药奉御。文仲通医理，尤功风与气之研究。他认为风有一百二十四种，气有八十种，若不能区分，会延误病机而致死亡；治疗气病与风疾，医药虽然大抵相同，然而人性各异。脚气、头风、上气，常须服药不断，其余则隋病情发动，临时治之。患风气之人，春末夏初及秋暮时节，要得通泄、即可不患重症，（《旧唐书·张文仲传第141，卷191，中华书局1975年月日第一版》，时武则天令其集当时名医共同编撰风气诸方，并诏麟台监王方庆监其修撰。文仲撰四时常服及轻重大小诸方十八首，以表奏上。另撰《随身备急方》三卷和《法象论》一卷，均佚。《外台秘要》中可见其部分内容。

八、韦讯

韦讯，道号慈藏，约生于唐贞观十八年(644)，卒于开元二十九年(741)。唐京兆府（今陕西关中）人，曾为道士，精医术，则天时(684～690)为侍御医，与当时名医张文仲、李虔纵齐名，曾奉诏与张文仲为苏良嗣诊疾。中宗景龙年间(707～710)任光禄卿，掌御膳食，时年已古稀，不久告老还乡。他施药济人，巡医于民间，常带一条黑犬随行。玄宗重其术，召其入官，擢官不受，回归故里，世仰为药王。玄宗赐号药王，死后配祀药王庙。

九、王焘

王焘，约生于唐总章三年(670)，卒于天宝十四年(755)，(今陕西县)人，其曾祖父王珪为太宗朝宰相。祖父祟基，父茂时，王焘为次子，其兄光大，司勋郎中。焘有二子，长子遂，曾为大理寺卿，次子遘，曾为苏州刺史。

王焘幼年多病，年长喜好医术，其母疾病弥年，有感于不明医者，不得为孝子，遂立志学医，八世纪初他曾任职于弘文馆(唐代国家藏书处)长达二十余载，在此期间，他博览古代医学文献数千卷。凡所览阅之书，均遂条采摘记录，积累了大量资料。天宝年间(742～755)他因故被贬至房陵(今属湖北)，后出守大宁。正值当地疾病流行，王氏取所录经方，亲施方药，疾者多获救治，遂立志编撰一部医方大全。于天宝十一年（752）著成《外台秘要》四十卷传世。他的另一部著作《名台要略》十卷，为《外台秘要》之简本，惜已亡佚无存。

十、鉴真

鉴真，俗姓淳于，唐代佛学大师，生于唐垂拱四年，（688），卒于广德二年（764）。

鉴真原籍广陵江阳（今江苏扬州），幼时家境清贫，长安元年（701）14岁时，随父在扬州大云寺（后改名去兴寺）出家，唐中宗神龙元年（705）他从道岸禅师受菩萨戒。景龙初年（708）随师到洛阳、长安，屡从名师受教。开元元年（713）回到扬州时，他已成为对佛学具有较深造诣的高僧，任扬州大明寺主持。

唐开元二十一年（733）日本遣僧人荣睿、普照随遣唐使来我国留学，并邀请高僧赴日弘法授戒。天宝元年（742））鉴真接受日本接连人邀请。天宝二年（743）鉴真和他的弟子祥彦、道兴等开始东渡。十年之内五次泛海，历尽艰险，均未成功。第五次东渡失败后，62岁的鉴真大师双目失明，他的大弟子祥彦圆寂，邀请他的日本僧人也病故了，但他东渡宏愿始终不移。唐天宝十二年（753）十一月十五日，他率弟子40余人第六次启程渡海，同年在日本萨秋妻屋浦（今九州南部鹿儿岛大字秋月浦）登岸，经太宰府、大阪等地，于次年入日本首都平城京（今日本奈良），受到日本朝野僧俗的盛大欢迎。

鉴真是我国第一位到日本开创佛教律宗的大师。当时日本天气皇、皇后、皇太子和其它高级官员都接受了鉴真的三师七证授戒法，皈依佛门弟子，唐乾元二年（759年，即日本天平宝字三年，鉴真在奈良效区创建招提寺，并著有《戒律三部经》刻印流传，是日本印板之开端。

鉴真通晓医学，精通本草，他把我国中药鉴别、炮制、配方、收藏、应用等技术带到了日本，并传授医学，热忱为患者治病，至德元年（756，日本天平胜宝八年），鉴真及弟子法荣治愈圣武天皇病，当时鉴真虽已双目失明，但他以口尝、鼻嗅、手摸来鉴别药物真伪，辨之无误，因此他在日本医药界享有崇高的地威望，人称为汉方医药始祖，日本之神农。日本医史学家富士川游在《日本医学史》中指出：“日本古代名医虽多，得祀像者，仅鉴真与田代三喜二人而已”（富士川游，《日本医学史》）。

鉴真于唐广德二年（764即日本天平宝字七年）五月六日圆寂。葬于日本下野药师寺，立塔立方形，正面题鉴真大和尚五字。《日本国见在书目》中，著录有“鉴上人秘方一卷”，又作《鉴真秘方》，其书久佚，佚文可以《医心方》中考见。

十一、秦鸣鹤

秦鸣鹤，里籍不详，生活于公元七世纪，曾与张文仲同为唐高宗侍医，医术精湛，针灸技术娴熟。时高宗苦风眩，头重目眩不能视，秦氏诊查后认为是风气上逆所致，砭刺头部微出血，即可愈之。则天皇后闻而大怒，说天子头上，岂可放血？此罪当斩，高宗李治认为医生诊病论疾，不可加罪，且头重目眩，不堪忍受，出血未必不佳。秦氏刺其百会及脑刻穴，微放血而愈。则天皇后于帘内拜谢，并赐物奖之见（旧唐书·高宗纪下第五，中华书局1955年第一版）。

十二、宇陀宁玛·元丹贡布

宇陀宁玛·元丹贡布（gYu-thog rNying-ma Yon-tan mGon-po)公元708年出生于拉萨西郊堆龙·吉纳的医学世家。他的曾祖父洛哲希宁是藏王松赞干布的御医，祖父斋杰加戓巴扎是藏王贡日贡赞和芒松芒赞的御医。相传宇陀三岁时，从父琼布多杰学习藏文写读、读经，五岁时随父受“日露化学”和“药师佛修习法”等佛教密宗之开许仪轨。宇陀宁玛·元丹贡布表现非凡的天赋，受到父亲的悉心教育培养。

宇陀在家庭教育和医药世家的熏陶下，勤奋好学，从青少年时代起，在医学方面就已有相当深厚的基础。宇陀与王室太医、内地医家东松冈瓦有着深厚的师徒情谊，东松冈瓦将自己的医著《医治痫症·生命轮》(gZa'-bCos，Srog-gi'Khor-1o)、《医治狂犬证·匕首轮》(Khyi bCos sPu-gri'i'Khor-lo)、《医治痉症·相轮》(Bya-bCos mTshon-gyi'Khor-lo)三部书相赠。

宇陀在青年时期，曾先后两次去天竺求学，第一次留学历经四年之久，第二次游学，往返共一年零八个月，返回吐蕃后，一面医治病人，一面向门徒传授医术。

三十八岁时，宇陀第三次到天竺各地游学四年，广投名医。特别在名医美旺(Me-dbyang)尊前，聆听了《医六十万》（gSo-dpyad'bum-pa)《医续晶鉴》(rGyud-gSel-gyi Me-long)《月王药诊补遗》（Somaratsa kha-skong)等等，在班钦·旃陀罗比尊前，受了《仙人耳传》（Drang-srong Xyan-brgyud)和《八支论》(Yan-lag brGyad-pa)等众多医学论著。返回吐蕃，行医授徒，成绩卓著。赞普赐予他塔、工、琼三处封地，并在工布曼隆沟修建寺院，培养医生，加工药材，炮制成药，行医治病，搜集民间药方。嗣后，他带领门徒往内地五台山朝佛，向僧医阿尔雅恳求医道，听受了《配方宝》(Sbyor-ba'iphreng-ba)和《内科藏义》（Byang-Khog Don-khrems)等很多的特殊的医训教言。

四十五岁时，宇陀以早期吐蕃医学为基础，吸收了汉地、天竺和各方的医学，历经二十多年的心血，撰成名传千古的医学巨著《四部医典》。

鉴于宇陀·元丹贡布在藏医学上的杰出成就,藏族人民尊称他为“医圣”和“药王”。

十三、王冰

王冰，号启玄子，又作启元子。约生于唐景云元年(710)，卒于贞元二十年(805)，里居籍贯不详，唐宝应中(762～763)为太仆令，故称为王太仆。

王氏少时笃好易老之学，讲求摄生，究心于医学，尤嗜《黄帝内经》，曾“于先生郭于斋堂，受得先师张公秘本”。自天宝九年(750)至宝应元年(762),历时十二年之久，注成《素问》24卷，合81篇，王氏对运气学说很有研究，其理论见解记述于补入的七篇大论的注释中，为后世运气学说之本。他对辨证论治理论也有所发挥，如治疗元阳之虚，主张“益火之源，以消阴翳。”而治疗真阴之竭，则提出“壮水之主，以制阳光”，这是迄今临床治则的名言。

王氏另有《玄珠》一书，宋代己佚。世传还有《玄珠密语》十卷，《昭明隐旨》三卷、《天元玉册》三十卷，《元和纪用经》一卷等，皆后人托名之作。

十四、刘禹锡

刘禹锡，字梦得，唐代著名文学家、政治家及医学家。生于唐大历七年(772)，卒于会昌二年(842)祖籍彭城(今江苏徐州)。因担任过太子宾客，故称为刘宾客。

禹锡自幼体弱多病，经常廷医服药。对医药颇有研究。三十年持之以恒，遂成良医。治病用药，讲求实效，不固守古法，提出“弭病于将然之先，而以攻治为后”的预防思想，治病善用单方、验方，并重视收集整理民间医药经验。他曾奉诏参加编撰本草和经方，著有《传信方》二卷，此书包括他在连州时，薛景晦送他的十通方及民间经验效方共五十余首，因每方皆有所据，故以传从为名。其内容涉及临床各科，兼载急救内容，用药具有简、便、廉之特色。

十五、昝殷

昝殷，唐代蜀地成都（今四川成都)人，约主于唐贞元十三年(797)，卒于大中十三年（859)，昝氏精医理，擅长产科，通晓药物学，唐大中年间(847～852)，他将前人有关经、带、胎、产及产后诸症的经验效方及自己临症验方共378首，编成《经效产宝》一书，共三卷。

此外昝氏对摄生、食疗也颇有研究。他的食治医方多具取材容易、价廉效验之特点，著有《道养方》、《食医心监》各三卷，今亦存。

十六、甘伯宗

甘伯宗唐代人，生平里籍未详，曾编撰《名医传》七卷。此书集自三皇至唐代名医一百二十人传记，是我国最早之医学人物传记专著，后人称之为《名医大传》或《名医录》。宋代许慎斋将此书人物增至五代时，名为《历代名医探原报本之图》，是一部有传、有图、有赞的医家史传，惜原书早已亡佚，其部分内容散见于宋代《历代名医蒙求》之中。

十七、李珣

李珣，字德润，五代时前蜀梓州(今四川三台)人，生活于九、十世纪。李珣祖藉波斯，其先祖隋时来华，唐初隋国姓改姓李，安史之乱时入蜀定居梓州，人称蜀中土生波斯。李珣兄妹可考者三人，珣为长兄。其妹李舜絃为蜀主王衍昭仪。其弟李玹，字延仪，人称李四郎，喜游历，好摄生，尤以炼制丹药为趣，倾家之产不计，以鬻香药为业，曾为王衍的太子率官。

李珣对药学颇有研究，他曾游历岭南，饱览南国风光，认识了许多从海外传入的药物。著有《海药本草》六卷，以引述海药文献为特点，据现存佚文统计，全书收录药物124种，其中96种标注外国产地。如：安息香、诃梨勒出波斯，龙脑香出律因，金屑出大食国。此外书中记述了药物形态、真伪、优劣、性味、主治、附方、服法、制药法、禁忌、畏恶等。有些条文兼载药名解释。书中收载的海桐皮、天竺桂、没药等为当时其它本草著作所未载。惜原书至南宋已佚，其内容散见于《政类本草》和《本草纲目》等著作中。

十八、韩保升

韩保升五代后蜀(今四川）人，约生活于公元十世纪，生平籍贯史书无载。后蜀主孟昶在位时（934～965)，他任翰林学士，曾奉诏主修《本草》。他与诸医详察药品形态，精究药物功效，以《新修本草》为蓝本，参考了多种本草文献，进行参校、增补、注释、修订工作，编成《蜀雹广英公本草》，简称《蜀本草》，共二十卷，附有《图经》，由孟昶作序，刊行于世。

《蜀本草》内容较苏敬的《新修本草》更为详尽。惜原书己亡佚，其文多为宋唐慎微的《证类本草》及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所采录，在历史上有一定影响。

两宋时期医学家传记

一、刘翰

刘翰(919～990)，宋初沧州临津(今河北沧县)人，世医出身。曾任护国军节度巡官，后周显德二年(955)，因进献《经用方书》30卷、《论候》10卷、《今古治世集》20卷等医学著作，被周世宗柴荣任命为翰林医官。其书交由交馆收藏。宋大祖北征时，刘翰曾奉命随军从行。建隆初年(960)，加升朝散大夫、鸿胪寺丞。建德初(963)，太常寺考核翰林医官医疗技术，绌除技术不精者20余名，而刘翰考核成绩最优。开宝五年(972)，未即位的宋太宗患病，刘翰、马志奉命诊视，痊愈后刘翰迁转尚药奉御，并赐钱物。开宝六年，奉诒与道士马志、医官翟照、张素、吴复圭、王光祐、陈昭遇等同编《开宝新详定本草》20卷。后又与马志修定、李昉、王祐、扈蒙等审校，完成《开宝重定本草》20卷。加官检校工部员外郎。太平兴国四年(979)，命为翰林医官使，再加检校户部郎中，雍熙二年(987)，因误断滑州刘遇疾病预后，坐责，降为和州团练副使。端拱初（988）起为尚药奉审御。淳化元年(990)复任翰林医官使，同年去世，年72岁，

二、孙用和 孙奇 孙兆

孙用和(生卒年不详)，原籍宋代卫州(今河南汲县)，后客居河阳(今河南孟县)。孙氏原为民间儒医，通晓经学，尤其精于医道，善于用张仲景法治伤寒，远近闻名。北宋仁宗的光献皇后入宫前，曾随其做官的叔父在河阳居住。有病时常请孙氏治疗而得愈，入宫后，一次有病，大医治疗无效，经她举荐，仁宗召孙用和治疗而获愈。孙用和被授以宣德郎尚药奉御、太医令充医师等职。仁宗在位期间(1023～1063)，孙氏曾为医师讲授医经达十数年。著有《传家秘宝方》3卷。另外见于书目载录的《孙尚药方》、《传家秘宝脉证口诀并方》各3卷等，疑均为《传家秘宝方》的异名。孙用和医著在宋代《证类本草》与金代场用道《广肘后方》等书中多有引用，国内现存日本影抄本《传家秘宝脉证口诀并方》残本3卷。

孙奇为孙用和长子，与其弟孙兆都是进士出身，孙奇官尚书部官员外郎，孙兆官将仁郎守殿中丞，尚药奉御丞等，均通晓医道，仁宗嘉祐二年(1057)，设“校正医书局”，孙奇与孙兆均为主要成员，参与校正的医书有《伤寒论》、《金匮要略》、《金匮玉函经》、《千会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等。

三、洛钦·仁钦桑布

洛钦·仁钦桑布(958～1055)藏族著名翻译家，兼通医学，于藏历第一铙穷的土马年，即公元958年生于阿里古格地区恰娘汪拉纳，其父名耶协畏。仁钦桑布幼即聪颖，十七岁时到印度留学，达十年之久。他拜纳洛达巴等学者为师，学问大增，学到了各种佛学知识，包括讲述、辩论、著作及翻译的技巧，各种知识都十分纯熟。回藏后，他就从事翻译工作。开始时，主要是译各种佛经，成为藏传佛教后弘期的屈指可数的大译师。

当时，他受到学者拉桑的鼓励，将印度的著名的论师马鸣(梵名阿湿傅窭沙)所著的《八支集要》一书和克汁米尔迦湿弥罗学者班钦达瓦文戛哇对该书的注本《八支要要广注》、《词义月光》(简称《月光》)两部医学书译成藏文，影响很大。

四、王惟一

王惟一，或名惟德，约生活于987～1067年间，里贯无可考。曾任翰林医官、殿中省尚药奉御等职，并在太医局教授医学，王惟一精于针灸，《宋史·艺文志》载有王氏《明堂经》3卷，惜未传世，天圣四年（1026），宋政府再次征集、校订医书，王惟一奉诏竭心，考订针灸著作。仁宗以为“古经训庆至精，学者执封多失，传心岂如会目，著辞不若案形，复令创铸铜人为式。”（王惟一《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夏竦序》中国书店影印本，1987），于是王惟一负责设计，政府组织工匠，于天圣五年(1927)以精铜铸成人体模型两具，王氏新撰针灸著作遂名为《铜人腧穴针灸图经)，该书由政府颁行全国，与针灸铜人相辅行世。

作为官书问世的《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对宋代以前的针灸学成就进行了一次系统的总结，对宋代及后世针灸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针灸铜人的设计和制造，更是医学史上的一大创举，两具铜人作为最早的人体模型和针灸直观教具，在医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王惟一为此做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五、许希

许希生卒年不详。宋·河南开封人，初以行医为业，擅长针灸，后来补入翰林医学，景祐元年(1034)，宋仁宗患病，侍医屡次进药无效。冀国大长公主听说许希的名声，就推荐他诊治。许氏认为应针别心下包络之间，经针刺三次而仁宗病愈。于是许希被任命为翰林医官，赐绯衣、银鱼及金币。许氏用所得赏赐，在开封城西隅修建“扁鹊庙”，并在庙中从事医学教育工作，当时很多人纷纷随他学习医术。后来，朝廷就把太医局设在庙旁，许希后官至殿中省尚药奉御。著有《神应针灸要诀》1卷行于世，今佚。

六、掌禹锡

掌禹锡(992～1068)，字唐卿，北宋许州郾城(今河南郾城县)人，天禧进士，历官道州司理参军、尚书屯田员外郎、井州通判、集贤院校理、崇文院检讨、光禄卿、直秘阁学士。官至太子宾客，博学多闻，好储书，于《易经》、地域、医药诸学均有研究，著述颇多，曾参与编修《皇祐方域图志》、《地理新书》著有《郡国手鉴》等，嘉祐二年(1057)，奉敕与林亿、苏颂、张洞等共同修订《开宝本草》。掌禹锡等又会同医宫嘉宗古、朱有章等，以《开宝本草》为蓝本，参考诸家本草进行校正补充，编撰《嘉祐补注神农本草》20卷，于嘉祐五年(1060)成书。

七、林亿

林亿，生卒年不详。里贯失考，官朝散大夫，光禄卿直秘阁，精于医术，嘉祐二年(1057)宋政府设立校正医书局，林亿为主要校正者之一，他先与掌禹锡，苏颂等校定《嘉祐补注神农本草》20卷，熙宁年间(1068～1077)又与高保衡、孙奇、孙兆等人共同校定和刊印《黄帝内经素问》、《伤寒论》、《金匮玉函经》、《脉经》、《针灸甲乙经》、《诸病源候论》、《千金要方》、《千金冀方》、《外台秘要》等唐以前的重要医著。

八、郭雍

郭雍(1106～1187)，字子和。祖籍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出身儒门，其父师事程颐，对《周易》研究颇深，郭雍能传其父学，通于世务。隐居峡州(今湖北省宜昌)，游浪长杨山谷间，自号白云先生。乾道年间(1165～1173)，经湖北帅张孝详荐于朝，旌召不就，赐号冲晦处士。孝宗知其贤，常对辅臣称道他，并命所在州郡岁时致礼存问，后又封为颐正先生。郭氏笃好仲景之书，研究日深，因感于《伤寒论》已有残缺，于是采《素问)、《难经》、《千金方》、《外台秘要》诸书所论，及朱肱、庞安时、常器之等诸家之说予以补充，于1181丰撰成《伤寒补亡论》20卷。

九、陈承

陈承，生卒年不祥，北宋元祐间（1086～1093）以医术闻世。祖籍阆中(今四川阆中)，为宋初名相陈尧佐曾孙。陈承幼年丧父，与母移居辽淮间，靠行医持家。临证多奇效，喜用凉药，远近闻名。陈承曾将《嘉祐补注神农本草》、《图经本草》合并，附以古今论说和个人闻见，于元祐七年(1092)编成《重广补注神农本草并图经》23卷，陈承还参加了大观年间(1107～1110）《印剂局方》的校正增补工作，官至将仕郎措置药同检阅方书。

十、唐慎微

唐慎微，约生活于11～12世纪间，字审元。原籍蜀州晋阳(今四川崇庆)，出身于世医家庭，对经方深有研究，知名一时。元祐年间(1086～1094)应蜀帅李端伯之招，至成都行医，居于华阳(当时成都府东南郊)，遂为华阳人。唐氏虽语言朴讷，容貌不扬，但睿智明敏，医术精湛，医德高尚。患者不分贵贱，有召必往，风雨无阻。为读书人治病从不收钱，只求以名方秘录为酬，因此学者喜与交游。每于经史诸书中得一方一药，必录而相咨。从而积累了丰富的药学资料。为唐氏编撰《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增广见识，提供了有利条件。1082～1083年间，尚书左亟蒲传正看过该书初稿后，要保荐唐氏做官，但唐氏拒而不受，继续修订增补自己的本草著作，约于1098年以后定稿。完成全书31卷，反映了宋代药物学的发展水平。唐慎微以个人之力完成如此宏伟精湛的药学巨著，刊行之后，产生了重大的国内外影响。

十一、庞安时

庞安时(约1042～1099)，字安常，自号蕲水道人，蕲水(今湖北浠水县)人。出身于世医家庭，自幼聪明好学，读书过目不忘。取黄帝、扁鹊脉书研读，不久即通晓其说，并能阐发新义，时年不满20，后安时病耳聋，进一步钻研《灵枢》、《太素》、《甲乙经)等医籍，经传百家与医药有关者，亦无不涉猎，融会贯通。庞安时医术精湛，能急病人之急，行医不谋私利，常让来诊者在自己家里住下亲自照料，直至治愈送走，他晚年参考诸家学说，结合亲身经验。撰成《伤寒总病论》6卷，对仲景思想做了补充和发挥。其突出特点是着意阐发温热病，主张把温病和伤寒区分开来，这对外感病学是一大发展。

庞氏对《难经》非常推崇，著有《难经辨》数万言，惜未传世。另外，还著有《主对集》、《本草补遗》，均已散佚。

十二、韩祗和

韩祗和，生卒年不详，约生活于1030～1100年间。据《伤寒微旨论》病案记载，韩氏曾于“邢磁二郡”(今河北邢台磁县)，“怀卫二郡”(今河南泌县、汲县)及“滏阳”(在今河北境内)等地行医，或可推断韩氏原籍在今河北、河南两省交界地区。

韩氏对外感热病研究精深，他研习仲景《伤寒论》30余年，于1085年撰成《伤寒微旨论》2卷，两万余字，宏扬仲景思想又富有创新精神。韩氏倡用辛凉解表之法，所制方剂多用柴胡、簿荷、石膏、知母等辛凉清解之品。这不仅在医生习用温药普治外感病的当时具有补偏救弊之功，对于后世温病学的形成也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十三、朱肱

朱肱（约11世纪至12世纪间），字翼中，号无求子，晚号大隐翁，因曾官奉议郎，人称朱奉议。吴兴（今浙江湖州人），元祐三年（1088）进士，但无意为官，退而酿酒著书，其间对《伤寒论》深有研究，值朝廷重视医学，遍求精于医术之人，朱肱遂被征为医学博士，后因书苏东坡诗获罪，被贬于达州（今四川达县），次年还为朝奉郎提点洞霄宫。

朱肱研究伤寒最重经络，认为不识经络，则犹触途冥行，不知邪气所在。在用经络循行部位和生理特点解释伤寒传变的同时，还特别强调脉证合参以辨别病证的表里阴阳。他对外感热病分类命名，施以不同方药，在鉴别诊断和治疗方面具有独到见解。

朱肱先于大观二年（1108）著成《伤寒百问》一书，流传过程中渐有残缺。至大观五年（1112），张蒇据朱肱亲传缮本予以修订增补，终成20卷，改称《南阳活人书》。除此之外，还辑有《内外二景图》。

十四、苏颂

苏颂（1020～1101），字子容。原籍为泉州同安县（今属厦门市）。因同安旧属南安县，故有称其为南安人。苏颂之父苏绅是仁宗朝有名的文字侍臣。曾为官润州丹阳（今属江苏），死于任上，苏颂因随父徒居丹阳，故亦自称丹阳人。

苏颂幼承家教，勤于攻读，深通经史百家，学识渊博，举凡图纬、阴阳、五行、星历、山经、本草无不钻研。庆历二年（1042）中进士。苏颂作为历史上的杰出人物，其主要贡献是对科学技术方面，特别是医药学和天文学方面的突出贡献。

苏颂在馆阁期间，曾与掌禹锡等人奉诏校注《开宝本草》，在编修过程中，苏颂等建议编撰绘有药图的本草书与《嘉祐本草》并行。这一建议很快得到朝廷批准，仁宗敕命由苏颂主持其事。苏颂学识渊博，治学严谨，他考虑到“考证群书，资众见则其工易就；论著文字，出异手则其体不一”，对全书关于形态描述的均予著录，其中虽有与旧说相背的，但亦予保留。若与文献有联系者，即以形类相假而归附之。还搜集了许多民间习用药，附在功用相同的药物条件之下，终于在嘉祐六年（1061）编成此书。

十五、钱乙

钱乙（约1032～1113），字仲阳，原籍钱塘（今浙江杭州）。曾祖时起定居郓州（今山东东平）。姑父吕氏亦晓医术，钱乙稍长即随吕氏习医。他先学《颅囱方》，专攻儿科，以此医名大振。元丰年间（1078～1086），因治愈长公主女儿之病，被授予翰林医官。次年，皇子仪国公患着瘛疭，国医治之不效，经长公主推荐，钱乙以“黄土汤”治愈。遂提升为太医丞并赐紫衣金鱼袋。此后上自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都愿请钱乙诊病。钱乙诊务繁心，几无虚日，不久因病辞职。后，哲宗皇帝又诏钱乙入禁中，留之日久，而终以疾病告归乡里。晚年左手足挛痹不用，寿终家舍。享年82岁。

钱乙博学多识，虽以儿科最为知名，但治病各科皆通，遣方不泥古人，用药灵活善变而自有法度，著有《伤寒指微》5卷，《婴孩论》百扁，惜已散傀，他的临症经验由门人阎孝忠辑成《小儿药证直廖》三卷传世。成为指导中医儿科理论和实践的重要专著。

十六、杨介

杨介，字吉老，生卒年不详，泗州（今江苏盱眙)人。出身于世医家庭，曾为太医生。杨氏治病每多奇效。相传宋徽宗苦脾疾，即以理中汤冰煎获愈，当时运气学说盛行，杨氏却反对根据运气巡方用药。崇宁年间(1102～1063）泗州处决犯人，郡守李夷行遣医生及画工解剖胸腹，察验脏腑，并一一绘制成图。杨介取此图参校古书，又取烟萝子所画，整理订正益以十二经图，撰成《存真环中图》（又名《存真图》）一卷，可借已佚。

十七、董汲

董汲，字及之，生卒年不详；北宋东平(今山东东平县)人。是著名儿科专家钱乙的同乡晚辈，幼年学儒，进士落第后急于养亲，加上自幼体弱多病，放弃功名而从事医学。他广泛读《素问》、《灵枢》及各种方书、本草著作，治疗多获奇效。董汲医术高明尤重医德，“凡人之疾苦，如己有之”。往来于病者之家，虽严寒酷暑亦不辞辛劳，遇有贫困患者还常出钱资助周济。编写《小儿斑疹备急方论》一卷。《脚气治法总要》2卷。此外还撰有《旅舍备要方》一卷。

十八、陈师文

陈师文，生卒年不详，宋代临安(今浙江杭州)人。曾任朝奉郎、尚书库部朗中、提辖措置药局等职。精于医术，与斐宗元齐名，大观年间(1107～1110)，陈师文等建议朗廷修订方书。不久宋徽宗诏准这一请求，并施陈师文，陈承、裴宗元等对和剂局配方进行校订。陈师文等多方搜集资料，严格校订，“校正七百八字，增损七十余方”成《和剂局方》5卷，对后世影响极大。

十九、许叔微

许叔微(1079～1154)，字知可，宋代真州(今江苏仪征县)人，幼年家贫，11岁时其父母于百日内相继病逝，绍兴三年(1133)考中进士。以曾任集贤院学士，故又被称为许学士。

许氏对《伤寒论》研究颇深，著有《伤寒百证歇》、《伤寒发微论》、《伤寒九十论》等书。许氏对杂病辨证亦有独到之处，所著《普济本事方》，载方390余首，对不少相似病证提出了较为可靠的鉴别方法，在理论上，许氏对脾与肾的关系提出了独到见解，他认为补脾须先补肾，若肾气不足，真气虚衰，自不能消化食物。对后世脏象学说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许氏除传世的《伤寒百证歌》、《伤寒发微论》、《伤寒九十论》、《普济本事方》外，还撰有《仲景三十六脉法田》、《伤寒类论》、《治法》、《辩类》等，但均已散佚。

二十、宇陀萨玛·元丹贡布

宇陀萨玛，一译新宇陀、后宇陀或小宇陀(1126～1202)，藏族杰出医学家，生于藏历第二个绕穷的火马年，即公元1126年，家乡是年堆·阁希—热塘，是吐蕃时期宇陀宁玛(老宇陀)的第十三世后代。

据传，他从小聪敏，八岁即开始攻读医学典籍，不久就开始行医。十四岁时，他曾治好一学者绕顿·贡却金的象皮病，该学者后来也学了医学，并在前藏地区得到卫巴达札的进一步医治，且获得他授予的一部《四部医典》。为了报答宇陀萨玛苏病之恩，他将此经典著作转赠给宇陀，同时赠与的还有他自己对此经典的注疏。宇陀如获至宝，悉心钻研，十八岁起，他先后六次赴印度、尼泊尔、斯里兰卡等地学习，拜当地许多贤达为师，学到古印度不少医学典籍，丰富了自己的知识。

宇陀萨玛的医学著作十分丰富，其中较重要的有《大小八支集要》、《马鸣医学集总注·观察宝鉴》、《切脉学五章》、《实用小卷》、叫《小续甘露精要》、《秘方三纸卷》、《验方小卷》。但其主要贡献在于对《四部医典》的厘定，在此之前，老宇陀著成《四部医典》后，并未曾流行，而是被王室秘藏，后被人发现而流入民间。经贡却觉献给小宇陀后，又回到手陀家族手中，他把自己的经验与原书相结合进行彻底的修定，不全的予以补充，把《月王药治》中有关脉诊、尿诊、五行生克、茶碗等内容补充进去，对原书的注文、正文都作了校正，把全书分成十八支。这才使《四部医典》定型而流传于后世。

二十一、施发

施发(1190～？)，字政卿，永嘉(今浙江省永嘉县)人，青年时代攻读医学并举子业，专心致力医学研究，对疾病诊断理论及技术用力尤勤，取《内经》、《族经》、《甲乙经》之说，与有关脉学、诊法论著相互参正，分门别类，撰成《察病指南》3卷。书中以脉诊内容为主，沿用“七表八里九道”24脉分类法，创造性地绘制了33幅脉象图，是现存较早的一部诊断学专著。并撰成《续易简方论》6卷，另外，还撰有《本草辨异》一书，今佚。

二十二、宋慈

宋慈(1186～1249)，南宋法医学家。字惠父，建阳(今属福建)人，自幼勤奋攻读，好学不倦。入太学之后，成了理学家真德秀的学生。嘉定十年(1217)登进士第，他曾任长汀县令、福建路邵武军，替人民作了许多有益的事。

嘉熙三年(1239)，宋慈升充提点广东刑狱。嘉熙四年，移任江西提点刑狱兼知赣州。淳祐元年(1241)，知常州军州事。淳祐五年（1245），开始收集编写《洗冤集录》资料，淳祐七年(1247)，除宋慈直秘阁，提点湖南刑狱，兼大使行府参议官，协助处理军政要务。

宋慈在长期从事提点刑狱工作中，认为检验乃是关系整个案件“死生出入”、“幽枉曲坤”的大事（《洗冤集录·宋慈序》），因此自己对于狱案总是“审之又审，不敢萌一毫慢易心”；通过认真审慎的实践，宋慈总结出一条重要的经验：错案、冤案与检验经验不足有密切关系。于是博采近世所传诸书，自《内恕录》以下凡数家，会而萃之，厘而正之，增以已见，总为一编，名曰《洗冤集录》。刊于湖南宪治，供省内检验官吏参考，籍经达到“洗冤泽物”的目的。这部法医名著一经问世迅速传遍全国各地，并成为后世众多检验书籍的祖本。宋慈死后，理宗为了表彰他的功绩，曾为其御书墓门。

二十三、陈文中

陈文中，字文秀，生卒年不详，宿州符篱(今安徽省宿县)入。家乡为金人攻占后逃归南宋。曾任和安郎判太医同兼翰林良医等职。精通内科、儿科。在江苏涟水一带行医15年，救治病人很多。集家传己验之方，于1254年撰成《小儿痘疹方论》一卷，对痘疹进行了专门论述：除《小儿痘诊方论》之外，陈氏还撰有《小儿病证方论》四卷，论叙小儿的保养和发育，小儿指纹及面部形色望治，并论惊风及痘疹证治，附列方药。1958年商务印书馆将陈氏二书合刊，名为《小儿病源痘疹方论》。陈氏学术以重视脾胃、善用温补为重要特点。

二十四、杨士瀛

杨士瀛，字登父，号仁斋，生卒不详，三山(今福建省福州市)人，出身于世医家庭，自幼习医，对《内经》、《难经》、《伤寒论》等古典医籍及历代医学名著研究颇深，在脉学、伤寒、儿科及内科杂病方面有一定成就，所撰《伤寒类书活人总括》7卷，乃总括张仲景《伤寒论》及朱肱《类证活人书》，并参附自己的学术见解而成，每条都冠以歌诀，便于后学记诵，其《亡斋直指方论》26卷，融会前人效方及自家经验，据证释方，对内科杂病证治作了综合论述，示读者以规矩准绳。后世将以上三书合刊，名为《杨仁斋著作三种》。除此之外，杨氏还撰有《医学真经》、《察脉总括》等，今佚。

辽夏金元时期医学家传记

一、成无己

成无己(1066?～1156?)。据张孝忠《注解伤寒论·跋》称，成氏1156年已90余岁尚健在，可知其生于1066～1156年间。聊摄(今山东与聊城县、茌平县一带)人，靖康后聊摄入金，遂为金人。出身于世医家庭，生平事迹欠详。撰有《注解伤寒论》、《伤寒明理论》行世。

成氏《注解伤寒论》的刊行，使仲景《伤寒论》原文变得通俗易懂，对《伤寒论》的广泛流传和后世伤寒学派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刘完素

刘完素(约1110～1200年)，字守真，别号守真子，自号通玄处士，金比河间(今河北河间)人。又传原籍为河北甘肃宁杨边村(今师素村)，他自幼聪慧，耽嗜医书，因母病，三次延医不至，不幸病逝，遂使之立志学医。他初曾拜陈先生（陈师夷？)为师，学成后独立行医，声誉渐隆。其为医，独好《素问》，朝夕研读，手不释卷，终得要旨，并根据其原理，结合北方环境气修特点，及民众饮食醇厚、体质强悍的特性，围绕《内经》病机十九条，倡伤寒火热病机理论，主寒凉攻邪，善用防风通圣散、双解散等方治疗，名盛于大定、明昌年间(1161～1195年)。金彦宗曾三次征聘，坚辞不就，章亲爱其淳素，特赐号为“高尚先生”。随着他的创新理论广泛流传，师从者甚多，先后有穆子昭、马宗素、镏洪、常德、董系、刘荣甫、荆山浮图等从之，私涉者也不少，如张从正、程辉、刘吉甫、潘田坡等，最终形成明显的寒凉攻邪医风。开创了金元医学发展的新局面，形成金元时期一个重要学术流派“河间学派”。

刘氏一生著述较多，主要有《黄帝素问宣明论方》(1172年)15卷，《素问玄机原病式》(1186年)，《内经运气要旨论》(即《素问要旨论》)，《伤寒直格》(1186年)3卷，《伤寒标本心法类萃》(二卷)，《三消论》《附《儒门事亲》)，《素问药注》(已佚)，《医方精要》(已佚)，其他托名刘完素的著作还有《习医要用直格并药方》、《河间刘先生十八剂》、《保童秘要》、《治病心印》、《刘河间医案》等。后人多把完素的主要著作统编成“河间六书”、“河间十书”等，其中或加入金元其他医家的著作。

三、张元素

张元素(1131？～1234？年)，字洁古，金比易水(今河北易县)人，他自幼聪敏，8岁应“童子举”，27岁试“经义”进士，因犯“庙讳”而落榜，遂弃仕从医。初医术不精，经深入研究《内经》等医学经典，医术大进，一次当时名医刘完素患伤寒多日，头痛脉紧，呕逆不食，自治不效，张元素前往诊候，刘氏对他十分冷淡，元素言之于医理，用药一剂而愈，使刘完素大服其能，元素由此显名。

洁古重视脏腑辨证及扶养胃气的思想，对李杲创立以“补土”为特色的系统的脾胃理论有重要影响，并最终成为“易水学派”最突出的理论特色。张元素的学术思想形成以后，经过诸弟子及后代医家的继承、发展、在元代成为与“河间学派”具有不同学术风格的一大流派，两派相互争鸣，又相互促进，最终带来整个金元医学的繁荣。

现存张元素的学术著作不多，主要有《医学启源》、《珍珠囊》(节本)、《洁古家珍》等。

四、张从正

张从正(约1156～1228)，字子和，号戴人。金代睢州考城(今河南兰考县)人。幼好读书，酷爱作诗，性格豪放，不拘细节，家世业医，居陈州宛丘(今河南淮阳县)。后住浑源(今山西浑源县)，从刘从益门下习医，深受当时盛行刘完素学说的影响，大定、明昌间(1161～1195年)，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医学理论，以高操的医术闻名于世。兴定(1217～1223年)中，被征召入太医院任职，后因与时医医风不合，不久即辞职，回到家乡宛丘行医。曾有张伯全等人从其学医。当时已具盛名的文人麻知几(九畴)与他有深交。他常与麻氏和常仲明（用晦）等讨论医学疑难问题，后又由他们协助，于1228年撰成《儒门事亲》一书。其中前三卷为张氏亲撰，后十二卷则由麻氏、常氏润色整理而成，该书集中反映了他学术思想的特色。

张从正学术思想形成之时，正值刘完素“寒凉”理论兴起。张氏私淑刘完素的基本思想，力矫世医好用温补之时弊，宗《内经》、《难经》之旨，及仲景汗、吐、下三法，创立了以“攻邪论”为中心的理论学说。

张从正创新理论诞生以后，时后来“金元医学”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其学后又下传麻知几、常仲明、张伯全等人，继续得列流传和发展，形成金元医学一大学术流派“攻下派”。传张从正还曾撰有《张氏经验方》、《伤寒心镜》等书，惜均未存世。

五、李杲

李杲(1180～1251年)，字明之，晚号东垣老人，金朝真定(今河北正定县)人。他出身子一个富豪家族，父辈好读书，招待宾客，常有名士拜访他家，他虽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但自幼即异于群童，及长忠信笃敬，慎交游，与人交往无戏言。曾从王内翰(从之)学《论语》、《孟子》，从马内翰(叔献)学《春秋》。家里富庶时，他便建书院待士人，对贫困者也尽力周济，如泰和中(1201～1204年)家乡闹饥荒，民多流亡，他极力赈救，活人甚众。他自幼好读医书，20多岁时因其母王氏患病死于庸医之手，遂立志学医。当时易水洁古老人张元素，医名很大，他听说后即师从之，仅数年尽得其术而归，开始行医。不久即以高超医术闻名于世，尤善治伤寒、痈疽，眼病等疾。后因避战乱，到汴梁，目睹城内疫病流行惨状，感触极深。从中原北返后，寄居鲁北东平、聊城一带，以医为业达六年，1244年回归故里，临床之余，将多年经验体会吾述立说，创立了以“内伤脾胃”学说为主体的理论体系。他的理论学说庭生后，得到其弟子王好古、罗天益等人的继承发展。后世师从、私淑者甚多。形成延续至今的学术流派“补土派”，李杲也因此被尊为该学派的始组。

李杲以洁古扶养胃气思想为主旨，结合自己多年临床体会，围绕“内伤脾胃”诸证的病因、病机、诊断、治疗等理论，作了系统阐发，他联系《内经》“人以谷气为本”，提出了“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的观点。他认为脾胃为元气之本，元气为健康之本，膊胃伤则元气衰，疾病生，治疗上他主张：外感热病用刘完素寒凉之法，内伤热证则取曾温除热，扶正祛邪，即升举清阳，温补脾胃，潜降阴火，并创制补中益气汤、升阳散火汤等一系列名方，治疗脾胃内伤诸疾。后世师从、私淑者甚多，形成延续至今的学术流派“补土派”，李杲也因此被尊为该学派的始祖。

他的理论学说诞生后，得到其弟子王好古、罗天益等人的继承发展。

李杲的著述较多，主要有《内外伤辨惑论》(1247)三卷，《脾胃论》(1249)三卷；及经罗天益整理后的《东垣试效方》（1266）九卷；《兰室秘藏》(1276年)三卷，《用药法象》一卷，附《东垣试效方》、《医学发明》。其他著作还有《伤寒会要》(佚)，《活法机要》(存)，以及题为李杲的《东垣心要》(佚)，《脉理玄微》(存)，《珍珠囊药性赋》(存)等十余种，多为后人托名之作。

六、窦默

窦默(1196～1280)，字自声，早年名杰，字汉卿。广平肥乡(今日河北)人。窦氏自幼好学。元兵伐金，他一度被浮，家破母亡，于是南渡黄河，依靠母族吴氏。后来有一姓王的老医生将女儿嫁与他为妻，并劝他从书医业。不久窦氏各居蔡州(今河南汝南一带)，遇名医李浩，得其铜人针法，针术遂精，中统元年(1260)授翰林侍讲学士，至元十七年(1280)加昭文馆大学士。同年卒，归葬肥乡，追赠太师，封魏国公，谥文正。后人习称窦太师。

窦默是我国针灸史上的名家之一，他的“流注八穴”、“补泻在于手指”、“莫如用针”、“气至沉紧”等针灸学说，对后世针灸医家颇有影响，对针灸学的发展具有一定贡献。

七、罗天益

罗天益(1220～1290年)，字谦甫，元代真定路嵩城人(今河北嵩城县)。他幼承父训，有志经史。精。李杲晚年(1244年以后)，学医数年，尽得其术。李杲身后，他整理刊出了多部李杲的医学著作，对传播“东垣之学”起到了重要作用。1251年后，他自师门回乡行医，以善治疗疮而显名，为元太医，元兵南下。罗天益一再随军征战，他在军中，还四处访师问贤，以提高医术，晚年诊务之余，他以《内经》理论及洁古、东垣之说为宗，旁搜博采众家，结合自己的体会，于1281年撰写了《卫生宝鉴》二十四卷。

罗天益生活于金末元初，他的学术思想遥承于洁古，授受于东垣，又突出脏腑辨证、脾胃理论、药性药理的运用的“易水学派”特色，成为易水学派理论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承前启后的一位重要医家。

他的主要学术思想反映在《卫生宝鉴》一书中，他还撰有《内经类编》、《药象图》、《经验方》、《医经辨惑》(见刘因《静修文集》)等书，均佚。经过整理的张元素的著作有《洁古注难经》。

八、爱薛

爱薛(Isa，1227～1308)，拂林(在今阿拉伯权利亚共和国西部)人。出身于景教徒世家，祖父名不阿里，父名不鲁麻失，博学多才。爱薛继承家学，通西域诸部语，擅长星历、医药之术。1246年前后，他代父应蒙古定宗贵由之召，来到蒙古国，以教士兼侍医身分入侍贵由与其叔母唆便禾帖尼。后娶唆鲁禾帖尼同族侍女撒刺为妻，夫妻俩曾经担任过蒙古宪宗蒙哥的公主的傅父和傅母，深为蒙哥一家所亲信。

世祖中统年间(1160～1264)，爱薛建议设西域星历、医药的专署，中统四年(1263)，忽必列命他负责西域星历、医药二司事。西域医药司约于1268改置为广惠司。仍被命主持其事，广惠司为元代主要的回回医药专门机构，终元一代，在元代医政机构中占有较高地位。至元二十四年(1287)，任秘书监卿，掌历代图籍和阴阳禁书。至元二十六年(1289)，领崇福司，掌也里可温教宗教事务，至元三十一年(1294)，升翰林学士承旨，兼修国史。成宗大德十一年(1307)，封秦国公，次年去世，追封拂林王，谥忠献。

爱薛还创立了阿拉伯式医院——京师医药院，曾由他的妻子撒刺主持。长子野里牙，曾任太医院史。爱薛及其家人，是首次在中国医政机构中担任主要负责人的外域人士，他们为回回医药在中国的传播起有重要作用。

九、王好古

王好古(1200?～?)，字进之(一作信之)，号海藏，赵州(今河北赵县)人。王氏自小聪明好学，成年后博通经史，究心医道。他少时曾经与李杲一同受业于张元素(年辈较李氏为晚)，后来又从师兄李杲学医。

王好古以儒者而习医，特别喜好经方。其造诣很深，后来又尽得张、李二家之传，成为易水学派又一名家，他的学术思想，尤以阴证学说为独到之处，并受到后世医家的重视，有较大的影响。

王好古一生著述较多，可考者达20余种，其中《医垒元戒》12卷、《阴证略例》1卷、《汤液本草》3卷、《此事难知》2卷，乃王氏代表作，备受后世医学家之推重。现存尚有《伊尹汤液仲景广为da法》4卷、《斑疹论》1卷均佚。

十、许国祯

许国祯(生卒年不祥)，字进之。元绛州曲沃(今属山西)人。祖父许济为金代绛州节度使，父许日严为荣州节度判官，皆通医，母韩氏，曾以食医身分侍奉元世祖忽必烈之母庄圣太后唆鲁禾帖尼。

许国帧博通经史，尤精医术。世祖即位前即召他至翰海(今阿尔泰山)，留守掌医药。许氏忠正敢谏，深得世祖信任，并曾治愈了世祖的足疾。世祖即位，授荣禄大夫、提点太医院事，赐金符。后又改授金虎符，迁礼部尚书，拜集贤大学士，进光禄大夫。至元二十五年(1288)九月主持编修《至元增陷本草》，是元代唯一官修本草，惜书佚不传，后又撰成《御药院方》11卷，此书所辑多为南宋、金元医方，若干成方不见于其它方书，对临证应用有一定参考价值。此书并流传至朝鲜、日本等国。

十一、曾世荣

曾世荣(1253～?)，字德显，号育溪，衡阳(今属湖南)人。幼年习儒，后从世医刘思道习医多年，颇有领悟，渐精于儿科并知名于时。审证处方，每有独到之处，为人仁笃，重义轻利，深为时人所敬重。

曾世荣曾将刘思道的方论、诗诀等遗著详加编次，删增补缺，又旁求当时明医论述，并汇集自己平时论证与方剂，于至元三十一年(1294)撰成《活幼心书》3卷，刊行于世。另著有《活幼口议》20卷，论述儿科医理。以上两书均存于世。

十二、杜本

杜本(1276～1350)，字伯原，又字原父，号清碧，元江西靖江人。杜氏性格沉静少言，以苦心研读经史为志趣，并且博学善文，诸如天文、地理、律历、度数、书面无不通习。顺帝至正三年(1343)，朝廷修三史，拟从蒙古、色目、汉人、南人中各选一处士参与其事，经左丞脱脱举荐，杜氏以南人处士征授翰林待制、奉训大夫，兼国罗院编修官，行至钱圹，他以疾病为由辞归。卒葬福建崇安县南存心桥西。

杜氏兼通医学，于顺帝至正元年（1341）撰成《敖氏伤寒金镜录》1卷，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舌诊专著，杜氏尚有《四书表义》等非医学著述。

十三、王与

王与(1260～1346)，字与之，浙江温州人。著名法医学家。王与少年好学，尤重法律，军方弱冠，任郡功曹，从事勤敏。岁逢荒年，守承罔然无措，经王与努力，散放官米，使民得活。后升任杭州路盐官，州提控案牍，经常参加验尸，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州路总管知事，后转任湖州录事，请老，终于承直郎温州路乐清县尹。

王与一生精明法律，著有《无冤录》、《钦恤集》、《礼防书》、《刑名通义》等书，为从政者多所取法。《无冤录》一书，蜚声中外。

王与退休后，居于水嘉县，颇受乡里爱戴，有力所不及求于公者，无不给以帮助，终于至正六年(1346)，年八十有六，葬于家乡马岙。

十四、宋震亨

朱震亨（1281～1358），字彦修。婺州义乌（今浙江义乌县）人，因世居丹溪，人尊称“丹溪翁”。

朱氏自幼聪明好学，稍长即学习经书，意欲通过科举以登仕途，后往八华山随理学家许谦学习道德性命之说，对理学深有造诣。放弃举子业，专心致力于医学。

泰定乙丑(公元1325年)夏拜罗知悌为师，罗氏以刘完素、李东垣、张于和之学，遂以经义解诸家之说传授丹溪。朱氏学成后返归乡里，数年之间，医名大振。

丹溪精于文字及古代哲学，善以《周易》、《礼记》等书中的哲学思想与《内经》相联系，于医学理论颇有建树，尤其是他提出的“阳有余阴不足沦”及“相火论”，对后世深有影响。

丹溪著有《格致余论》、《局方发挥》、《本草衍义补遗》、《伤寒辨疑》、《外科精要新论》。另外，《脉因证治》、《丹溪心法》、《金匮钩玄》等书，亦署丹溪之名，但或为门人编辑，或为伪托之作。

丹溪在《同方》盛行、温燥成习的时代，提出“阳有余阴不足论”和“相火论”，在养生方面主张护惜阴精，治病方面力倡滋阴降火，对医学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后世称之为“滋阴派”，列于“金元四大家”之一，标志着人们对他的推崇和赞扬。但对阳气重视不够，未免有片面之失。

十五、忽思慧

忽思慧，一译和斯辉，生卒年月不详，蒙古族(一说为元代回回人)，约为13、14世纪间人。

忽思慧是一位很有成就的营养学家，在我国食疗史以至医药发展史上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赵国公常普兰奚任徽政院使，掌管侍奉皇太后诸事，忽思慧约于是年被选任饮膳太医，入侍元仁宗之母兴圣太后答己。其间，他与常普兰奚在食疗研究方面密切合作，后来他供职中宫，以膳医身分侍奉文宗皇后卜答失里，所以忽思慧在元廷中主要是以饮膳太医之职侍奉皇太后与皇后。

忽思慧长期担任宫庭饮膳太医，负责宫庭中的饮食调理、养生疗病诸事，加之他重视食疗与食补的研定与实践，因此得以有条件将元文宗以前历朝宫廷的食疗经验加以及时总结整理，他还继承了前代著名本草著作与名医经验中的食疗学成就，并注意汲取当时民间日常生活中的食疗经验。正是在这神情况下，他编撰成了营养学名著《饮膳正要》一书。

十六、危亦林

危亦林，生卒年不详，字达斋。祖籍抚州(今江西抚州市西)，后迁南丰(今江西南丰县)，出身子世医家庭，高祖危云山随董奉二十五世孙董京习大方脉（内科），尔后医道五世不衰。其伯祖危子美专妇人及正骨金镞等科。其父危碧崖，随周伯熙习小儿科，进而学眼科，兼疗瘵疾。危亦林自幼好学，20岁开始业医，除继承祖传医术外，还研究疮肿、咽喉、口齿等科，医术全面，而以骨伤科最有成就。于1337年撰成《世医得效方》19卷。经太医院审问后，于1345年刊行。

《世医得效方》的骨伤科成就，代表了金元时期中国骨伤科的发展水平，居于当时世界医学的前列。

十七、沙图穆苏

沙图穆苏，一译萨里弥实或萨德弥实(生卒年不详)，字谦斋，蒙古族。元泰定年间(1324～1328)，以御史出为建昌(今江西南城)太守，兼通医学。他在为官余暇，还留意于医药方书之事，常常思究疾病发生的缘由，考核适用的方药，用心搜集前代方书所未载的方剂。并在临证中审慎验证，往往获得效验，日久便积累了丰富的资料。约于1326年，有医生参与帮助整理，订正成书。因他以“瑞竹”为其堂号，所以将书名取为《瑞竹堂经验方》。

十八、滑寿

滑寿(约1304～1386)，字伯仁，晚号樱宁生，祖籍襄城（今河南襄城县），后迁仪真（今江苏仪征县），又迁余姚《今浙江余姚县》。滑寿自幼聪明好学，善诗文，通经史诸家。先从京口（今江苏镇江市)名医王居中学医。研读《素问》、《难经》，颇有心得，遂著成《读素问抄》和《难经本义》二书。继之精心研究张仲景、刘守真、李东垣诸家之说，融会贯通，深有造诣。后来又随东平(今山东东平县)高洞阳学习针法，遂对经络悉心研究，取《内经》等书中有关经络的理论，撰成《十四经发挥》3卷。

滑氏医学著述除以上3种外，还有《读伤寒论抄》、《诊家枢要》、《痔瘘篇》、《医韵》等。后二书散失。

明代医学家传记

一、戴思恭

戴思恭(1324～1405)，字原礼，号肃斋，婺州浦江(今属浙江诸暨县)人，家世业儒，并数世业医。父戴士尧(1307～1349)是文学家戴良之兄。早年弃儒学医；弟思温，字原值，号益斋，亦以医名。元至正三年(1343)，戴士尧携子思恭、思温至义鸟，投丹溪门下学习。戴氏还从罗知悌学过医。

洪武间，以太医院石逵荐，入为御医。受朱元璋赏识，授迪功郎、正八品御医，建文初，升任太医院使。永乐元年(1402)，乞归，奏章四上，方准其请。

戴氏临证，辨证细，用药准，著有《秘传证治要诀及类方》、《本草摘抄》、《类证用药》；《推求师意》、校补有朱丹溪的《金匮钩玄》等。《秘传证治要诀及类方》刊于1443年，以论述内科杂病证治为主。

《推求师意》为阐发丹溪未尽之意而作，原无刻本，嘉靖中汪机得之，为汪氏弟子陈桷校刊，书名为汪氏所题。凡2卷。

《金匮钩玄》，朱丹溪撰，戴氏作了订正和校补，约成于1358年，凡3卷。

戴氏尊丹溪，对六郁辨证及治法，都很精审。指出传化失常是致郁关键，在郁证中又以中焦致郁居多，深化了丹溪六郁之说。戴氏对刘完素、张子和、李东垣诸家说，俱深入钻研，择善而从，不拘一家，无门户之见。

二、王履

王履(1332～1391)，字安道，号畸叟，又号奇翁、抱独山人。江苏昆山人，著有《医经溯洄集》1卷、《百病钩元》20卷、《医韵统》100卷，以及《小易赋》、《十二经络赋》等。惟《医经溯洄集》行世。洪武四年(1371)至长安，任秦王府良医正10余年。1383年，登华山巅，绘华山风景画40幅，写诗150首，画现存放富博物院。

《医经溯洄集》，撰于1368年，载医论21篇。书名溯洄，寓推溯医源义，探讨《内经》、《难经》、《本草经》、《伤寒论》及历代诸家之作，提出不少独见。

王氏对伤寒温病之辨颇精，谓温病是“感天的恶毒异气”而致，“温暑及时行寒疫、温疟、风温、温毒，决不可以伤寒六经诸病为通治”。

王氏对宋以来伤寒397法之说提出异议，认为应把《伤寒论)作方法论读，“读者当活法，勿拘执”。这是一个重要思想。

王氏评论以往医家，每有创见。其论“外感法仲景，内伤宗东垣，杂病主丹溪”等，为学医者之标的，至今医界多所遵循。

子伯乘永乐中以医鸣于两京，无嗣，传其秘于婿沈仲实。仲实孙承先，亦善医，安道有徒许谌，字元孚，谌婿太仓陶治，传其业。

三、熊宗立

熊宗立(约1415～1487)，一名均，字道轩，自号勿听子，建阳(今福建建阳县)人。从刘剡学医卜术，推崇五运六气之说，著述甚丰，日本医生真长兰轩曾从其学。

著有《名方类证医书大全》24卷(1447)、《黄帝内经素问灵枢运气音释补遗)1卷，《勿听子俗解八十一难经》(又名《新编俗解八十一难经图要》)7卷(1438)，《伤寒运气全书》(又名《伤寒活人指掌图论》)10卷(1458)，《医学源流》1卷，《增补本草歌括)8卷，《山居便宜方》16卷，《备急海上方》2卷，《妇人良方补遗大全》1卷，《类证注释钱氏小儿方诀》，注有宋代陈文中《小儿病源方论》10卷。

四、韩懋

韩懋，(1441～1522?)，又名白自虚。字天爵，号飞霞子，人称白飞霞。正德间，武宗赐号抱一守正真人，四川泸州人。出身官宦之家，因生来孱弱，父母多病，科举失利，遂学医。曾师辜其表鼻华恒岍、金华王山人、武夷仙翁黄鹤老人，又得峨眉高人陈斗南秘术。医术精湛，游走半天下。

韩氏通易，尊《素》、《难》如六经，认为丹溪“能集名医之大成”。著有《韩氏医通》2卷，《杨梅论治方》1卷；《海外奇方》等，现仅存《韩氏医通》，是一部少而精之作。

韩氏重脾胃中和之气，所制三子养亲汤、黄鹤丹等。药仅二、三味，功效显著，至今为临床喜用。

五、王伦

王伦(1453～1510)。字汝言，号节斋。先世居陕西铜川，五代时迁居浙江慈溪。出生于官僚家庭。1484年举进士，历官礼部郎中、广东参政、湖广右布政使、副都御使、湖广巡抚。因父病精医，兄经，进士，亦知医。王氏从政期间，坚持医事活动。

著有《明医杂著》6卷、《本草集要》8卷、《医论问答》、《节斋胎产医案》、《节斋小儿医书》等。

王氏在医理上主张，“宜专主《内经》，而博观乎四子”。认为仲景、东垣、河间、丹溪四子之书“各发明一义”，博观乎四子之学，“斯医道之大全矣”。

六、汪机

汪机(1463～1539)，字省之，号石山居士。安徽祁门人。幼习举子业，屡试不第。因母病究心医学，遂弃儒学医。父汪渭，字公望，当地名医，著述甚多，有《医学原理》13卷(1519)，《读素问钞》3卷、补遗1卷(1519)，《运气易览)(1519)、《伤寒选录》8卷、《补订脉诀刊误》2卷(1523)、《外科理例》8卷(1513）、《痘疹理辨》2卷(1531)、《针灸问对》3卷(1532)。编辑有戴原礼《推求师意》。生平治验由弟子陈桷(字惟宜)编成《石山医案》4卷(1519)。汪氏还编有《本草会编》20卷，已佚。

汪氏宗《内经》、《难经》，强调治病以调补气血为主，尤重理气。

在外科治疗中，强调“外科必本于内，知乎内以求乎外”，应以补元气为主，以消为贵，以托为畏，对外科发展有较大影响。

针灸上本《素》、《难》，认为针能治有余之病不能治不足之病；灸有补无泻，针有泻无补。

汪氏治病、效验着著，声名很高。

七、薛己

薛己(1487～1559)，字新甫，号立斋。吴郡(今江苏苏州市)人。父薛铠，字良武，府学诸生，弘治中以明医征为太医院医士，以子已故赠院使。治疾多奇中，以儿科及外科见长。薛氏得家传，原为疡医，后以内科擅名。1506年，薛已补为太医院院士；1511年，经外差初考考满，升任吏目；1514年，升御医；1519年，任南京太医院院判；1530年，以奉政大夫南京太医院院使致仕。薛己离职后，不辞辛苦，常远到嘉兴、四明、下堡、横金等处行医。薛氏勤于著述。

薛氏著述大致有三类，一类是他自己的著述，有《内科摘要》2卷，《妇科撮要》2卷，《过庭新录》(一名《保婴金镜录》)1卷，《外科发挥》8卷，《外科新法》7卷，《外科枢要》4卷，《正体类要》2卷，《口齿类要》1卷，《疬疡机要》3卷，《外科经验方》1卷。《内科摘要》是我国第一次以内科命名学科及书名者。《疬疡机要》是麻风专著；《正体类要》是正骨科专书；《口齿类要》是口腔和喉科专著，都是现存最早的专科文献。

第二类是经他校注和增补的著作，有宋代陈自明《妇人良方大全》24卷、《外科精要》3卷；宋代钱乙《小儿药证直诀》3卷；宋代陈文中《小儿痘疹方论》1卷，王纶《明医杂著》6卷；倪维德《原机启微》3卷；薛铠《保婴撮要》20卷。薛氏校书，常附以己见和医案。如对《妇人大全良方》，增加候胎、疮疡两门，附有个人治验和方剂，对《原机启微》，也有增补。

第三类纯属校刊性质。有滑寿《十四经发挥》3卷，杜本《敖氏伤寒金镜录》1卷，徐用诚《本草发挥》4卷，陶华《痈疽神秘验方》1卷。

薛氏重视脾胃与肾命，主张人以脾胃为本，临证多用甘温益中、补土培元等法。

八、万全

万全(1495～1580)，又名全仁，字事，号密斋。湖北罗田人。祖籍豫窜(今江西南昌市)。祖父杏城，以幼科闻名乡里。父菊轩，因兵荒定居罗田大河岸，以幼科名，“远近闻而颂之”。万氏因科举失意，乃矢志医学。

万氏广纳前人经验，继承家学，著书立说，撰有《保命歌括》35卷，《伤寒摘锦》2卷，《养生四要》3卷，《内科要决》3卷，《幼科发挥》4卷，《育婴秘诀》4卷，《痘疹心法》23卷、《片玉新书》5卷，《片玉疽疹》13卷，《广嗣纪要》16卷。合为《万密斋医书十种》，凡108卷，70余万字。此外，有手秒墨本10余种，现存有《万氏外科心法)、《酒病点点经》、《万氏秘传眼科》，并收集到刊本《痘疹歌括》和《幼科指南》。

万氏以儿科及妇科见称。儿科宗钱乙，重小儿护养和疾病预防，辨证强调四诊兼顾，治方重视脾胃。家传方中的牛黄清心丸、玉枢丹、安虫丸等，有良效，有些至今为临床习用。

九、高武

高武，生卒年月不详，约生活于十六世纪。号梅孤，鄞县(今浙江宁波)人，喜读书，天文、律吕、兵法、骑射无不娴习。嘉靖间，中武举，以策干当路，因不合弃归。晚年研究医学，尤长针灸。著《针灸聚英》4卷(1529)，《针灸节要》3卷(1537)，《痘科正宗》4卷，还有《射学指南》、《律吕辨》、《发挥直指》等。

高氏为订正穴位，亲制针灸铜人模型三具，男、女、童子各一，在针灸史上针灸史上是少见的。

十、李时珍

李时珍(1518～1593)，字东璧，晚号濒湖山人，蕲州(今湖北蕲春县)人，生于世医之家。祖父为铃医。父李言闻，字子郁，号月池，当地名医，曾封太医院吏目，著有《四诊发明》、《奇经八脉考》、《蕲艾传》、《人参传》、《痘疹证治》等。兄名果珍。李氏14岁中秀才，三次赴武昌乡试未中，遂专志于医。

李氏博学多艺，乡试失利后，从理学家顾日岩处学过经学。上自经典，下及子史百家，靡不阅览，对理学有很深造诣。李氏承家学，阅读医书，教授生徒，为贫民治病，多不取值。1548年，治愈富顾王朱厚之子，被聘为楚王府奉祠，掌管良医所，被荐为太医院判。

1552年，李氏开始搜集材料，为编著《本草纲目》作准备。李氏编著《本草纲目》，以宋代唐慎微《证类本草》为蓝本，集唐、宋诸家本草之精萃，益金、元、明各家药藉之不足、继承我国本草研究的传统，独辟蹊径，把本草学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李氏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很有特色，达到一个新水平。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自己的实践经验为基础，改善了古代科学方法，积累了科学研究的新经验。李氏成功地运用了观察和实验、比较和分类、分析和综合、批判继承和历史考证方法。

观察和试验是本草药研究的基本方法。李时珍对药物采用亲自采集、仔细观察，以得其真的方法，获得很大成功。分类是科学研究的重要任务，分类使药物研究体系化，关键还是如何确立分类的标准。李时珍打破本草学沿用已久的上中下三品分类法，建立了三界十六部分类法，使分类体系更为科学化。

除三界十六部分类法，他还在陶弘景主治药分类法基础上，建立了更完善的百病主治药分类法，创立了药物归经分类法。

李时珍为弄清每味药物，提出释名、集解、辨疑、正误、修治、气味、主治、发明、附方八项任务，这八项不是每味药全有，有的五项、六项不等。实际上是对每味药既作出系统分析，又进行了全面综合，而在分析基础上，又作了高度概括和综合。

批判继承和调查研究是李时珍研究的重要方法。他研究每味药，总是先参考诸家本草，考核诸家异同，用自己观察试验结果，加以参证：《本草经》中只载枸杞之名，未言明药用部位；《名医别录》指出根大寒，子微寒；《药性论》谓枸杞甘平、子、叶皆同，《本草衍义》说枸杞是梗皮，李时珍说：“窃谓枸杞：苗、叶，味苦甘而气凉；根，味淡气寒；子，味甘气平，气味既殊，则功用当别。此后人发前人未到之处也”。李氏经过研究，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发前人未到之处”，这种精神，贯穿于他的全部研究活动中。

李氏躬亲实践，广泛向劳动人民学习，注意调查研究，是他又一重要研究方法。莶一药，众说纷坛，有谓似酸浆，有说为苍耳，有曰即地菘；李氏经过广泛征询，聚诸草谛视，得出莶即猪膏母之确论，他从京师还，见车夫用旋复花治跌打损伤，遂肯定其益气续筋，补劳损之功。邻家小儿食积，偶取羊食之，归而大吐愈，李氏因此首载此品种入本草。他从猎户口中知虎骨强志壮神之功能；从菜农处明确芸苔即油菜，从工人处学得防止采矿中毒之法，山人、渔翁、农夫、皮匠、猎户，都是他的老师，使他从调查研究中获益非浅。

历史考证方法是李氏常用的科学方法。通过文献考柬，《本草纲目》中记载了来自天竺、大食、南洋、胡人、蕃人及由梵文、佛经中得到的医药知识。经过历史考证，指出“按《本经》胡麻亦名巨胜，《抱朴子》云，巨胜一名胡麻，以黄麻于及大藜子伪为胡麻，误而又误矣，不可不辨”。

李氏主张人定胜天，通过以上研究方法取得的成果，使他更加坚定了这一信念，认为药性不是固定的，可用人工方法改造其自然性能。药性下沉者，用酒引之使其升；升浮者以咸寒药引之使降，李氏昭示迷信神仙说之误，批判服食飞升举之谬，服金银，为赖水谷血肉之躯所不堪，“求仙而丧生，可谓愚也矣”。居住水中，步履水上，是邪说；服食成仙“误食之罪，通乎天下”，药物“治病可也，服食不可也”。

李氏治学严谨，对未知事物，常用“未审然否”?“亦无所询征，妨附于子，以俟博识”，作为结语。

1578年，《本草纲目》撰成。1580年，李氏赴太仓访王世贞求序。李氏殁后，方得刊行。书印行后，节译成全译成日、朝、拉丁、德、英、法、俄诸种文字，流行全世界。英·李约瑟说：“明代最伟大的科学成就是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濒湖脉学》1卷，撰于1564年。李氏强调四诊合参，反对单以脉诊决病。至于论脉，将24脉分为七表、八里、九道，把浮、大、数、动、滑划为阳，沉、短、涩、弱、微划为阴。

《奇经八脉考》，约撰于1577年，1卷。本书考证历代文献，对奇经循行和主病，详加说明，且附已见。

李氏临证，推崇张元素，重辨病证，立法严谨，用药得当。治疗时，或化裁古方，或自组新方，或用民间单验方，多有良效。

李氏提出命门在两肾之间，为赵献可所发挥；指出“脑为元神之府”，肯定脑为全身中枢的功能。尚著有《命门考》、《集简方》、《白花蛇传》、《脉诀考证》等，已佚。《纲目》一书，乃父乃子及弟子庞鹿门均参与编写，次子建元为书绘图，可谓以李时珍为主的集体著作。

十一、徐春甫

徐春甫(1520～1596)，甫一作圃，字汝元，号东皋，又号思敏、思鹤。祁门(今安徽歙县)人，出身于诗书之家，父、祖俱业儒。早年攻举业，因苦学失养，体弱多疾，遂改攻医，师事当地医家汪宦。宦深研《内经》，针对王冰注，写有《医学质疑》一书。

徐氏著有《古今医统大全》100卷，《医门捷径》(又名《医学入门捷要六书》或《医学入门捷径六书》)6卷。《古今医统大全》中的《内经要旨》、《妇科心镜)、《螽斯广育》、《幼幼汇集》、《痘疹泄密》等，都曾单独印行。

徐氏居京师，任职太医院，治病以救人为先，是一位关心医德建设的医家。

徐氏是我国民间医药学术团体——“一体堂宅仁医会”的发起人和创办者，对推动医学发展，开展学术交流起着一定作用。

十二、龚廷贤

龚廷贤(1522～1619)，字子才，号云林山人，又号悟真子。江西金溪人。父龚信，字西园，一说字瑞芝，任职太医院，撰有《古今医鉴》8卷。廷贤幼攻举业，后随父学医。他承家学，又访贤求师，医名日隆。曾任太医院吏目。1593年，治愈鲁王张妃臌胀，被赞为“天下医之魁首”，并赠以“医林状元”扁额。

龚廷贤著有：《种杏仙方》4卷(1577)、《万病回春》8卷(1587)、《复明眼方外科神验全书》6卷(1591)、《云林神彀》(1591)、《鲁府禁方》4卷(1594)、《寿世保元》10卷(1615)、《小儿推拿方脉全书》3卷(1604)。尚有《医学准绳》4卷、《经世全书》8卷，《痘疹辨疑全幼录》3卷，《本草炮制药性赋定衡》13卷等。亦托名为龚氏所撰。

上述著作中。《万病回春》和《寿世保元》流传最广。

《小儿推拿方脉全书》，介绍各种推拿手法及所主病证，附有插图。

龚信《古今医鉴》是在龚廷贤协助下并加以补充而成的。弟廷器、侄懋官均业医，都任过医官。袭氏著作浅显实用，传入日本、朝鲜等国。

十三、方有执

方有执(1523～1593)，字中行(一行仲行)，号九龙山人。安徽歙县人。两番以中风、伤寒、丧妻，五次以中风殇子，遂发愤学医。著《伤寒论条辨》8卷，后附《本草钞》1卷、《或问》1卷、《痉书》1卷(1592)。

方有执一生笃志《伤寒论》研究，推崇张仲景，认为，因年代久远，经王叔和编次，原文次序有改变，再经成无己注释，又多更窜，错简益多，扦格难读。须重新整理编排，恢复《伤寒论》原貌。因此称方氏所开创的流派为错简重订派。

十四、杨济时

杨济时(1522～1620)，字继洲。三衢(今浙江衢县)人。世医出身。祖父曾任职太医院。继洲幼业举，因厄于有司，由儒入医。嘉靖三十四年(1555)被选任侍医，隆庆三年(1568)进太医院圣济殿，直至万历，三朝任医官达46年。医迹遍及闽、苏、冀、鲁、豫、晋等地。在家传《卫生针灸玄机秘要》基础上，博采众书，参以已验，编成《针灸大成》。

《针灸大成》为继《内经》、《甲乙经》、《铜人》之后，对针灸理论及临床又一次进行了总结。

杨氏具有丰富临证经验，学术主张很有特色。认为治病，针、灸与药缺一不可，杨氏重视经络学说，以之指导辨证取穴，提出“宁失其穴，勿失其经”，这样才能使“穴无不正，疾无不除”。在操作上，强调“巧妙玄机在指头”，重视补泻手法，将前人针刺14法概括为12字手法，即“爪切、指持、口温、进针、指循、爪摄、针对、指搓、指捻、指留、针摇和指拔”。后又简化为下针8法：揣、爪、搓、弹、格、扪、循、捻。杨氏倡透穴针刺法，介绍了烧山火、透天凉、苍龙摆尾、赤风摇头、龙虎交战、龙虎升降、马午补泻等手法。

十五、缪希雍

缪希雍(1546～1627)。字仲淳，号慕台，原籍海虞(今江苏常热)，后迁金坛。父尚志，兄昌期以东林党祸毙于狱。缪氏牵连在东林党内，辗转逃避，移居金坛。缪氏性耿直，有豪气。曾师事司马大复，与不少名医来往。

著有《神农本草经疏》3卷(1625)，《先醒斋医学广笔记)3卷(1622)，尚有《续神农本草经疏》、《方药宜忌考》、《仲淳医案》、《本草单方》等。

《先醒斋医学广笔记》由弟子丁长孺辑录，语简法备，切于实用，涉及内、外、妇、儿诸科，多有独到见解。其中吐血三要法，尤为后世重视，至今用于临床。

缪氏深究药物炮制，谓汤、散、膏、液、丸之作用不同。同为酒渍，有的须酒浸以助其力；有的须细锉，煮酒密封，渐收其效。同为丸药，面糊取其迟化直下焦，半夏南星以姜汁稀糊取其易化，炼蜜丸取其迟化气循经络，腊丸难化，意在迟取效。他还认为药物随土地变性，用药当详察。

缪氏斥五运六气之谬，非医学治病之书，无益于治疗。《祝医五则》则为医德重要文献。

十六、吴昆

吴昆〔1551～1620)，字山甫，号鹤皋，自号参黄子。安徽歙县人。出身儒门，祖父元昌、父之韬，“俱修德而隐者”。叔祖吴正伦，堂叔吴行简，俱当地名医，15岁考举人未中，“投举子笔，专岐黄业”。家藏医书颇丰。吴氏“日夕取诸家言遍读之”，随邑人余午亭习医，渐有成，余勉其出游。遍历三吴、江浙、荆襄、燕赵等地，师医道贤于己者，由是医学大进，兼之热心治病救人，声名很快传播开来。

吴氏著有《医方考》(1584)、《脉语》2卷(1584)、《黄帝内经素问吴注》24卷(1594)、《针方六集》6卷(1618)。另有《十三科证治》、《参黄论)、《药纂》、《砭考》，已佚。

《素问吴注》对《素问》进行疏解，先简述大意，再分段注释。取譬形象，说理透彻，密切联系临床，深受欢迎。

《医方考》系方书，按病证分24门，每门下收方若干首，共收方剂700余首。《脉语》阐述了取脉方法、三部九候、生理和病理脉象、妇女小儿脉象特点等。对太素脉持批判态度。明确规定了病案书写格式。《针方六解》强调针药并行。

十七、武之望

武之望（1552～1629)，字叔卿，自号阳行山人。陕西临潼人。祖籍陕西白水，万历十六年(1588)中解元，次年中进士。历任安徽霍丘、江苏江都知县，吏部考功主事，太常寺少卿，山东按察司副使，吏部考选司主事、大理寺右少卿等。

武氏早年留心医学，师事从叔武带川，1600年“忤当路”免职，对医学兴趣更浓。1606年春，里中疫气盛行，以管《保赤全书》治法，按方投剂，旬日间所活近百，深受乡里赞扬。

武氏撰有：《济阴纲目》5卷(1620)、《痘科类编》、《济阳纲目》108卷(1626)，尚有《慈有纲目》、《医帜》、《海防疏》、《鸡肋篇》等。武氏有“关中鸿儒”之称，酷爱诗文，学问经济为人称道。现存《游温泉》、《登骊山观虎斑石》2首，是咏赞临潼佳山丽水之作。

十八、王肯堂

王肯堂（约1552～1638)，字宇泰，一字损仲，号损庵，自号念西居士，江苏金坛人。祖父王皋，父王樵，均进士。王皋任过知府，迁山东按察副使，王樵官至刑部侍郎，右都御使。1579年，王肯堂乡试中举；1589年，中进士，同年选为翰林检讨，备员史馆4年。1592年授检讨，因上书抗御倭寇事，被诬以“浮躁”降职，引疾归，1606年，又补为南京行人司副；1612年，转任福建参政。

王氏因母病志于医。1570年，妹濒死，经王氏治愈。由是延诊求方者，庭户常满。父王樵以为害举业，戒止之。罢归后，复肆力医学。王氏交游甚广，1579年秋，遇缪仲淳于白下（今南京），友谊颇笃。王氏与来华传教士利玛窦有交往，探讨过历算。王氏兴越广泛，与郭澹论数纬，与董其昌论书画，与曾柏大师论参掸，对他改善知识结构，开展医学研究是有益的。

王氏著有《证治准绳》44卷，《医论》4卷，《医辨》4卷，《胤产全书》1卷，《医镜》，辑有《古代医统正脉全书》，含书44种，由吴勉学校刊，王氏所著《郁冈斋至麈》(1602)，为读书见闻扎记，有十之三、四为医学内容，并记述有他与利玛窦的交往，此外，还撰有《〈尚书〉要旨》、《〈论语〉义府》、《律例笺释》等。

十九、陈实功

陈实功(1555～1636)，字毓仁，号若虚。崇川(今江苏南通市)人，幼年多病，少年开始究心医学，专事外科40余年，著《外科正宗》12卷(1617)，搜集有唐以来外科验方，结合自身临证经验写成。

陈氏医德高尚，对医德建设十分重视。所写“医家五戒十要”，对医生提出严格要求，制定了全面的医德规范体系，如不计较诊金，对贫富患者一视同仁，勤学医术，精选药物等，至今仍有重要意义。

二十、吴有性

吴有性(1561～1661？)，字又可。吴县(今江苏苏州)洞庭东山人，明代多次温疫流行，是推动吴氏研究温疫的客观动因。当时医学界“守古法不合今病”、“以今病简古书”，以致投剂无效的现象，强有力地推动他思考，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他决心探索温病。瘟疫流行，“时师误以伤寒法治之，未尝见其不殆也”，有因失治不及期而死者，有妄用峻补、攻补失序而死者。有医家见不到，急病用缓药、迁延而死者，“比比皆是”，使吴氏痛心疾首，于1642年写成《瘟疫论》。

《瘟疫论》中所载传染病、包括伤寒、感冒、疟疾、痘疹(水痘、天花)、绞肠痧(霍乱)、疙瘩瘟(腺鼠疫)、虾蟆瘟(腮腺炎)、大头瘟、探头瘟、大麻风、鼠痿(颈淋巴结核)、流火丹毒、目赤肿痛(眼结膜炎、砂眼)、病瘅发黄(肝炎、黄疸)、斑疹、咽肿、疮疥疗肿等，内容广泛，是他亲历瘟疫流行，临床经验的总结。

《瘟疫论》是中医发展中一次重大突破，为以后温病学派开辟了道路。他的创新精神受到广泛赞扬。吴有性实际上已走到细菌病原说的面前，他所谓的戾气，有质、有特异性、有偏中性、有特殊致病性，只须沿着它再前进，寻找出这种物质本体，便会作出历史的突破。一则受当时物质技术条件的限制，二则受传统思维方式的影响，他的后继者们在这方面部明显退步了。

吴氏尚有《伤寒实录》，已佚。又有《温疫合璧》系清代王嘉谟在吴氏原著基础上，增删补辑而成。

二十一、张介宾

张介宾(1563～1640)，字会卿，号景岳，又号通一子。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原籍四川绵竹，其先于明初军功世授绍兴卫指挥，迁浙江会稽。父张寿峰为定西侯客，14岁随父进京，学医于京畿名医金英(梦石)，得其传，青年时期未以医为业，从军。因无成就，返京师，专心子医术。张氏医名噪京师。“时人比之仲景、东垣”。

张氏早年崇丹溪阳有余阴不足之说，中年后，以《内经》“阴平阳秘，精神乃治”为据，并受张元素影响，转而抨击丹溪，“医法东坦、立斋”。受王冰影响，并发挥说命门之火为元气，肾中之水为元精。无阴精之形，不足以载元气，提出阳非有余，真阴亦常不足之说，成为温补派主要人物之一。

张氏著有：《类经》32卷，《类经图翼》11卷，《附翼》4卷，《景岳全书》64卷，另有《质疑录》1卷，有人疑为伪托。

在诊断治疗思想上，张氏强调辨证论治、辨证求本。张氏提出二纲、六变之说，二纲指阴阳，六变指表里、虚实、寒热，抓住六变，才能掌握病本。张氏认为“诸病皆当治本”，治本是最重要的治疗。张氏提出的一些论点，如“药贵专精，尤宜勇敢”，“知邪正，权轻重”；“辨虚实”；议补泻；论逆从；活法探病；“不治之治”等，都是讲辨证施治的。

张氏临证经验丰富，提出不少有益见解。如关于命门学说的发挥，关于问诊的分析，关于煤气中毒及其预防方法的探讨，关于卒中与外感中风的辨别，关于急病的处理，关于精神心理治疗的作用，关于诈病的揭露等，都富有启迪。张介宾作为温补派主要人物，其功不可没；但过于强调温补，造成流弊，亦不可辞其咎。

二十二、赵献可

赵献可，生活十六世纪后半期至十七世纪上半期。字养葵，自号医巫闾子，鄞县(今浙江宁波)人。善易而精医；好学淹贯，医德高尚，往来民间，人称逸士、游仙。子贞，字如葵。能承父业，治病不问高低贵贱，不计礼酬。

赵氏著有：《医贯》、《内经钞》、《素问钞》、《经络考》、《正脉论》、《二体一例》等，《邯郸遗稿》由子贞整理而成。以《医贯》流传广而影响大，系医论著作。

赵氏学尊东垣、薛己，对命门学说有所发挥。“命门乃人身之君”，“乃一身之太极，无形可见，两肾之中是其安宅。强调命门之火是人身至宝，人体生理机能所系。火强则生机壮，火衰而生机弱，火灭则人亡。赵氏认为命门之火是先天无极之火，火与真水相济，永不相离。阴阳根系于水火，命门的水火即人体的阴阳，五行生克制化实为命门水火功能的演化，是脏腑生机所系。养身必须温养命门之火，故推崇八味丸与六味丸。赵氏之说不乏大胆想象，对后世有一定启发，也有不少荒诞之处，为后世垢病。

二十三、李中梓

李中梓(1588～1655)，字士材，号念莪，又号荩凡居士。出身官宦之家。华亭(今上海市)人。曾祖李府，字一乐，为抗击倭寇而捐躯。伯父尚雅字伯安，号鹤汇，负异才，供弟尚兖读书。父尚兖，字补之，号震瀛，1589年中进士，曾任职兵部和吏部。兄中立，字士强，又字正宇，号念山，曾任浙江按察，四川主考，大理寺卿右评事。兄中植，号念曾，系著名学者，兼通医药。侄延，原名彦贞，字我生，后改辰山。又字期叔，亦曰寒村，号漫庵。师事中梓，著有《补撰药品化议》(一作《辨药指南》)14卷、《医学口诀》、《脉诀汇辨》10卷、《痘疹全书》。

李氏青年时曾应科举，因多病且子死于庸医，转而习医。著有《内经知要》、《药性解》6卷、《医宗必读》10卷、《伤寒括要》2卷、《本草通玄》2卷、《病机沙篆》2卷、《诊家正眼》2卷、《删补颐生微论》4卷、《李中梓医案》等。《诊家正眼》、《本草通玄》、《病机沙豪》三书，1667年汇刊在一起，署曰《士材三书》。

李氏弟子有沈朗仲、尤乘、华藻等。沈朗仲传马元仪，马元仪传尤在泾。

二十四、沈之问

沈之问，生卒年不详，生活于十六世纪。自号花月无为道人。籍里履历俱不详。撰有《解围元薮》，该书乃沈氏望祖父沈恰梅、父沈史轩和他本人三代相传之资料及临证经验而成。书成于嘉靖二十九年(1550)，是关于麻风病的专著。该书对麻风病因、诊断、治疗和预防方法提出了许多精辟见解，内容相当丰富，沈氏在学术上尊古不泥，主张“后人不可泥于纸上之语”。对方药“随集随证”，“旁搜考试验而奇异者，始录”。治学严谨，对麻风的诊治及病因认识作出了一定贡献。

清代前中期医家传记

一、喻昌

喻昌(1585～1664)字嘉言，江西新建(古称西昌)人，晚号西昌老人。崇祯三年(1630)以副榜贡生入都。曾上书欲有所为，不见纳，削发为僧。不久又复蓄发，游于江南。晚年潜心著述，开堂讲授医学，精研医理，尤精《伤寒论》。平生妙治甚多，治病多奇中，名振大江南北，民间多有传说。

所著《尚论篇》《寓意草》《医门法律》合刊本称《喻氏三书》。另有《伤寒抉疑》或以《问答附篇》附于《尚论后篇》。《生民切要》二卷，今未见。

二、傅山

傅山(1607～1684)，初名鼎臣，字青竹，后改青主，又字仁仲，号公他，公之它、啬庐、石道人、朱衣道人、丹崖翁等不下二十余称。山西太原人。自幼颖悟。十四岁时为博士弟子员，二十岁补癝生。山不阿权贵，重气节。明亡隐为道士，居土穴养母，坚不仕清。

傅山博学多才，经史之外兼工佛、道、书法、绘画、诗词、音韵训诂之学。世代知医，故傅山明亡亦以医问世，设“卫生馆”于太原三桥街，沉病痼疾，应手而愈，术治者众。所著医书遗稿，后人整理编为《傅青主女科》、《傅青主男科》、《傅氏幼科》等。

三、张志聪

张志聪(约1630～1674)，字隐庵，浙江杭州人。少年丧父，遂弃懦习医，师事名医张卿子，穷研医理，于《内经》、《伤寒论》颇有心得。构侣山堂于杭州香山，招同道、弟子数十人，讲论医学，为中医医学教育民间授徒形式之一大发展。著《素问集注》、《灵枢集注》、《伤寒论宗印》、《金匮要略注》、《侣山堂类辨》、《本草崇原》等行于世，《针灸秘传》今佚。晚年又著《伤寒论纲目》九卷(1673)、复集《伤寒论》各家注而为《伤寒论集注》，书未成而卒，由门人续篆为六卷。

四、张璐

张璐(1637～1699)，字路玉，晚号石顽老人。江苏苏州人。明按察使张少峰之孙。少颖悟，习儒而兼攻医。明亡后弃儒业医，隐居洞庭山十余年，行医著书，至老不倦。离乡十六年，辑医书一帙携归故里，故名之曰《医归》。将其中《伤寒绪论》、《伤寒缵论》刻行。康熙中。取《医归》残稿，从头检点，并易名《医通》(《张氏医通》)。另著有《诊宗三昧》一卷(1680)，专明脉理；《本经逢原》四卷(1695)，《干金方衍义》三十卷等。后世汇辑成《张氏医书七种》(又名《张氏医通》)。

五、李延

李延(162～1697)，原名彦贞，字期叔、我生，号辰山、寒村，上海南汇人。后迁松江，明大理评事李中立之子、名医李中梓之侄。早年习举业，师事同郡举人高孚远，为得意门生。明亡参与复明抗清斗争至桂林投唐王，失败后避居浙江嘉兴，后入平湖祜圣宫，以医自给。治病多奇效，医名大盛。著有《脉诀汇辨》十卷，校正重刊贾所学《药品化义》十三卷，并附撰《本草谕》、《君臣佐使论》、《药有真伪论》、《药论》，刊于卷首；另著有《痘疹全书》、《医学口诀》两书，今未见。文学著作有《南吴旧话录》、《论鹇亭集》等。

六、尤怡

尤怡(?～1749)，字在泾(一作在京)，又字饮鹤，号拙吾，又号饲鹤山人，长洲(今江苏吴县)人。少时家贫，曾在寺院??字为生。但聪明好学，能诗善文，性格沉静，淡于名利。师事苏州名医马俶，既得师传，悬壶于世，名噪于时。晚年诊治技术益精，学习勤奋，博览医书，对仲景著作钻研尤深，所撰《金匮要略心典》三卷(1729)、《伤寒贯珠集》(1810年刊)，为研究仲景学说甚有影响之著作。又著《金匮翼》八卷(1768)、《医学读书记》二卷(1729)、《静香楼医案》一卷，均行于世。

七、薛雪

薛雪(1661～1750)字生白，号一瓢，又号槐云道人、磨剑道人、牧牛老朽。江苏吴县人，与叶桂同时而齐名。早年游于名儒燮之门，诗文俱佳，又工书画，善拳技。后因母患湿热之病，乃肆力于医学，技艺日精。薛雪一生为人，豪迈而复淡泊，年九十岁卒。

故也知薛雪并非专一业医者，但他于湿热证治特称高手，所著《湿热条辨》即成传世之作，于温病学贡献甚大。又尝选辑《内经》原文，成《医经原旨》六卷(1754)。唐大烈《吴医汇讲》录其《日讲杂记》八则，阐述医理及用药；另有《膏丸档子》(专刊稿)、《伤科方》、《薛一瓢疟论》(抄本)等，亦传为薛氏著作。《薛生白医案》、《扫叶庄医案》则系后人所编。

八、叶桂

叶桂(1667～1746)，字天士，号香岩，别号南阳先生、晚号上津老人。江苏吴县人，居上津桥。祖父叶时、父叶朝采皆精医，尤以儿科闻名。叶佳十二岁始从父学医，十四父殁，遂师事父亲门人朱某，所闻言即解，但见每出师之上，乃更加穷精医经。博览群书，并能虚怀若谷，闻某医善治某症，即往执弟子礼。至十八岁，凡更十七师。于家传儿科之外，兼通各科。先后得过王子接、周杨俊等名医指点。悬壶于世，诊疾能深明病源，立方不拘成法，投药每有奇效，治疗之术常多变通，故一时名满天下，为众医之冠，民间轰传的“天医星下凡”。

叶天士于温热病研究贡献特大，于痘麻斑疹(天花、麻疹、猩红热等)类疾病治疗尤为高手。其对历代名家温热病理论研究的根柢颇深，其温病卫气管血辨证纲领所之缘起，即在于对病程初、终、转、变规律的认识，以此乃使温病学说、温病学派卓然超拔，脱颖而出，故为温病学理论奠基人物。今传《温热篇》、《临证指南医学》、《叶案存真》、《未刻本叶氏医案》等，多为门人记其口授或生前留下医案记录整理而成。顾景文、华岫云等为尤著功者。题为叶氏所作尚有《幼科心法》、《本事方释义》(有乾隆十年自序)等。

九、徐大椿

徐大椿(1693～1771)，原名大业，字灵胎，晚号洄溪老人。江苏吴江松陵镇人。祖父除（钅九），康熙十八年(1679)鸿词科翰林，任检讨职，纂修明史。父徐养浩，精水利之学，曾聘修《吴中水利志》。大椿白幼习儒，旁及百家，聪明过人。年近三十，因家人多病而致力医学，攻研历代名医之书，速成深邃。悬壶济世，洞明药性，虽至重之疾，每能手到病除。

大椿精勤于学，平生著述甚丰，皆其所评论阐发，如《医学源流论》(1757)、《医贯砭》(1767)、《兰台轨范》(1764)《慎疾刍言》(1767)等，均能一扫成见，另树一帜，实中医史上千百年独见之医学评论大家。又著《难经经释》(1727)，《神农本草经百种录》(1736)、《伤寒类方》(1759)及《内经诠释》、《六经病解》等，虽曰遵经诠释之作，其中真知灼见亦颇不少。后人将其所著辑为《徐氏医学全书十六种》等板行，流传甚广影响极大。

徐大椿曾两度奉诏赴京。首次为乾隆二十五年(1760)，直言质朴而得乾隆帝嘉赏，原拟留职京师，坚辞放归隐居画眉泉；第二次乾隆三十六年，年已七十九岁，自知不豫，携子徐爔同行，到京后三日死。死前自拟墓前对联曰：“满山芳草仙人药，一径清风处士坟，”可谓平生写照云。

十、赵学敏

赵学敏(约1719～1805)，字恕轩，号依吉，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其父曾任永春司马，迁龙溪知县。乾隆间(1736～1795)下沙大疫，其父延医合药，赖以生者数万人。学敏与弟学楷，皆承父命读儒学医。学敏博览群书，凡家藏星历、医术、药学之书，无不潜心研究，每有所得，即汇钞成帙，积稿数千卷。家有“养素园”，为试验种药之地，以察形性：有“利济堂”，是诊病疗疾之所，兄弟寝食其间，治疗多效。族人赵柏云为走方医，出所用有效方授之，学敏又合平生所录奇方，著成《串雅内编》、《串雅外编》(1759撰)各四卷，其一千众条方或法。

乾隆三十(1765年)，又成《本草纲目拾遗》，补阙拾遗，为一代名著。

赵氏另有著作多种，惜乎仅成以上二书。

十一、吴瑭

吴瑭(1758～1836)，字配珩，又字鞠通。江苏淮阴人。少习儒，十九岁而父病亡，哀痛欲绝，遂广购方书读之。至张仲景《伤寒论·序》“外逐荣辱，内忘身命”之论，乃慨然弃举子业，专攻方术。乾隆癸卯〔1783〕秋，赴京师，参与抄写检校《四库全书》，得读吴又可《温疫论》，顿开茅塞。癸丑岁(1793)，京师流行温疫，友人强起之治，但所见大抵皆已因误治而成坏病者，吴瑭治之，尚存活数十人，而死于世俗凡医之手不可胜数。吴瑭因而著成《温病条辨》，前后化了六年时间，提出“三焦辨证”理论，故为温病学派之圭臬。此后吴氏以医为业，孜孜汲汲四十余年，屡起沉症。晚年著《医医病书》(1831)二卷，针砭时医弊端，阐论医德，亦为世人所重。其医案得后人汇辑整理成《吴鞠通先生医案》(一名《吴氏医案》)五卷(一作四卷)，亦医家喜读之书。

十二、余霖

余霖(十八世纪)，宁师愚，江苏常州人。少业儒，屡试不第，遂改攻医，博览医书。乾隆(1736～1795)中寓居桐城，以其父染时疫，为群医误治而亡，乃归里奔丧。检视所用者，皆治伤寒方。因之热研本草，临证三十年，经验丰富，乃著《疫疹一得》两卷(1785)，着重论述疫疹证治，与吴又可《温疫论》稍有异同。其所倡导“非石膏不足以治热疫”之说，丰富和发展了疫疹治法。

十三、陈修园

陈念祖(1766～1823)，字修园。一字良有，号慎修，福建长乐湄村人。祖父陈居廊，博学通医。父陈廷启，号二如，早逝。幼家贫，刻苦习儒，兼习古代医典，尤推重仲景之书。早年肄业于福州鳌峰书院，乾隆五十一年(1786)补诸生。此后曾随泉州名医蔡茗庄(宗玉)学。乾隆五十七年(1792)中举人，宴寓京师，时刑部郎中伊朝栋中风，不省人事，手足偏废，汤米不入口者十余日，群医皆云不治。修园治之，大剂而起，声名大震，求治者日盈其门。又次年，除授河北威县知县，赴任后于公务之暇，仍为人治病。在恒山、保阳、高阳救灾，灾后温疟流行，误死于庸医者甚多，念祖乃精选一百零八首，编为《时方歇括》，广布于世。陈为官廉明，县志记有政声。嘉庆二十四年(1819)六十三岁，以老病乞归，讲医学于长乐嵩山井上草堂，徒甚众。平生素多著述，另有《长沙方歌括》、《金匮方歌括》、《伤寒医诀串解》、《神农本草经读》、《医学三字经》、《医学实在易》、《医学从众录》、《女科要旨》、《时方妙用》、《新方八阵砭》、《难经浅说》、《伤寒医方集注》、《十药神书注解》、《座订柯注伤寒论读》、《重订活人百问》、《新订喻喜言医案》、《医医偶录》、《伤寒真方歌括》、《灵素节要篆注》等，后世以十六种合刊编为《南雅堂医书全集》(一作《陈修园医书十六种》，或题为《公余十六种》)刊行。(另有《陈修园医书》二十一种、六十种、七十种、七十二种等刊本，系其它医家之作由书肆合刊之丛书。)

十四、王清任

王清任(1768～1831)，字勋臣，河北省五田县人。曾祖王凝机为岁贡生，后因不肯投充，而设药肆托于医。清任初为邑武痒生，纳粟得千总衔。为人刚直磊落，凡事主正义，在乡鸦鸿桥河东村开小药铺时，立匾额曰“正中堂”，故意小书“中”字，以讥县衙，因而受到迫害。只好流落他乡行医。其约于廿岁左右习医，即发现“古人脏腑论及所绘之图，立言起处自相矛盾”。十年间存更正之心而无腑腑可见。直至1797年四月初旬，游医于滦州稻地镇，见诸义家中尿小儿因染瘟疹痢症而死以席裹半埋者甚多，而犬食之余，皆破腹露脏，于是不避污秽，每日清晨往看细视，如此一连十天，凑集看全三十余人，大抵已明脏腑解剖位置。但因胸中隔膜一片，其薄如纸，看时皆已破坏，未能验明，时时牵记于心。后又观察了两个行刑犯人，可惜“虽见脏腑，隔膜已破，仍未得见”。到(1829)年十二月十三日夜，遇江宁布政司恒敬公，曾镇守哈密，领兵喀什噶尔，所见诛戳尸最多，于隔膜一事最悉，乃拜叩而问，细细说明形状，前后历42年，终于访验得确。于是绘出《脏腑图记》，并成《医林改错》一书，时在道光庚寅年(1830)孟冬。

王清任作为一位杰出的医学革新家，在所著《医林改错》中，一是比较准确地描述了胸腹腔内脏器官、血管等解剖位置，较过去有改正，有发现；二是创活血化瘀新理论拟出许多新方，于临床颇有奇效；三则否定胎养、胎毒等陈说及综成“灵机记性在脑不在心”新说，其贡献巨大，值得肯定。

十五、王士雄

王士雄(1808～)867)，字孟英，号梦隐(一作梦影)，又号潜斋，别号半痴山人，睡乡散人、随息居隐士、海昌野云氏(又作野云氏)，祖籍浙江海宁盐官，迁居钱塘(杭州)。曾祖王学权精于医，著《重庆堂随笔》即为士雄之诞年，乐而作之。其思想开放，接受西说，作汇通之论，后亦影响及于士雄。祖父王国祥、父亲王升亦业医，但士雄早年失怙，十四岁丧父，历经贫困，二十余至金华充任盐行会计。因酷嗜医学，稍有余暇辄披阅方书，故亦精于家学。后寓常山县，道光十年(1830)以医问世。初习《景岳全书》，疗病多采温补，经其母俞氏训诫，孟英受其启迪，遂习用清滋之法，故治温病，药极平谈而多奇中。远近求治者车马塞途，活人无算，屡起大症。道光十七年(1837)，江浙因战乱疫疠流行，爱女死于霍乱，乃于次年(1838)撰《霍乱论》。咸丰中定居上海，益潜心于温病研究及临证，纂《温热经纬》五卷，(《自序》)书成于1852年，盖成温病学说之集大成者。

1862年，作《随息居重订霍乱论》1852年，刊定曾祖王学权《重庆堂随笔》；1857年，撰作《归砚录》四卷；1861年，刊《随息居饮食谱》一卷；1853年，辑《潜斋简效方》一卷(后附《潜斋医话》)；1854年，纂《四科简要方》四卷，并有《汇刊经验方》等。《王氏医案》即《回春录》、《仁术志》合编，仿编年之例，自1824年至1857年，为初、续、三等三集，《归砚录》卷四则为医案第四编。其所评注之书，有《女科辑要》、《言医选评》、《古今医案选》等，传另有《鸡鸣录》《圣济方选》《舌辨》《柳州医话注》、《愿体医话评注》等。

士雄晚景凄凉，颠沛流离，避居秀水(今浙江嘉兴)濮院镇，同治七年(1868)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