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普通心理学/語言與思考

前兩章節分別探討了認知歷程中的學習記憶,而本章關注的則是語言和思考在認知歷程扮演的角色

語言為思考的載體,人類藉由語言的使用(詞彙與語音的組合)──包含聽覺上的言語,以及視覺上的手語或文字──將個人想法建構成句子,各個句子再組合成文。人類文明的許多曠世鉅作及知識,便是由大量的認知思考(處理認知內容)及語言處理累積而來。

本章節先介紹認知科學,再分六個段落講述語言與思考,包括語言思考相關研究跨文化研究生活應用書籍影音

語言旨在個體之間的交流、溝通,但並非所有的交流都牽涉到聽覺與言語。許多生物可透過姿勢、動作、氣味或聲音相互溝通,五感皆可作為溝通的形式,這種溝通對於同類進行互動和發展社會關係的物種至關重要。例如:聽障人士使用手語溝通,善用了視覺能力;視障人士使用點字來了解事物,屬於觸覺上的溝通。另外,也有發展摩斯密碼(Morse code)、旗語(Flag semaphore)等溝通方式。除此之外,語言更直接影響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思考。例如:皮拉罕語(Língua pirarrã)並沒有精確的數量描述詞、朋布羅人沒有相對空間詞彙等,皆顯示了語言的形成與發展會造型塑不同的思維模式。

可以依序分為訊息輸入、中樞處理、訊息輸出三階段,分別對應到語言知覺、語言理解、與語言表達。

  • 語言知覺(language perception):屬訊息輸入階段,主要透過視覺、聽覺兩主要感官,處理外界的刺激。
  • 語言理解(language comprehension):屬中樞處理階段,探討我們如何理解是覺得文字和聽覺的語音,達到溝通的目的。
  • 語言表達(language production):屬訊息輸出階段,探討如何產生視覺的文字(書寫)以及如何產生聽覺的話語。

語言學(Linguistics)將語言進行結構化的分析,包含語音、構詞、句法、語意等子領域。人類相比其他動物在生理構造及認知複雜度上擁有優勢,因而能發展出更為細緻的溝通系統。

語言的基本單位
語言的基本單位

思考包含兩個層面:心像思考以及命題性思考

  • 心像思考就是心中的小世界(通常較具體)。透過心理表徵(一種指涉事物被處理、影響我們思考的媒介)限制,形成具像化的思考捷徑,但因位於相同腦區,視覺受損心像就會受損。
  • 命題性思考先以概念為世界萬物進行分類,進而形成命題。接著,再以推理為核心,透過辨識命題的有效性、發生的可信度與進行問題解構,並能採用系統化的演算法(演繹、歸納)或結合前提假設與經驗法則的捷思法進行解題。創意及先發散後收斂的思考,有時也是跳脫思考框架、脫離功能固著的好方法。喬治·柏克萊大衛・休姆等哲學家以及像威廉・馮特、威廉・詹姆士等早期實驗心理學家,將一般的思想(想法、意念)理解為心像。而心像在記憶和思维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也是近年主流的共識。

認知科學 编辑

主页面:語言與思考/認知科學

認知、認知科學與心理學 编辑

語言與腦部 编辑

美國加州理工學院羅傑·斯佩里(Roger Wolcott Sperry)等人的研究發現大腦的左右半球的語言功能是不對稱的[1]。這個現象發生在一般人身上不易察覺,因為胼胝體(corpus callosum)會連接兩個半球,並藉此交換來自大腦兩個半球的訊息。由於被切除胼胝體的患者失去了交換兩半球訊息的功能,因此在這些患者身上便能容易觀察到這個現象。正常人的左腦一般具有語文優勢,這個性質稱為語言的腦側化(hemispheric lateralization)。實驗團隊利用雙耳分聽(dichotic listening)的實驗來驗證這個說法,雙耳分聽的實驗是讓受試者用左右兩個耳機同時收聽兩個不同的訊息,並要求受試者選擇性地將注意力放在其中一側。不過隨著腦造影與腦波的研究發展,發現其實左腦與右腦都會負責語言的功能,但所著重的性質向度有差異。例如在語音層次上,左腦負責一般語素的處理,右腦則負責聲調與音律。

腦側化與性別的關係

人腦胼胝體結構上,女性相較男性有較多胼胝體連結,允許左右半球產生更多訊息交換。例如在判斷音韻時,男性的腦區活動僅限於左腦,女性的腦區活動則是分布在左腦與右腦。在車禍中損傷部位為左腦時,男性的語言能力損傷較嚴重,可知女性的右腦可以彌補左腦的損傷,而男性較無此機制。也就是說男性語言的腦側化較明顯且集中在左腦,女性的腦側化則相對不明顯

右耳優勢

在雙耳分聽的情況下,對於右撇子而言,傳進右耳的訊息相較於左耳更易被傳遞至左腦,從而進行分辨;左撇子則有 50%相反。結論為對於大部分人而言,右耳接收到的聽覺訊息會較強烈的送至左腦。

另外,在受到特定區域的腦傷後會造成語言異常。根據歷史記載,早在三千多年前埃及人就記載敲擊顳骨(temporal bone)會造成失語的症狀,我們早期對於大腦與語言的了解大部分也來自腦部受到損傷後對語言造成的損害的觀察。法國精神學家保羅·布羅卡(Paul Pierre Broca)於1861 年對失語症患者進行研究及治療時在失語病人的大腦皮層額下回後部的布罗德曼分区系统第44、45區找到了語言發動區[2],後來這個區域就被命名為布羅卡氏區。德國神經病理學家卡爾·韋尼克(Carl Wernicke)於1874 年發現位於聽覺皮質與角腦迴中間的左顳上回也和語言的能力有關,稱為韋尼克區。布羅卡氏區主管著语言訊息的處理、話語的產生,並與韋尼克區額葉顳葉間的神经通路弓状束”連接[3][4][5]。不過布羅卡氏區與韋尼克區的範圍與界線並沒有被明確的界定出來,且不同人的區域範圍與界線可能不同。另外,每個區域可能都會參與不只一種的語言功能。

語言異常的例子 编辑
失語症(Aphasia) 编辑
 
Regions of the left hemisphere that can give rise to aphasia when damaged[6]
指一個或多個語言溝通機制已經受到損害,因此無法正常運作,是一種言語和語言障礙所綜合而成的症狀受損而引發的疾病。不過,失語症並不屬於感覺(sensory)、智力(intellectual)、或精神疾病(psychiatric)上的缺陷,或是肌肉無力及認知失調,因為這些都跟個人語言能力無關。失語症患者在說話、閱讀,或書寫上,有語言表達能力的障礙,但是其智力並不會受到失語症的影響
失語症也會影響視覺語言,如手語[7]。與此相反的是,日常溝通使用的慣用語往往會被保留下來[8]。 譬如:在表達性失語症中,由於布羅卡區受損,患者失去了詢問他人生日的語言能力,但依然可以唱生日歌[9]。在失語症中最普遍的病症為忘名症,指運用字詞有困難的病狀[10]。一個人的「語言」是經由社會化與思維進一步去口語表達的過程,它並不是由外圍運動(peripheral motor)或感知困難(sensory difficulty)所造成的結果,像是癱瘓(paralysis)只會影響發聲肌肉或引發一般的聽力損傷。
目前在美國境內的每一百萬人中,就有一位失語症的患者。失語症最常見的致病原因是中風[7][11][12]。若一個人的語言能力在四個主要溝通的語言機制中出現問題,或在短時間內有顯著的語言衰退現象(progressive aphasia),將被診斷為失語症患者。這四個溝通的語言機制分別為聽覺理解言語表達閱讀和寫作,以及功能性的溝通
  • 失語症的分類
 
Cortex
失語症類別 受損腦區 症狀簡述
表達型失語症Expressive Aphasia 布羅卡區(Broca areas) 可以理解聽到或看到的語言,亦知道自己所要表達的意思,卻無法完整表達,講話緩慢不連貫,不能說複雜文法結構的句子。
接受型失語症Receptive Aphasia 韋尼克區(Wernicke areas) 無法理解語言,言談流暢卻無意義。
傳導性失語症Conduction Aphasia 弓狀束(Arcuate fasciculus) 說話平順流暢,但是措辭無學,語無倫次。雖可了解對方的談話內容,但是無法與對方交談,也無法照書出聲朗唸。
命名性失語症Anomic Aphasia 枕葉和顳葉交界區 言語、書寫能力存在,但辭彙遺忘很多,物體名稱遺忘尤為顯著。
完全性失語症Global Aphasia 大腦優勢半球的整個語言區 病人在語言表達接受的能力均喪失
失寫症(Agraphia) 编辑
又稱書寫困難,是一種以手寫字所產生的學習不利現象,與大腦優勢半球額葉中部後側腦回部的運動性書寫中樞損害有關,跟閱讀能力或是智能障礙無關。
書寫障礙者仍可以寫字,但是缺乏精细動作技巧,例如綁鞋帶。有些人也缺乏基础的拼音技巧,例如對英文字母 p、q、b、d,以及中文注音符號的辨識有困難,或在書面上作文時經常會寫錯字。失寫症問題會在幼童時期逐漸接觸書寫時浮現,可能會出現書寫出不合適的字體大小跟空間配置,或者在沒有提醒的狀況下寫錯或拼錯字。其中,書寫障礙又分為三種類型:
書寫障礙類型 症狀簡述
閱讀書寫障礙 同步寫字很困難,謄寫相對正常,但是拼寫不好。手指敲擊速度正常,顯示出障礙並非來自於小腦的損傷。書寫障礙並不一定有閱讀障礙。(閱讀障礙不一定跟書寫障礙相關,但經常會一併產生。)
動作書寫障礙 動作書寫障礙是由於缺乏運動技巧,靈巧性差,肌肉張力差,或不明原因的動作笨拙所導致,但沒有拼字問題。動作書寫困難另外可能更大的問題是動作失調。一般來說,即使看著另一個文件來複製,字跡還是會令人難以辨認。短篇的文字構成可以達成,但卻需要極端的努力和違反常理的時間來完成,而且無法持續書寫太久,但拼字能力正常。長篇寫作非常痛苦和不能持久。字體的形狀和尺寸變得越來越不一致,難以辨認。這通常與動作協調能力喪失症是連帶性。
空間書寫障礙 對空間知覺有書寫障礙的人,對於同步書寫、與抄寫工作會有困難、但是對於一般的拼字和聽寫速度則表現正常。

通常許多兒童會合併兩到三種類型。

閱讀困難(Dyslexia) 编辑
在智力無缺損的狀況下,無法正常閱讀和書寫的症狀。症狀的嚴重程度因人而異,其症狀包括難以拼出單字、難以快速朗讀字詞、無法專注閱讀、難以連續書寫、無法言說腦中的字彙,或是無法理解閱讀的內容。
一般認為,讀寫困難可能肇因於先天遺傳因素與後天環境因素,有些則與家族病史相關。確診為注意力不足過動症的人,通常也較容易發生讀寫障礙,也常同時出現算術障礙。如果成人出現相關症狀,也許是腦部創傷、中風或失智症所導致。相關的病理機制與大腦處理語言的過程有關。診斷過程包括了失讀症者的記憶、拼字能力、視力和閱讀技巧等;診斷的過程中需先排除因為未受閱讀教育或閱讀教育品質不良所導致的閱讀困難,或是失讀症者可能具有的視聽障礙。
以台灣為例,約5-15% 的學童有閱讀困難,而這其中又以6到8歲的兒童最多,但會隨著年齡的增長而出現遞減的趨勢。有些父母因為擔心孩子會被貼上了「學障」的標籤,或不願讓孩子上資源班,因而沒有及早發現孩子的問題,錯過了治療的關鍵期。事實上,在美國的研究發現,閱讀困難是可以透過特殊的方法加以訓練的,而且早期發現早期療育,有高達九成的孩子最後能擁有正常的閱讀能力。
治療通常是依據失讀症者的需求,調整教學方法。雖然這無法治療造成疾病的原因,但可能可以改善讀寫困難的情況。治療視力對於失讀症者沒有療效。讀寫障礙是最常見的學習障礙,且失讀症者廣布全球。該病主要大約影響3%~7%的人口,但其實有近20%的人口擁有某些程度的症狀。常見確診為失讀症男性,但研究認為讀寫障礙不受性別限制,也不受地緣限制。有些人認為應將失讀症視為學習路徑與常人不同的群體,這對於個體的學習可能同時有利有弊。
口吃(Stuttering) 编辑
是一種言語交流障礙,在說話時會出現不自然的停頓、重複、拉長,嚴重者還會有擺手、聳肩、眨眼等不自然的肢體動作。和失語症不同,口吃能正常組織詞句,且口吃和智力並沒有直接的關係。口吃從最輕微可能難以察覺,最嚴重則足以阻礙大多數語言交流。不過它也包括言語前的反常猶豫或停頓(被口吃者稱為“語塞”)和某些語音的拖長(通常為元音)。
口吃的許多表現不能被他人觀察到;這包括對特定音素(通常為輔音)、字和詞的恐懼,對特定情景的恐懼,還會出現焦慮、緊張、害羞和言語中“失控”的感覺。
此外,部分口吃患者的口吃程度會隨著環境給予的壓力有變化,與患者的焦慮程度有關。在打電話時,一些口吃患者的症狀會加重,而在特定狀態時,如獨處、唱歌或閱讀,一些口吃患者的症狀會顯著減輕,有學者認為在這些活動中,語言發生的機制和其他情境不同,而有不同結果。口吃這一疾病的病理機制尚未完全探明,目前認為和遺傳,神經生理,家庭和社會多方面都有關係。
發育性口吃(Developmental stuttering)[13] 编辑
發育性口吃開始於兒童期,並且會在成長過程中逐步發展。導致語齡兒童產生口吃的原因尚不清楚,一部分兒童的口吃情況會延續到成年。兒童口吃發生的平均年齡是30個月,一般都在六歲之前產生,通常65%的口吃兒童會在一到兩年內自動康復,但5歲後發生的話,就只有18%的機率能夠自動康復。六歲以後,兒童口吃一般必須接受言語治療才可能康復。已經有學者指出某些特定基因與口及相關,即使目前仍沒有科學證明指出口即是來自家族的有口吃習慣的,日積月累的相處上也會帶給下一代一定的影響,這也是無法避免的。其它一些相關或相似的言語障礙包括:
  1. 言語急促(Cluttering)
  2. 帕金森氏病的言語障礙(Parkinson's disease, PD)
  3. 原發性震顫的言語障礙(essential tremor, ET)
  4. 痙攣性失聲症(Spasmodic dysphonia)
  5. 社交恐懼症(Social anxiety disorder, SAD)

認知與思考 编辑

認知(Cognition)是個體透過思想、經驗和感官獲得知識和理解的心理行為或對於過程外界事物進行了解的過程,包含內容(Content)歷程(Process)兩個部分。

  • 內容是我們知道的東西──如概念、事實、論述、規則和記憶等。
  • 歷程則是我們如何運用這些已知的內容。用口語解釋認知,就是我們「在想什麼?」和我們是「怎麼想的?」。

認知又可以為表徵(Representation)以及思考交互作用下的結果,表徵能夠限制思考,而思考能夠強化表徵。表徵代表外界刺激給予的材料,而思考代表處理的方式。思考習慣牽涉到文化氛圍、後天學習等影響,在無形之中將強化人們對特定表徵的選擇。過去人生經驗也會對現在的思考造成影響,而使人們的思考模式受到限制。身處同一個世界的人,會因人生經驗的不同而有不一樣的心智表徵——比如「酒」對於台灣人跟美國人來說,第一步想到的可能是不同種類。

  • 心智表徵(Mental Representation)包含圖像、概念,是外在事物在內心被代表、處理或儲存的方式。以視覺表徵(Visual Representation)為例,當我們被詢問乒乓球與籃球哪個體積比較大的時候,若無法將兩者擺在一起進行比較,我們就會以內在心智表徵的圖像比較兩者大小,這個圖像即是外在世界所對應的心智表徵。
  • 神經表徵(Neural Representation)則是神經系統代表資訊的方式。如外界聲音的音量、頻率,將對神經元造成刺激,而神經元用這樣的方式來告訴大腦接受到的刺激大小,以了解外界發生的狀況,屬於不同腦區之間溝通的語言。

概念/類別的表徵與組織 编辑

表徵是由組織形成的,而組織具有階層性,可分為:

  • 上層(superordinate level)較抽象、不具體的層級。
  • 基層(basic level)普羅大眾溝通的階層。
  • 底層(subordinate level)專業知識,必須深入研究方知其內涵。

基層具有優先性——大腦接收到訊息時通常以基層為優先,舉例:上層-水果,基層-蘋果,底層-金黃蘋果。因為上層涵蓋的內容太廣泛,在溝通上雙方不一定可以對應到相同的東西(水果可能指的是蘋果或是梨子),而底層描述的對象太具特定性(不是每個人都知道「金黃蘋果」這個品種),而基層介於上層跟底層的中間,不會有太過廣泛或太具特定性的問題(大家都知道蘋果是什麼),因此基層是大眾的溝通階層。小孩在剛學會講話時,會有概念過度延伸或延伸不足的問題。比如說大人告訴孩子「狗」這個單字,小孩容易認為「四隻腳、會走路」就是狗,此為概念過度延伸的例子;或者小孩只看過家裏的狗,而認為其他的狗就不算是狗,此為延伸不足的問題。

思考(Thinking)對應前述認知的「歷程」部份,也就是所謂的認知歷程(Cognitive Process)。人們不斷地從外界接收刺激,由大腦選擇訊息構成記憶,並整理為具有意義和架構的知識(Knowledge)。當具備充足的知識後,人們藉由「思考」的過程,利用長期記憶中的訊息(知識)去達成特定目的或完成某項事務。認知歷程包含多項高階的心智能力,包含感知、記憶、使用語言、抽象思考,與解決問題,甚至我們還能夠以現有的知識創造出新的知識。R. E. Mayer(1983)指出,思考包含了(1)知覺和理解世界、(2)與他人進行交流,以及(3)解決生活中所遭遇問題這三種能力(賴惠德,2016)[14]

認知偏誤(Cognitive bias) 编辑

認知偏誤(Cognitive bias),或作認知偏差、認知偏見等,是一種在判斷中偏離規範或理性的系統模式。個人根據他們對輸入的感知創造他們自己的「主觀現實」。個人對現實的建構,而不是客觀輸入,可能會決定他們在世界上的行為。因此,認知偏差有時可能會導致知覺扭曲、不准確的判斷、不合邏輯的解釋或廣義上的非理性。

一些認知偏差大概是適應性的。認知偏差可能會導致在特定情況下採取更有效的行動。此外,允許認知偏差可以實現更快的決策,當及時性比準確性更有價值時,這可能是可取的,如啟發法所示。其他認知偏差是人類處理能力極限的「副產品」,是由於缺乏適當的心理機制(有限理性)、個人體質和生物狀態的影響(參見體化認知),或僅僅是由於處理資訊能力的極限。

人類在進行決策時,會過度偏重先前取得的資訊(稱為錨點),即使這個資訊與這項決定無關。在進行決策時,人類傾向於利用此片斷資訊(錨點),快速做出決定。在接下來的決定中,再以第一個決定為基準,逐步修正。但是人類容易過度利用錨點,來對其他資訊與決定做出詮釋,當錨點與實際上的事實之間的有很大出入,就會出現當局者迷的情況。 該偏誤最早由阿摩司·特沃斯基與丹尼爾·卡內曼進行觀察,並以加以理論化。他們要求參加者在5秒內計算1×2×3×4×5×6×7×8或8×7×6×5×4×3×2×1。由於參加者沒有足夠時間計算,所以他們嘗試估計答案。由小數字開始(1到8),參加者估計是512,由大數字開始(8到1)參加者估計是2250。而正確答案是40320。

舉例:假設A店和B店都陳列完全一樣的三千五百日圓混裝餅乾。A店主要是賣一千日圓左右的餅乾為主,所以客人看到三千五百日圓的商品,會覺得「貴」。但是B店大多是賣價格在五千日圓上下的餅乾,看到三千五百日圓的混裝餅乾,會覺得「便宜」。

  • 確認偏誤(Confirmation bias)

或稱確認偏差、證實偏差、肯證偏誤、驗證偏誤、驗證性偏見、我方偏見。是個人選擇性地回憶、蒐集有利細節,忽略不利或矛盾的資訊,來支持自己已有的想法或假設的趨勢,屬其中一類認知偏誤和歸納推理中的一個系統性錯誤。當人們選擇性收集或回憶信息時,又或帶有偏見地解讀信息時,他們便展現了確認偏誤。

這種偏見尤其顯見於帶有強烈情緒的問題和傳統觀念上。例如,人們面對情傷,大多難以割捨,會在反覆的情緒中來回擺盪掙扎,過程中不斷回顧並對自己給予合理的解釋與交代,直到身心得到平衡安頓為止。

回顧與重新認知的過程會建構一個新的認知事實,它受到個人價值觀、家人或傳統社會的壓力、或宗教信仰等批判或趨避的影響,而傾向採取對自己較為有利的說法或選擇性的認知,以合理化整個事件,進而化解外部壓力並獲得身心上的平衡。例如說主張某宗教團體是邪教的人將該宗教經典中一些荒誕迷信的內容,及該團體一些信徒像是不顧配偶反對攜帶自家小孩參加宗教活動等偏激的行為,給當成該團體是邪教的證據,卻忽略宗教經典的內容或部分信徒偏激的個人行為,與一個團體是否是邪教未必相關;或者相信算命的人聽到命理師講的話之後,就採信命理師的話,並把自己過去發生的事情當中,和命理師講述的相似的部分,給當成算命準確的證據;又例如當談及槍支管制問題時,人們常偏好支持自己原立場,觀點,也傾向將模稜兩可的事實做有利於自己的解釋。

比如,對於“人之初,性本善”和“人之初,性本惡”這樣相反的理論,不同的人基於不同的生活經歷會支持前者或後者,並都能為之找到足夠多的證據證明自己所支持的理論。 “疑人偷斧”更是把這個思維偏誤描寫的很是貼切。 懷疑鄰居家的孩子偷了斧子,怎麼看怎麼像賊,找到了斧子後,卻怎麼看怎麼也不像了。

其實,我們人們在看這個世界的許多事情時,往往都會使用自己建立的座標看世界,站在帶有立場的角度。俗話雖說眼見為憑,但人們往往只看見他們所相信的。因此,對於錨定偏誤及確認偏誤若有一定的頓悟,將可以使我們看得更寬廣,退出有座標的立場。

認知科學(Cognitive Science) 编辑

認知科學是建立在對感知、智能、語言、計算、推理甚至意識等諸多現象的研究和模型化上。

  • 研究項目:包括語言學、人類學、心理學、神經科學、哲學和人工智慧等跨學科的新興科學。
  • 研究對象:人類、動物和人工智慧機制的理解和認知,亦即能夠獲取、儲存、傳播知識的信息處理的複雜體系。

認知科學為一種跨學科的領域,但是邊界仍然十分模糊。內容來自各種領域的貢獻,包含心理學、神經科學、語言學、精神哲學、計算機科學、人類學、社會學及生物學。認知科學家和其他工作者透過共同的努力,期望能像其他科學一樣,理解心智和它如何與周圍世界交互作用。認知科學在不同的學科互相的碰撞、影響之下,造就了現在認知科學各類之間不可分割的關聯性。

認知科學雖然涵蓋非常廣闊的領域,但並非所有與心智或者智力的運作相關的課題都屬於認知科學。社會與文化因素、情感、意識、動物認知、比較心理學及進化心理學,常常因為其關鍵的哲學爭議被排除在外,抑或不被重視。另一個認知科學試圖迴避的心智相關課題是感知的存在,有關它的討論有時會將其限定於哲學上的概念;也有一些認知科學的團體認為它是必不可少的課題。關於應該如何理解心智,有兩種不同的觀點:

  • 它是由無數獨立的、微小的元素(也就是神經元)的組合構成
  • 它是一些高級的結構,例如符號、構想、計劃與規則的聚合。

以下是認知科學相關的一些主要課題方向:

人工智慧 编辑

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研究機器的認知。運用計算機實現人類的智能。

如今,人工智慧在運算方面已經遠遠強於人類。然而,「智能」牽涉到的不僅僅止於運算,還包括了意識(Consciousness)、自我(Self)、思維(Mind)等問題,其中思維除了有意識的,還有無意識的思維(Unconscious mind)。因此,對人類智能的理解亦是與人工智慧習習相關的研究課題。此外,相關科學家也利用認知心理學去理解人工智慧的思考邏輯,並發現人工智慧與人類的認知有著密不可分個關係,兩者的研究也能相輔相成。

  • 如何解讀 AI 的思考
在機器學習中,工程師先是編寫了類似原始大腦的神經網路,再透過給予大量數據來進行訓練,機器則從中學習辨別與理解,就像大腦運作的方式一樣,也因為如此,AI「思考」的方式人無法理解。這個困境被稱之為「可解釋性」問題,而神經網路則稱為「黑盒子」──你可以刺激並觀察,但無法理解內在。DeepMind 研究團隊決定用一個全新方式來了解 AI:就像對待人類的孩子。團隊使用和心理學家用在孩子身上的認知心理學技術及測試,來試圖了解 AI 的想法。DeepMind 認為,認知科學對人腦的研究已有數十年,如果應用到機器的過程順利,將能理解 AI 的思考模式,並為它的決定負責。在研究中,DeepMind 至少已理解了 AI 的一種學習模式:一次性學習思考。這個設計原先是用來讓 AI 看過一次項目後,就學習單字的意思,DeepMind 意外發現,AI 解決這項問題的方式和人類相同,是透過形狀來辨別物體。研究人員發現,即使沒有著指導,也存在著許多方法來識別隨機對象,像是顏色、質感及行為模式,AI 卻是選擇像人類一樣用形狀來識別物體,這樣的行為模式是以前未曾察覺的。
  • 機器人心理學
類似這樣對 AI 思考的理解只是開始,就像人類心理學一樣,機器人心理學未來也可能發展出一種「治療」行為──也就是去改變 AI 的心態。工程師在創造 AI 時,經常會選擇創造多種版本,以便於從中找出最好的來使用,Barrett 認為,透過認知心理學的應用,工程師可能會更容易創造出「想法」符合人類需求的 AI。又或者,我們也可能從中發現,AI 的思考模式與人類有所不同,人們或許能從中學習到一些新的東西,像是該如何解決一些問題。在用人工智慧取代人類決策者時,我們總是希望機器做得更好,犯更少錯誤並承擔責任。當 AI 的產出能被衡量,人們或許就能夠追蹤它們做決定背後的過程。在現今法庭中,我們總是由人來解決商業問題上的爭執,如果改由機器取代人力,我們或許就能夠觀察到「決策者」在過程中的心態轉變,以及有可能出現的偏見。
注意(Attention) 编辑

「注意」,是對重要訊息的篩選。人腦每天會接收非常多的訊息,必須找出真正需要處理的部分。日常生活中最常運用的注意可分為兩種,選擇性注意(Selective attention)與分別注意(Divided attention)。

1. 選擇性注意(Selective attention)

'指個體的邊緣感覺系統接收外界的各種訊息刺激,引起神經衝動或神經興奮',此一訊息刺激稱為「感覺訊息」。感覺訊息並未經個體之解釋和歸類,僅能以毫秒計算停留的時間。這些訊息只有獲得「注意」時,才能受到中央認知系統的保留並做進一步的處理,但個體注意能力資源有限,未能對諸多同時輸入的訊息一一注意,因此在瞬間受到注意的訊息也十分有限。這種只對某些訊息刺激加以注意,而對其他訊息刺激予以忽略的現象,稱為「選擇性注意」。其具有以下特徵:
1. 訊息具顯著和對比性
2. 訊息具易得性
3. 形式特殊多變
將注意力資源盡量集中於應注意的管道(attended channel)或刺激(attended stimuli),同時抑制注意力資源流向不應注意的管道(unattended channel)或未予注意的刺激(attended stimuli)。 在雙耳分聽實驗(Cherry, 1957)[15]中,受試者的雙耳分別聽到不同的訊息,並且被告知需要注意其中一邊。實驗結束後,詢問受試者有關未注意的那一邊的訊息,受試者無法正確回答。(受試者對於被忽略的那邊連英語換成德語都注意不到,但卻可注意到男聲換成女聲,這說明受試者依舊可以察覺到音調變化。)

2. 分別注意(Divided attention)

指同時將注意力集中在兩個以上的活動。一般而言,活動間分配到的注意力資源不均時,注意力越少的活動表現得越差。
在無意視盲的研究中(Arien Mack and Irvin Rock, 1998)[16]。則是指觀察者實際上在注意其他對象,未注意到當前刺激而出現視而不見的現象。實驗者提前製作一個簡短的影像,影像上呈現的是兩組身穿白色和黑色球衣的運動員在相互傳球,另一個影像呈現的是一個穿著黑猩猩衣服的人出現。兩段影像經過透明處理後同時顯現於顯示屏上。實驗進行時,要求受試者進行數數,數白隊隊員的傳球次數或黑隊隊員的傳球次數,在 35 秒的時候,有個穿著黑猩猩衣服的人出現,他徑直走入人群中間,從一邊走至另一邊。當實驗結束後,在受試者被詢問白隊或黑隊的傳球次數後,詢問他們是否有看到異常的現象出現,結果 56%的觀察者報告沒有注意到黑猩猩。
注意 說明
選擇性注意(Selective attention) 只對某些訊息刺激加以注意,而對其他訊息刺激予以忽略的現象。
分別注意(Divided attention) 指同時將注意力集中在兩個以上的活動。一般而言,活動間分配到的注意力資源不均時,注意力越少的活動表現得越差。
理解 编辑

理解(Reasoning)是人類運用理性(reason)對一個敘述產生屬於個人的結論或推論。每一個個體對於敘述會依自身過去的經驗、個人的知識範圍及個人當下所能獲得的資訊產生結論或推論。

在閱讀理解上有一些神奇的現象。實際上我們並不會將句子中的每個字在什麼位置都看得很清楚,例如「研表究明,漢字的序順並不定一能影閱響讀,像是當你看完這句話後,才發這現裡的字全是都亂的」,這種現象其實是人與生俱來的「自信」心理造成的,忽視細節,只通過「外貌」就匆忙對事物做出結論。人眼盯著一個漢字看的時候,餘光可以同時看到這個漢字左右邊的1-2個漢字,加起來,眼睛一次最多能看5-6個漢字。而當你在閱讀整段文章時,眼睛經常是跨行閱讀,跳躍著前進。對文字的熟練度高甚至能「一目十行」。但是對比較不熟悉的文字,或是閱讀比較難懂的字,閱讀十字的跳躍就會比較小,也比較容易發現其中的問題。

  • 理解≠認同
多人會習慣性的覺得,「你理解我了就應該支持我」或者「我理解對方了似乎就需要支持對方」,這都是一種誤區,理解僅為「對方為什麼這麼想」的過程而已。只是一種了解,而非一種表態。
  • 理解≠同化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讓我們害怕「了解的多了就會成為對方」,所以尤其當我們面對自己認為不合格的父母,或者一個自己不欣賞的人的時候,我們更是下意識的只想遠離,而非了解與理解。
然而,就像任何一個優秀的警察都需要也必然會了解很多罪惡的案件與罪犯的心理活動一樣,了解並不代表就會成為對方。
這是子集與母集的關係。


語言 编辑

學習與理解語言是一個極端複雜的過程。所有一般人都可以在生命的最初幾年裡熟練地學會語言。

在研究腦如何處理語言的領域裡,有幾個核心的問題:

  • 語言知識在何種程度上是天生的,何種程度上是習得的?
  • 為何成年人學習第二語言比兒童學習母語要困難?
  • 人類是如何理解自然語言的?

對於語言的研究,包括從語音的聲音模式到詞義以及整句意義等。語言學通常把語言現象分為正寫法、語音學、音位學、詞法學、語法學、語義學及語用學。而語言的許多面向,都可透過上述學科,抑或是學科間的相互交叉來研究。

認知科學對於語言的研究和語言學領域緊密相連。語言學作為傳統人文學科的一部分,包含歷史、藝術和文學的研究。近 50 年來,越來越多研究者將語言的學習和使用看作一種認知現象,關注的主要問題是語言是如何被習得和使用,以及它具體是如何構成的。

語言學家發現,當人在組織一個結構複雜的句子時,他們明顯不知道是何種規則構成了他們所說的話。故語言學家必須訴諸間接的方法來了解這些規則是什麼,以及是否真的存在。在任何情況下,若言語真的由某種規則控制,這個規則也並沒有在有意識的考慮中出現。

學習與發展心理 编辑

學習與心理發展,是人類逐漸獲得資訊與知識的過程。孩童出生時並不具備知識,或只擁有很少的知識,而這取決於如何去定義「知識」。然而,如何解釋孩童能迅速地學會語言、行走、以及識別人和物體的機制,就是學習和心理發展研究的目的。

發展認知研究的主要問題,就是在什麼程度上這種能力是先天的,何種程度上是學習得來的。這個問題通常會放在先天與後天辯論的問題框架內。先天論(Nativism)者強調生物體的特徵由基因先天決定;相反,經驗主義者強調這些能力是從環境中習得

眾所皆知,對於孩童的正常成長來說,基因和環境刺激是必需的,但是關於基因如何指導認知發展,還存在一定的爭論。在語言習得的研究領域中,一些人認為蘊藏著通用語法的特定訊息一定包含在基因中,然而也有人認為這樣的觀點在生物學上不成立,認為基因決定了認知系統的框架,但是類似「語法如何運作」這樣的特定事實,只能從經驗中來學習。

記憶 编辑

我們使用記憶儲存訊息,以供之後使用。一般認為記憶包含長期記憶短期記憶。長期記憶可以將訊息保留一段較長的時間。我們尚未知道長期記憶的實際容量上限。短期記憶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尺度內保存訊息。

 
記憶分類表

記憶也常被劃分為陳述性記憶(Declarative memory)和非陳述性記憶(nondeclarative memory)。右側為分類示意圖。

  • 陳述性記憶也被稱為外顯記憶(Explicit memory),是人類長時記憶形式的一種。指的是能明確想起某個事件或事實的一種記憶,可分為語義記憶(semantic memory)及情節記憶(episodic memory):
    • 語義記憶(semantic memory):特定事實和抽象知識的記憶,用來儲存獨立於個人經驗的一般的事實性知識。例如:大家背的一元二次方程式的公式解。
    • 情節記憶(episodic memory):與個人經驗有關的情節記憶,用來儲存附加於特定事件的觀察性的資訊。例如:自己在七月出去玩經歷的一些事情。
      對於語義記憶而言,雖然都是一個公式解,但每個人對於他的記憶方式不盡相同。有的人死背,有的人找口訣。但記憶的東西是一樣的。而對於情節記憶而言,每個人記的事情都不盡相同,出發的角度也不相同。因此,對於每個人而言,遇到有可能喚起記憶的契機也不同。
  • 非陳述性記憶還可細分成程序性(procedural),促發(priming),單純古典條件化(simple classical conditioning)以及非連結學習(nonassociative learning),有時也被稱作內隱記憶(implicit memory)或者內隱知識。此種記憶不依賴意識或認知,而是需要多次重複測試才能逐步形成,包括感知覺和運動技巧、程序和規則的學習,是很難用語言表達的記憶。通常以習得性行為為主要研究對象,而習得性行為是指一切經過學習(或經驗)而獲得的行為。以下為相關研究(記憶及記憶系統的神經生物學研究)
  1. 在條件性反射行為形成過程中或形成以後,通過給大腦皮層注射GABA或損傷特定區域,可使條件反射的完成受到抑制
  2. 在基底神經節中的尾核(caudate nuclus)、蒼白球(white ball)等處注入GABA,發現習得性行為活動受到抑制,並認為這種行為的控制主要與運動的控制有密切的關係。Wang等在損毀獼猴基底神經節新紋狀體的尾部後,導致非陳述性記憶的嚴重障礙,而陳述性學習和記憶則不受影響;梅鎮彤等通過在多種條件性行為模型上證明:尾核、蒼白球等在非陳述性記憶中起作用
  3. 在邊緣系統的腹側背蓋區(VTP)和腹膈核中,注入 GABA也會抑制習得性行為的完成,並認為伏膈核可能是邊緣系統與運動系統的接口。因此,非陳述性記憶的神經迴路應該由大腦皮層、邊緣系統、基底神經節和運動系統等腦結構組成,而基底神經節是非陳述性記憶活動的主要環節

透過物理性及心理性的刺激都可以改善記憶,前者如藥物、電、磁的刺激;後者如學語言、玩麻將,兩者都是透過改變大腦運作的方式來達成。

  • 物理刺激:已知腦深處的海馬迴和形成新記憶有關,發現在適當時機刺激海馬迴,記憶表現會變好。而靠近表面的左後側頂葉是和長期記憶相關的腦區,對此區施以微弱電流,可以短暫讓記憶增加。
  • 心理刺激:有所謂的「測驗效果」(testing effect):相對於一再重複學習,如果針對已經學過的材料給予測驗,會產生較佳的學習表現。透過腦電波觀察,也可發現測驗改變學習的神經迴路,讓腦部活動變得更活躍,受試者也可能因此更熟悉,對自己的記憶更有自信。。另外理解也能幫助記憶;相對於比較容易的學習,比較困難的學習也讓我們有較好的記憶。

與心理學家一樣,認知科學家也研究記憶,但更多著重在記憶是如何基於認知過程,以及認知和記憶之間的聯繫。例如,當人重新喚起一個忘記了很久的記憶時,究竟經歷了怎樣的精神過程,使他們對記憶產生了聯繫而回想起這段記憶?或是辨認(根據上下文或者其他跡象回想起記憶)與回憶(喚回一個記憶)的認知過程有何區別?

知覺與行為 编辑

知覺是從感官中提取,並以某種方式處理信息的能力。而視覺聽覺是我們感知環境的兩種最主要方式。視覺知覺研究中包含許多問題,例如: 我們何以能認出物體?何以能夠感知到連續的視覺環境? 觸-壓覺、體感、嗅覺及味覺刺激的研究,也屬於知覺研究的主題之下。

而行為則是系統的輸出。對人類而言,行為由運動反應來完成。空間計劃和動作、語音的產生,以及複雜的運動動作亦屬於行為的一部分。

認知心理學 编辑

認知心理學主要研究心智功能,包括知覺、注意、記憶、語言、思考、解決問題跟智力等。認知心理學的主題十分多樣化,包括感知、人類學習、注意力、分類、問題解決、決策、信息處理和檢索、短期和長期記憶和遺忘、感覺編碼、運動控制、心理語言學和閱讀,但是特別著重在獲取知識的方法,和用知識形塑、了解經驗。 認知心理學的觀點隨著研究發展還進一步擴展到了社會心理學、發展心理學、生理心理學、工程心理學等領域,它的興起是西方心理學發展中的一個巨大變化。有些人說它是一個新學派,有些人說它是一個新方向,更多的人則贊同美國心理學家庫恩(Dennis Coon)的觀點,稱其為一個新“範式(Paradigm)”。範示又稱典範,此概念最早由托馬斯·S·庫恩 (Thomas S. Kuhn) 率先提出並使其廣為人知,「典範理論」主要說明科學知識的成長與變遷是非累積性的過程,整個科學知識的成長與變遷乃是順著常態科學與科學革命時期交互循環的過程,這就是非累積性的革命變遷。並且,庫恩把科學中新舊範式的更替稱為科學革命。一些美國心理學家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認為,認知心理學的出現是美國心理學發展中的第二次革命。

在心理學研究對象上,行為主義主張研究外顯的、可觀察的行為,而不管內部的心理過程;認知心理學則把研究重點轉移到了內部心理過程。在研究方法上,行為主義強調嚴格的實驗室方法,排斥一切主觀經驗的報告;認知心理學則既重視實驗室實驗,也重視主觀經驗的報告。對於認知心理學家來說,改變外部條件並不是目的,它只是揭示知識結構的輔助手段。

認知心理學重視心理學研究中綜合的觀點,強調各種心理過程之間的相互聯繫、相互制約。並企圖把全部認知過程統一起來,認為注意、知覺、記憶、思維等認知現象是交織在一起的 ,對於一組現象的瞭解有助於說明另一組現象。它們之間的相互依賴關係,很可能會發現人類認知過程的統一加工模式。

由於電腦的隱喻和使用,認知心理學在 1960 年至 1970年 間得到許多人工智慧及其它相關領域研究成果的助益。事實上,它已發展成為一個跨領域的認知科學,此學門整合了一系列不同取向關於心靈與心智處理的研究。

國內發展 编辑

鄭昭明教授撰寫了國內第一本認知心理學教科書[17]。為國內的認知心理學教育開啟了一個新的里程碑。認知心理學是二十世紀心理學的顯學,包含認知內容與與認知歷程兩大部分,認知內容就是你所知的概念、事實、規則以及記憶等;認知歷程就是你如何運用心理中的素材,例如解釋事件或創造解決問題的方法。目前認知心理學的研究主題涵蓋了推理、判斷、決策、問題解決以及視覺認知等。隨著腦神經科學與發展心理學的發展,認知心理學也將神經科學的技術與知識應用到判斷、決策等議題上,例如郭文瑞老師發表在《科學》這個國際期刊的一篇文章發現人的決策歷程在腦功能照影中的表現[18]

汪曼穎、葉怡玉與黃榮村 ( 2013 ) 回顧 1970 年到 2012 年期間有關認知心理學的研究,依其在硬體系統、介面設計、產品開發、錯誤診斷與人為疏失、人員甄選,以及環境系統上的應用能力方面,加以整理與呈現。這些應用認知研究的發展受國際與本土的社會與產業脈絡影響,研究焦點由複雜系統 ( 航空、核電、環境 ) 轉為簡單系統 ( 3C、手持裝置 ),研究議題由操作的安全轉而注重介面的人性化設計。

認知歷程的測量與研究 编辑

成分歷程 编辑

 
Serial Parallel Processes

高層次的心理認知活動往往可被分析、拆解為多個成分歷程。某些成分歷程必須一個接一個,分開、循序處理,這種成分歷程稱為依序歷程;另一些則可以同時進行,稱為平行歷程

成分歷程 定義 例子
依序歷程(serial process) 兩個以上必須依序執行的心智過程 當你在看五金大賣場的折價型錄時,你的注意是集中的,而且判斷是受到限制(可能只有「是」或「不是」),基本上你的判斷是程序跟著你的閱讀順序來進行。
平行歷程(parallel process) 兩個以上,可以同時處理的心智過程 當五金大賣場的店員問你「請問您想要買甚麼?」的時候,你可以使用語言能力,在理解這段話意思的同時,也向店員回答你想要購買的五金用具。

上圖為依序歷程及平行歷程的示意圖。多個心理成分歷程可能同為依序歷程或平行歷程,所花時間相同,因此我們需要透過特定的方法測量各心理歷程的時間,並決定它們是屬於依序歷程或平行歷程。 雖然心理學家常常用「平行歷程」或者是「依序歷程」去分類人的心理認知活動,但是在真實世界中的歷程是同時存在「平行」及「依序」兩種歷程。舉例來說,當你在開車時,你可以一邊聊天一邊駕駛汽車。這時你的「語言」跟「開車」的歷程是互相平行同時發生。但是當開車到一半時,路上突然竄出一隻小狗,你踩了剎車並轉彎閃開了那隻狗。你是否發現,當你在閃避狗時,你的對話是否停止了?這是因為「開車」需要更多的心理資源所致,而你的「語言」被終止了。以上現象是因為人的「心理資源」有限所造成,關於心理資源的討論會於下一部份更深入探討。

反應時間與減算法 编辑

反應時間是個體從接受刺激開始,到做出預定反應為止的時間長度,也被認為是心智歷程所需的進行時間。心理學家常利用反應時間的測定,來判斷哪些作業屬於依序歷程,哪些作業屬於平行歷程。

為了探討心智歷程的速度,荷蘭心理學家 F. C. Donders(1868)以減算法(subtraction method)解釋實驗中不同的心智步驟(mental steps)會影響受試者對事物的處理與反應時間[19][20]。在他的實驗中,會讓受試者讀一篇類似下方所示的文章(F. C. Donders' Test of Mental Process) :

"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WhETher ‘Tis noBIEr In tHE MINd tO SuFfERtHe SLings AnD ARroWS Of OUtrAgeOUs forTUNe, or To TAke ARmS agaINST a sEa Of tROUBleS, AnD by oPPOsinG END theM. "

而受試者的作業分為三個獨立的部分:

  • 在每個大寫字母上方寫"C"。
  • 在每個大寫母音上方寫"V",並在每個大寫子音上方寫"C"。
  • 在每個大寫字母上方寫"V"。

由於在第 2 部分中,受試者除了要和第 1 部分一樣進行刺激分類(stimulus categorization),分辨看到的是母音還是子音外,還須進行適當的反應選擇(response selection),來決定要寫"C"還是寫"V"。因為牽涉到比較多的處理,所以會使受試者消耗更多的時間去完成。另外,實驗作業的第 3 部分是用來比較第 1 部分中,受試者寫"C"跟寫"V"是否會造成速率上的差異,結果顯示第 3 部分跟第 1 部分所需的時間差不多。因此,F. C. Donders 的實驗證實了額外的心智步驟會導致個體在其中花費更多的時間。

F. C. Donders 所設計的實驗方法有一些缺陷。其中最明顯的就是所做作業的文字都是相同的,而人有可能在短時間中變得熟練,進而使實驗中第三部分跟第一部分有明顯的反應時間差距。除非重複同一份作業的問題能被消除,否則實驗的結果沒有太大的意義。儘管如此,F. C. Donders 的實驗所得出的結論──越多的心智步驟會導致更長的反應時間,深深地影響心理學的發展。至今,許多研究仍然遵循著這結論而獲得更深遠的發現。

總而言之,當接受以定的刺激而開始反應後,多了一個反應步驟,心智歷程所需的進行時間也越多,這是一個可以理解的現象。第二組除了區分大小寫,還要區分子母音,這使得反應速度有所延遲。

心理資源(mental resources) 编辑

心理學家也會藉由特定心理程序所需的心理資源,去判斷該程序為依序歷程或者是平行歷程。

心理資源藉由注意歷程分配,而所謂的「注意歷程(attentional process)」就是─個體受刺激後到處理刺激的這段歷程。所以,在人的心理資源是有限的條件下,注意力的分配決定了人所能察覺到的資訊。依照所需的注意力多寡可以分為以下兩種歷程:

自動歷程(automatic processes) 不太需要注意力,相較於控制歷程,所需的心理資源較少,但是處理上比較缺乏變化性。在一般情況下,一般人可以同時處理多個自動歷程。
控制歷程(controlled processes) 相較於自動歷程而言,控制歷程需要更多的注意力跟心理資源,但在處理上較富彈性。在一般情況下,同時處理超過一個控制歷程是很困難的。

在某些情況下(如過度學習),可以簡化耗費大量心理資源的「控制歷程」,某種程度可說是將「控制歷程」轉化為「自動歷程」(Keane, M. T., Eysenck, M. W., 2000)[21]。例如,當棒球打擊者往空隙擊出一顆強勁的平飛球,看似無法接到,此時游擊手往球奮力一撲,棒球逕直被游擊手攔下。當普通人正在猶豫是否要去接球時,游擊手已經向球撲了出去。對於游擊手而言,撲向這顆平飛球是一種條件反射,甚至有可能在反應後才意識到球已經進入手套了,此時可說「游擊手撲向棒球」已成為一種簡單快速的「自動歷程」;但是對於普羅大眾,撲向棒球是屬於複雜而緩慢的「控制歷程」。以下兩個實驗,可作為自動歷程對於認知影響的實例。

注意歷程
自動歷程 控制歷程
所需心理資源
所需注意力
變化性
同時處理多個 困難
哪個數字比較大?
縱使受試者已經知道要選取字體較大的數字,但在圈選數字時,腦內的自動歷程會使受試者不經意地受到數值大小的影響。這項測試顯示出「自動歷程」十分依賴受試者自身記憶,記憶中數值大小已經根深蒂固(Barrett et al., 2004)[22],亦稱為自動化。因此,受試者在進行測試時,當字體大小與數值大小成正相關時,受試者會感到較為輕鬆;反之,若字體大小與數值大小成負相關,受試者在進行測試時會感到些許阻礙;這是因為受試者必須去除「自動歷程」的影響,實驗中兩者的差異即由「自動歷程」所致。
下表為實驗範例表格,受試者必須選出字體較大的數字,而非數值較大的數字(Ganor-Stern et al., 2007)[23]
 
Number test
唸出文字的「顏色」
我們亦可利用涉及史楚普效應(stroop effect)的叫色實驗,探討干擾對反應時間的影響。在 Stroop(1935)的實驗中,詞彙包含墨水顏色與字義顏色,墨水顏色與字義顏色不相符的詞彙稱為衝突詞彙;受試者必須說出該詞彙的墨水顏色,而非字義上的顏色[24]。結果顯示受試者對衝突詞彙的反應,相對於非衝突詞彙更慢。即受試者對字義的理解干擾對墨水顏色的判斷,此時受試者的反應時間會比較長;反之,如果字義跟文字的顏色相同時,受試者會花費較少的反應時間。
而導致上述差別的原因為看到字的顏色會去刺激一種神經元,字義又會去刺激另一種神經元,而當兩種神經元同時被刺激,就需要花費較多時間去整合資訊,進而判斷該由哪顆神經元來主導。
此實驗顯示視覺與語言同時主宰人類思考與決策的過程,而字義跟墨水顏色的兩種刺激,依據資訊接收程度不同而互相拮抗、競爭強弱,最後由前額葉根據當下進行的作業,並進一步激發能做出正確決定的神經元,選擇輸出字義或是文字的顏色。
下圖為史初普效應的實驗範例,受試者須回答該詞彙的墨水顏色,而非字義上的顏色。
 
Stroop effect

現階段透過網際網路,我們有可能發現有許多遊戲也有類似的實驗。人們在外關與語意上要找到一個突破點,否則在進行反應時,史楚普效應顯得明顯。

一心多用 编辑

生活中常有一心多用的行為情境,例如同時開多個分頁查資料、處理報告時回應新訊息,或是開車時聽音樂等。我們時常覺得效率極佳,並省去了許多時間。然而人是否確實能一心多用?

人的專注力有限,當在兩項工作之間切換時,一方面必須回顧先前的工作進度;另一方面,一部份的心理資源仍會被前一項事件佔據,而專注度可減緩這樣的效果。時間壓力帶來的專注度,對迅速切換工作重心有所幫助,可減低或消除前項工作在記憶中佔據的時間影響(有關工作記憶的內容,請參考前章 3.3.2 段落)。另外,當兩項心理工作的性質越接近,相互影響的可能性就愈高。例如:一邊說話一邊看電視很困難,因為一方面要處理有意義的語言訊息,一方面又要輸出有意義的語言訊息,兩者工作勢必相互干擾;而工作性質差距越大,則較有可能互不干擾,甚至可以提升效率。

然而,前文所述的一心多用者,研究顯示,實際上只佔總人口的 2.5%[25]。亦有研究顯示:在相關的心理測驗中,認為自己是一心多用者的自信愈高,這些人的表現通常愈差[26]

  • 實驗

而關於一心多用的男女差異,格拉斯哥大學(University of Glasgow)的海斯貝特·施托特(Gijsbert Stoet)博士及赫特福德大學(University of Hertfordshire)的基思·勞斯(Keith Laws)教授作了以下兩個實驗:

實驗一 :
讓受試者們坐在電腦前進行測試,這些測試會要求他們在計數及形狀辨識這兩項任務中轉換。任務剛開始時,實驗對象都可以及時完成任務,但當任務混合交替出現時,受試者的速度顯著的變慢且錯誤率上升,男性反應速度比正常情況下慢 77%,而女性則為 69%。
實驗二 :
讓受試者們在八分鐘之內完成一系列任務。其中包括:在地圖上定位餐廳位置、解決簡單數學問題、接電話、決定要如何在田地裡找到一把丟失的鑰匙等等。結果顯示,女性比男性有更加優秀的表現,尤其在尋找鑰匙這一環節。

通過這兩項測試,專家們認為在多任務執行時,女性比男性「更有優勢」。「多任務執行能力在辦公室裏變得愈發重要,人的注意力容易分散,各種瑣事打擾著整個工作流程,男性似乎在這種不停轉換下顯得更加痛苦。」因此,若男性真的會慢於女性,這將對工作場合的人力安排有很大的影響。

  • 白噪音
在可測得的頻率範圍內,頻率保持一致的聲音,像是重複播放海浪聲、雨聲等等,而這種一致性,可創造一種蓋住其他突然產生的聲音的效果,且並不容易聽到周遭的噪音發生的變化。例如旁人的打呼聲、狗叫聲,或窗外經過的車聲等等,可避免睡眠被干擾。就算被吵醒,白噪音也可使人更容易再次入睡。
人類的認知處理很容易受到不相容的環境刺激的干擾,分散對手邊任務的注意力。然而研究人員做了一個精密的實驗,顛覆了我們對噪音的認知。
方法
51 名中學生(25 名男孩和 26 名女孩),他們的注意力能力先被教師以李克特七點量表進行評估,注意力不集中(得分高,6 或 7 - 有課堂上的嚴重問題)的參與者即被分配到注意力不集中的組別,反之亦然。其中注意力不集中的組別中,沒有人被診斷為注意力不足過動症 (ADHD) ,也沒有人接受藥物治療。
過程
參與者需要記住96個句子 - 8 個單獨的列表,每個列表中有 12 個動詞-名詞句子。句子是按隨機順序排列的,所有要記住的句子都記錄在CD上,每隔一個列表就會出現噪音,每 9 秒讀取一個新項目。在高噪聲條件下,動詞-名詞句子在聽覺白噪聲(78 dB)期間呈現,而在低噪聲條件下,句子呈現則沒有白噪聲。接著研究人員分別在兩種噪音條件下進行了情景式口頭自由回憶測試。
結果
注意力不集中的兒童的表現在白噪音的環境中可以獲得顯著改善,原本注意力集中的兒童表現反而下降。注意力不集中的兒童在高噪聲條件下比在低噪聲條件下表現更好,而正常注意力組的情況正好相反。
討論
正如預測一般,結果顯示噪音對從正常人群中選擇的注意力集中和注意力不集中的兒童有著不同影響。被老師評為注意力不集中的孩子,表現有顯著提高;而那些被評為注意力集中的孩子,表現隨著噪音強度增加而顯著下降。有一方的理論解釋是,噪音通常會增加「喚醒」(arousal),使注意力不集中的人更加警覺,不那麼昏昏欲睡。此外,在注意力不集中組中還觀察到,閱讀能力與噪聲增強之間的呈正相關,表示白噪聲確實可以增強意識,這個現象與閱讀障礙是由語音缺陷引起的觀點是一致的。
結論
白噪音對於正常人群中注意力不集中的兒童在執行認知任務時大有益處。因此,以白噪音作為外部刺激來調節認知表現,具有實際應用的潛力,既提供非侵入性幫助,也能有效改善有注意力問題兒童的學習成績。這對於對大量藥物使用而感到不安的父母來說,可以是相當有效的輔助解方。

語言 编辑

主页面:語言與思考/語言

法國哲學家笛卡爾(René Descartes)認為,動物和人類最大的差別是語言的使用。在近年的許多研究中,人類諸多的心智運作歷程,包含感覺、注意、記憶和決策等,在動物身上也可見相似的對應。然而,人類語言和動物溝通的心智運作歷程相似性卻不高,故透過動物研究所得到的幫助極為有限,而必須借助語言能力受損之病患的研究理解語言區塊的大腦運作。

科學家們利用系統性的比較人類與動物的大腦結構差異後,發現前額葉腦迴區中的布洛卡區(Broca's area)(人類語言主要形成及表達的區域)以及左下部頂葉皮質(管理語言會話跟書寫的區域)是人類與其他動物大腦結構差異最大的地方,由此可見人類語言的獨特性。
這兩個腦區也在語言發展的腦功能研究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其神經運作的機制會明顯地隨年齡和語言發展而變化。


語言學與精神分析

重要概念:能指、能指鍊與所指

索緒爾語言學的能指與所指

索緒爾認為,語言符號由能指與所指兩方面所構成

能指:構成語言符號的詞形和發音

所指:這個詞形和發音表達的概念。如,「蘋果」這個字的詞形和發音是能指。而蘋果本身就是所指。

拉康的對索緒爾的挪用

拉康的理論也包含了能指的概念,但與索緒爾不同,他認為能指做為象徵性語言就是「對物的殺戮」。索緒爾的能指本身代表了某個對像或意義。而拉康能指則代表了對象的缺席。正是因為對象的不在場,我們才需要語言。如果有完全的完滿,語言也沒有存在的必要性(如同嬰儿沒有語言)。

索緒爾認為能指與所指是不可分離的,而拉康把所指看作能指鏈運作的效果。也就是說,他認為所指本身並不存在,所指已成為了被符號化後的殘渣。

在拉康看來,單一能指沒有意義。在字典中一個單字(能指)將你帶向了另外的單字(另一個能指),一個又一個的能指組成了能指鏈,但能指鏈永遠不能將你帶向所指本身(對象的缺席)。真正的價值體現於能指所構成的系統本身。拉康說的:“無意識具有語言的結構”,即拉康認為潛意識也具有類似語言中能指鏈的結構,是一個不能被固定的動態系統。像在水中的冰塊不斷溶解,而水又不斷凝結成冰。

 
Broca’s_area

語言的特性 编辑

  • 溝通性:個體對相同物種的另一個體做出反應,進而影響對方的行為或有所互動,即為溝通。當一人使用語言傳遞訊息時,被另一人接收並產生回應,即達成個體之間的訊息交換。一般的動物並不具備語言之對等溝通的特性。
  • 結構性:人類語言具有特定規則,如句子中主詞、動詞、受詞的順序進行排列。不同文字系統會有不同的規則結構,而這些結構方式會成為該母語使用者的自動化內隱知識。當語言排列方式出錯時,母語使用者通常可以馬上察覺。
  • 指向性:語言的指向性使語言的含義描述可以指向對應的事、物,通常為受人為認可的事實。
  • 邏輯性:語言是為有結構、有規則的指令系統,其邏輯受語言的指向描述而變化。
  • 層次性:語言的構成可以由最小的音素單位至最大的篇章會話單位。一個句子可分解為音素的層次、詞素的層次或是片語的層次。
  • 創造性:人們得以根據語言的基本規則創造並理解從未有人說過的句子,最後更可能創造出新的溝通系統。比如說,人類語言可將字詞以不同的順序做出不同組合,也可使用數量有限的音素創造出數量驚人的字詞或句子。
  • 動態性:語言會隨著時間推演改變,其變化體現在語音、音韻、型態、句法與詞彙層面上。造成語言演變的原因各式各樣,可能是為了省力以減少記憶負擔,如英語的過去式規律與複數規律逐漸普遍化;也可能是受到外部因素影響,如語言接觸、社會變遷或政治因素等等。一般來說,名詞較容易出現語言的動態演進特性,如各式簡稱:「裸考」(尚未準備就去考試)、「醬子」(這樣子)、「佛系」(對事情不強求)。而冠詞或連接詞則不容易改變,如「一個」、「而且」等詞彙就不會出現理解上的歧異。
  • 傳承性:語言具備無限傳播的能力,可以使得兩個異時空/異地域的生物(人)獲得相同的一套編碼解碼標準的聲音/圖像指令。
  • 物種性(民族性):一個物種進化出的特殊交流行為為一個物種所獨有,國家、地域的不同,交際行為會有所差異,也發展出不同語言。不僅在不同的地區,有不同的語言和方言,同一地區不同的社會階層或不同年齡的人之間都會有特殊的辭彙來表達其獨特的感情,使另一階層或不同年齡的人較難理解。

語言的結構 编辑

語言是人類溝通訊息、傳達思想的主要方式。雖然不同種族、國籍者所說所寫不同,但「人類具有語言」是個普世皆然的現象。以下透過樹狀圖將語法、音素、語素、句法、言談與語言變化等六項進行分類,詳細內容如下。

 
語言結構示意圖

語法(Grammar) 编辑

語法(又譯文法)是人類用以詮釋及組成字詞的語言規則或類別的一套系統。 語法分為兩種:

  1. 規範性語法((prescriptive grammar):規範性語法派的語言學家認為語言有所謂正確的形式,並規範出語法的規則要大家來遵守,但不能完全反映語言實際的使用狀況。規範性語法可追溯至十八世紀,當時標準語言的概念迫在眉睫,人們需要知道自己在跟哪些社會地位的人說話,以便快速判斷,致使規範性語法派的語言學竭盡全力制定出盡可能多的規則,將語言標準化。現代的例子包含標準英語(Standard English),在英語系國家,標準英語用於正規學校教育、語言檢定和國家官方印刷出版物,其語法和詞彙不再具有區域性特徵,且幾乎沒有口語化的使用,與台灣學校英文課所教導的「英文文法」概念相同。此處「標準」指的是語言的語法、拼寫和用法的規範化,所有的語言特徵都受到標準化,包括構詞(morphology)、語音(phonetics)、句法(syntax)、語域(register)與語用(pragmatics)等面向。
  2. 描述性語法((descriptive grammar):有別於規範性語法,描述性語法派的語言學家側重於描述母語或非母語者日常使用語言的方式,因此得出一套語言可以如何使用的通則,以語言實際使用情形為基礎,而不是「應該」如何使用。由於這種方法基本上是以語言的實際使用情形為主,因此沒有什麼是正確或不正確的,換句話說,我們也可以把這種方法定義為「語法結構的客觀描述」。非洲裔美國人白話英語(African American Vernacular English,AAVE),亦常稱美國黑人英語(African American English),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常使用「ain't」作為一般否定詞,以取代標準英語中的「am not」、「isn't」、「aren't」、「don't」、「doesn't」、「didn't」、「haven't」和「hasn't」等,例如,「I ain't know that」。

音素 编辑

音素(或稱音位,phoneme)是聲音的最小單位,也是語言層次的最小單位,能夠對語言的意義產生影響,在相同的語言中,音素是能令人辨別不同字詞的最小單位。人類透過發聲器官可以產生許多的聲音,但不是所有的聲音都可以成為人類的語言。當一連串的聲音被分解為可以在語言上產生意義的最小單位時,就被稱為音素。

語素具有類別知覺(categorical perception)的屬性,一個音素的知覺類別內可以允許不同的聲音、聲學變異。

音素可以分成輔音元音,概念分別類似於子音和母音。從生理學的角度來看,它們的主要區別有下列幾種:

區分子母音的方法
子音 母音
聲門以上的發音器官 有氣流阻礙 無氣流阻礙
氣流的強弱
發音器官 部分緊張 均衡緊張
聲帶振動 不振動(濁子音例外) 振動

語素 编辑

語素morpheme),又稱詞素,是指傳達意義的最小語言單位。單獨的音素無法傳達意義,當數個音素組合成為一個最小的單位,可以傳達意義時,即成為語素。語素可以單獨成為一個詞,或與其他語素結合成一詞彙。在語言研究中專門探討語素的科目稱為morphology

詞素可以依照能否獨立使用而分為以下兩種類型:

  1. 自由語素free morpheme):不需與其他語素結即可單獨使用,即根詞(root word)。例如英語中的love, happy,dog, house, (在英語中不同自由語素也能合併為同一字,如doghouse)以及漢語中的玩、門、徘徊(在漢語當中,自由語素包含連綿詞,因為連綿詞單字不成意,需合併成為最小的意義單位一起使用)。
  2. 附著語素bound morpheme):一定要與其他語素結合,無法獨立使用,即詞首(prefix)及詞尾(suffix)。例如英語中的 un-, -ness, -ish,以及漢語中的歷、偉、究。

所有詞素的總合稱為心理辭典(lexicon,以英語為母語的成年人,心理辭典的詞素總數超過八萬個。詞素可以進一步組合成為詞(word)。但在漢語裡,如何界定語素的看法是不統一的,有學者認為中文詞(word)是其基本單位,如「吃飯」;另一些研究者認為中文字(character)才是基本單位,如「吃」、「飯」,而目前未有定論。

語意學:研究字詞意義的學科稱為「語意學(semantics)」,其研究也可以使用於更大的語言單位,包括句子及言談的層次。界定字詞意義可使用下列三種理論:

  1. 成分理論(componential theory)
  2. 定義性屬性(defining features):使用分析概念。例如「狗」的定義包括了動物、四隻腳、胎生、有毛等。
  3. 原型理論(prototype theory):針對概念的屬性,與我們內在儲存的標準與某物的原型表徵相互比較。如果兩者接近,則眼前所見的生物就被歸類為「狗」;典範(exemplar)則採用「狗」的典型代表,如台灣土狗、黃金獵犬等來說明狗的概念。

句法 编辑

句法指一門語言裡,決定詞、片語、從句等句子成分如何組成其上級成分,支配句子結構,直到組成句子的規則或過程。這一概念常常與文法混淆,這是因為文法研究裡面很大一部分都是關於句法的內容,但文法不僅關注句子結構的形成,也同時關注句子成分的文法功能和文法意義。

研究句法的學科為「語法學」([Syntax]),代表學者則為莊斯基。莊斯基指出句子的結構可分為兩種類型:包括表層結構(surface structures),具有變化多樣性的字詞組合方式;以及深層結構(deep structures),代表句子所傳達的意義。表層和深層結構間則可透過轉換文法(transformational grammer)來相互溝通。

句法的基本原則在自然界中是很不自然的事,句法是一個「離散的組合系統」。數量有限的離散元素(語詞)隨機抓取、組合、改變序列,以創造出更大的結構(句子)。例如:「人咬狗」的意思和句子裡的三個語詞的意思都不相同,也和這三個語詞倒過來的組合意思不同。在離散的組合系統裡(例如:語言),可以有無限多的不同組合方式,從而有無窮無盡的意義。

言談 编辑

語言分析的最大單位為言談discourse),此層次使用多個句子組成日常生活的對話、敘事、文章段落。為了理解言談的內容,我們需要依賴基模(schema)的知識,將數個概念組織成為一個整體的架構。
言談同時也是社會學、人類學、歐陸哲學、言談分析等科目中相當重要的一環,用以了解人對世界的認知。

  • 基模(Schema):人類用來為所接收訊息分配含義的輔助工具,可以理解為個人看待世界的處理系統,它使人們能夠在任何情況下快速且輕鬆地掌握自己的思緒,並做出相對理性的行為。簡而言之,就是將我們對於外在世界的認識整理後,儲存而產生的認知訊息處理模型。只有在特殊情況下,受控制而有意識的認知才會取代基模,引導人類的行動。它也可以被描述為「先入為主思想的心理結構」,表示對於某些觀點的框架,或是用於組織和感知新資訊的系統。基模也會影響注意力和新知識的吸收,人們更有可能注意到符合其基模的事物,同時將與基模矛盾的事物重新解釋為例外,或是扭曲它們以適應基模。即使面對相互矛盾的資訊,基模也有保持不變的趨勢。在大多數情況下,人們使用基模時可以快速地將新的認知組織到基模中,無須經過複雜的思考。

研究社會情境如何影響言談的學科則稱為「語用學」(pragmatics)。語用的社會情境依賴言談的對象、言談發生的地點、言談的主題以及言談者的目標來決定。如我們和同學交談時,語言的表達就會和與教授交談不同。自閉症患童所表現的語言缺損,就是無法配合不同的社會情境來改變語言表達,進而產生不適當的語言反應。

語言變化 编辑

許多語言會隨着說話者採用或發明新的說話方式而發生變化,而且會在言語共同體內擴散。這種變化是全方位的,會發生在語音、詞彙、形態、文法甚至語用等層面。儘管語言變化最初常被認為是一種語言消退或語言規範的弱化,因而被消極對待,但這種變化實屬自然且不可避免。

語言變化可能會影響特定語音或整個語音系統,包括語音或語音特徵的替換,這可能導致原有語音損失,甚至變成以前沒有的新語音。語音變化通常具有規律性,故無論滿足結構條件與否,語音都會成體系地變化,而任何非語音因素皆可忽略。但體系性變化並不絕對,也常有僅改變一個或幾個詞的個例,而有時此種變化會觸發語音系統的鏈式音移,如日耳曼語族所有的塞音都曾發生此現象:最開始 *bʰ 變為 /b/,導致原來的 *b 變為 /p/,然後又導致原來的 *p 變為 /f/,這一過程被稱為格林定律。這也可以解釋為何意大利語族裏面 p 開頭的詞 pater 和 pisces,對應到日耳曼語族裡,就會變成 p 開頭的 father 和 fish。鏈式音移另外一個著名例子,是英語的元音大推移,這是現代英語正寫法與發音不一致的主要原因。還有一個例子,是閩南語的八聲經過演變後,第二聲與第六聲合併,如今只剩七調。

語音變化的另外一種原因是元音縮合,即由於發音模糊等原因,在兩個獨立的詞中有大量音素脫落,逐漸縮短為同一詞內的兩個音節甚至兩個語音的現象,例如拉丁語 mea domina 後來變成了法語中的 madame 和美式英語中的 ma'am。

語言在文法層面也會發生變化,這些現象常常在詞或詞素脫落後,文法系統無意識地重組語言時發生,例如標準西班牙語利用屈折變化 -s 來標記動詞第二人稱,但一部分加勒比海西班牙語當中之 -s 脫落,導致它們只能前置人稱代詞 tú 來表示第二人稱,故西班牙語當中 ¿como te llamas? [ˈkomo te ˈjamas](「你叫什麼名字?」)這一句子到了加勒比海地區就變成了 ¿como tú te llama? [ˈkomo tu te ˈjama]。由此可見細微的語音變化也會影響形態和文法。文法變化的另外一個常見原因,是特定話語模式的固化,即文法化,如熟語的形成等,例如英語中 going to 由「去」的含義,轉變成「將要」的意思(如 I'm gonna),而在某些英語方言內,這種變化是非常徹底的。

語言變化可能會受到其內部因素推動,例如特定語音在難以聽辨或發音的情況下,容易促使語音改變,或者通過成體系的變化,使一些罕見的語言結構常態化。語言變化的另一類因素則是社會性的,例如當某些發音代表了特定群體、社會階層或意識形態集團的時候,希望進入這些群體的人就會模仿、採用那些發音,於是在客觀上就發生了語音變化,由此可知身份構建和政治議題也會對語言結構產生深遠影響。

語言的發展 编辑

語言習得的先天與後天的觀點 编辑

根據習得語言的順序與方式,將其分為以下三種觀點:

1.先天習得觀點(nativist theory

以諾姆·杭斯基(Avram Noam Chomsky)為代表人物的一些語言學家認為人類的大腦中天生具有專門為了學習語言的內在機制,主張人類的腦部是為學習語言所特別構成的,稱為語言習得機構(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 LAD),能使兒童分析他們聽到的語言,並抽取其中的文法規則,用以造出未曾說過或聽過的新句子。
在此種腦部結構下,小孩的語言建構方式並非被動等待外界強化與糾正,而是在大量搜集環境中語言資訊(聲音、語調、語法)後統整出語法規則,進而依照其脈絡發展出能造出全新的句子的能力。甚至有時成人亦以簡化語句的方式對小孩講話,小孩仍可以從中習得語法規律,而使其語言發展出複雜句。這個語言習得機構在兒童期(7歲以前)運作達到頂峰,之後便逐漸消退,所以語言學習在兒童期是敏感或關鍵的階段,過了兒童期之後,語言學習的效率便會急速下降。這項發展的特性,說明了在兒童期之後學習的第二種語言,其效果總不如在兒童期學習的語言好。

2.後天習得觀點(empiricist theory)

經驗主義者認為語言的獲得原則與其他與行為相似,都來自後天的學習,代表人物為行為主義心理學家史金納。他認為人類是透過各種形式的學習經驗,如古典條件學習、操作條件學習、觀察模仿學習等歷程逐步累積語言能力,因此他強調教導與強化在兒童學習語言上的重要性。
在支持後天習得觀點的證據上,有一實驗發現,幼年時家庭(外在環境)對孩童的溝通字數語詞彙複雜度,會影響孩童長大後語言能力的變異。
研究細節:某研究針對不同社會經濟地位的家庭進行兒童語言發展的追蹤,紀錄了十三個白領階級、二十六個藍領階級與六個貧困家庭的小孩,從10個月大3歲之間的每個月一小時的親子對話。結果發現在不同社經環境下成長的小孩,語言發展有極大的差異,在白領階級中長大的三歲小孩會講1100個字,藍領階級中的小孩會說750字,而在貧困家庭中長大的只會說500個字。研究者發現,這項語言發展的差異和其用語言溝通的相關經驗有密切關係,三種不同家庭環境的小孩聽到的字數多寡與詞彙複雜度有所不同,白領最豐富、藍領次之、貧困家庭最少。該研究顯示了三歲前幼兒期的語言互動經驗,可以解釋小孩十歲時語言能力變異的61%,甚至與成長後的溝通能力有關。

3.相互作用觀點(interactionist perspective)

先天或後天習得觀點分別從遺傳和環境兩個極端解釋兒童語言發展,在這兩者之間出現了一種新的觀點—即認為兒童語言發展是先天的能力和後天的經驗相互作用的結果。相互作用論的語言學習模式認為,兒童語言發展受許多因素影響,這些因素相互依賴,相互補充。認知的因素、社會的因素都會影響兒童語言的發展。同樣,兒童的語言發展又反過來影響認知能力和社會能力的發展。有一個研究支持此觀點:嬰兒在半歲之前,通常具有分辨母語和外語個語言的音素,但到了一歲時,就只能分辨母語的音素,例如日本幼兒六個月前能分辨英語 R 與 L 兩個音素,但這能力到一歲時就明顯下降了。
觀點 相關說明 兒童語言建構
先天習得觀點 認為人類的大腦中天生具有專門為了學習語言的內在機制,主張人類的腦部是為學習語言所特別構成的,稱為語言習得機構。 小孩的語言建構方式並非被動等待外界強化與糾正,而是在大量搜集環境中語言資訊(聲音、語調、語法)後統整出語法規則,進而依照其脈絡發展出能造出全新的句子的能力。
後天習得觀點 語言的獲得原則與其他與行為相似,都來自後天的學習。 幼年時家庭(外在環境)對孩童的溝通字數語詞彙複雜度,會影響孩童長大後語言能力的變異。
相互作用觀點 兒童語言發展是先天的能力和後天的經驗相互作用的結果。 兒童語言發展受許多因素影響,這些因素相互依賴,相互補充。認知的因素、社會的因素都會影響兒童語言的發展。

語言發展過程 编辑

初生的嬰兒即有分辨某些語言的能力,例如在英語國家,兩三個月大的嬰兒可以分辨出有聲(B,G)音素與無聲(P,K)音素的不同。嬰兒和語言互動的經驗,隨著年歲增長而逐漸增加。大人對嬰兒互動的話語具有一些特色,通常是短句、吐字清楚、片語有明顯間斷,同時使用帶有情緒的高聲調話語。嬰幼兒在尚未能正式使用語言之前,可能就有說話的意圖。他們從發出「咕咕聲」開始,然後六至十個月就可以發出許多牙牙學語的語音,一歲左右這些語音接近母語的語音系統。嬰幼兒大約在一歲時會說出詞彙,在許多語言中「mama」、「 dada」常是嬰幼兒最早發出的有社會意義的聲音。

嬰幼兒兩歲開始會用字詞,例如用「沒了」 來指涉目前看不到的事物。臺灣的小孩通常在兩歲時可以說出200個字,三歲說出570個字。他們在開始學習對應字詞的意思時,會出現「過度引申」(over-extension )「引申不足」 (under-extension) 的現象。前者如看到自己的爸爸和年輕男性的相片都會叫「爸爸」;後者如小孩稱呼家中養的狗叫 「狗狗」,但是在公園看到的狗卻不認為是「狗狗」 。這兩種現象都來自於不瞭解該字的關鍵意義,過度放大或縮減詞彙的使用範圍,以致於錯誤的選用詞彙。

幼兒約七個月大時,就對語言中的文法規則性有所覺察;約兩歲時有雙字詞的句子出現 , 此時語言類似電報語言,但這其中仍然蘊藏了邏輯思維及時間關係,例如小孩會 「丟球,沒了。」到三歲時,英語國家的孩童會發展出主詞一動詞一受詞結構,可以把字或符號填入文法正確的句子中。

在母語學習的過程中,成人很少刻意教導小孩文法規則,但小孩到了四歲時,就能夠將體會到的文法規則應用到詞彙與句子中。當孩童開始學習詞語各種語法上的變化時,是將規則與不規則的變化(例如英文動詞的過去式或名詞的多數)當成個別案例來學習,通常他們不會犯錯。但是一旦知道詞語的變化具有某種規則後,他們就會把規則應用到不規則變化的詞類上,這稱為過度規則化失誤(over-regularization errors);隨後才會慢慢地修正。雖然華語語詞沒有動詞時態或名詞複數變化,但華語兒童也需要學習語詞的語法規則,例如華語中的量詞(如兩「個」人、三「張」紙)。「個」是兒童最早使用的量詞,因此在「個」的使用上也比輆容易出現過度規則化失誤,例如兩「個」小狗。有主題對話的用語約在五歲至九歲間發展,孩童此時會開始使用比喻,並瞭解某些語言在使用上的微妙之處,例如一語雙關。

語言的起源 编辑

據目前統計,世界範圍有多達6000多種的語言,但語言的起源依舊是「人類學界最困難的問題」之一。心理學家、生物學家、人類學家、歷史學家、考古學家、神經科學家、遺傳學家等應用各種方式去探究這一課題,衆多的假説可以根據其前提假設進行劃分成以下但不限於的主要兩大類

  • 連續性假説:認為語言不可能突然之間就形成,一定是由人類靈長類祖先的早期語言雛型演變而來。
  • 非連續性假説:認為語言有著獨一無二的特徵,只能是在人類演化歷程中的某一時間點上相對突然地出現。

心理學家邁克爾·托馬塞洛認為語言並不是從靈長類的交流方式,而是從靈長類的某些可以通過認知能力控制的溝通方式中發展而來,這些方式更多是基於手勢而非發聲的。[27] 而現今唯一一位支持非連續性假説的諾姆·杭士基認為語言不可能從猿類的叫聲中演變而來,因為語言是基於與任何動物溝通方式都截然不同的原則之上進行定義的。[28]杭士基如此回應達爾文主義的理論說:「在研究語言起源的很長歷史中,人們一直想要知道它是如何從猿類的叫聲中演變而來。然而對我來說這完全是浪費時間,因為語言是基於與任何動物溝通方式都截然不同的原則之上的」。而當問到如何解釋語言起源時,喬姆斯基的回答是我們無法知曉:「講一個神話故事的話,很久以前某些靈長類動物在到處閒逛,突然間,或許是在奇異的宇宙射線的輻射後,產生了一些隨機突變,它重組了靈長類大腦,並將一個語言器官植入其中」。他提醒說不應該僅僅按字面意思來理解他的故事,同時也堅持「和其他包括語言在內的與演化有關的神話故事相比,這可能更接近於事實」。最近,喬姆斯基甚至更進一步地指出,產生於某個個體的一個隨機突變,導致了語言在突然之間便以完美或近乎完美的形式出現。

大多數學者則更傾向於連續性假說,但對於演變的過程他們各自有著不同的看法。有一些把語言能力看作很大程度上是天生的,其中包括史迪芬·平克(Steven Arthur Pinker)在內,他們避免去研究靈長類中明確的語言雛型,而是簡單地認為「語言本能」是通過通常的方式漸進演化而來。另外有一些學者認為語言並不是從靈長類的交流、而是從靈長類的認知能力中演化而來,因此也更為複雜。而麥可·托馬塞洛(Michael Tomasello)等學者則認為,語言是從靈長類的某些可以通過認知控制的溝通方式中發展而來,這些方式更多地是基於手勢而非發聲的。還有些支持發聲說的人把語言看作是發源於音樂。

思考 编辑

語言會影響我們對世界的認知,使用不同語言的人,對於辨識方位、學習數字、回溯記憶等思考的能力,都不相同。近年來開始有經驗證據顯示這種因果關係,母語確實會影響人們對世上許多事物的想法,包括對時間和空間的概念。

美國認知科學家蕾拉・博洛迪斯基(Lera Boroditsky)曾經做了個實驗:在澳洲北部約克角的西海岸,有個叫朋布羅(Pormpuraaw)的小型原住民部落,博洛迪斯基站在一名五歲小女孩旁邊,請她指出北方,她毫不猶豫地指出精確方位,經羅盤確認後發現完全正確。博洛迪斯基回到美國史丹佛大學演講,向聽眾中的傑出學者提出相同要求,請他們指出北方,結果很多人都無法做到,胡亂指出了一個方向。在某個文化中成長的五歲女童可以輕易做到的事,在另一些文化中的科學家卻很難做到,這種認知能力的差異便是語言與思考交互影響的例子。朋布羅人使用庫克薩優里語(Kuuk Thaayorre),和英語不同之處在於沒有「左」和「右」這類相對的空間詞彙,他們用的是絕對的基本方向(東、西、南、北等)。英語當然也有絕對的基本方向詞彙,但只用在描述大空間尺度,例如英語母語者不會說:「他把前菜叉擺在主餐叉的東南邊,真是沒教養!」然而在庫克薩優里語中,絕對的基本方向用在描述各種尺度,例如「杯子在盤子的東南邊」、「站在瑪莉南邊的男孩是我哥哥」。在朋布羅,每個人必須隨時知道自己的方位,如此才能正確地表達。過去20年來,德國馬克士普朗克心理語言學研究所的列文森及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的哈維蘭做過一些開創性的研究,顯示仰賴絕對方向的語言使用者很擅長標定自己的方位,即使在陌生的野外或室內亦然,他們的方向感明顯勝過生活在相同環境但不使用這類語言的人。

我們的思考會影響說話的方式,但反之也成立。過去10年中,不少巧妙的實驗都證實,語言確實會影響人類的認知能力。研究發現,當說話方式改變,思考方式也出現變化,例如教人們學習新的色彩辭彙時,他們區辨色彩的能力會跟著改變,而人們學會以新的方式描述時間時,也會以新的方法思考時間。此外,語言對許多人類心智活動影響之深,遠超過科學家先前的預測。即使是簡單的區分顏色、計算螢幕上的點數,或在小房間內判定方位,人們都必須依賴語言。當人們的語言流暢表達能力受到限制時,比方要求受試者反覆唸一條有點難度的新聞,上述區分色彩、計算點數、判斷方位等簡單的小活動表現都會有差。這意味著語言的差異會對我們的心智活動造成廣泛的影響。科學家口中的「思考」,其實是由語言和非語言的歷程結合而成,也因此,語言在人類的思考過程中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

相關研究 编辑

語言使用與處理 编辑

語言的理解與產出 编辑

在科學研究語言的領域中普遍同意,「語言的理解與產出」必然與「人的語言知識以及語言處理能力」有關,但具體關係為何還有很大的爭議。
有一派學者,如Nick Chater 等人,主張語言的理解與產出在大腦裡是同一個技能,學懂怎樣處理一種語言就等同於能夠製造出語句;相反,另一派學者認為語言知識只是一個基礎,實際上理解與產出的應用是兩個分開的處理過程

上述Nick Chater 等人認為語言的理解與產出,同屬語言處理的步驟,為同一技能。他們以「人類的記憶容量有基本限制」為此主張提出證據。因為大腦在處理語言時皆須處理大量的資訊,而人類在聆聽或說話時的處理時間都是幾百毫秒等級,上述的理解產出過程並不容許以離線方式、慢慢用語言知識去處理,而是必須具備即時性,並交替不斷地進行,才不至於超出人類的記憶限制。他們把這種語言處理模式稱為"on-line learning"。

不過,雖然為同一技能,但 Nick Chater 建構的模型也說明了,語言理解和產出往往呈現不對稱性,於是同一個人在這兩方面的能力有差距乃是正常不過的事。(Chater, N., McCauley, S. M., & Christiansen, M. H, 2016)[29]

人類與猴子的語音預測能力 编辑

許多動物都擁有理解次序關係的能力,透過反覆學習某些事件出現的先後順序,累積經驗,感知背後的規律。不過,人類在這方面有沒有比其他動物更勝一籌呢?

一份研究指出,在學習序列的過程中,腦部會對各種正確或違規的序列發出神經振盪,而且當中發生的振盪耦合不管在人類或在猴子的神經系統中都能觀察得到,且兩者具有極高的相似性,表示這種神經現象在生物演化的過程中,並沒有大幅進化,相反的是被完整保留下來。

此研究採用語音來進行實驗。研究人員首先創造一些沒有意義的字詞,如 yag、lek、kem 等等,然後規定他們出現的次序關係(即人造文法 artificial grammar)。實驗中,人類與猴子均會聽到一系列由上述詞彙文法組成的語句,令他們嘗試從中學習字詞的規律法則。接著,研究人員會播放另一組語句,當中既有文法正確的句字,也有文法錯誤的句子,並把人類和猴子的聽覺皮層之神經反應記錄下來。結果顯示,他們對監察和預測序列的神經反應,均在神經元規模上呈現低頻相位與高頻振幅的耦合。此研究有助日後理解一些失去語音預測能力的病人的腦部架構,並建立相應的模型,用作疾病預防和診症(Kikuchi et al., 2017)[30]

創傷與語言習得 编辑

2016 年,Kaplan、Stolk、Valibhoy、Tucker、Baker 曾探討戰爭下的難民,其經歷過的創傷是否會影響到認知系統,進而對語言學習造成負面影響。根據調查,每年約有 60000 個難民兒童在西方國家被重新安頓,而此研究發現,這些小孩到西方國家安頓之前所經歷的創傷與對心理健康的影響、家庭功能運作是否正常等因子,皆會影響認知功能、學習能力和學校的課業表現,好比造成認知上的困難,以及習得語言的過程較緩慢與困難。

此外,孩童時期遭受的創傷與患上失讀症的相關性亦為研究的焦點。曾有論文指出,對加拿大社區健康調查(2005 CCHS)的數據進行分析後,發現在 13054 個受訪者中,有 34.8%的人屬於曾經遭受身體虐待(physical abuse)的失讀症患者,而表示從未遭受此類創傷的失讀症患者只佔 7.2%。由此可知,失讀症較容易出現在被虐待者身上。此結果對預防與檢測孩童失讀症有所幫助,但兩者的連繫機制仍須經過更深入的研究,以便探討(Fuller-Thomson, E., & Hooper, S. R.,2015)[31]

雙語優勢(bilingual advantage)是否存在? 编辑

人們普遍相信雙語者的執行控制能力比起只會講母語者好,但 de Bruin、Treccani 和 Sala 曾基於出版偏誤(publication bias),質疑此觀點。 他們在查閱相關領域的文獻後發現,支持雙語優勢理論的研究較容易出版;相反地,反對此理論的研究只有少數得以出版。最終,他們描繪出漏斗圖(funnel plot),顯示圖形並不對稱,以此證明該論點確實存在出版偏誤的問題,使其變得不可信。也因此,雙語優勢目前仍存在爭議(de Bruin, Treccani & Sala, 2014)[32]

然而,會說多種語言確實代表在接收、產出語言資訊時存在較多的判斷空間。過去的研究發現,雙語使用者即使當下僅說了一種語言,對應兩種語言詞彙的腦區皆會同時產生反應,代表雙語使用者在說話時,腦中面臨腦區間資源的競爭,心理學家稱之為「困難問題(hard problem)」。研究者提出了三個假說,說明語言間爭取腦資源的方式:

  1. 雙語使用者須抑制其中一種語言,以成功維持單語的溝通。
  2. 雙語間的切換存在一個轉換的緩衝期,剛切換時往往需要較多時間產出語言,但會隨時間而變好。
  3. 時間上的差異(即腦可能的負擔)其實只是源自於心理測驗的設計本身。

其中,研究者透過實驗發現第三個假說(即這樣的雙語競爭只是心理測驗設計的產物)是不能被支持的,研究顯示轉換成本不只在雙價的刺激(例如英文字用中文拼音顯示)中顯示,也會同時出現在單價的刺激(例如英文字用中文表示意思)。(Slevc,Davey & Linck, 2016)[33]。雙語使用者腦中雙語競爭資源的機制,仍須等待未來的新研究支持。

多年來,研究已證明雙語能力會帶來認知好處,包括集中力較高、人際技巧改善,甚至能以不同方式體驗時間。此外,紐約大學(NYT)研究發現,比起單語兒童,雙語兒童更擅長辨識聲音、判斷是誰在講話。紐約大學語言溝通與障礙助理教授、研究領銜作者李維(Susannah Levi)曾言,在處理談話者聲音的相關資訊上,雙語兒童有認知優勢,且這項優勢存在於言語感知的社會面,焦點不在於處理語言資訊,反而是處理誰在講話的資訊。而言語同時攜帶關於誰在講話、在談論誰的資訊。[34]

李維(Susannah Levi)[1]評估了 41 個兒童的表現,其中 22 人是說單語的英語兒童, 19 人是每天說英語、跟德語以外的另一種語言的兒童。他依年齡將孩子們分成兩組,10 歲以上的一組,不到 10 歲的一組。為了評估其辨識聲音的能力,他給予孩子們各種任務。例如:聽人用德國腔講他們知道的兩個詞彙,接著,研究者讓他們聽德語中的同一個詞彙,問他們這是不是同一人講的話;另一個實驗則是先讓他們聽電腦螢幕上的三個卡通人物的聲音,接著,讓他們聽另一個字,並決定這是由哪個卡通人物發出的聲音。在兩個實驗中,較年長的孩子表現得比較年幼的孩子好,呼應先前研究的主張——辨認誰在講話的能力會隨著年紀改善。(Another bilingual advantage? Perception of talker-voice information, 09 June 2017)[2]

研究者也發現雙語兒童在辨認聲音的能力表現得比單語兒童要好,不管是英文還是德文的情況,雙語兒童都表現出了更快的學習及辨識聲音的能力。「雙語兒童表現得比單語兒童好」的這項研究證明,即使面對一種不熟悉的語言,雙語優勢依然存在。李維認為這種雙語優勢有很多原因。雙語兒童或許更習慣聽有口音的言語和兩種以上的語言,也許更擅長集中注意力,認知控制更優異,社會認知技巧更強


語言學習的難易程度 编辑

在現今,學習第二、第三外語已成為了一種趨勢。對一個外語學習者而言,語言學習的難易程度與學習者本身的母語與之的關聯性及相近程度有關係,是因人而異的,但也並非完全沒有科學客觀評價的標準。而學習難易度的差異來源包括文字書寫、文法、發音方式等。如一位以英語為母語的人士在學德語等日耳曼語言,或是法語、義大利語等印歐語系拉丁語族的語言時,因為彼此的文化較為接近,單字字源、文法等特徵有歷史的演變關係等,使其較容易習得;相較而言,東方漢藏語系的語言,如漢語等,由於彼此的文化、詞彙幾乎無相近或重疊之處,使學習較為困難。

美國外國語言協會(The Foreign Service Institute)曾就英語人士的立場,將世界上的語言劃分成五種不同的難易度。

英語人士學習其他語言難易程度
級數 分級特徵 欲學習語言 學習時間
第一類 歐語系、羅曼語族語言 法語、挪威語、瑞典語、義大利語、羅馬尼亞語、丹麥語、荷蘭語、南非語 約 24 週
第二類 多和英文有相同字根 德文 約 30 週
第三類 語法和文化上和英文有差異 印尼語、馬來西亞語和斯瓦希里語 約 36 週
第四類 語法和文化上和英文有較大差異 阿爾巴尼亞語、亞美尼亞語、亞塞拜然語、孟加拉語、波士尼亞語、保加利亞語、緬甸語、芬蘭語、希臘語、希伯來語、印地語、匈牙利語、冰島語、寮國語、蒙古語、土耳其語 約 44 週
第五類 和英語的差異相當顯著,也大多沒有相同的字根和文化元素 漢語、日語、韓語、粵語、阿拉伯語等 約 88 週

由上述可知,新語言與母語的親緣關係愈近,愈是容易習得;反之

雙語競爭 编辑

無論是閱讀,或聽說話的語音,或準備要說的過程中,雙語者內在的兩個語言同時被激發,因此雙語使用者隨時都無意識或有意識地在處理語言選擇的作業 (Dijkstra 2005; Marian & Spivey 2003; Kroll et al. 2006; Kroll et al. 2008),這種雙語的處理本質上是非選擇性的提取 (non-selective access),就是所謂的跨語言激發 (cross-language activation)。相關研究者已經採用同源字 (cognates)(例如,‘Piano’ 西班牙文和英文都是鋼琴的意思,字形字意都相同)和跨語言的同形字 (interlingual homographs)(例如,‘pie’ 英文的意義是派,而西班牙文是腳的意思)的實驗中發現西班牙和英語的雙語者在閱讀辨識同源字較一般字為快,而辨識跨語言同形字則較一般字慢 (Dijkstra et al. 1999; Yudes et al. 2010);反觀單語者便沒有這個現象。

這個研究結果顯示,受試者所接收到的詞彙的資訊 (lexical information),同時激發了兩個語言,目標語 (target language) 及非目標語 (non-target language),不只是上述的字形字意在形式 (form) 和觀念的 (conceptual) 的心理表徵上的連結之外,甚至是在非目標語並非外顯處理的情況下 (Thierry & Wu 2007; Wu & Thierry 2010),語意相似性的促發 (Martin et al. 2009),和語音 (phonological) 相似性的連結 (Marian & Spivey 2003) 中也都看到這樣跨語言激發的效果,可見跨語言激發的效果,在字形、字意,及字音這三個詞彙的基本構成成分間都可以看到。而這種目標語和非目標語之間的交互作用,不只看到第二語言 (L2) 影響母語 (L1) 的例子,也看到 L1 影響 L2 的例子 (Lagrou et al. 2011, 2013; Schwartz et al. 2007; Portin et al. 2008)。這種雙語同時激發造成認知處理作業時間較長是反映出雙語者進行提取內在心理詞彙 (mental lexicon) 記憶的時間成本及抑制非目標語 (inhibition non-target language) 的認知作業時間成本。

嬰兒接觸語言對長大後的影響 编辑

一個由韓國漢陽大學教授崔枝尹領導的研究,曾經針對兩組僅會說荷蘭語的韓裔30歲成人進行研究,受試者條件分別為:

  1. 小時候就從韓國被領養到荷蘭家庭,幼時有韓語體驗
  2. 幼時完全沒有韓語體驗

研究者讓這兩組人接受短期的韓語發音訓練課程,在培訓前兩者的韓語水平差不多;但在訓練後,幼時有韓語體驗者重新學習的速度超過預期。另外,在 6 個月大時(尚不會說話),和在 17 個月大時(已經學會說話)被領養的嬰兒,長大成人後對於韓語學習的表現並沒有明顯分別。由此研究結果可知,當一個嬰兒在生命早期曾經接觸過某種語言,即使在成長的過程中沒有持續學習、甚至忘記了,但對於此語言的能力仍會保留下來、形成一種潛在優勢,待漸趨長大後重新學習,也因此比完全從未接觸過的人在學習上更為容易。這也意味著語言知識的本質是抽象的,並不完全依賴口說經驗。研究領導者崔枝尹表示:「請記得語言學習過程在生命早期就已經發生,而我們的研究發現,有用的語言知識會在人生的頭幾個月就打下基礎。嘗試盡量跟你的嬰兒交談愈多愈好,因為他們在吸收和消化你們所說的話。」若父母親從小讓孩童接觸到不同類型的語言,即使沒有深入的教導或學習,在未來對孩童的語言學習也是有助益的。

不同語言對於數學學習的影響 编辑

一項研究顯示,不同語言表示數字的方式不同,對於孩童學習數學的世界觀和方法都會產生不同的影響,造成不同的效率。

以東亞的中文、日文、韓文為例,如中文只有 9 個數字,在描述大於 10 的數字時,如:十一即為十加上一,某種程度上就是加法的意義,也具有十進制的概念;然而西方語言,如英文中的eleven ( 十一 ),ten ( 十 )、one ( 一 )等都是一個新的單詞,並不能表現十一為十加上一的加法概念,因此孩童在學習大於十的數字時,其困難程度較使用中文的學生更甚。另外,如英文中的sixteen ( 十六 ),為 six 加上 teen,先寫六再寫十,這樣的表示法顛倒了十位數和個位數的位置,使得使用英文數字的兒童不易了解兩位數是一個十的倍數加上一個一的倍數得到的結果。

再以法語的數字文法為例,1-16是十六進位,17-69是十進位,70-79是十進位、十六進位、六十進位的混合,80-99是十進位、十六進位、二十進位的混合。例如:18、78、85、99,在東方文化中三秒鐘就可以念出來的數字,在法國則需先理解成:十加八(dix-huit)、六十加十加八(soixante-dix-huit)、四乘以二十加五(quatre-vingts-cinq)、四乘以二十加十加九(quatre-vingts-dix-neuf),相較於羅馬數字的單純十進位,法文的數字不僅念起來比較沒有相關性,甚至計算繁雜,也導致法國人學習數學的難度較高。

在計算方面,東亞國家兒童習慣在做加法時採取「補十」的策略,例如:計算 7+5 時,會先計算 7+3=10,再計算 10+2=12,兩階段的步驟使計算變得更為簡單,有利於掌握更複雜的多位數加減法。此法稱為櫻桃算法(cherry calculation),在許多國家被廣泛在基礎教育中推廣。

另外,有趣的是,世界上是有語言不具有數字的,就是南美洲原住民的「Pirahã」語[35]。在這個語言中,只有三個大約的數量詞:少量(hói)、中等量(hoí)、一大堆(baágiso)。實驗者將一排的相同物品排列在這些語言的使用者面前,一陣子後收起來,讓他們重複排出相同數量的一排物品,並且改變每次排的數量。實驗結果發現,當數量小於三的時候,正確率都仍然相當好;但一旦超過這個數字後,他們的正確率便會快速降低(也有以重複拍手次數來做實驗的)。結論上來說,他們基本上是沒有在進行量化計算的。

英語教育實施時間 编辑

到底英語教學應該在個體發展過程中之那一階段實施才恰當呢?實際上眾多研究結果不盡一致。[36]

贊成幼兒愈早學習外語愈好
理由 說明
外語學習有關鍵期存在
  • Eric Lenneberg (1967)提出語言學習關鍵期的假設,指2 歲至青春期之間。
  • 人的大腦從2 歲開始邊化(lateralization),在此之前人是用全腦來學習語言,約在11-19歲左右大腦會完成邊化,從此語言學習主要由左邊大腦負責。人腦「邊化」後的語言學習不如全腦學習時期來得好,因此語言學習最好在大腦完成邊化之前。
語音習得效果較佳
  • 幼兒口腔肌肉較有彈性,記憶力較好,模仿力強,辨音能力佳,受母語干擾較少,可獲得較純正的發音。
  • 三歲以前的嬰幼兒是腦部發展的高峰期,腦部成長速度比 15 歲的青少年快很多,這種加速度成長與外界刺激有關。以語言發展來看,因為腦部大量接受英語語音刺激及輸入,逐漸強化而長久記憶下來。
  • 某些研究證實「口音關鍵期」存在,亦即學習者開始學習或接觸第二外語的時間越早越好,越沒有口音,因為嬰幼兒對語音辨識的敏感力是成人所不及,六歲起辨別語調和語音的能力開始退化,學習第二外語極可能出現外國口音。
情意因素干擾少
  • Krashen(1983)提出「情意濾網說」,認為學習態度會直接影響外語學習的效果,因為學習壓力造成的情意抗阻,即情意濾網,會影響語料的輸入。學習者若有積極的動機和充分的自信,其情意濾網較薄,通常語言學習的表現較好。
  • 其認為兒童能在學習第二種語言時占優勢是因為情意因素的作用;青少年時期可能因為升學壓力和自我防衛的心態,其情意濾網增厚,影響其語言學習效果。
文化接受度高
  • 語言的學習應包括語言工具的學習,以及語言文化內容的學習,沒有文化背景的語言學習是空虛的。
  • 一些研究發現,十歲左右是學習文化差異的最佳時期,因為此時期的兒童較具好奇心,也對外來文化抱持開放態度,傾向將「差異」與「有趣」連結,而十歲以後則將「差異」與「不好」連結。
不贊成幼兒太早學習外語
理由 說明
外語學習無關鍵期存在
  • 國外研究:
    1. SusanErvin-Tripp(1974)研究發現九歲兒童在構詞(morphology)及句法(syntax)上的能力都比四歲幼兒好,因為九歲兒童在解決問題和歸納法則的能力比四歲幼兒強。
    2. Snow 和 Hoefnagel-Hohle(1978)研究三組以英語為母語的受試者(6 至 10 歲孩童,12 至 15 歲青少年,和 15 歲以上的成人)在荷蘭學荷語的情形,發現青少年組學荷語進步速度最快,成人次之,6 至 10 歲小孩最慢。
  • 國內研究:
    1. 曹逢甫、吳又熙和謝燕隆(1994):追蹤觀察在科學園區,曾在小學四年級接受過英語教育的中學生,在國中階段學習英語的情形,結果發現:在與認知層面相關的能力上(如文法和閱讀能力),則越早學習的成效不見得越好。
    2. 黃自來(1993):影響學生學習英語的主要原因並非是他們提早在課外學英語,而是他們對英語的興趣、態度,以及家長的職業和教育程度。
    3. 毛連塭、湯梅英(1992):英語學習以小學高年級為宜,小學階段學習英語的經驗雖有助於國一英語成績,但對國三成績無顯著影響。
語音習得與年齡無關
  • Snow 指出,如果每星期花二個小時學外語,國小中高年級的學生可以學得比幼兒、低年級學生更快更好。
  • 掌握純正發音的條件不是提早學英語,而是:
    1. 學習模仿對象必須有準確的發音。
    2. 必須有足夠的時間和機會接觸英語。
干擾幼兒母語的學習
  • 一直在雙語環境長大的孩子,能夠同時獲得二種語言,但與說一種語言的孩子相比,他的語言發展會遲緩一些,起初甚至產生雙語混說現象。
  • 在非雙語環境中,過早教幼兒學習外語,有礙母語習得。
學習成效不高
  • 語言的學習必須在有意義的情況下學習,成效才會好,但是在台灣:
    1. 小孩學母語是沉浸式(immersion)的學習,外語學習則不然。
    2. 小孩學母語的目的在平時的溝通需要,其動機是自主性的;其學外語動機是外加的、被動的(父母要求其學習),非因平時溝通需要而學習,故有礙學習成效。
    3. 語言構造上亦是一種思考模式,母語與英語在思考結構上不同。
縮減幼教核心課程的深度與廣度
  • 英語課程可能縮減幼教課程該有的討論深度與廣度。教師使用幼兒習慣的中文來教學,不僅可以帶動師生互相討論的氣氛,而且討論的內容能更深更廣。
  • 然而,在英語課中,老師要求 No Chinese,所以幼兒不知如何用英語來表達,自然減少與同儕及老師互動機會,間接影響了幼教課程討論的深度與廣度。

張武昌教授(2003)表示:幼兒的英語學習,只是幼兒成長的一部份,不可也不能和其他的學習與發展分開。因此,在規劃兒童的英語學習時,應該全面考量孩童的整體的學習發展包括:認知發展階段、語言學習環境、價值觀的養成、文化的認同、思考與創造力的激發等各個不同的層面。

心像及語言 编辑

心像之定義與適用 编辑

心像(Mental image)是意識中形成的一個圖形,大多數時候類似於感受到某些物體、事件、場景的視知覺經驗,但同時這些感受到的經驗並未實際的呈現在感官上。
因短期記憶的容量有限,心像在短期記憶對空間訊息的表徵特別重要。許多研究指出:人們需要巧妙操作空間的訊息時,常會不自覺地使用心像。

例如:心理移轉(mental rotation),將看到的二維或三維圖像在心中旋轉成另一個角度,是一項可以評估空間認知率的指標。如同右圖,心理學家可能會給受試者兩個立體物體,請受試者判斷兩者是否為同一物體。

 
  • 心像的特徵
  1. 心像可被視為是心裡的圖畫或景物,但與實際的圖畫或景物不同,心像缺乏細節的內容,而它也可以超越外界的實質性。
  2. 心像是心理運作的結果;個人可以透過努力,而形成一幅與客觀外在世界不盡相符的心像。例如可以想像桌子內藏著一隻大象,形成一幅心像。
  3. 心像的能力並不排除外界事物留存在長期記憶系統裡的影響。
  4. 心理學家認為,人類的記憶結構包含了感覺記憶、短期記憶和長期記憶。其中感覺記憶對刺激只保留相當短暫的印象,這印象包括影像和聲音等,而影像的記憶就是個人對事物形成的心像。心像的形成對具體名詞的記憶有幫助,常被用來協助記憶訊息,如位置法字鉤法關鍵字法等。
  5. 有些時候的心像有著快速、變幻無常、不自主的特點,因此會違背知覺,呈現千變萬化的場景,以致不能清楚辨識目標,尤其是在入眠期和半醒(半意識)狀態下。心像有時會產生同等於想像體驗的效果。
  • 心像記憶法
對事物無具體表現,而將記憶材料在腦中轉為圖像,稱為心像記憶法。例如:我們在面對一個詞時,能夠把它具象化在心裡形成一個圖畫或樣貌,增加我們的記憶。或是在背詩詞時,將詩句的畫面在心中形成一個一幅圖畫來幫助記憶。在運用心像幫助學生記憶時,學生若能自己形成心像效果最好,稱之為實驗者誘發心像;如學生年紀較小,則以實驗者設計好的策略來建立心像,稱之為實驗者外加心像。通常教導學生運用心像來記憶時,是由實驗者外加心像開始,逐漸讓學生自行運用策略來建立心像,最後達到實驗者誘發心像。
我們的記憶材料可以分為具體和抽象兩種,像「石榴」、「飛機」等具體的詞語,只要直接想像就能把心像想像出來。但碰到諸如「自由」、「快樂」、「祖國」等抽象的詞語,或者數字、英文字母等的時候,就無法直接想像出心像了。這個時候就需要運用一些方法或技巧把這些抽象的材料轉化為具體的圖像。
把抽象資料轉化為心像的常見方法主要有兩種:諧音法、代替法。例如數字21,我們可以通過諧音轉化為「鱷魚」的圖像,例如「快樂」,我們可以用一個小孩的笑臉這個生動的圖像來代替。

心像訓練對於兒童對代名詞理解之影響 编辑

Francey, G.& Cain, K. (2015)進行了一個有關心像訓練的實驗[37]----對於 9-10 歲的兒童進行故事或語句的心像自我產生訓練後,再對他們進行獨立語句中的人物代名詞以及判斷上下文中的代名詞克漏字測驗。整體來說,相較訓練以前,理解力較差的孩童在前後文較為相近的代名詞克漏字測驗中分數能夠有所提升;對於理解能力本來就較好的孩童,心像訓練甚至能讓他們在上下文相距較遠的測驗中也有顯著的進步。Gillian Francey 跟 Kate Cain 認為,此年齡層的孩童在面對問題抑或是理解文意時或多或少會碰上困難,但我們能透過口頭教學以外的方式來讓他們進步。

透過心像提升閱讀能力 编辑

專家們在荷蘭針對七年級到九年級的青少年進行研究,發現心像產生與閱讀能力的自我認同息息相關。當青少年們受過心像訓練後,閱讀能力也跟著提高;相對應的,他們自發性讀書的比例也大幅提升。而那些無法自然而然連結心像與正在閱讀的內容的青少年,在閱讀上比較容易出現障礙。因此,在父母或師長進行教學時,除了單純的知識傳授,適當的連結心像也是青少年學習中非常重要而不可忽視的一環(Mol & Jolles,2014)[38]。 而譯者認為,產生心像不僅提升閱讀理解能力,還可以提升一定程度的閱讀專注力,所以對於閱讀能力的整體提升是有正面影響的。

視覺表徵會否影響語言處理的過程? 编辑

許多傳統心理學研究表示,當我們聽或閱讀到一樣東西時,若描述中帶有該物品的視覺或動態意象,往往會幫助我們進行理解和聯想。然而,Rommers, Meyer, Praamstra 及 Huettig(2013)認為視覺表徵對語言處理的影響尚未明確。有派學者認為人在理解所讀或所聽之物時,會激活其視覺表徵功能,視覺表徵在理解過程是不可缺乏的;另一派學者則認為視覺表徵或許沒那麼關鍵,只有在特定地狀況下才會被激活,如被要求比較文句與圖片,或被明確指示用心像解讀句字時。在研究中,他們透過重現過往的實驗,指出人類在平常閱讀時,有含義的視覺信息並不會對理解有過大的影響[39]。不過,另一學者 Rolf A. Zwaan(2013)隨後反駁指,他們的實驗並沒有忠於原著,且存有錯誤解讀實驗數據的成分,因此不可信[40]

心盲症 编辑

心盲症(Aphantasia),又稱幻像可視缺失症、想像障礙,是指無法進行視覺想像的狀態。心盲症患者在閉上眼之後,無法在腦海中想像一幅視覺畫面,其中很多人同時不能回想起任何氣味、聲音、觸感,一些人更表示自己不能辨認人臉,另外卻又有一些心盲症患者是會做夢的。

法蘭西斯・高爾頓於 1880 年一項有關心像的社會統計調查中首次描述這種現象,不過它在之後一直不被受到重視。直至2015 年,亞當・賽曼(Adam Zeman)等人就著此現象於英國《皇家學會學報》(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B)期刊上發表一篇研究。研究中46 名受試者(包含 22 名心盲症患者,其餘為非患者)被帶到黑色房間,並在皮膚貼上電極,接著研究人員讓受試者獨自瀏覽螢幕中以文字呈現的恐怖故事或可怕的圖片等,如被鯊魚追殺、從懸崖上摔下來,或乘坐一架即將墜毀的飛機等,欲藉由受試者的皮膚導電性變化,以了解皮膚的出汗狀況,並以此推測受試者的恐懼程度。隨著故事或圖片由平淡轉為令人不安,未患心盲症的一般受試者表現出強烈的反應;而心盲症患者的皮膚導電度卻沒有太大變化。研究結果暗示,心盲症患者閱讀恐怖故事時,因為無法將這些恐怖場景具象化,而不會受驚嚇。[41]

另一項研究[42]則認為額葉參與了視覺皮層的感知表徵反饋聯繫活動;心盲症患者則可能在此一聯繫上出現缺陷,使得他們的視覺皮層不能夠被活化,最終無法產生視覺想像。

心盲症的評估方式 编辑

賽曼等人以視覺心像鮮明度量表(VVIQ)去量度21位自診為心盲症的人和志願參與者的心像質量。這份問卷邀請受試者想像一系列的圖像(比如某位親戚、太陽升起的情境、他們認識的商店),然後讓其以1至5分去評估自己的想像有多生動——1分代表「完全沒有形成圖像,你只知道自己在想著這個對象」,5分則代表「栩栩如生,如見真章」。若16道問題加起上來不過20分,即被視為心盲症患者。 經統計,心盲症約佔全人類總數的 2-5%,但醫學界對這種疾病的瞭解仍然不多。心盲症有著不同的症狀,不過這次的研究進一步證明了心盲症是一種獨特的、可證實的現象。

心盲症相關研究 编辑

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 (UNSW Sydney)的認知神經科學家道斯(Alexei Dawes)與團隊向667名參與者(包括267名自認為心盲症患者)進行一系列共八次的問卷調查,內容涉及視覺、記憶、夢境和對於創傷的反應。其中一個問卷主題涉及視覺心像靈活性的能力,問卷中會有題目形容一個情境,例如回憶某個經常見面的親戚或朋友,想像他們的輪廓、肩膀和身體等,並請實驗參與者對於腦中浮現影像的清晰度打分數。

根據道斯的說法,心盲症患者不僅在回憶過去、想像未來等方面有困難,甚至連作夢也有影響,不僅作夢的次數比較少,通常夢境也不太生動、細節也較少,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結果也代表,視覺心像可能在記憶力上扮演重要角色。 除了視覺心像受影響以外,研究小組還發現,心盲症似乎會影響患者其他如聽覺、觸覺等感官能力,像是案例艾倫(Alan Kendle)便透露,他很驚訝除了自己以外,原來其他人都可以在心中想像出一段音樂,這能力就像是變魔術一樣神奇。但研究指出,並非所有心盲者的患者都會缺少其他感官能力。

不過,研究顯示,實驗大多是依靠參與者的自我報告,可能會受到偏見影響,但相反地,自我報告不會讓結果產生明顯偏差,因此可以注意的是,參與者的空間能力似乎沒有受到太大的影響。

心智表徵理論 编辑

  表徵主義(也稱為「間接實在論」)是一種觀點,認為「表徵」是我們接觸外在現實的主要方式。

  心智表徵指的是實際上並不存在於感官中的事物之「心理意象」。人們的心靈常常會有物體、事件和環境的意象,像是人可以通過想像與回憶具象化地呈現心中的記憶,舉凡去過的地點、遊玩的經歷等。人們無法真的感受到或看到這些事物,但是可以明確地通過想像賦予實體,這個「想像」就是心理表徵。另外,心智表徵也能夠表現那些個體沒有經驗過或不存在的事物。想像自己在一個沒有去過的地方旅行,或是有第三隻手臂,這些事物不是沒有發生就是現實中無法實現,雖然視覺意象比較可能被記住,心理意象則可能包括所有種類的知覺形式的任何一種表現,例如視覺、聽覺、嗅覺、味覺。

  回歸心智表徵理論。該理論試圖從本質上解釋當代心靈哲學、認知科學和實驗心理學當中的意念、概念和其他心理內容。與「素樸實在論」或「直接實在論」不同,心智表徵理論假設了心智表徵是實際的存在,藉著觀察主體以及外部世界的客體、過程或其他實體,在腦海中表示外部世界的客體。舉例而言,當某人產生地板需要打掃的信念時,心智表徵理論指出,這會形成一種代表地板及其清潔狀態的心智表徵。 而最初或「古典」的表徵理論的起源,也許可追溯到托馬斯·霍布斯,並且這在古典經驗主義中通常是個舉足輕重的主題。根據這個版本的理論,心理表徵指的是被表徵對象或事件狀態的圖像(通常稱為「意念(ideas)」)。而對於像傑瑞·福多、史迪芬·平克等許多現代追隨者來說,表徵系統則是由一種內在的思維語言(即心理語言,mentalese)所構成。思維(thoughts)的內容是以符號結構(心理語言的公式)來表示,有著與自然語言非常相似的語法和語義。這種符號結構類似於自然語言,但是它是在更抽象的層次上。對於葡萄牙邏輯學家和認知科學家Luis M. Augusto來說,在這個抽象的、形式化的層次上,思維語言是一組符號規則(即帶有符號結構、公式的操作和過程等)。思維的語義是一組符號結構(概念和命題)。思維的內容則在兩組符號有意義地共現(co-occurrence)下浮現出來。例如,"8 x 9"是有意義的共現,而"CAT x +"則不是,"x"是由符號結構(如"8"和"9")調用的符號規則,而「 CAT」和「§」則不是。

  加拿大哲學家薩加德(P. Thagard)在他的著作《認知科學概論》中指出:「大多數認知科學家都同意,人類腦海中的知識是由心智表徵所構成」以及「認知科學斷言:人是通過心智表徵來操作思維和行動的心理程序」。

  • 表徵主義可分為強弱兩部分,如下表格
表徵主義比較
強表徵主義 弱表徵主義
主張 將現象特徵還原為意向性內容 現象特徵附隨於意向內容
目標 提供一種關於現象特徵的本質理論,並為意識難題提供解決方案 不打算給出意識理論,也不打算為意識難題提出解決方案。

媒體與視覺傳播中的語言 编辑

廣告與說服 编辑

廣告說服之定義

以傳播學之角度而言,「說服」至少包含以下三種含義:

  1. 當觀眾被媒體中的訊息說服後,其對於產品的態度將產生改變。
  2. 除了態度改變外,有效的說服亦會改變人的行為。
  3. 成功的說服能夠使受眾被改變的態度與行為長時間的持續。

結合以上三點,便形成了媒體語言之說服力。

廣告說服之影響因素

一、說服者

說服者的因素可分為「廣告訊息因素」、「訊息自身因素」兩大類,前者包括廣告訊息的來源是否具有可信度、訊息源是否具有吸引力等,後者則包含了訊息是否簡單而直觀地傳遞給消費者、訊息呈現的論點順序是否符合邏輯等。

二、被說服者

人格特質 被說服者的自尊心、智商等特質都將影響到被說服的難易度。
原有態度 與廣告所持的態度相反者較難被說服。
現實需要 對廣告內容有強烈現實需要的受眾較易被說服。
心理預防 經過心理預防的受眾會對廣告訊息產生防衛機制,因此較難被說服。

三、說服情境

  1. 預警:若事先讓被說服者知道自己即將被說服,他將產生防衛機制,因此較難被說服。
  2. 分心:在說服過程中,環境因素可能使被說服者分心,進而阻礙溝通、降低說服效果。

四、測量方式

  • 益普索Next*TV測試法:益普索是家法國公司,在超過50個國家裡從事各種廣告調研。它最主要的廣告調研服務之一是Next*TV法。這一方法的測量對象是消費者家中的電視廣告。以下是其工作過程:
  1. 公司招募一批消費者並詢問他們是否願意參與到一個電視節目的評價中去。這只是個掩飾,調研的真實目的是評估消費者對摻雜在電視節目中的廣告的反應。
  2. 公司向全國的樣本消費者郵寄一個長30分鐘的電視節目錄像帶(如情景喜劇或肥皂劇),廣告包括在其中。這一步驟提供了一個必要的實際觀看背景。
  3. 消費者在引導下觀看錄像帶中的節目(當然,摻雜了被測廣告),觀看背景同消費者實際在家中觀看到的電視廣告背景一樣。
  4. 觀看錄像電視節目(以及廣告)的第二天,益普索對樣本消費者進行訪問,測量他們對電視節目的反應(和最初的掩飾相吻合)和對廣告的反應,當然後者才是真正目的。
  5. 益普索對信息重憶和說服進行測量。可以通過評估消費者對廣告品牌的態度、品牌偏好的轉變和與品牌相關的購買目的和頻率來進行說服測量。
益普索Next*TV在全世界都使用同樣的方法。家中錄像帶法有幾個優點:第一,家中曝光使廣告有效性的測量可以在自然環境下進行。第二,通過將測試廣告同其他廣告一同插入實際節目,有可能對電視廣告脫穎而出,獲取觀眾注意力和影響信息重憶度和說服度的能力進行評估。第三,通過測量廣告曝光後第二天的重憶,益普索可以確定在這個延遲時間後被測廣告被記憶的程度。第四,錄像帶技術允許使用具有代表性的全國樣本。最後,Next*TV法提供了幾種不同的說服測量方法,可供品牌經理及其廣告代理選擇最符合他們特定需要的方法。
  • ARS persuasion方法:質量測量系統即Rsc,是信息測試調研界最活躍的服務商。這家公司既測試單獨的銷售主張,同樣也測試整個電視廣告。廣告的測量範圍涵蓋廣告的不同完成階段,從未完成的片斷(如,動畫和照片)到最終完成的形式。Rsc的測試程式稱做ARS persuasion法,ARS表示廣告調研系統。ARS的測試步驟如下:
普通的ARS測試從(8個)大城市裡隨機選出(800到1000位)男士、女士(年齡在16歲以上),對他們進行電視廣告材料預展。每一個測試廣告和其他無關的廣告放在一起插進電視節目中。ARS persuasion測量方法是獲得電視節目播放前後消費者對品牌的偏好度,這是測量的中心所在。ARS persuasion測量的結果是觀看電視節目之後選擇測試產品的受訪者百分比減去觀看之前選擇測試產品的受訪者百分比。也就是說,ARS persuasion法首先讓受訪者在眾多產品類別中分別選出自己偏好的品牌作為免費產品(事前測試)。受訪者將觀看被測廣告,然而他們並不知道在產品清單中哪個是“目標品牌”。在觀看了插入測試廣告的電視節目後,要求受訪者再次選出自己偏好的品牌(事後測量)。ARS persuasion得分結果等於受訪者事後偏好目標品牌的百分比減去事先測量的百分比(見下面等式)。正的得分結果說明測試廣告將使品牌偏好轉向目標品牌。

五、案例

為了阻止人在列車或在列車周圍冒險,澳大利亞地鐵列車曾推出“Dumb Ways to Die”的公共服務公告,利用公告中可愛的動畫人物、歡快的廣告歌,闡述鐵路上的種種危險及意外,此公告的成功也使澳大利亞地鐵列車公司推出了續集,電玩及人物周邊商品。

然而,對於學習說服廣告的人而言,其廣告內容與所表達方式非常不恰當。因此,Seo 和 Dillard 在 2016 年試著研究訊息若融合出乎意料、不協調的元素,效果是否會被擴大,並透過框架效應、意象的研究進行[43]。結果發現,訊息設計者須考慮如何從無限的元素中組織成有效的訊息。透過訊息元素所帶動的情緒向性製造了一個簡單的匹配規則,再操縱框架效應及意象測試。他們所得到的結果有限,匹配規則只有對推動行為有好處的訊息才有效,而訊息風格設計在心理學方面也需要更多研究。

廣播與聽眾心像 编辑

聲音可以在聽者的腦海裡製造心理圖像,以往的研究都注重於文字對視覺上刺激,Rodero 則嘗試透過音效及音波研究其對人聽覺處理的影響。音效可以引發人對於事物及環境的心理意象,並讓人幻想身處某個地方;音波則改變聲音的強度,讓人製造動作或人物之間的空間感。Rodero(2010)的研究顯示聽覺處理會使用感知能從聲音索取重要訊息,而音效及音波在廣播劇可提升人心理意象並提高聽眾的專注力[44]。van Overwalle 等人(2014)發現牽涉於社會認知的小腦區域與有關感覺(sensorimotor)與執行功能(executive functioning)的小腦區域有所重疊 [45]

機器如何思考人類語言 编辑

人為分析及自動化自然語言處理對學習成效之分類能力的比較 编辑

旨在探討一專門分類學習成效(learning outcomes)的自動化自然語言處理(autonomous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系統。此系統可根據某一教學指令或聲明(learning statement)中所使用的字詞,將不同的學習成效加以分門別類,以輔助教育工作。為了探討該系統之分類結果和人為分類結果的差異,學者讓由資深教師所組成的受試者對一系列的學習成效做人為分類,並將其結果和自動化自然語言處理系統所得之分類做比較。

結果顯示,整體而言,兩者的分類方式大致吻合,但若深入探討個案或是某單一學習成效,則可以洞悉人為以及機器分類法的異同。人對於察覺語言字裡行間之細微變化(subtletyand nuance)的敏銳程度使其得以在某些情況做出較準確的分類,但人為分類同時卻有較高的風險誤解文字意義,並進而做出錯誤分類。此外,人較有能力理解並彙整意義上相對概括、廣泛的暗示性資訊,並將其容納於分類結果,而自動化系統則採取較務實的手段,只採納實際被提供的資訊。

總結上述研究,人為及機器分類法之結果在此實驗中所展現的一致性,確實提升了自動化自然語言處理在分類工作上的可信度,而兩者間的差異則透露出一定程度的互補性。由此來看,自動化自然語言處理相當有潛力成為輔助教學者判斷學習成效、提升教學品質的工具[46]

利用自然語言處理工具開發分項評分以評估人工批改英文短論的成效 编辑

在標準化考試中,利用機器自動化評斷寫作品質並批改文章是相當重要的元素。傳統上,自動批改系統會考慮如文章長度、用字難度、句法複雜性、修辭元素和文章架構等變數,來評估寫作品質。這些變數確實和文章品質有相當關聯,然而,這種手法必須考慮相當多的變數,而考慮過多變數的情況下,系統雖仍可以正確批改文章,但若要在批改後給予寫作者回饋(feedback),則會造成回饋太過空泛、重複性太高的窘境。為了研發能夠給予更具建設性的形成性(formative)回饋之系統,Crossley 等人希望建構一套較精簡的分項評分(component scores)來替代傳統自動批改系統所考慮的眾多變數。他們利用主成份分析(Principle Component Analysis)將性質類似的變數結合,並且成功得到了九個分項(component),而經過統計分析後,他們發現這些分項評分對於文章品質的評斷仍然具有相當的成效。

總結來說,研發分項評分來協助作文的自動化批改雖然仍處於相當初始的階段,但它在優化批改成效或是提供寫作者更具建設性的回饋方面,都具有相當高的潛力[47][48]

跟上自然語言處理的進步 编辑

自然語言處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指讓電腦擁有理解或運用人類語言的能力,是人工智慧和語言學領域的分支學科。電腦透過訓練資料集文本中的詞語詞性、語句間關聯與文法,模擬分析字詞相互關聯性的強度,進而了解一句文字的意義,甚至是情緒的判別。而此技術在網路搜尋引擎以及資訊的發掘方面重要性皆不斷提升。然而,此領域的研究正以飛快的步伐進步著,使得跟上其最新進展的腳步成了一項艱鉅的任務。自然語言處理在近幾年內有產生基礎架構上之進展的作業範疇或子領域,這些進步對於自網路文本汲取並理解資訊皆有帶來改變。

統計自然語言處理運用了機率、統計,以及語料庫(Corpus)與馬可夫模型(Markov models),消除長串句子的歧義。統計自然語言處理的技術主要由人工智慧下與學習行為相關的子領域:機器學習及資料採掘演進而成。舉凡搜尋引擎、語音引擎,例如:Apple 的 Siri、垃圾郵件過濾,皆是透過 NLP 進行處理。近來 Python 程式語言為使用 NLP 的主要工具,透過機器學習斷詞,做出精確的語意分析。 [49]

哈佛大學語言心理學家平克(Steven Pinker)對語言的觀點 编辑

平克(S.Pinker)說明一些認知科學家將語言描述為一種「心理官能」(psychological faculty),但他更傾向使用字眼:「本能」(instinct)。

平克指出,語言和智力不屬於同一範疇之內,即語言很可能與人類的智力沒有太大的關係,語言本能是獨立於智力之外的。他提出的證據如下:

  1. 研究發現,那些擁有「特定語言障礙」(Specific Language Impairment,指的是無法把句子和語法表達清楚的障礙)的患者,在非語言的智商測試上獲得的成績屬於正常人的範圍。事實上,只要是與語言無關的任務,患者都能像正常人一般輕鬆完成。
  2. 另外一項研究則顯示,智力嚴重缺陷、無法完成日常任務的「威廉斯氏症候群」(Williams syndrome)患者,則能像一般人那樣說出語法正確的句子,儘管他們連繫鞋帶都覺得困難。

這兩項結果都暗示著,至少在大腦或基因的層面上,語言是一種特殊的本能,獨立於思考與智力之外,語言能力的缺陷並不等於智力缺陷,更不會讓思考缺陷,所以語言並不「決定」思考(但這並不意味著語言無法「影響」思考)。

人類語言認知與文字使用的極限 编辑

人類智慧的表達:語言和文字 编辑

語言是人類智慧的表徵,而文字的寫作則是表達智慧的最高外顯技能。從古時到現在,文字的演變由圖形到一套表音或表意的符號系統,使人類的智慧突破了時空的限制,可以把記憶由腦中移到身體外而得以永存(科技的進步使永存的意義更為明顯)。語言的出現改變了大腦原有的面貌,因為語言與文字使人類有了新的溝通方式,既具備能體會別人想法的技能,也能操控各種理念,創造出新的想法,使人際關係與思想交流變得既複雜又微妙。現代的文書處理與網路社交媒體的普及,已經在改變人們寫作的習慣。未來人類的想像力會有所不同嗎?不同的工具、不同的表現方式,會使人類由先天的認知能量的限制中走出來嗎?新的認知能量會不會再帶來前腦的擴展,這都是語言心理學家深感興趣的研究問題。

西方小說家語言文字使用極限的認知科學研究(鄭錦全院士) 编辑

根據客觀的評估,學識廣博的西方作家如奧斯汀、托爾斯泰的識字量,大約有20萬字以上,但他們在小說中所使用到的不同字卻出現了很明顯的極限。

台灣著名語言學家中央研究院院士鄭錦全,透過電腦程式的計算,精算出西方經典小說《理性與感性》的總字數是120735,其中不同的字只有4199個;名著《傲慢與偏見》的總字數是123270,不同的字有4146個;有趣的是傑克倫敦的小逆說《白牙》總字數雖只有32361,不同的字仍然是3431個。換言之,小說無論長短,內容多麼豐富,所能使用的字仍然有一定的認知限制。這證實了每一位作家的認知能量是有限的。

華人作家語言文字使用極限的認知科學研究(曾志朗院士) 编辑

另一著名語言心理學家,中央研究院院士曾志朗,以同樣的電腦程式,在實驗室檢視了華人都很熟悉的金庸武俠小說,發現《書劍恩仇錄》(約43萬字)、《射鵰英雄傳》(約75萬字)、《神鵰俠侶》(約80萬字)、《天龍八部》(約100萬字)、《鹿鼎記》(約99萬字),儘管五部小說的字數相差很大,但是所使用的不同的字大約都在4300多字左右。所以,即使聰明博學如金庸,仍然不能打破認知系統的先天限制。再看曹雪芹所寫的不朽巨著《紅樓夢》,前80回總字數496855,所使用的不同的字也只有4293。由此可見古今中外的大文豪,在文字使用量上大多受到同樣的認知限制。

著名語言心理學家,中央研究院院士曾志朗的研究結果如下:
書名 / 總字數 / 不同的字 (字頻)
書劍恩仇錄/435313/ 3685
射鵰英雄傳/757561/ 4210
神鵰俠侶 /802426/ 4092
天龍八部 /1022633/ 4439
鹿鼎記 /994522/ 4163
紅樓夢前 /496855/ 4293
紅樓夢後 /234980/ 3217
紅樓夢 /731835/ 4501
史記 /533505/ 5122
風俗通 /34431/ 2716
桃花扇 /80121/ 3315
日知錄 /459357/ 5225
漢書 /742298/ 5833
三國志 /377807/ 4388
後漢書 /894020/ 6161

語言與「框架效應」(認知謬誤) 编辑

認知謬誤裡的「框架效應」(framing effect): 語言中的用詞若不一樣,即便描述的是同一個東西,也可能導致一個人朝不同的方向去思考和行動。

阿莫斯.特維斯基(Amos Tversky)和哈佛醫學院的同事做了一個實驗,該實驗顯示,一件事情用不同的字眼呈現,就足以讓人做出不一樣的決策與反應,而原因就在於人們會受字眼所聯接的情緒影響: 實驗者告知被試(醫生)兩個治療肺癌的新方法(開刀和鐳射)的統計結果,開刀雖有五年的存活率,但短期來說,開刀是比鐳射危險的。

接著,實驗者把被試分成兩組,並向兩組展示兩種不同框架的開刀統計結果:

a.開刀後第一個月的存活率是90%。

b.開刀後第一個月的死亡率是10%。

需要事先留意的是,以上是將同一個統計結果以不同框架呈現,a用的字眼是「存活率90%」,b用的字眼則是「死亡率10%」,這兩者在邏輯上是相同的。

但結果卻顯示,看了a的醫生組中,有高達84%的醫生選擇了開刀,而看了b的醫生組中,則只有50%的醫生選擇了開刀。

這意味著,醫生受到了框架效應的影響,「存活」是一個好的字眼,醫生看到「存活率90%」會為提高生存率嘗試,這個框架產生了正面的情緒,而看到「死亡率10%」則讓人排斥,使這個框架產生負面情緒。

語言如何影響了思考與決策?行為經濟學的例子 编辑

行為經濟學家Keith Chen在TED裡的一場演講中,論證了不同的語言如何影響了人們的儲蓄行為:

人的儲蓄習慣,會因為其母語(你用來思考的語言)的不同而導致差異。

一個民族的母語如果能夠描述未來(例如有明天、後天、明年等詞),整體民族擁的儲蓄比例就越低。

相反,一個民族的母語如果只能很模糊,甚至無法描述未來(例如沒有明天、後天、明年等詞),該民族的儲蓄比例則反而會更高,而且更不容易染上惡習如抽煙和過度飲食,甚至連使用避孕套的概率也比較高。

原因:語言若能把現在和未來區分開來,語言的使用者就能準確的把現在和未來看作是兩個不同的時間點,於是他們會明確的感受到未來還很遙遠,這讓他們更難以儲蓄。相反,語言若無法區分現在和未來,使用者就會把現在和未來看作是同一個時間點,或是很接近的時間點,於是他們就會覺得未來就是現在,這讓他們更容易儲蓄。

而一個人的母語越是能夠清晰的描述未來,其對未來的感覺就越是遙遠,「即時享受」的衝動就會越高,儲蓄比例自然就會下降。

跨文化研究 编辑

語言與思考的本土研究,主要分為三個面向,分別為「認知」、「語言」與「思考與推理」。在認知與思考的部分,大多承襲自國外研究;而在語言的部分,相較於國外研究著重於拼音字母如英文的研究,本土研究則會以研究中文的語言學為主。

認知 编辑

在認知的領域中,林清山(1989)對於認知歷程是否因習慣化而縮短進行研究,發現高度練習而習慣化的認知技能的反應時間較快,可以節省不少時間處理其他並行發生的認知歴程,因此我們課將習慣化稱爲自動化的基礎[50]

許家驊(2011)則藉由不同歷程導向設計及學習策略中介教導動態評量設計,對於潛能開展效益的影響進行研究,發現「歷程導向設計」及「後設及認知與歸因策略教導」具有最佳之整合潛能開展效益[51]

吳昭容、徐千惠(2010)要求兒童在一維的重複樣式上找出最小的重複單位,以及進行顏色分類的作業。在一維的重複樣式上操弄元素特性(容易辨識與否)和題型(單位內有無重複元素的結構)兩個自變項[52]。研究發現 5、6 歲的兒童已具備尋找單位時的程序性知識,並且若能將元素簡單編碼,將增加留在工作記憶中的機率,提高與其他元素共同組合成單位的能力,進而發現重複單位的機會,而單位內有重複元素的結構又會較沒有重複元素的結構來的困難。而對於 8 歲兒童進行的顏色分類的作業可以發現,有找重複單位經驗的兒童的正確率顯著高於沒有的找重複單位經驗的兒童,顯示兒童並非欠缺能力,而是解題策略使用捷思法所導致。

語言 编辑

語言失誤(Speech Errors) 编辑

周玉順(2009)根據語言生成理論,認為交流中話語夾帶語言失誤是真實的自然語言的體現。此種失誤規律,廣泛地存在日常交流中,但現今語言學界對語言失誤現象之規律及其解釋各不相同,甚至互相對立。

語言習得 编辑

  • 傳統語言學觀點中,認為母語思維對外語學習只有負面影響,要熟悉掌握外語必須用外語思維。然學者朱紅梅(2004)[53]提出,母語思維對外語習得既存正面影響,也存在負面影響,並從語言與思維的關係入手闡述了母語思維對外語習得的影響。對於以母語思維學習外語的例子有著名的右腦圖像記憶法,然此種學習方法遭受到許多人批評,風傳媒有一文指出,右腦圖像記憶法可能造成外語發音不標準、學習效率低落、未習得單字的正確使用情境等,都是此種學習方法可能受到的挑戰。
  • 馬菊清(2005)[54] 認為語意的發展為對於兒童語言習得影響較大,研究卻相對較少的一個領域。其通過兒童在詞語習得過程及話語構建中,語意發展規律的研究,闡釋了語意發展影響著兒童語言自身的發展和語言之外更廣泛領域的重大意義,並探討了解規律對母語教學和外語教學的啟示。
  • 李俏(2008)[55] 在認知心理學和語言習得的研究成果啟發了外語教學,為外語教學提供了理論依據和檢驗標準。現代認知心理學著重於認知主體是怎樣來認知客體信息的研究,其理論由認知結構論、信息加工論發展到建構主義。基於認知心理學原理,外語習得是一個不斷通過運用策略來理解和輸出外語的心理過程。主要包含三個方面的意義,即語言輸入與學習者語言知識之間的關系、學習者二語知識的表徵以及學習者的二語知識與其語言輸出之間的關係。

語言學習發展 编辑

第二語言學習理論,簡略分為兩種:先天論與環境論

先天論 编辑

此派認為語言發展是由於天賦的語言能力。人類具有與生俱來的語言習得機制(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只要身處在豐富的語言環境即可自然習得。以語言學家史蒂芬・克拉申(Krashen)的監控模式(monitor model)為代表。克拉申[56]的理論包含五個假設:

習得與學習假設 將習得與學習明確區分:
  • 習得(acquisition)為下意識過程,特徵為其是自然的(natural)、直覺的(intuitive)且近於潛意識(subconscious)的過程,例如小時候學習母語。
  • 學習(learning)為意識過程,特徵為有意識的(conscious)反覆練習、背誦、記。例如學校、補習班的文法、單字課。
自然順序假設 指不論學習者的年紀大小,語言的學習及知識的成長有一定順序,有些較早學到、有些則較慢。
監控假設 此假設與第一項「自然順序假設」息息相關,即學習的結果會修正及監控學習知識的產物。也就是說學習是扮演監控角色,糾正說話者的錯誤。
輸入假設 此為克拉申的核心思想,指語言學習是透過外在語言的輸入,倚賴情境的線索、輸入的可理解度,教學者必須因材施教才能針對學習發揮最大效用。
情感及心理假設 指學習者的情感與心理狀況,可能是語言學習的阻力(內向退縮者較難學),亦可能是助力(心胸開放者容易學)

(曾月紅,2000﹔張湘君,1999)[57][58]

環境論 编辑

此派認為環境和學習對語言獲得有決定性的影響。主張人可藉由行為論主義的模仿、增強或是社會學習論強調之與成人互動等方式來學習語言,並以語言學家舒曼(Schumann)的文化模式(acculturation model)為代表。舒曼[59] 認為語言的習得是外在因素的影響,取決於學習者與所學語言的文化之間的社會及心理距離,簡而言之,若幼兒對英語有很大的社會或心理距離感,則可能會造成學習英語的遲緩或障礙。舒曼提出可能的社會因素,包括:

  • 兩種語言的權力是否平等(中文與美語是否對等)
  • 有無同化需求(移民定居,融入社群)
  • 資源是否平等共享(對待移民者是否公平)
  • 是否為少數族群(中文是美國社會的少數)
  • 雙方是否互相肯定(認同彼此的優點)
  • 文化差異(尊重彼此的文化)
  • 停留時間長短 等

以及可能的心理因素,包括:

  • 語言障礙(字詞彙不足、語用差異)
  • 文化障礙(瞭解不深、觀念不同)
  • 動機(為何要學英語)
  • 個人形象維護 等(曾月紅,2000:靳洪剛,1994)[60] [61]

此外,處於一個多元語言的社會環境也會影響一個人學習母語以外的語言。在一個多元語言的社會下只能夠使用母語進行溝通是行不通的,這導致人必須學習當地社會的共同語言以解決最基本的溝通問題。再者,在每日能夠高頻率的聽到外語的情況下也讓人掌握第二外語的難度下降了許多,且不會陷入第二外語無處可用的問題。

影響習得第二語言的因素 编辑

根據文獻,影響兒童習得的可能因素歸納如下(Ellis, 1994)[62]

個人內在因素: 编辑

(一)年齡

  1. 第二語言的獲得率(rate of acquisition):成人有較高的語言獲得率,尤其在文法能力上。但若年幼者具備足夠的語言接觸,也能追趕上成人的能力。
  2. 精通度(proficiency):在非正式情境以及有足夠的接觸下,兒童較大人能得到第二語言道地的口音。但如果兒童仍舊維持母語的說話方式,則無法習得道地的發音。
  3. 學習成就(achievement):文法的發展尚晚於發音,所以對兒童而言較為有利,可是成人也能達到說話與書寫方面的成就。
  4. 過程(process):文法的學習過程複雜,不因年幼而較有成效。發音的學習過程則有利於年幼的兒童。
綜合來說,年齡對於第二語言學習,並非佔必要的角色。雖然兒童在年齡上有其優勢(成人覺察力會衰退、腦邊側化與皮質成熟後,成人失去學習彈性、兒童較不受溝通焦慮影響、成人仰賴歸納學習,兒童有先天的語言獲得機制、兒童接受的輸入會比成人簡易等),然而即使是晚起步的兒童或成人,若有足夠的接觸與自身的努力,依舊能有不錯的成效,所以年齡不會造成關鍵性的影響。

(二)情感狀態(affective state)

包括學習動機、態度、與使用目標語言的社區連結,以及學習者的個性。學習焦慮的產生,來自於表現不佳、對溝通的恐懼、考試的壓力、害怕負面評價等。然而情感狀態對學習成效的影響有好有壞,有可能造成學習者退縮、逃避,也可能促使學習者努力進取,必須視焦慮程度、個人心態及所處情境而定。客觀而言,由內在動機所產生的學習動力可以對兒童的學習較有幫助。

(三)認知特徵

包括語言能力[63]、溝通技巧[64]和認知風格 ( Rao, 2016 ),被視為一個人透過智力和感知所發展的活動。

(四)個性

個性常區分為內向與外向者,外向者能發展基本人際溝通技巧,比較積極參與口語活動或溝通,內向者則較為被動、消極。

(五)學習策略

策略的運用反映第二語言的發展階段,進階的學習者較有後設認知策略。成功的學習者也較會使用策略,能同時注意語言形式與意義,並能隨意轉換。他們能彈性調整策略,以因應不同情況,也能說出自己使用何種策略。不同年紀使用的策略會有所不同,年幼的兒童較需要運用社會與互動策略。

(六)母語的遷移

就行為論的觀點而言,學習是經由類比(analog)而非分析(analyze)的方式,所以母語會阻礙第二語言的學習,比如前攝抑制(先前的學習干擾新的學習)。如果兩種語言相似度高的話,會形成正遷移,反之則否。持相同看法的對比分析理論(Contrastive Analysis),也強調比較各語言的語音、語彙與語法,進而找出兩種語言間的異同。
就認知論而言,母語反而是語言發展的資源。創造性結構論(CreativeConstruction)與共同語法論(Universal Grammar)皆認為母語不會干擾第二語言學習。前者提出語言獲得主要由腦中的普遍認知系統控制,是決定第二語言學習成功與否的關鍵;後者提出人類有共有的語言能力或規則,共同語法包含不同的語言限制規則,因而產生各種不同的語言。不論母語在第二語言學習上扮演的是抑制或輔助的角色,不可諱言的是,母語在第二語言學習上,的確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近年來的研究,也傾向於認知取向提出的母語之正面影響。

以上這些個人內在因素,對幼兒的第二語言獲得/學習,有著或高或低、有正有負的影響。

外在環境因素: 编辑

(一)社會背景

由文化、社會、政治、地理、歷史、宗教、語言學和經濟方面組成,可以理解為學生經常互動的空間,是學習者重要的一部分。這些方面的身分結合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學習者對目標語言的感知以及學習的行為。

(二)家庭

家庭社經背景的高低影響幼兒的語言學習,高社經地位的兒童,因父母提供之文化刺激與輔助較充足,所以成效較佳。

(三)學校

包括教材、教學方法、教師的性別、個人特質與專業能力等,符合專業素養、趣味、以兒童為中心、具備真實性與生活化、有意義且實用的教學,有助於提昇教學成效與學習興趣。此外,教師提供的輸入與師生互動佔外在(學校)因素相當重要的地位。輸入對第二語言獲得的影響在於: 輸入的次數與輸入的正確度,與文法有正相關;可理解的輸入包括說話率與訊息量,有助於字彙的學習;可理解的輸出(需符合簡要、一致、適當)益於文法的發展,所以教師會要求學習者澄清或修飾說話內容等。

(四)同儕

幼兒處於易受同儕影響的階段,所以同儕對英語的態度等會影響幼兒本身的看法。Chambers & Trudgill(1980)[65]指出,年幼者易受同儕壓力影響,長大後較不會(Ellis, 1994)。若同儕對英語的學習態度是接納、不排斥,其他幼兒便會跟進。
學習過程 编辑
這個過程受學習者的獨特性和學習條件而有所不同,包括學生從接受教學開始,到達成目標語言之能力後所發展的應用策略、技術建立與心理狀態。例如在母語習得過程中,當學習者將新的語言系統內化時,會經歷許多連續的學習階段,最終能正確地使用語言以獲得足夠的語言能力,面對真實的社交情況(Oxford, 2016; Selinker, 1972[66])。而在學習外語或第二語言的過程中經常會產生語言差誤,透過母語及「目的語」之間的對比或對照分析(contrastive study)得以預測並解釋語誤的來源。此類語誤分析(error analysis)主要將語言失誤分成兩類:
  1. 語際差誤(Interlingual error):也稱「母語干擾誤差」,由母語的干擾引起
  2. 語內誤差(Intralingual error):也稱「非母語干擾性差誤」,係由對「目的語」學習不足、理解有誤而引起

中介語(Interlanguage)即是在語誤分析的研究中發展而成,並為其理論基礎。「中介語」一詞是由拉里·塞林克(Larry Selinker) 創造,指學生從母語至習得第二語言的期間,經歷的一系列「語言過渡期」裡,所產生的「語言」,被定義為學習者和自己的語言系統。中介語擁有一套連貫的規則,也因為易受到母語的干擾,而經常出現語言學習者「偏誤」。不過好處是,這樣的犯錯模式能幫助教師預測學生可能會犯的錯誤。塞林格在1972年的一篇論文中認為,影響中介語的因素主要有五個:

  1. 語際遷移(language transfer):在第二語言習得中,學習者傾向於將母語的音韻、句法和語義轉移到第二語言的學習中。當兩種語言結構之間的差異導致第二語言學習發生系統性的錯誤或僵化時,就會發生「負遷移」(或稱干擾) 。當兩種語言之間的相似區域促進學習時,即為「正遷移」。
  2. 學習策略(learning strategies):指語言學習者有意識地採用的過程和動作,以幫助他們更有效地學習或使用語言。
  3. 交際策略(communication strategies):非母語者在學習第二語言時,由於缺乏語言資源,經常會遇到交流問題。交際策略是學習者用來克服這些問題的方法,為了達到有效溝通,會主動避開生難詞彙,或不經意使用固定的句型,以較迂迴的方式傳達其預期含義。使用的策略可能包括釋義、替換、創造新單詞等。
  4. 訓練遷移(transfer of training): 將新獲得的知識應用於新情境或其他領域的過程。
  5. 過度泛化(overgeneralization of the target language):描述在需要例外而不是規則的情況下,依然應用語言規則的行為,例如在所有英文動詞後方一律加上-ed來表示過去式。
師生關係 编辑

根據Patall (2013), 師生關係是語言教學和語言學習的重要變因,老師的積極程度會直接影響到學生的課堂參與、學術動機以及學習自信[67]。教師有責任培養學生的積極性並激勵他們,共同創造積極的學習方法及模式;他們的行為與學生的動機和表現完全呈正相關。當教師在課堂上與學生相互的支持與鼓勵,長此以往便能擁有建設性關係,逐漸營造出良好的課堂氛圍,從而改善學習,並滿足學習者的情感和學業期望。這種親密關係能增強學生的信心和動力,也減輕他們的壓力,讓他們可以完全專注於課程。

第二語言和第一語言在學習上的比較 编辑

學習第二語言與學習第一語言在以下方面有所不同:

首先,第二語言學習者在講話時會受母語影響,犯下一些錯誤,這種情況稱為「語言移轉」。例如,說西班牙語的人在學習英語時可能會說「Is raining」(省略了句子的主語)而不是「It Is raining」。另外,當人們學習第二語言時,他們說第一語言的方式也會發生微妙的變化,包括發音、語法、手勢等等。例如,說英語的人在開始學習韓語或日語後,他們的英語發音和英語元音都有所改變。

使用不同的語言會表現出不同的個性 编辑

在第一與第二語言的使用上,大多數雙語(bilingual)和多語(multilingual)的使用者在使用不同語言時會有不同的情緒變化與個性,有拉丁語/美語雙語者表示:當他在說英文時,他感到憋扭、害羞,從而無法正確且快速的組織句子,而當他說拉丁語時他會變得比較開朗、機靈也變得比較友善、外向。也有俄語/英語雙語者提到:在說俄語時,他覺得自己比較紳士,但是說英語時會覺得自己比較無禮、強勢、「更像商人」。還有英語/希臘語雙語者說自己在說英語時比較放鬆,對待他人也更有禮貌,總是把「請」、「不好意思」掛在嘴邊,而在說希臘語時語速會提升,更焦慮且較為無禮等。[68]

Michael Harris, Bond和Sylvia Xiaohua, Chen於2010年發表了一篇論文,內容是關於第二語言的使用是否會影響個性,他們找來了幾位廣東話/英語的雙語者,當中有白人雙語者與香港雙語者,並要求他們用不同語言交互進行交談後,再請他們評價自己在對話時自己的外向程度、開放程度與自信程度[69],結果如下:

程度 對象/語言 評分
外向程度 白人/英語 3.54
白人/廣東話 3.65
香港人/英語 3.41
香港人/廣東話 3.06
開放程度 白人/英語 3.60
白人/廣東話 3.67
香港人/英語 3.58
香港人/廣東話 3.21
自信程度 白人/英語 4.06
白人/廣東話 4.12
香港人/英語 3.87
香港人/廣東話 3.47

有趣的是,不論是白人或香港人,當人們在說非第一語言時,自身的外向程度、開放程度和自信程度相較之下,都比在說第一語言時高。研究者認為當人們在說第二語言時,會「汲取」該語言發源的文化,而在這個過程中,說話者的情緒、個性也會一併被改變,來去更貼近的融入當地文化。

語言的腦側化 编辑

從神經結構層面分析,能得出語言具側化的性質,左腦半球為語言優勢腦半球,對語言處理較敏感(與右半球相比),這個性質稱為腦側化(hemispheric lateralization)。

語言的腦傷研究: 编辑
法國神經學者布洛卡(Paul P.Broca)有一位病患在生前出現語言表達問題,事後透過解剖發現,其左腦半球額葉出現損傷,因此布洛卡認為此應是負責語言表達之區域,則稱左腦半球額葉為布洛卡區(Broca's area)。另一位腦傷學者威尼克(Carl Wernicke)發現一位病患雖然講話流利,但所敘述的內容沒有邏輯且毫無意義,經死後解剖發現其左腦半球顳葉候區出現損傷,因此他認為這應是語言整理之區域,往後人們則稱左腦半球顳葉後區為威尼克區。
 
Broca’s_area_
 
Wernicke's area& Broca's Area
分腦研究: 编辑
其研究是將胼胝體切除,此方法雖能夠治療癲癇患者某半球大腦異常放電干擾到另一半球的問題,卻也導致兩腦半球訊息無法互相交換傳遞,也就是左右腦無法溝通,這種狀況可稱為「腦割裂(split-brain)」。美國學者史培里及葛詹尼迦針對受過分腦手術的患者,呈現一張組合臉,左半邊為中年婦女,右半邊為小男孩,利用實驗器材讓左半邊僅受左邊視野接收,右半邊僅讓右半邊視野接收,當患者被要求敘述所看見的臉孔時(此時運用語言),其回答為小男孩,然要求患者只從數張圖片中挑出看見的臉孔時(此時運用認知),患者僅挑出中年婦女。
另外,若使腦割裂患者在雙眼看不見下用單手摸物體,左手摸物體時能知道這是什麼也能夠運用,但就是無法說出叫什麼。舉筆為例,用左手摸的時候因連接右半球,則可以知道這是用來寫的東西,卻無法說出所摸到的細長物為「筆」,也就是無法叫出物體的名字。只有右手摸物體的時候,因為連接左腦,才可以叫出物體的名字。由此可知,左腦半球是負責語言功能,右腦半球是負責物件空間組合的訊息處理,但因為切除胼胝體這個連接左右腦的重要橋梁,則會導致在某些況下的異常狀況。
腦側化的語言性質: 编辑
雖從分腦研究及腦傷研究都指出左腦半球負責語言功能,然透過腦造影及腦電波觀察活腦運作,可知左右腦半球其實都參與語言活動,只是著重性質向度有所差異。甚至可以說,右腦其實具有潛在的語言能力,而且在早期語言學習扮演重要角色。右腦的潛在語言學習力會隨著年齡增長與大腦分側化的程度而衰減,在某些經過半球切除術(hemispherectomy)的兒童案例中,具語言區的左腦被切除後,雖會經歷短暫的失語症,卻終能重新獲得與正常兒童幾乎無法區分的語言系統,即是右腦承擔起了語言的工作。
另外,經歷右腦半球切除的小孩,在牙牙學語時或詞彙學習上會有延遲或損傷,且很多在兩歲以前經歷右腦半球切除的小孩,即使仍具有左腦,卻依然無法發展語言能力。這些例子,都可以見得右腦在語言學習上也具有相當的作用。
左右腦半球負責的語言功能
層次 左腦半球 右腦半球
語言 一般的音素處理 聲調(tone)及韻律(prosody)
字詞 熟悉的語言材料 新奇的語言材料
句子 處理語法 處理隱喻(metaphor)
腦側化與性別: 编辑
在車禍的臨床案例中,當左腦損傷時,男性的語言能力損傷會較女性嚴重,由此可推論,女性的右腦半球彌補了左腦半球的功能損失,男性則無此補償機制。綜合上述證據,男性的語言腦側化較集中在左腦半球,女性的語言腦側化則較不明顯。
性別 人體構造 腦區活動 語言測驗 空間能力
男性 胼胝體在左右腦半球連結較少 集中在左半球 較差 較優
女性 胼胝體在左右腦半球連結較多 分佈在左右半球 較優 較差

語言教學法種類 编辑

為最傳統的教學方法,將學習語言視為一門熟記單字、構詞、句法等文法規則後,練習將標的語與母語雙向翻譯的學問。教學者以學生的母語教學,授課內容與進度以文法和字彙之難易度為原則,特別著重字彙與文法的訓練。字彙通常以閱讀文章中常出現的書面詞語為主,輔以母語的翻譯詞,文法規則也會詳細列出,然後給予大量的文法練習 (例如填充題、選擇題、造句或是文法的測驗) ,最後再加上母語、標的語的翻譯訓練,學生會需要死記語法規則。此教學法著重於閱讀和書寫,讓學生不斷做練習題去精熟文法、字彙、詞彙,對聽與說則較不重視。其教學的最終目標是希望學生能夠自如地應用目標語言 (任何第二語言) 和母語,而且能夠推動學生的普通智力發育。
語言學家從觀察幼兒學習母語的過程得知,幼兒會透過情境(context)所提供的背景資訊來瞭解句意,並運用其所記得之句型來開口講話。這種「自然而然」習得母語的現象讓許多語言學家相信,人類也可以像學母語一般,透過教學者直接使用標的語(target language)的教學方式,自然而然地習得語言。直接教學法的目標是訓練學生直接以第二語言思考,並流利地以此語言進行溝通。若學習中碰到新的字彙或句型,教師不會直接以翻譯說明,而是利用教具輔助說明、引導學生運用已知事物推斷聯想,透過上下文的關聯,進而推得出正確意義。
著重短期目標,旨在加強聽力、訓練正確的發音、認識發音符號;長期目標則是使學生能流利地使用第二語言。與直接教學法相似,兩者皆避免使用學生母語講解生詞文法,而直接用標的語教學。聽說教學法在心理學上的根據以行為主義為主,而行為主義的中心主張之一即是刺激-反應及增強理論:如果做得對,就獲得正向的回饋,例如獎品;如果做錯了,就得到負向的回饋,例如懲罰。重複這樣的過程,久而久之,學習者就會習慣成自然,「學會了」該行為。因此在聽說教學法的課堂上,學生需重複練習教師呈現的正確語法結構,直到反射性地使用該結構,這使得他們鮮有自己輸出話語的機會,因為教師要的往往是某種特定且正確的回應,才能給予學生正向的回饋,達到「增強」的效果。換言之,聽說教學法並不認為學生需要在語言課堂中表達自己真正的想法,這與當代流行的溝通式教學法大相逕庭。
旨在培養學生初級的聽力和口語能力,加強發音、語調的正確性,並使學生學得實用的文法觀念。此教學法的特色在於強調「默示」,尊重學生有不靠教師即能自我解決語言問題的能力,並且讓學生在沒有競爭的環境中,樂於幫助別人解決語言問題。優點是具有人性化的原則,包括在教學過程中教師給予學生鼓勵與支持。Caleb Gattegno 的學習理論內容有這麼一段:「學習者若能自己去察覺、發現、及創造,將遠比覆誦、熟背來得好。」普通的教學通常可分為講述模式(expository mode)和假設模式(hypothetical mode)。
  • 講述模式中所有的教學內容、型態、進度全權由教師來掌控;
  • 假設模式的教學則讓學生在實驗、摸索、嘗試中參與學習,加強了學習,也增進內在的自信與成就感。

Gattegno 認為默示教學法可以讓學習者獲得假設模式的上課效果。默示教學法還有另外兩項特色:一是使用輔助器具,如單字卡。二是使用實驗心理學中「解決問題(problem‐solving)」的方法來進行語言教學。舉例來說,教師不再多遍地重述教學內容,而要求學生專心主動地去觀察、摸索出這個語言。

此教學法是由保加利亞的一名精神科醫師 Georgi Lozanov 所創立。它的理論基礎源自於三個方面:精神科醫學中「非理智、非意識狀態對人之影響」的研究報告、以及意識狀態、專注力和韻律式呼吸的技巧、再加上蘇聯派心理學所強調「只要技巧操作得宜,程度不一的學生均可在相同的時間內學會標的物」的說法綜合而來。暗示感應教學法在執行上有以下四大要素:

  1. 權威(authority):深具語言能力和自信心的老師可增進學生上課時的記憶力及專注力
  2. 幼兒化(infantization):教師應讓學生感覺回溯到幼兒時專心、自動自發學習又有自信的時期
  3. 雙重影響(double‐planedness):教師的人格特質、教導方式,乃至於教室內硬體之擺設、音樂的使用等都會影響學生的學習效果
  4. 類催眠效果(intonation, rhythm, and concert pseudo‐passiveness):上課時應該變換語調、說話節奏,以避免枯燥,並使課程內容更富戲劇效果。其中,語調和節奏應該要搭配四分之四拍慢版的巴洛克音樂,以消除課堂上的緊張壓力,達到增進記憶力的效果。此外,上課內容的呈現方式也要按照音樂中的拍子來進行,因為 Lozanov 認為,音樂的節奏會影響心跳,而當心跳速率較慢時,心智意識運作的效率可以提升。其最主要目的在於,在短期內培養學生進階的字彙和會話能力。

肢體回應教學法是由加州聖荷西州立大學心理學教授 James Asher 所創。他是一位後期的行為派學者,講求刺激、反應之間的關係,同時也承認情緒與學習是有關係的。這個教學法建立在四個基礎上:

  1. 心理學中記憶的「回溯理論」(trace theory):記憶的聯想或回溯可藉由口頭覆誦或搭配手勢、肢體動作來協助達成
  2. 心理發展過程中,成人學習語言的歷程和幼兒有類似之處:小孩在尚未開口說話前,接觸的語言型態多以父母所說的命令句為主。所以 Asher 主張,成人學習語言也應從命令句(imperatives)開始學起。
  3. 情緒會影響學習效果,因此語言學習的過程中應降低學習者的緊張壓力,才能增進學習效果
  4. 注重「理解理論」(Comprehension Approach, Winitz 1981),認為理解(comprehension)能力形成之後才會有表達(expression)能力。所以,在語言教學上必須先訓練聽力,在確定理解聽力後才能訓練口語表達能力。

強調語言和真實情境之間的關係,認為語言是在情境當中學習得來的。學者們認為,「語言結構」和其使用的「時空情境」有密切的關連性,所以字彙和文法必須在合適的意義情境下進行介紹。文法方面不做直接的說明規範,而鼓勵學生能透過情境來「歸納」並「理解」出正確的意義與使用方法。 其途徑包括:

1. 生活展現情境
即把學生帶入社會,帶入大自然,從生活中選取某一典型場景,作為學生觀察的客體,並以教師語言的描繪,鮮明地展現在學生眼前。
2. 實物演示情境
即以實物為中心,路設必要背景,構成一個整體,以演示某一特定情境。以實物演示情境時,應考慮到相應的背景,如“大海上的鯨”、“藍天上的燕子”、“藤上的葫蘆”等,都可通過背景,激起學生廣遠的聯想。
3. 圖畫再現情境
圖畫是展示形象的主要手段,用圖畫再現課文情境,實際上就是把課文内容形象化。課文插圖、特意總製的掛圖、剪貼畫、簡筆畫等都可以用來再現課文情境。
4. 音樂渲染情境
音樂的語言是微妙的,也是強烈的,給人以豐富的美感,往往使人心馳神往。它以特有的旋律、節奏,塑造出音樂形象,把聽者帶到特有的意境中。用音樂渲染情境,並不局限於播放現成的樂曲、歌曲,教師自己的彈奏、輕唱以及學生表演唱、哼唱都是行之有效的辦法。關鍵是選取的樂曲與教材的基調上、意境上以及情境的發展上要對應、協調。
5. 表演體會情境
情境教學中的表演有兩種,—是進入角色,二是扮演角色。由於學生自己進入,扮演角色,課文中的角色不再是在書本上,而就是自己或自己班集體中的同學,這樣,學生對課文中的角色化然產生親切感很自然地加深了内心體驗。
6. 語言描述情境
透過語言描述情境,讓學生想像身歷其境,由此產生對應的情感、知覺、感受。


培養學生能運用語言來表達情意,完成評論、溝通等任務為主。CLT 幫助學生創造有意義的語言,而非習得完美的文法結構或母語人士的口音。也就是說,學習外國語言的成功與否決定在於學習者溝通能力的程度。David Nunan(1991 年)所定義的 CLT 特色受到多人的認可,其特色如下:

  1. 注重經由互動而達到學習如何使用目標語言進行溝通
  2. 在學習情境中使用真實生活中的語言
  3. 提供學生專注在語言及學習過程的機會
  4. 學生的自我經驗成為課堂學習中相當重要的一環
  5. 試著讓課堂學習和課堂外的語言使用情境結合
  6. 普遍的教學模式為讓學生合作並溝通的小組活動、培養學生信心的語言流暢度活動、讓學生練習和發展語言功能的角色扮演活動,以及以明智地使用文法和發音為基礎的活動。

CLL 是由一位諮商專家兼大學心理學教授Charles A. Curran 所創立。Curran 表示,語言就是人和人之間回應與互動的關係,所以在 CLL 的理論中,語言不只是一套傳遞訊息的輸送系統(Information‐transmitting model),而是一套社會過程模式(social‐process mode)——說話者「本身」和所欲傳達的「訊息」兩者皆會影響和聽者互動的關係。團體語言教學法的目標在於,培養學生聽說讀寫的一般能力。教學方式為學習者主動向講師詢問問題,問自己想要學習的內容;換句話說,教學過程中學生(learner)與教師(knower)的關係可比擬成諮商中當事者(client)與 諮商人員(counselor)。CLL的教學觀不只包含了認知過程與心理語言學發展的觀點,亦顧及了學習過程開始前就已經深深影響著學習者的個人情緒層面。

目的在於培養初學者有能力聽懂對話,並且表達自己的意見(即使文法不一定完全正確,但至少可以讓對方聽懂)。由一位在加州教授西班牙文的老師 Tracy Terrell 根據其教學經驗,再加上南加州大學語言學家 Stephen Krashen 的理論共同提出。Krashen 和 Terrell 在其研究中提到自然教學法有五個前提假設:

  1. 先天習得—後天學習假設(acquisition—learning hypothesis):先天習得是指幼兒在成長環境中因聽懂了母語,而能用母語做出有意義的溝通,進而自然習得母語的過程;後天學習是指藉由意識的控制來學習的過程。
  2. 語言監控假設(monitor hypothesis):先天習得的語言系統可以啟發、引導人開口說話,但是後天學習的語言系統只能作為修正、檢查語言表達的監控系統。
  3. 學習的自然順序假設(natural order hypothesis):幼兒學習母語中的字彙和文法有其一定的順序,而學習第二外語有時也有類似的進階程序。
  4. 語言輸入假設(input hypothesis):所謂的「輸入」,指的是教師傳授給學生的課程內容。要自然習得一個語言,學生所接收到的訊息內容中應該有一部份為學習者已知的成分,另外一小部分則為比學習者目前程度再略高一級的內容(「i + 1」;i 表示學生目前的程度,1 表示比目前程度稍高的教學內容),這樣才能使學習者日益進步。
  5. 情緒門閥假設(the affective filter hypothesis):Krashen 認為學習者的心情和態度是一個足以影響學習品質的重要因素。當情緒門閥(恐懼、害羞等負面情緒)的指數低時,學習效率就提升;反之,則降低學習的品質。

語言教學法策略 编辑

老師對應的是學生,而教學法對應的正是學習策略。學習策略是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最不可或缺的,要有效地增進學習成效,最關鍵的就是學習策略。依更深層的定義,學習策略是在學習者遇到困難時,使用一些「技巧」來解決困難,而這些「技巧」經由學者們統整過後,稱其為「策略」。在最早的時候,語言習得領域區分出兩種策略:學習策略和溝通策略。前者與學習有關係;後者則與表達有關係。只單單將學習策略分作兩類顯然不足以提供教學上的參考,於是 Rubin(1982)歸納出總共 14 點一個好的語言學習者應該要有的特質,此特質清單雖屬於猜測性質,但也激發了很多的研究者去證明其正確性或是尋找更為正確的特質:

  1. 找到自己的方法
  2. 組織語言的資訊
  3. 具創造性,透過文法、單字來感覺語言
  4. 主動創造語言學習的機會
  5. 在學習過程中,即使遇到不能理解的單字也能夠沉住不安的情緒
  6. 使用記憶技巧來記憶學過的東西
  7. 使錯誤成為助力
  8. 在學習語言時使用語言學的知識,包括學習者的母語
  9. 使用上下文線索來幫助理解
  10. 學習做聰明的猜測
  11. 幫助自己做出「超越實際的能力」的表現
  12. 學習某些訣竅幫助自己保持談話順暢進行
  13. 學習某些語言應用的策略以填補他們自身能力的缺陷
  14. 學習不同的說話及寫作風格

在 1970 年之後的研究,一步步確定了學習策略應有的定義。美國進行的研究將學習策略分作三大類別:後設認知、認知及社會情意,基本上,之前的學習—溝通二分法,只是將學習再分作後設認知及認知而已,而溝通大抵上就是情意策略。這幾十年來改變不止如此,對於各項因素,像是性別差異、閱讀與聽說的差異,甚至於失敗者的研究,都有系統性的調查。雖然學習策略方面並沒有很大幅度的跨越,卻另外創造出一套「策略教學法」。這套教學法完全依照策略來進行,以教導學習者如何善用策略為目標,有別於先前對於語言內容的琢磨。策略教學法的演變,是將學習者與教學者拉得最近的一個關鍵,學習者透過學習策略來學習,而教學者則透過教學策略來引導學習,現今分作兩大類別,六大策略:直接策略的記憶、認知、補償以及間接策略的後設認知、情意、社交

直接策略 编辑
  • 記憶策略(memory)
學習者以分類、圖像或聲音輔助記憶,就是在運用記憶策略。例如:學到新單字時運用圖案、照片,藉由視覺跟聽覺的刺激加深印象。
  • 認知策略(cognitive)
促進學習者了解並運用目標語,包括對目標語的練習、接收和傳發訊息。例如,學習新句子時,反覆以口頭及手寫練習。或者,學習唸一篇新文章時,試著做重點筆記、大意摘要,以及設法標出各段的重點。
  • 補償策略(compensation)
幫助學習者彌補對目標語能力的不足。例如:看到新單字時,透過字根、字首猜測新單字的意義,或藉由上下文、句意及當時的情境來猜測單字的意義。有時學習者在使用目標語表達有困難時,會試著用肢體語言來輔助。
間接策略 编辑
  • 後設認知策略(metacognitive)
學習者用來整合自身語言學習過程的策略。舉例來說:聽到一段對談時,告訴自己要專心地聽,這就是專注於某個目標。學習者訂定學習目標和時間計畫表,閱讀相關書籍以增進自己的能力,可說是一種規劃學習
  • 情意策略(affective)
幫助學習者掌握學習情緒、態度、動機和價值觀。情意策略的使用可讓學習者控制自我的情緒或態度,讓心理處於有利於語言學習的狀態。例如,學習者在面對學習時,會用深呼吸或是聽音樂來減緩緊張的情緒;在完成困難的學習任務或是通過考試時,給自己一些獎勵。
  • 社交策略(social)
幫助學習者經由與他人的交流來學習,包括主動提出問題、與他人合作學習及運用同理心。例如:學習者主動提出疑惑,請他人幫忙解答、釐清或是指正。

語言障礙 编辑

言語障礙(Speech and language impairment),是包括聽覺、說話的能力、語言能力等等溝通問題的總稱。聽覺問題一般會交由耳科醫生處理,而語言病理學家或語言治療師則負責診斷、治療一個人的說話及語言能力。第一大類是發音問題(Speech disorder),包括構音問題(articulation):「構音」指的是產生語言的過程,是由胸腔呼出支氣流,經過聲帶振動發出的音源,以唇、舌、顎、咽等構音器官的摩擦或阻斷的動作,發出各種語音的機能,因此,構音障礙指的是無法運用嘴唇、舌頭及口腔構成正確的輔音或元音;語音問題(voice):難以控制聲帶,以至難以控制聲音的高低或音量;以及流暢問題(fluency):無法以正常的速度流暢地說話,或無法適當地強調音節。第二大類是語言障礙(Language disorder),包括無法將字詞組合起來運用,無法掌握文法的規則等等。當中的原因是語義學及語用學研究的課題。

兒童學習語言的過程,若比同齡兒童的平均水平緩慢,則可能是語音發展遲緩(或稱構音障礙,Speech Delay)和語言發展遲緩(Language Delay)的問題。

  • 發音障礙(Speech Disorder)

發音的障礙包括:

  • 言語失用(Apraxia)-是一種神經系統疾病。肇因於大腦損傷,因此妨礙患者在執行說話這項複雜指令時,其運動言語排序出現問題,導致難以發出某些音節或單詞。此種困難並非由於肌肉無力,而是大腦和身體的特定部位之間的肌肉收縮序列無法協調。
  • 吶語症/構音障礙(Dysarthria、痙攣型吶語症、弛緩型吶語症)-指腦部或神經受損,導致起源於大腦皮質運動區的神經衝動,經由運動路徑傳送至肌肉的言語機制控制異常,導致肌肉在發出語音時,出現弛緩、痙攣、運動不及、運動過度或運動失調的情形,常見症狀包括發音吃力、音量不足、發音含糊、講短短的話就感到疲累。
  • 口面肌病(Orofacial myological disorders、顏面功能障礙/Orofacial myofunctional disorders)-是指舌頭在發音時不受控地過度伸前,以致一些語音如"s"會讀成'th"等等。
  • 發音障礙(Speech sound disorder/SSD)-是無法控制舌頭、嘴唇或口腔肌肉去發出特定的聲音,而省略了、改變了或增添了一些聲音,如無法發出英語的"th"音、英語的"r"音等等。
  • 口吃(Stuttering)-指一個人難以流暢地說完整的句子,在說話中不必要地重覆音節、停頓或延長。口吃可以是生理、神經或心理的問題。
  • 語音障礙(Voice disorders/List of voice disorders)-是指聲帶發聲困難,甚至完全無法發聲。特點是聲帶的震動薄弱而多空氣聲,嘶啞刺耳,或只能間歇發聲,過量或不足地使用鼻音等等。原因可能是天生的,也可能是後天過度運用聲帶,或因疾病或創傷,導致聲帶結節或長了息肉;也可能是聲帶麻痺,在需要打開聲帶時聲帶卻關閉;也可能是痙攣性發聲障礙,是聲帶過度緊張,導致發聲時抽筋或顫抖。

分類

  • 構音異常:語音有省略、替代、添加、歪曲、聲調錯誤或含糊不清等現象。
添加音 在正確的語音上有添加的現象 例如:鴨(ㄧㄚ)子說成鴨(ㄌㄧㄚ)子
省略音 省略了某些音,因此造成不正確的語音 例如:謝謝(ㄒㄧㄝˋㄒㄧㄝ˙)說成謝謝(一ㄝˋ 一ㄝ‧)
替代音 一個字的音被另一個音所取代,因此造成不正確的語音,通常是用大約相似的音取代 例如:葡(ㄆㄨˊ)萄說成葡(ㄅㄨˊ)萄
歪曲音 語音接近正確的發音,但聽起來不完全正確 例如:吃(ㄔ)飯說成吃(ㄘ)飯
聲調錯誤 國語的四聲運用錯誤 例如:小鳥說成小(ㄒㄧㄠˋ)鳥
整體性含糊不清 唇顎裂、聽覺障礙、腦性痲痺等類兒童的說話 整體咬字不清晰,但無確定的錯誤構音
  • 嗓音異常:說話之音質、音調、音量、共鳴與個人之性別或年齡不相稱等現象。
音質異常 發音的音質不良、粗嘎、氣息聲、沙啞、失聲、喉音、聲音使用過度或不足、聲音疲乏無力等
音調異常 習慣性音調過低或過高、音調範圍太狹窄、音高斷裂、在特殊狀況下音調過高或過低
音量異常 聲音在一定的距離內,太大聲或太微弱
共鳴異常 鼻音過重或鼻音不足
  • 語暢異常:說話節律有明顯且不自主之重複、延長、中斷、首語難發或急促不清等現象。
疾病
口吃(Stuttering) 說話時或想說話時,把語句的某些音節重覆、延長、結巴,造成首語難發、連發、延長或中斷的現象
發音障礙(Speech Sound Disorder; SSD) 無法控制舌頭、嘴唇或口腔肌肉去發出特定聲音,因此省略某些字詞,例如:無法發出 th 或 r 的音
言語失用(Apraxia) 因大腦損傷,造成運動言語排序出現問題,難以發出某些音節、單詞,因此失敗地執行說話指令
吶語症(Dysarthria) 因腦部、神經受損,導致大腦皮質運動區產生的神經衝動,傳遞到肌肉的言語機制有控制異常的情況,因此肌肉發聲出現痙攣、運動過度、運動失調的情形,常見症狀包括發音吃力、音量不足、發音含糊、講短短的話就感到疲累
口面肌病(Orofacial myological disorders) 又稱顏面功能障礙(Orofacial myofunctional disorders)是舌頭在發音時不受控地過度伸前,以致一些語音如"s"會讀成'th"等等
  • 語言障礙(Language Disorder)

一、分類

  1. 語言發展異常:語言之語形、語法、語意、語用異常,致語言理解或語言表達較同年齡者有顯著偏差或低落。
    • 語言發展起步的年齡較晚
    • 發展的速度較慢
    • 發展的程度較正常兒童低下,其特徵為:
語意障礙 詞不達意,或無法理解說話者的意涵。
語法障礙 說話句型、結構簡單,有顛倒、混淆或省略等不合語法的現象。
語用障礙 說話不合溝通的情境或措詞不當。
語形障礙 有字形辨認不清或混淆、對詞彙的結構學習有困難等現象,例如:買腳踏車說成買騎腳踏車。
語音困難 在語音系統及控制語音結合規則方面有學習上的困難,例如:能正確發出聲音,但不正確的使用聲音。

二、疾病

  1. 語言學習障礙(Language-based learning disabilities):智商正常,但學習語言有障礙,閱讀、記憶生字、寫字等能力往往低於同齡人的水平。
  2. 選擇性緘默症(Selective mutism):是一種社交焦慮症,患者具有正常說話的能力,但在特定情境(尤其是有社交需求的場合)。《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把選擇性緘默症描述為兒童的罕見心理失調,患有此症狀的兒童或成人在某些社交場合突然無法說話,但在其他環境下又能夠自然講話。目前還沒有找到任何此症的病因,但有證據顯示有遺傳因素,女性比男性患者較多(Steinhausen and Juzi, 1996)。
  3. 失語症(Aphasia):因特定腦區損傷,造成產生、理解、運用語言的能力喪失。
五種失語症類型
表達型失語症(Expressive aphasia) 又稱布洛卡失語症(Broca's aphasia)。患者的布洛卡氏區(位於左腦的額下回,主管話語的生成)受損,因此患者無法產生符合文法的語句,而是電報式的話語。然而,其對語言的理解仍是完整的,他們能夠理解他人話語,只是無法複誦。另外,患者通常也會有右臂、右臉無力的症狀。
接受型失語症(Receptive aphasia) 又稱韋尼克氏失語症(Wernicke's aphasia)。患者的韋尼克氏區受損(位於大腦優勢半球的顳上回,負責單字的理解)。雖然患者能夠說出正確語法、語速和語調的話語,但是患者的談話內容沒有意義,像是所有字詞被毫無章法地組合起來,甚至可能出現自創的單詞,被形容為沙拉式言語。患者通常不會有肢體無力的症狀,因為並沒有傷害到大腦控制運動機能處。
傳導型失語症(Conduction phasisa) 患者負責連接布洛卡氏區和韋尼克氏區的弓狀束和左頂區受損。患者與他人對話時依然流暢,理解力也和一般人一樣,但是重複字詞或句子時可能會有不對稱的問題。症狀類似接受型失語症,言語流利卻毫無意義,且有複誦障礙。
原發性持續失語症(Primary progressive aphasia) 語言能力變得緩慢且逐漸惡化,導致閱讀、書寫、說話和理解的能力逐漸喪失。惡化程度的時間尺度是數年,其他心理功能,如記憶、推理、洞察力和判斷力,通常不受影響。PPA的準確診斷極為重要,可以使其他疾病,如阿茲海默症,的可能性被排除。
跨皮質感覺型失語症(Transcortical sensory aphasia)

跨皮質運動型失語症(Transcortical motor aphasia)

跨皮質混合型失語症(Mixed transcortical aphasia)

症狀和接受型、表達型失語症相似,但是患者的複誦能力沒有障礙。

近期的研究都比較常採用這種分類方式,像是"波士頓的新古典模型"也將這些典型的失語症分為兩大的類別:

非流利型失語症 包括布洛卡和跨皮質運動型失語症。
流暢型失語症 包括韋尼克、傳導型和跨皮質感覺型失語症。

此分類方式也進一步鑑定失語症次型態,如:

忘名症(Anomic aphasia) 患者對事物的名稱有選擇性的命名困難,無法針對人們所欲談論的事情說出正確的單字,尤其是重要的名詞和動詞。說話時常伴隨含糊不清的挫敗感,也較難在一篇文章或演說中找到特定的單字,但是其他的語言功能較不受影響。
全面型失語症(Globla aphasia) 患者的言語表達和理解能力都受到嚴重穩害。

許多區域分類學者也指出有其他額外的、更「純」的語言障礙存在,並且它們可能只會影響單一語言技能。例如,在單純失讀症(Pure alexia),患者也許可以正常書寫,但沒有辦法閱讀,而純字聾(Pure word deafness),患者也許能夠正常說話和閱讀,但他們無法理解他人說話的內容。

三、治療

言語障礙患者若同時有聽覺問題,或有飲食吞嚥的困難,則需要透過理學檢查、功能性檢查、斷層掃描、內視鏡等方式確診。 診斷之判別亦需透過跨領域團隊,由語言治療師、耳鼻喉科醫生、復健科醫師、神經內外科醫師、身心科醫師等醫療人員進行診治。通常語言治療師會依據患者是語言、言語、認知、嗓音、吞嚥、聽覺及溝通方面的問題,加以練習發聲的肌肉訓練,心理和精神科的診治等項目。由語言病理學家或語言治療師負責診斷、治療。治療面相與方式可分為以下三類:

  1. 瞭解能力方面
    • 鍛鍊指認能力:辨認各種圖片或物品。
    • 要求做指定或相關的動作。
  2. 口語表達方面
    • 編述故事、重述故事或描述系列圖片等。
    • 利用手勢或口語提示,配合及補充口語的問答。
    • 利用物品或圖片讓兒童看著治療師的口型模仿說出答案。
    • 做指定動作前複述治療師的話。
  3. 認知能力方面
    • 選出同類物品
    • 相似物品配對
    • 將不同類別的物品挑出
    • 依形狀、功能、顏色、質地、大小,將物品進行排序
    • 理解順序的概念

相關研究

  1. 楊淑蘭(2001)[70]研究者對各年齡層的口吃者,進行雙重測量重複量數多變量異數分析。
  2. 吳嫻(2005)[71]簡介主要根據腦傷病人的失常行為所建構出的 Wernicke-Lichthiem 理論,並簡介此傳統模式的評論和修正。接著扼要彙整出神經心理學研究中,關於單一詞彙理解和產生歷程的實驗結果。
  3. 施益湋、林佳蓉、何宏祥(2016)[72]探討失語症個案的認知能力以及分析認知與語言障礙程度 的關係,進而瞭解其學習的能力。
  4. 邱新慧(2016)[73]在討論認知的定義及認知與失語症的關聯。

思考與推理 编辑

心像思考 编辑

心像思考的區塊主要包含「概念心像」、「視覺心像」與「心理旋轉」三個主題。

1. 概念心像

謝佳叡(2012)[74]試圖從數學教學概念心像的角度切入,探討臺灣中學教學實習教師在面對數學教學情境問題時,所展現出的教學決策其背後之依據。結果發現大多數中學數學實習教師肯定學生思考在數學課堂上所扮演的角色;而當數學實習教師面對教學問題時,這些實習教師並不常喚起「讓學生思考」的概念心像以作為教學決策的依據;多數展現學生思考心像的實習教師同時也經常伴隨著學生數學認知發展心像的產生。陳玉杰(2011)[75]為了提供兒童在教具或玩具的造形設計上的參考,幫助兒童學習及辨識圖像與造形的速度,而進行實驗。結果得出,「圓形」對兒童的辨識性來說沒有差異,即兒童對圓形的辨識及學習最為容易,其結果與文獻所述結果一致。

2. 視覺心像

涉及視覺、注意、記憶等認知能力,且可劃分為諸多歷程,包括
  • 心像產生
  • 心像維持
  • 心像監測
  • 心像旋轉
根據前人研究分析,心像產生為序列式進程,提示字呈現到目標物出現的時間,前筆劃順序位置會快於後筆劃順序位置。心像維持會受時間間隔的影響,且受年齡影響而有所不同。韓睿(2015)[76]以上述為基礎,探討 20 名受試者對視覺數字心像產生及心像維持的歷程。結果顯示,成年人受試者的反應時間,視覺數字心像產生約在 1000 到 1200 毫秒,消退於 2400 到 3000 毫秒之間,前後半部分可較大程度的改善視覺數字在心像產生及心像維持歷程的反應時間。而正確率方面,則因結果大部分都在九成以上而不以為觀測標準。

3. 心理旋轉(mental rotation)

心理旋轉是在大腦裡想像物體旋轉的樣態,可以在大腦中自由翻轉、觀看物體的能力,大部分人都能做到,不過對有些人來說,要在腦子裡旋轉物體難度很高,但心像旋轉能力是可以透過訓練強化的。專家認為心像旋轉是智能的一部分,因此心像旋轉與智能商數(IQ)有著密切關係。愈擅長心像旋轉的人,其智商愈高。
周珍、連四清(2005)[77]為了考察中學生心理旋轉能力的發展特點及其與智力的相關性,對於初一至高二年級學生進行測試,中學生的心理旋轉能力隨年級的增長而提高,並且心裡旋轉能力與智商有著非常大的正相關性。趙曉妮、游旭群(2007)[78]則將 42 名受試者分為「場依存性組」和「場獨立性組」,以研究場認知方式對心理旋轉的影響,發現場認知方式的主效應顯著,場獨立性的被試比場依存性的被試反應時間短,且正確率較高。

兒童的思考風格 编辑

廖怡盈(2006)[79]以個案研究方式去瞭解思考風格為立法型、行政型與司法型的國小四年級學童,探討其於創造思考歷程、科學創造力以及在自然和網路輔助教學平台兩種不同的教學情境之表現。

類型 創造思考歷程 科學創造力
立法型 學童之創造思考歷程呈現了較多自己的想法並較能確定問題的本質或發現關鍵點 思考風格的個案學童均喜歡展現自己想法
行政型 學童較會尋求旁人協助 學童需賦予更多的學習鷹架
司法型 學童則是較會依據先前經驗去做判斷 學童則是較少進行評估和分析

研究者認為思考風格展現出的多寡,除了會隨教學單元而有所不同,也會因人而異,但個案學童並未因教學情境的不同,而改變其思考風格與模式。

蔣淑慧(2007)[80]以新北市 347 位國小六年級學童為研究樣本,分析學童思考、創造、批判與推理四種思考表現,並探討思考能力中創造、批判及推理思考的關係。

實驗結果發現小六學生以「立法型」思考風格為多數,女生在批判性思考上的表現明顯優於男生。在創造思考方面,「立法型」及「司法型」學童表驗優於「行政型」;批判思考方面,「司法型」學童表現優於其他兩型。

兒童的推理能力 编辑

黃幸美(2001)[81]以 60 位國小五年級兒童為研究對象,比較接受數學實驗課程教學兒童與非數學實驗班兒童,其問答討論與類比推理解決結構特徵相似的數學及自然科學問題表現的差異,並分析其類型與解題歷程。發現實驗班兒童接受溝通討論與合作解題為導向的教學,類比推理解決數學問題優於非實驗班的兒童,但是對於問題結構特徵相似但不同學科領域之自然科學問題,表現並未顯著優於非實驗班兒童。

而對於兒童推理能力的檢測,江淑卿(2001)[82]以 60 位 6 歲和 7 歲的兒童為研究對象,使實驗組接受類比推理模組教學,控制組未接受教學,並施以「歸納推理能力測驗」的類比推理測驗和臨窗談話。

研究結果發現實驗組的後測得分明顯的提高,而控制組則無明顯差異,得知學習潛能評估促進六歲和七歲兒童的類比推理能力、改變兒童的解題類型、激發其認知功能。江淑卿(2006)[83]再度透過「前測-中介學習-後測」動態評量的程序,以評量與提昇幼稚園與一年級兒童的推理能力。在中介學習階段(分為分類模組、系列完成模組、類比推理模組)透過兒童、評估者、中介學習活動之互動歷程,引導認知功能發展,發現各模組能提昇六歲和七歲兒童的分類、系列完成或類比推理能力,驗證了各模組在「兒童歸納推理測驗」之教學效度。

批判性思維 编辑

批判性思維(Critical thinking),或稱批判性思考、思辨能力、嚴謹的思考、明辨性思維、審辨式思維等,是對事實的分析以形成判斷。該主題存在幾種不同的定義,通常包括對事實證據的理性、懷疑和不帶偏見(Bias)的分析或評估。批判性思維是自我導向、自律、自我監控和自我糾正的思維。它的前提是同意嚴格的卓越標準並謹慎使用它們。 它需要有效的溝通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以及克服先天自我中心主義和民族中心主義等的承諾。

批判性思維一詞描述了合於理智的反思性思維[5]。將外行人的思維導向科學的方法論標準(參見科學方法)尤為重要。 外行人在知識社會中扮演公民的角色尤其重要。

批判性思維的歷史 编辑

批判性思維的最早記錄是柏拉圖所記載的蘇格拉底的教導。 其中包括柏拉圖早期對話的一部分,蘇格拉底在道德問題上與一個或多個對話者進行接觸,例如質疑蘇格拉底逃離監獄是否合適。 哲學家對這個問題進行了思考和反思。

蘇格拉底確立了這樣一個事實,即人們不能依靠那些"權威"的人。蘇格拉底堅持認為,一個人要過上好的生活,或者要過上值得過的生活,他必須是提問者,或者必須有一個質疑的靈魂。他確立了在我們接受值得相信的想法之前提出深入思考和問題的重要性。「尋找證據,仔細研究推理和假設,分析基本概念,不僅要注意說了什麼,而且也要注意做了什麼」。蘇格拉底在提問方式中強調,需要思考清晰和邏輯的一致性。他問人們問題,以揭示他們的非理性思維或缺乏可靠的知識。蘇格拉底證明,擁有權威並不能確保準確的知識。他確立了質疑信仰的方法,密切檢驗假設,依靠證據和合理的理由。

柏拉圖記錄了蘇格拉底的教導,並發揚了批判性思維的傳統。亞里斯多德和隨後的希臘懷疑論者完善了蘇格拉底的教導,運用系統思維和提問,從一目了然地確定現實的真實本質。

蘇格拉底為批判性思維的傳統設定了議程,即反思地質疑通常的信念和解釋,仔細區分合理和合乎邏輯的信念,和另一些它缺乏足夠的證據或合理基礎來保證的信念——無論這些信念對我們本土的自我中心主義多麼有吸引力,無論它們如何服務於我們的既得利益,無論它們多麼舒適。

批判性思維的定義與內涵 编辑

在1941年最早提出此觀念的美國學者Edward Maynard Glaser認為「批判性思考」必須具備三項特質:

  1. 傾向以審慎的態度思慮議題和解決難題。
  2. 對理性探索與邏輯推理的方法有所認識。
  3. 有技巧地應用上述的方法。

1990年,一群美國學者發表了聯合聲明,對「批判性思考」做了以下界定:

我們認為批判性思考是一種有目的而自律的判斷,並對判斷的基礎就證據、概念、方法學、標準厘定、背景因素層面加以詮釋、分析、評估、推理與解釋……有理想批判性思考能力的人凡事習慣追根究底,認知務求全面周到,判斷必出於理據,心胸保持開放,態度保有彈性,評價必求公正,能坦然面對主觀偏見,判斷必求謹慎,且必要時願意重新思量,對爭議點清楚瞭解,處理複雜事物有條不紊,搜集相關資料勤奮不懈,選取標準務求合理,專注於探索問題,而且在該問題該環境許可的情況下堅持尋求最精確的結果。
批判性思考與論證 编辑

批判性思考的重點,常被稱為「論證」(argument)。論證是透過某種媒介所傳達的訊息,媒介的類型可能是言語、文字、表演等。藉由批判性思考訓練,不論訊息是表面的還是隱藏的,便有辦法正確判斷所接收到的訊息,並建立自己的論證。

思辨活動 编辑

批判性思考為一複雜的思辨活動,其涉及廣泛的技巧與態度,包含:

  1. 辨識他人的立場、論點與結論
  2. 評估支持其他觀點的證據
  3. 客觀衡量對立的論點與證據
  4. 能夠看穿表面、體會言外之意,並且看出錯誤或不客觀的假設
  5. 看穿讓論點更吸引人的花招,例如:偽邏輯、說服術等
  6. 學會運用邏輯,更深入也更有系統地去思考各種議題
  7. 根據具體證據以及合理假設,決定論點是否正當可信
  8. 表達個人觀點時能夠條理分明,足以說服他人
批判性思維在學術研究上的重要性 编辑

通過引用各自的許可問題、證據來源、標準和規範等等,批判性思考在所有專業界別及學術領域中尤其重要。在科學懷疑精神的框架下,批判思考的過程涉及精心的採集和詮釋資訊,並達至合理的結論。在僅反映應用本質的情況下,批判思考的概念及原則能應用於任何情景 ,所以批判思考形成一個橫跨多個相關思考方式的系統,這些思考方式包括人類學思維、社會學思維、歷史思維、政治思想、心理思維、哲學思維、數學思維、化學思維、生物思維、生態思維、法律思維、倫理思想、音樂思維,或像畫家、雕塑家、工程師、商人一樣思考。換句話說,雖然批判思維的原則通用於不同範疇,但應用時應反映上文下理。

由於能賦予人分析、評鑑、解說和重構思維的能力,從而降低採納、按照錯誤觀念行動或思考的風險,因此批判性思考在學術界倍受重視。

擴散性思考與創造力測驗 编辑

張萬英(2006)[84]提出了創造性思維的訓練,並認為創造性思維能力的根基在於思維的靈活性,而思維的定勢和功能束縛著人的思維的靈活性;要衝破這些思維禁錮的束縛,提高思維的靈活性,就需從訓練思維的流暢性、變通性、獨特性和思考同題時多採用動詞等方面做起。

陳學志、洪素蘋、許禕芳、邱皓政、關秉寅、詹志禹(2009)[85]則為了編擬一套適用於臺灣高中職學生的創造認知能力測量工具進行研究,此測驗融合擴散性思考與頓悟性思考兩種客觀測量工具的優勢並改善其缺失,同時利用了中文方塊字富有變化的有限集合特性,計分客觀而簡便,並且非常符合本土需求。

黃博聖、陳學志、黃鴻程、劉政宏(2009)[86]為了改善現今之擴散性思考測驗多為概念流暢力取向之測量,缺乏聯想流暢力取向之工具發展,進而提出了「詞彙聯想策略擴散性思考測驗」(DTTWAS),嘗試增加與修改流暢、變通與獨創性之計分規則。

而為了對創造潛能進行檢測,邱發忠(2010)[87]發展「詞彙概念聯結測驗」(Word ConceptionAssociation Test,WCAT),並假設讓試者在 WCAT 與「頓悟性問題思考測驗」得分間具有相關,在 WCAT 與「華─葛氏批判思考量表」得分間無相關,進而區辨頓悟性思考、擴散性思考與批判性思考,發現「詞彙概念聯結測驗」的信效度獲得支持。

生活應用 编辑

語言決定論(Linguistic determinism) 编辑

薩丕爾-沃夫(Sapir-Whorf)認為人們對現實世界的理解與表述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建立在人們 潛意識裡的語言習慣上,這種語言習慣實際上就是一種文化模型與思維模 式。使用不同的語言的人們,有著不同認識世界的方式。人們透過不同的語 言,便形成不同的世界意象。基本上,語言決定了說話者理解世界的方式, 這是「語言決定論」(linguistics determinism)。

薩丕爾-沃夫(Sapir-Whorf)研究許多不同的語言,發現不同語言在其結構中強調不同的事物。他因此相信這些強調一定會對語言使用者在思考周遭的世界方面產生很大的影響。例如:

  • 愛斯基摩人有許多不同的字來形容雪,每個字代表不同狀況的雪,而說英語者卻只有一個字形容雪
  • 菲律賓的赫拿諾人(Hanunoo)對米的種類有九十二種名稱
  • 阿拉伯人有許多不同的方式稱呼駱駝
所以,他認為如此豐富的名稱,必會使得語言使用者對世界的知覺異於只有一個名稱的人。中國人對親戚的稱呼遠多於西方人,所以使得我們比西方人重視家族關係。但是,反過來說也有可能。是不是因為我們重視家族關係,而使得我們有那麼多細分的稱呼呢?所以,愛斯基摩人比說英語者有較多的字形容雪,是不是因為雪在他們的生活經驗中是非常重要的?因此,這些現象無法說明是因為語言的影響而對事物有如此的細分,或是因為生活中事物的重要性而造成語言上的細分。

語言相對論 编辑

不同語言區別不同的範疇,因此各語言使用者對於世界的看法也不同

語言相對論(linguistic relativism)認為不同語言將區別不同的範疇,因此各語言使用者對於世界的看法也不同。像是對顏色的形容,各個語言都有自己的區別。

在政治中,語言可以左右立場以及意見,若換一種方式講話,人們也會改變自己的思維。像是有些特殊詞彙帶有偏見、否定,甚至是歧視的意味在其中。如今隨者人們的思想轉變,這些有爭議的詞彙也會改成政治正確的詞彙。像是以前曾稱原住民為番,帶有歧視意味。在 80 年代時為原住民正名,致力於消除偏見歧視意味。

不同語言對事情的敘述表現 编辑

目前世界現存的語言約有七千多種,但不同語言可傳達的訊息卻不盡相同,甚至會造成認知能力的不同,進而影響我們的思考方式。語言在形成時,會受其文化影響,形成特有的語意、思考方式和價值觀。當不同語言的使用者試圖表達同樣的情境時,會有差別地選擇其想要傳遞的訊息。即便大腦接收了相同的訊息,也會因語言形塑的差異而解讀出不一樣的資訊。

事實上,大腦在經由感官接收文字以外的訊息後,會先對所經歷的情境、感知的事物,產生籠統的概念及心理圖像,再以語言進行思考解讀。因此即使身處不同母語環境下,學齡前孩童間的心理圖像和解讀出的資訊仍然相當近似。反之,經過充足語言學習的成人,則因其接受不同語言訓練,導致他們對所經歷的情境、感知的事物之各個面向,產生程度相異的敏感度。另外,沒有被納入其語言的基本語法與句型架構面向,則容易被語言使用者的大腦忽略。因此來自不同母語背景的人,即使使用相同的第二語言,對相同情境與事物進行解讀與表達時,仍有顯著差異。也因為人的大腦思路會被其母語形塑,在學習第二語言時,會在其母語不具有的概念上產生障礙。經由學習第二外語,將能一併習得該語言背後的思考方式和價值觀。

語言影響思考 编辑

母語不同的人會以不同的角度看待事物,著重、在意的點也會因此相異。故具備雙語能力之人士在使用母語或第二語言時,即使是觀察相同的事物,產生的各別觀點也可能相距甚遠。以翻譯為例,語言學家 Panos Athanasopoulos(2015)在實驗中邀請通曉德文和英文的雙語人士去形容照片中的情境,實驗結果發現「德國人」會把「動作」和「動作的目標」都一一描述,至於「英國人」通常則注重「動作」。有趣的是,雙語人士在使用德語進行實驗時,結果與德國人一致;而使用英語時之結果則與英國人相同。將上述的實驗結果套用至翻譯中可知,當譯者在翻譯時,除了文法差異,更重要的是會牽涉該語言背後的世界觀與文化脈絡。

如何促進創意思考的產生:孕育效應 编辑

歷史中不乏靈感突現的軼事,例如為了國王王冠是否純金打造而傷透腦筋的阿基米德(Archimedes),在洗澡時突然悟出浮力原理;為了苯的分子結構苦思的德國化學家凱庫勒(August A.Kekule),則是在打盹時看到一堆跳動的珠子形成首尾相連的串珠,而觸動苯分子可能是環形結構的想法。研究指出,當一個人對問題進行深入思考卻仍舊無法解決問題時,若暫時離開該問題而將注意力轉移到其他活動上,進入所謂的「孕育期」(incubation period),解題者反而有可能頓悟到問題的重點或解法而豁然開朗(illuminaiton)。心理學家稱這種現象為「孕育效應」(the incubation effect)。這些著名的傳聞顯示了靈感發生的條件,一為必須要有個讓你在意、投入很深卻不得其解的特定問題,二為問題能暫時擱置,以便從事其他較不耗費心力的活動。心理學的研究也顯示在孕育期從事較不耗費心力的活動(亦即認知負荷低的活動),比做認知負荷高的事情更容易有孕育效果產生。一些研究者認為有可能在從事比較不耗心力的活動時,解題者還有剩餘的腦力(認知資源)東想西想,即所謂的心神漫遊(mind wandering),因此容易在腦海中接觸到跟解題有關的線索。

書籍影音 编辑

相關書籍 编辑

科普類 编辑

  1. 哎唷!牙齒「踩」到嘴唇?揭開兒童語言學習之謎
    • 今井睦美著;黃涓芳譯。臺北市:貓頭鷹,2015。
    • 本書探討兒童從無到有,學習語言的過程,並且探討兒童天生具有語言能力的謎題,並以此作借鏡,為大人提出學習外語更好的策略,並且思考語言能為人類所帶來的意義。
  2. 語言本能-探索人類語言進化的奧秘
    • 史迪芬.平克(Steven Pinker);洪蘭譯。臺北市:商周,2015。
    • 語言作為人類特有的工具,有著複雜且獨特的文法結構以及運用彈性,在其他的動物物種上未曾見過,究竟為什麼其他動物沒有辦法在後天發展出語言,作者提出了一樣觀點,即是人類「天生」擁有語言能力,人類的基因裡面可能存在所謂語言相關的基因,可以產生兒童在早期學習語言能力所需要的功能。
  3. 語言癌不癌?語言學家的看法
    • 何萬順、蔡維天、張榮興、徐嘉慧、魏美瑤、何德華著。新北市:聯經,2016。
  4. 語言學:結構、認知與文化的探索
    • 黃宣範、連金發、蘇以文、呂佳蓉、馮怡蓁、邱振豪、盧郁安、宋麗梅、鄭奕揚、江文瑜、黃文怡、林智凱、張顯達、徐嘉慧、李佳霖、戴浩一、蔡素娟、謝舒凱、陳信希著。臺北市: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21。

學術類 编辑

  1. 語言學概論:推薦閱讀教科書
  2. 鍾榮富(2006)。《當代語言學概論》。臺北市:五南。
  3. 謝國平(2011)。《語言學概論》。三版。臺北市:三民。
  4. O'Grady, William, John Alchibald, et al.(2015). Contemporary Linguistic Analysis. 8th ed.Toronto: Pearson Canada.
  5. Department of Linguistics,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2011). Language Files. 11 th ed.Columbus: The Ohio Stete University Press.
  6. Fromkin, Victoria, Robert Rodman, Nina Hyams(2013). An Introduction to Language. 10th ed.

Boston, Wadsworth.

線上資源 编辑

科普文章選讀 编辑

  1. 漢字閱讀:腦中現形記
    • 曾志朗(2003)。《科學人》2003 年 10 月號。
    • 腦神經在語文資訊處理的細膩,以及對形、音、義三種訊息的取捨, 在時間點的拿捏是如此準確,真是令人動容!
  2. 〈我們來聊天吧!〉
    • 陳瑀葳編譯(2015)。《科學人》2015 年 3 月號。
    • 心理學及語言學家常以「會話分析」探討語言如何影響我們的心智活動與行為表現。文法規則及說話節奏是流暢對話的關鍵,與音調起伏及文化語言差異則無關聯。語言會影響人類的行為、態度,甚至價值觀。例如,以中文、日語表達時較謙卑;用英語時自尊較強。使用母語時,情緒容易波動、不理性,道德標準較高。
  3. 語言如何形塑思考?
    • 語言會影響我們對世界的認知,使用不同語言的人,對於辨識方位、學習數字、回溯記憶等的能力,都不相同。
    • 重點提要
      • 人們使用語言來溝通,但是不同語言可傳達的訊息卻不盡相同。
      • 學者一直想知道,不同的語言是否會造成不同的認知能力。
      • 近年來開始有經驗證據顯示這種因果關係,母語確實會影響人們對世上許多事物的想法,包括對時間和空間的概念。
      • 最新的發現顯示,語言在思考的許多面向都佔有重要地位,影響程度遠超過科學家先前的理解。
  4. 你的語言如何影響了你的「思考」?
    • 深入淺出地探討了一個人的思考及其所用語言的關係。並舉例探討不同語言、雙語言使用者之間的差異。
  5. 第二語言教學
    • 文章講述了第二語言的界定,並探討第一語言的習得與學習第二語言本質的差異。
  6. 發生認識論
    • 發生認識論由瑞士心理學家讓•皮亞傑於 1950 年建構的一種認識的結構、發生、發展過程及其心裡起源的學說。它反對傳統的認識論,統一了建構主義與結構主義,通過生物學的方法論的類比,採用發生學的方法,建構於主客體相互作用之上的兒童發展心理學。

影音資源 编辑

  1. TED: 你的語言會影響你的儲蓄能力嗎? :本影片中,講者嘗試告訴我們語言對於儲蓄決策的影響:不同的語言會創造不同的行為模式。
  2. TED: 6 個月掌握流利的外語學習方法 :現今很多人都努力的在學第二外語,但要如何才能簡單、快速、有效率又流暢的使用一個非母語的語言呢?
  3. TED: 語言如何改變人類 :講者講述語言在人類累積文化與智慧過程中的重要性,以及語言之所以會被發展並被人類所保留的原因。
  4. TED: 簡訊謀殺語言?開什麼玩笑! :講者談論的是傳簡訊(texting)對於語言的影響。
  5. KHAN: 從失語症看頭腦與語言的連結 :本影片簡要的介紹了大腦中與語言、溝通和理解有關的部分,以及討論一些失語症的類型。
  6. Why We Struggle Learning Languages | Gabriel Wyner | TEDxNewBedford
  7. Learning a language? Speak it like you’re playing a video game | Marianna Pascal | TEDxPenangRoad
  8. TED: 語言如何形塑出我們的思考方式
  9. Stephen Krashen's Monitor Model
  10. Noam Chomsky on Language Aquisition
  11. What is LANGUAGE ACQUISITION? What does LANGUAGE ACQUISITION mean?
  12. John Schumann´s Acculturation Model
  13. Hemispheric Lateralization
  14. Developmental Language Disorder
  15. Good Thinking! — That’s so Meta(cognitive)!

電影 编辑

  1. 救救菜英文 (英語:English Vinglish)(2012)
    簡介:劇情內容是描述一位從小在印度生長的女性,跟隨家人來到英語系國家生活,從一開始對英語的抗拒和恐慌,到漸漸突破自己的心防,成功與新的語言共榮共存的故事。
  2. 知更鳥不歌唱(英語:Mockingbird Don't Sing)(2001)
    簡介:因為從小遭到囚禁和虐待,Katie 在 12 歲尚未有語言能力,語言學有一條著名的假說,即語言習得關鍵期假說(The Critical Period Hypothesis):如果兒童在青春期前(即 12 歲左右)沒有學習語言那就永遠也學不會了,而故事的主人翁,加利福尼亞大學的學生 Sandra 卻認為 Katie 能夠說好語言,從此展開了一段讓人動情的故事。
  3. 野孩子(英語:The Wild Child)(1970)
    簡介:根據十八世紀法國的一宗真人真事改編。一名小孩子在叢林中長大,被帶回文明社會。弗朗科依斯.特魯芬特飾演的醫生用耐心教導這個野孩子一點一滴地適應新的生活,又讓他學習聽話和說話,終於達成了兩人之間的溝通。
  4. 啟航吧!編舟計畫(日語:舟を編む)(2013)
    簡介:電影講述了編輯松本想要出版一本漢語詞典,但他最器重的老編輯卻要退休了,此時編輯部卻只剩下做事浮躁的刺頭、敷衍的臨時工,松本為了完成他畢生的心血,在其他部門找來了一個內向、怕生但卻對文字非常敏感的青年一起花費 15 年的心力......從這部電影你能看到編纂詞典的過程,也能看到語言學家對詞語的熱愛與執著,結合了生活裡的熱愛和挫折,不失為一部好電影。
  5. 沒有青春的青春(英語:Youth Without Youth)(2007)
    簡介:1938年,年逾七十的哲學教授多米尼克•馬泰本打算自殺,卻被閃電突然擊中。嚴重燒傷的多米尼克得到了羅馬尼亞醫生斯坦庫里斯庫教授的救治,痊癒後,多米尼克竟發現自己返老還童,並分裂出另外人格。不僅如此,多米尼克還具有夢中學習、透視、意念移物等特異功能。為了躲避納粹醫生魯道夫的追蹤,多米尼克化名輾轉於瑞士、羅馬尼亞、馬爾他、印度等地,直到二戰結束。六十年代,某次登山時多米尼克遇見一名叫做維拉尼卡的女子,與他年輕時的未婚妻蘿拉一模一樣。維拉尼卡及朋友山中遇險,被多米尼克救治後便擁有了夢中追溯語言起始的能力,卻因此加速衰老。多米尼克一方面希望維拉尼卡助他完成語言及時間起源的著作,一方面又不願看到愛人因此早夭,矛盾中痛苦不已…
  6. 異星入境(英語:Arrival)(2016)
    簡介:地球的上空突然出現了十二架貝殼狀的不明飛行物,懸浮在十二個不同的國家的上空,外星人向人類發出了訊號,但人類卻並不能夠解讀。美國軍方找到了語言學家路易斯和物理學家伊恩,希望兩人能夠合作破解外星人的語言之謎。經過數次的接觸,路易斯發現外星人使用了一種極為特殊的圓環狀的文字,並逐漸了解了其中的奧妙。由於一直無法確定外星人來到地球的真正目的,中國、俄羅斯等四國決定對外星人發起進攻,美方亦決定放棄研究將全部人員撤離,在這個節骨眼上,路易斯終於明白了外星人的意圖,利用外星人賦予她的特殊的「武器」,路易斯以一人之力改變了未來。原小說《你一生的故事》作者特德·姜是個語言學愛好者,原小說就是架構在一條語言學假設之上的,即「薩丕爾-沃爾夫假說」:語言會影響乃至決定你的思維。正是基於這個假設,班克思博士學到七語之後,也學到了七肢桶獨特的世界觀,獲得了「預測」未來的能力——她看到了未來與丈夫離婚、女兒早逝。這時她所面臨的抉擇又牽涉了另一個哲學問題,即自由意志的問題——這便是作者為什麼一再地在原小說中討論到「費馬大定理」。作者說道,「自由意志的存在意味著我們不可能預知未來。而我們之所以知道自由意志存在,是因為我們直接體驗過它。意志是個人意識的本質部分。」

關鍵詞彙 编辑

參考資料 编辑

專書著作或書籍章節 编辑

  1. Anderson, J. R. (2015). Cognitive Psychology and Its Implications. New York, NY: Worth Publishers, 8th ed.
  2. Brown, H. D. & H. Lee (2015). Teaching by Principles: An Interactive Approach to Language Pedagogy. NY: Pearson, 4th ed.
  3. Cormen, T. H., Leisereon, C. E., Rivest, R. L. & Stein, C. (2009). Introduction to Algorithm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3rd ed.
  4. FromKin, V., R. Robert, N. Hyams (2011). An Introduction to Language. Boston: Wadsworth, 10th ed.
  5. Gerrig, R. J. (2013). Psychology and Life. Boston, MA: Pearson, 20th ed.
  6. Holmes, J (2013). An Introduction to Sociolinguistics. Harlow: Pearson, 4th ed.
  7. Larson-Freeman, Diane & Marti Anderson (2011). Techniques & Principles in Language Teachin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rd. ed.
  8. O'Grady, W., J. Archibald (2011) Contemporary Linguistic Analysis. Toronto: Pearson, 7th ed.
  9. Bloomfield, Leonard.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language.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14.
  10. Chakrabarti, Byomke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Santal=== and Bengali. Calcutta: K.P. Bagchi & Co. 1994. ISBN 978-81-7074-128-2.
  11. Crystal, David. The Cambridge Encyclopedia of Langu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12. Crystal, David. The Cambridge Encyclopedia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13. Gode, Alexander. Interlingua-English Dictionary. New York: Frederick Ungar Publishing Company. 1951.
  14. Hobbes, Thomas. Leviathan. Forgotten Books. 2008 [1651].(原始內容存檔於 2010-05-16).
  15. Holquist, Michael. Introduction. (編) Bachtin, Michail M. The Dialogic Imagination: Four Essays. Austin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1.
  16. Kandel, ER; Schwartz, JH; Jessell, TM. Principles of Neural Science fourth. New York: McGraw-Hill. 2000. ISBN 978-0-8385-7701-1.
  17. Katzner, K. The Languages of the World.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18. McArthur, T. The Concise Companion to the English Languag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19. Nöth, Winfried. Handbook of semiotic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y press. 1995.
  20. Saussure, Ferdinand de; Harris, Roy, Translator. Bally, Charles; Sechehaye, Albert, 編.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La Salle, Illinois: Open Court. 1983 [1913]. ISBN 978-0-8126-9023-1.
  21. Zvelebil, Kamil. The smile of Murugan on Tamil literature of South India. Leiden: Brill. 1973
  22. Bear, M. F., Connors, B. W., & Paradiso, M. A. (2016). Neuroscience: exploring the brain. Fourth edition. Philadelphia: Wolters Kluwer.
  23. Jeanne Ellis Ormrod 著,白惠芳譯,《教育心理學:學習者的發展與成長》(台北:洪葉文化,2011 年)。
  24. Michael W. Eysenck, Mark T. Keane 著,李素卿譯,《認知心理學》(臺北:五南出版社,2003 年)。
  25. S. Nolen-Hoeksema, B. Fredrickson, G. Loftus, W. Wagenaar 等著,危芷芬、田意民、何明洲、高之梅等譯,《心理學導論》(台北:新加坡商聖智學習,2011 年)頁 283-322。
  26. 賴惠德著,《心理學:認知、情緒、行為(初版)》(台北:雙葉書廊,2016 年),〈第 8 章 語言、認知與創造力〉,頁 203-225。
  27. 蘇以文、畢永峨編,《語言與認知》(台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9 年),蔡素娟著,〈音韻的認知基礎及對文化的影響〉,頁 177-202。
  28. 謝國平(2016 )。語言學概論(三版)。三民。
  29. 蘇以文、畢永峨編,《語言與認知》(台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9 年),葉素玲著,〈文字辨識〉,頁 289-320。
  30. 蘇以文、畢永峨編,《語言與認知》(台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9 年),畢永峨著,〈語言使用與語法化〉,頁 263-288。
  31. Jeanne Ellis Ormrod 著,白惠芳譯,《教育心理學:學習者的發展與成長》(台北:洪葉文化,2011 年)。
  32. 理察˙保羅、琳達˙埃爾德(2006)。〈前言〉、〈序論〉。[喬苒、徐笑春譯]。載於:批判性思維:思維、寫作、溝通、應變、解決問題的根本技巧。新星出版社。
  33. Stella Cottrell 著,喬苒、鄭淑芬譯,《問對問題,找答案—批判性思考的智慧學(初版)》(臺北市:寂天文化,2007 年),〈語彙表〉;〈範例:運用語彙進行論證評估〉;〈第一章 什麼是批判式思考?〉。
  34. 黃展驥(1971)。謬誤與詭辯:思想方法的原理及其應用(21–22頁)。蝸牛叢書。
  35. 李天命(2010)。殺悶思維(最終定本,115頁)。明報。
  36. 鄭麗玉、陳秀蓉、危芷芬、留佳莉等(2006)。心理學(第134頁)。五南出版社。
  37. Deirdre Barrett(2010)。綁架本能的世界:影響所有決定的「超常刺激」理論(陳雅雲譯)。究竟出版社。(原著出版於2010年)
  38. 彭聃齡(1991)。語言心理學。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期刊論文 编辑

  1. Antonietti, A., B. Colombo. (2011). "Mental Imagery as a Strategy to Enhance Creativity in Children." Imagination, Cognition and Personality, 31(1), 63-77.
  2. Antonova-U Nlu , E., & Wei, L. (2014). "Aspect acquisition in Russian as the weaker language:Evidence from a Turkish-Russian chil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lingualism, 20(2), 210-228.
  3. Baron, J. Thinking and deciding 4th ed. New York C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Brunetti, M., M.G. Perrucci , M.R. Di Naccio , A. Ferretti , C. Del Gratta , C. Casadio & G.L. Romani. (2014). "Framing deductive reasoning with emotional content: An fMRI study." Brain and Cognition, 87:153–160.
  4. Chater, N., Mccauley, S. M., & Christiansen, M. H. (2016). "Language as skill: Intertwining comprehension and production." Journal of Memory and Language, 89, 244-254.
  5. Chung, K. K., C. S. Ho. (2009).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Difficulties in Chinese Children With Dyslexia: What Are the Reading-Related Cognitive Skills That Contribute to English and Chinese Word Reading?" Journal of Learning Disabilities, 43(3), 195-211.
  6. Costa A, Foucart A, Hayakawa S, Aparici M, Apesteguia J, Heafner J, et al. (2014) "Your Morals Depend on Language." PLoS ONE 9(4): e94842. doi:10.1371/journal.pone.0094842 Damer, T. Edward. Confusion of a Necessary with a Sufficient Condition. Attacking Faulty Reasoning 4th.
  7. Hull, Shawnika J., and Yangsun Hong. “Sensation Seeking as a Moderator of Gain- and Loss-Framed HIV-Test Promotion Message Effects.”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vol. 21, no. 1, 2015, pp. 46–55., https://doi.org/10.1080/10810730.2015.1033113.
  8. Wadsworth. 2001: 150.
  9. Donald Redelmeier, Joel Katz, Daniel Kahneman. 2003
  10. Kahneman, D.; Tversky, A. Subjective probability: A judgment of representativeness. Cognitive Psychology. 1972, 3: 430–454.
  11. Kaplan, I., Stolk, Y., Valibhoy, M., Tucker, A., & Baker, J. (2015). Cognitive assessment of refugee children: Effects of trauma and new language acquisition. Transcultural Psychiatry, 53(1), 81-109.
  12. McMahon, Sean R. & Cameron M. Ford. (2013). "Heuristic Transfer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eadership and Employee Creativity." Journal of Leadership & Organizational Studies 20(1):69–83.
  13. van Overwalle, Frank, Kris Baetens , Peter Mariën & Marie Vandekerckhove (2014). "Social cognition and the cerebellum: a meta-analysis of over 350 fMRI studies."NeuroImage 86:554–572.
  14. Rodero, E. (2010). "See It on a Radio Story: Sound Effects and Shots to Evoked Imagery and Attention on Audio Fictio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39(4), 458-479.
  15. Rommers, J., A.S. Meyer, F. Huettig. (2013). "Object Shape and Orientation Do Not Routinely Influence Performance During Language Processing." Psychological Science, 24(11), 2218-2225.
  16. Seo, K., J. Dillard (2016). "The Persuasive Effects of Two Stylistic Elements: Framing and Imagery."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17.
  17. Shepherd L. & A. Kuczynski. (2009). "The Use of Emotive Imagery and Behavioral Techniques for a 10-Year-Old Boy's Nocturnal Fear of Ghosts and Zombies." Clinical Case Studies, 8(2), 99-112.
  18. Stephen M. Kosslyn & Robin S. Rosenberg (2014). Introducing Psychology: Pearson New International Edition: Brain, Person, Group. NY: Pearson, 4th ed. P226
  19. Tversky, A. & Kahneman, D. (1981). "The Framing of decisions and the psychology of choice." Science 211 (4481): 453–458.
  20. White, Lee C. , Emmanuel M. Pothos & Jerome R. Busemeyer. (2014). "Insights from quantum cognitive models for organizational decision making." Journal of Applied Research in Memory and Cognition, 4:229–238.
  21. Yearsley, James M. & Jerome R. Busemeyer. (2015). "Quantum cognition and decision theories: A tutorial." Journal of Mathematical Psychology.
  22. Wolfgang Enard, Molly Przeworski, Simon E. Fisher, Cecilia S. L. Lai, Victor Wiebe, Takashi Kitano, Anthony P. Monaco & Svante Pääbo. "Molecular evolution of FOXP2, a gene involved in speech and language." Nature volume 418, pages 869–872 (22 August 2002)
  23. 吳昭容、徐千惠,〈兒童如何在重複中找到規律?重複樣式的概念性與程序性知識〉,《教育科學研究期刊》55(1)(2010 年,台北)頁 1-25。
  24. 吳昭容、嚴雅築,〈樣式結構與回饋對幼兒發現重複樣式的影響〉,《科學教育學刊》16(3)(2008 年,台北)頁 303-324。
  25. 陳儀璇,〈國中補校成人學生批判思考之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社會教育學刊》(1996 年,台北)頁 253-272。
  26. 黃博聖、陳學志、劉政宏,〈「中文詞彙遠距聯想測驗」之編製及其信、效度報告〉,《測驗學刊》59(4)(2012 年,台北)頁 581-607。
  27. 顏林海,〈翻譯心理學的研究對象及方法〉,《四川師範大學學報》34(2)(2007 年)頁 106-110。

碩博士論文 编辑

  1. 林欣儀,〈以認知神經心理學的觀點探討寫字困難學童之寫字歷程缺損—個案研究分析〉,《中原大學心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 年)。
  2. 徐嬿婷,〈在多媒體學習環境中思考風格對心理學習歷程與學習成效之影響〉,《國立中正大學資訊管理所碩士論文》(2007 年)。
  3. 陳昱君,〈學齡前特定型語言障礙兒童新詞學習與音韻處理能力之探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博士論文》(2002 年)。
  4. 陳玉傑,〈從認知心理學的觀點探討學前兒童對圖像的辨識之研究〉,《南華大學應用藝術與設計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2011 年)。
  5. 陳怡伶,〈一位重度失語症病患之語言損傷研究:應用 PALPA 測驗比較聽覺及視覺輸入表現之差異〉,《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聽力學與語言治療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 年)。
  6. 黃婉婷,〈思考-語言-溝通障礙評量表台灣中文版之信度與效度評估〉,《長庚大學職能治療學系碩士論文》(2011 年)。
  7. 韓睿,〈成年人的視覺心像產生及維持歷程〉,《輔仁大學心理學系碩士論文》(2015 年)。
  8. 廖怡瑩,〈不同思考風格之學童的創造思考歷程與科學創造力表現〉,《國立花蓮教育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文》(2006 年)。
  9. 蔣淑慧,〈不同思考風格學童的科學思考能力比較之研究〉,《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自然科學教育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2007 年)。

線上文章 编辑

  1. 林欣怡(2012)。【探索七】語言學、心理學與神經科學的交會:語言的認知、發展與運作
  2. 生成語言學
  3. 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 【人類思維並不理性:談心理學 3 種認知偏誤】
  4. 黃春梅:幼兒英語教育的迷思。
  5. 王者之聲,國王的口吃——《有一天會成真!》
  6. 我的孩子不講話⋯是自閉還是選擇性緘默症?該怎麼辦?
  7. 選擇性緘默症患者的筆談:是不是不能說話,就很絕望?
  8. 「悄悄融入」的說話熱身 讓選擇性緘默症孩子開口說話
  9. 失寫症
  10. 閱讀障礙
  11. 失語症
  12. 口吃
  13. 發育性口吃
  14. 心智表徵
  15. 人類思維並不理性:談心理學3種認知偏誤

影視資訊 编辑

  1. 悄悄潛入你我生活中的「超常刺激」你注意到了嗎? | 超常刺激 | 啾讀。第 42 集 | 啾啾鞋
  2. 人心其實一點都不深奧難懂,而是片斷又淺薄! | 思考不過是一場即興演出 | 啾讀。第 43 集 | 啾啾鞋
  3. 我們並不了解自己。二十一世紀最偉大的心理學作品|《快思慢想》|文森說書

備註 编辑

  1. Sperry R. W. (1961). Cerebral Organization and Behavior: The split brain behaves in many respects like two separate brains, providing new research possibilities. Science (New York, N.Y.), 133(3466), 1749–1757. https://doi.org/10.1126/science.133.3466.1749
  2. Broca, P. (1861). Remarks on the Seat of the Faculty of Articulated Language, Following an Observation of Aphemia (Loss of Speech).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Anatomique, 6, 330–357.
  3. Noggle, Chad A. Arcuate Fasciculus. (编) Goldstein, Sam. Encyclopedia of Child Behavior and Development. Boston, MA: Springer US. 2011: 141–141. ISBN 978-0-387-79061-9. doi:10.1007/978-0-387-79061-9_179 (英语). 
  4. Stinnett, Taylor J.; Reddy, Vamsi; Zabel, Matthew K. Neuroanatomy, Broca Area. StatPearls. Treasure Island (FL): StatPearls Publishing. 2021. PMID 30252352. 
  5. (英文)Broca's Area - an overview.Science Direct.於2021年3月17日查閱.
  6. Henseler I, Regenbrecht F, Obrig H (March 2014). "Lesion correlates of patholinguistic profiles in chronic aphasia: comparisons of syndrome-, modality- and symptom-level assessment". Brain. 137 (Pt 3): 918–30. doi:10.1093/brain/awt374. PMID 24525451.
  7. 7.0 7.1 Aphasia.American Speech-Language-Hearing Association.於2020年12月20日查閱.
  8. Stahl, Benjamin; Van Lancker Sidtis, Diana. Tapping into neural resources of communication: formulaic language in aphasia therapy.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15, 6 [2020-12-20]. ISSN 1664-1078. doi:10.3389/fpsyg.2015.0152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08-29) (英语). 
  9. (en-US)Broca's (Expressive) Aphasia.National Aphasia Association.於2021年3月26日查閱.
  10. Manasco, M. Hunter. Introduction to Neurogenic Communication Disorders. Jones & Bartlett Learning. 2014: 72. ISBN 9781449652449. 
  11. Damasio, A. R. Aphasia. 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1992-02-20, 326 (8): 531–539 [2020-12-20]. ISSN 0028-4793. PMID 1732792. doi:10.1056/NEJM19920220326080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3-08). 
  12. Bayles, K. Neuroplasticity: Implications for Treating Cognitive-Communication Disorders. ASHA Convention, 19 November 2010. 2010. 
  13. 全球醫院網(2016),發育性口吃是如何發生和發展的。
  14. 賴惠德(2016)。心理學:認知.情緒.行為。臺北市:雙葉書廊。
  15. Cherry, E. C. (1953). Some Experiments on the Recognition of Speech, wpjth One and with Two Ears. Journal of the Acoustical Society of America, 25, 975-979.
  16. Mack, A., & Rock, I. (1998). Inattentional blindness. The MIT Press.
  17. 鄭昭明(2006)。認知心理學:理論與實踐。臺北市:桂冠
  18. Kuo,W.J., T. Sjostrom, Y.P. Chen, Y.H.Wang & C.Y. Huang (2009).Intuition and deliberation: two systems for strategizing in the brain. Science 324(5026), 519-522.doi: 10.1126/science.1165598
  19. Donders, F. C. (1868). Over de snelheid van psychische processen. Onderzoekingen gedaan in het Physiologisch Laboratorium der Utrechtsche Hoogeschool (1968–1869), 2, 92-120..
  20. Donders F. C. (1969). On the speed of mental processes. Acta Psychologica, 30, 412-431.
  21. Keane, M. T., Eysenck, M. W. (2000)。認知心理學(Cognitive Psychology: A Student's Handbook, 4th Edition)(李素卿譯)。台北:五南。(原著出版年:2000)
  22. Barrett, L. F., Quigley, K. S., Bliss-Moreau, E., & Aronson, K. R. (2004). Interoceptive sensitivity and self-reports of emotional experienc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7(5), 684–697. 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87.5.684
  23. Ganor-Stern, D., & Tzelgov, J. (2008). Across-notation automatic numerical processing.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Learning, memory, and cognition, 34(2), 430–437. https://doi.org/10.1037/0278-7393.34.2.430
  24. Stroop, J. R. (1935). Studies of interference in serial verbal reaction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18(6), 643–662. https://doi.org/10.1037/h0054651
  25. Watson, J. M., & Strayer, D. L. (2010). Supertaskers: Profiles in extraordinary multitasking ability. Psychonomic bulletin & review, 17(4), 479–485. https://doi.org/10.3758/PBR.17.4.479
  26. Sanbonmatsu, D. M., Strayer, D. L., Medeiros-Ward, N., & Watson, J. M. (2013). Who multi-tasks and why? Multi-tasking ability, perceived multi-tasking ability, impulsivity, and sensation seeking. PloS one, 8(1), e54402.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054402
  27. Tomasello, M. 1996. The cultural roots of language. In Velichkovsky, B. M. and D. M. Rumbaugh (eds), Communicating Meaning. The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language. Mahwah, NJ: Erlbaum, pp. 275-307.
  28. Chomsky, N., (1988). Language and Problems of Knowledg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p. 183.
  29. Chater, N., McCauley, S. M., & Christiansen, M. H. (2016). Language as skill: Intertwining comprehension and production. Journal of Memory and Language, 89, 244–254. https://doi.org/10.1016/j.jml.2015.11.004
  30. Kikuchi, T., Morizane, A., Doi, D., Magotani, H., Onoe, H., Hayashi, T., Mizuma, H., Takara, S., Takahashi, R., Inoue, H., Morita, S., Yamamoto, M., Okita, K., Nakagawa, M., Parmar, M., & Takahashi, J. (2017). Human iPS cell-derived dopaminergic neurons function in a primate Parkinson's disease model. Nature, 548(7669), 592–596. https://doi.org/10.1038/nature23664
  31. https://journals.sagepub.com/doi/10.1177/0886260514540808
  32. de Bruin, A., Treccani, B., & Della Sala, S. (2015). Cognitive advantage in bilingualism: an example of publication bias?. Psychological science, 26(1), 99–107. https://doi.org/10.1177/0956797614557866
  33. Slevc, L. R., Davey, N. S., & Linck, J. A. (2016). A new look at “the hard problem” of bilingual lexical access: Evidence for language-switch costs with univalent stimuli. Journal of Cognitive Psychology, 28(4), 385–395. https://doi.org/10.1080/20445911.2016.1152274
  34. Levi S. (2018). Another bilingual advantage? Perception of talker-voice information. Bilingualism (Cambridge, England), 21(3), 523–536. https://doi.org/10.1017/S1366728917000153
  35. Vuolo, M. (2013). What happens when a language has no numbers? Slate. https://slate.com/human-interest/2013/10/piraha-cognitive-anumeracy-in-a-language-without-numbers.html
  36. 《網路社會學通訊》第 67 期,2007 年 12 月 15 日. https://www.nhu.edu.tw/~society/e-j/67/67-30.htm
  37. Francey, G.& Cain, K. (2015). Effect of imagery training on children's comprehension of pronouns. The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108(1), 1-9. https://doi.org/10.1080/00220671.2013.824869
  38. Boerma, I. E., Mol, S. E., & Jolles, J. (2017). The role of home literacy environment, mentalizing, expressive verbal ability, and print exposure in third and fourth graders' reading comprehension. Scientific Studies of Reading, 21(3), 179–193. https://doi.org/10.1080/10888438.2016.1277727
  39. Rommers, J., Meyer, A. S., Praamstra, P., & Huettig, F. (2013). The contents of predictions in sentence comprehension: Activation of the shape of objects before they are referred to. Neuropsychologia, 51(3), 437–447. https://doi.org/10.1016/j.neuropsychologia.2012.12.002
  40. Zwaan R. A. (2014). Replications should be performed with power and precision: a response to Rommers, Meyer, and Huettig (2013). Psychological science, 25(1), 305–307. https://doi.org/10.1177/0956797613509634
  41. 實驗證實患有「心盲症」的人不會出現恐懼的感受――明日科學
  42. Keogh, Rebecca; Pearson, Joel. The blind mind: No sensory visual imagery in aphantasia (PDF). Cortex. 2018, 105: 53–60 [2019-03-30]. PMID 29175093. doi:10.1016/j.cortex.2017.10.012
  43. Seo, K., & Dillard, J. (2019). The persuasive effects of two stylistic elements: Framing and imagery. Communication Research, 46(7), 891–907. https://doi.org/10.1177/0093650215626979
  44. Rodero, E.& Pérez, X. S.(2010). Ficción radiofónica: cómo contar una historia en la radio. Madrid: Instituto Radio Televisión Española.
  45. Van Overwalle, F., D'aes, T., & Mariën, P. (2015). Social cognition and the cerebellum: A meta-analytic connectivity analysis. Human brain mapping, 36(12), 5137–5154. https://doi.org/10.1002/hbm.23002
  46. McMahon, M. & Garrett, M. (2015). A Classification Matrix of Examination Items to Promote Transformative Assessment. In Proceedings of Global Learn Berlin 2015: Global Conference on Learning and Technology (pp. 175-184). Berlin, Germany: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mputing in Education (AACE). Retrieved November 21, 2021 from https://www.learntechlib.org/primary/p/150861/.
  47. Crossley, S. A., Allen, L. K., Kyle K.& McNamara, D. S. (2014). Analyzing discourse processing using a simple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tool. Discourse Processes, 51(5-6), 511-534. https://doi.org/10.1080/0163853X.2014.910723
  48. Crossley, S. A.& McNamara, D. S. (2014). Does writing development equal writing quality? A computational investigation of syntactic complexity in L2 learners. Journal of Second Language Writing, 26, 66-79. https://doi.org/10.1016/j.jslw.2014.09.006
  49. Cardie, C. (2017). Keeping Apace with Progress in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In Proceedings of the Tenth ACM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Web Search and Data Mining (WSDM '17). 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 New York, NY, USA, 293. DOI:https://doi.org/10.1145/3018661.3022745
  50. 林清山(1989)。習慣化、原則化和自動化認知歷程與腦側化的關係及其對簡單乘法加法作業和黑藍圓點相加作業的影響。教育心理學報,(22),99-114。doi:10.6251/BEP.19890601.4
  51. 許家驊(2011)。歷程導向設計及學習策略中介教導對個體不同層次數學解題學習潛能開展效益影響之動態評量研究。教育心理學報,43(1),127-154。
  52. 吳昭容、徐千惠(2010)。兒童如何在重複中找到規律?重複樣式的程序性與概念性知識。教育科學研究期刊,55(1),1-25。
  53. 朱紅梅(2004)。母語思維對語言習得的影響。武漢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7(4),524-525。
  54. 馬菊青(2005)。兒童語言習得過程中語義發展規律研究。青海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5),106-109。
  55. 李俏(2005)。二語習得和外語教學的認知心理學探討。 課程.教材.教法,25(11)。
  56. Krashen, S. D.(1981).。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Oxford, Pergamon Press.
  57. 曾月紅(2000)。兒童英語文教學---全語文觀點。台北:五南。
  58. 張湘君(1999)。Krashen 之第二語言習得理論及其對台灣國小英語教學之啟示。台北師院國民教育,42(5),37-42。
  59. Schumann, J.(1978).The pidginization process :A model for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Rowley, MA: Newbury House.
  60. 靳洪剛(1994)。語言發展心理學。台北:五南。
  61. 曾月紅(2000)。兒童英語文教學---全語文觀點。台北:五南。
  62. Ellis,R.(1994).The study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1st e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63. Looking into Classrooms, Good and Lavigne, 2017 https://www.taylorfrancis.com/books/mono/10.4324/9781315627519/looking-classrooms-thomas-good-alyson-lavigne
  64. Romero-Martín, M. R., Gelpi Fleta, P., Mateu Serra, M., & Lavega i Burgués, P. (2017). Influencia de las prácticas motrices sobre el estado emocional de estudiantes universitarios. Revista International de Medicina y Ciencias de la Actividad Fisica y del Deporte, 2017, vol. 17, núm. 67, p. 449-466 https://repositori.udl.cat/handle/10459.1/65113
  65. Chambers, J. K., & Trudgill, P. (1998). Dialectolog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ttps://books.google.com.tw/books?hl=zh-TW&lr=&id=9bYV43UhKssC&oi=fnd&pg=PR9&dq=Chambers+%26+Trudgill+1980&ots=qltO61Zuj7&sig=PoLHDbhfX-27F6lJH-sIMU3xl-0&redir_esc=y#v=onepage&q=Chambers%20%26%20Trudgill%201980&f=false
  66. Selinker, L. (1972). Interlanguage. https://www.degruyter.com/document/doi/10.1515/iral.1972.10.1-4.209/html
  67. Teachers’ accounts of learners’ engagement and disaffection in the language classroom, Anna Mystkowska-Wiertelak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abs/10.1080/09571736.2020.1800067
  68. Change of Language, Change of Personality?(2011).Grosjean F..Psycology Today
  69. Two Languages, Two Personalities? Examining Language Effects on the Expression of Personality in a Bilingual Context(2010). , Bond, MH, Chen, SX.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6(11):1514-28
  70. 楊淑蘭(2001)。從心理語言學觀點看口吃與詞類的關係。中華民國聽力語言學會雜誌,(16),1-19。doi:10.6143/JSLHAT.2000.11.10
  71. 吳嫻(2005)。從腦傷病人之研究簡介語文材料中的單字處理歷程。應用心理研究,119-140。]
  72. [施益湋、林佳蓉、何宏祥(2017)。輕-中度失語症個案認知能力之探討與分析。澄清醫護管理雜誌,8-14。]
  73. 邱新惠(2016)。失語症和認知能力的探討。臺灣聽力語言學會雜誌,49-59。
  74. 謝佳叡(2012)。中學數學實習教師之數學教學概念心像探究-以學生數學思考面向為例。中等教育,63(3),48-67。doi:10.6249/SE.2012.63.3.04
  75. 陳玉杰(2011)。從認知心理學的觀點探討學前兒童對圖像的辨識之研究。南華大學應用藝術與設計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嘉義縣。 取自 https://hdl.handle.net/11296/mfsu4q
  76. 韓睿(2015)。成年人的視覺心像產生及維持歷程。輔仁大學心理學系碩士論文,新北市。 取自 https://hdl.handle.net/11296/3un734
  77. [周珍、连四清(2005)。中学生心理旋转能力的发展及其与智力的相关性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62),69-72。]
  78. 赵晓妮、游旭群(2007)。场认知方式对心理旋转影响的实验研究。应用心理学,13(4),334-340。]
  79. 廖怡盈(2006)。不同思考風格之國小學童的創造思考歷程與科學創造力表現之個案研究。國立花蓮教育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花蓮縣。 取自 https://hdl.handle.net/11296/433r2y
  80. 蔣淑慧(2007)。不同思考風格學童的科學思考能力比較之研究。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自然科學教育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台北市。 取自 https://hdl.handle.net/11296/twzdfy
  81. 黃幸美(2001)。兒童解決數學及自然科學問題的問答討論與類比推理思考之研究。教育心理學報,32(2),123-144。http://utaipeir.lib.utaipei.edu.tw/dspace/handle/987654321/3120
  82. 江淑卿(2001)。兒童類比推理能力的學習潛能評估研究。教育心理學報,33(1),47-64。doi:10.6251/BEP.20010521
  83. 江淑卿(2006)。兒童歸納推理學習潛能評估系統之發展研究。教育心理學報,38(2), 105-129。
  84. 張萬英(2006)。試論創造性思維的訓練。理論月刊,2006(1),103-104。
  85. 陳學志、洪素蘋、許禕芳、邱皓政、關秉寅、詹志禹(2009)。擴散性思考與聚斂性思考的交會:有限解答之擴散性思考測驗之編製與信效度檢驗。Journal of Research in Education Sciences, 54(4), 29-62。http://www.AiritiLibrary.com/Publication/Index/2073753X-200912-201308190020-201308190020-29-62
  86. 黃博聖、陳學志、黃鴻程、劉政宏(2009)。“詞彙聯想策略擴散性思考測驗”之編製。測驗學刊,56(2),153-177。doi:10.7108/PT.200906.0153
  87. 邱發忠(2010)。「詞彙概念聯結測驗」──創造潛能測量工具的發展。測驗學刊,57(2),295-324。